尊敬的马悦然教授、
尊敬的各位获奖者、
各位女士、先生和朋友们：

　　大家好！ 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这对世界政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有三位重要的民主人士先后去世──他们是王若望、王若水和刘凯申先生。他们的去世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项重大损失，而且他们三位都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有着很深的渊源。王若望和王若水曾获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刘凯申是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者和老朋友。现在请各位起立，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三位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也为“九一一”恐怖灾难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

　　（默哀毕）

　　“九一一”之后，为了建立世界反恐怖联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很大的调整。比如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大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而中国政府也趁国际社会团结反恐之际，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在国内大肆镇压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人民，大肆镇压法轮功的抗争，持续镇压异议人士的活动。从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以及大赦国际、自由之家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来看，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在恶化。中共因为拒绝政治改革，因而一个庞大而腐败的专制集权政体便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就是在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对“六四”血案的记忆开始了退化，甚至有些“六四”惨案的受害者，也逐渐地转变了他们的立场和角色。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甚至让某些华人怀疑“民主化”对中国的正面作用。有人甚至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的环境和条件，讲了北京当权者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例如，“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民主政治”这类荒谬的言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出现社会分化，有些人对中国前途迷失了方向，这是很正常的。就象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之时，就象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被中共武装暴力推翻之时，海外华侨中就有不少人成了“保皇党”，也有不少知识精英曾“站错了队”……原是怀着国富民强的良好愿望，却造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效果。然而，八九年的天安门血案和“九一一”恐怖灾难，却空前地激发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良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实行专制集权统治的政府，恰恰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甚至其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而唯有自由民主才是根治恐怖主义的良药。

　　也许，中国民主化的困境，恰恰表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加入WTO，以及在此之前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已经表现了几代中国人向往成为世界大国而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特别是必须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对于政治结构的巨大压力，又无疑要成为中国必须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今年秋天中共要举行“十六大”，按既定程序要完成最高权力的新旧交替，这又为中国执政党自身的被迫转型和政治改革的必须进行，投入了新的变数。而持续的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也对人民群众权力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还有，就是方兴未艾的工人抗议浪潮，和广大农民为争取基本生存权而发动的此起彼伏的抗争，和以法轮功为代表的宗教信仰的复兴， 尤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注入了十分可贵的多元化动力。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更需要我们继续高举民主的大旗，为大转折的中国提供一个参考的系数，以使得历史的巨轮不要转错方向，更不可复辟倒退。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评选委员们评选了江棋生、辛灏年和《北京之春》杂志为二零零一年度暨第十六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我相信，江棋生虽然身陷囹圄，但他对民主理念矢志不渝的的忠贞，他富有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修养，以及他的年轻有为，乃象征着继王若万、王若水、黄雨川和刘凯申等先驱者的民主事业后继有人。

　　辛灏年先生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史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他为“新中国”正本清源的研究成果，就是中国进行民主教育的“范本”。而他的个人行为，也对迷失了方向的华人和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

　　而《北京之春》杂志，则担当了民运思想库、信息中心、联络站、活动中心和普及民主思想的大学校等多重角色。它的当选显示了海外民运的建设性力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与以前的几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当选者不同，这一次的当选者相对地比较集中，全部都是来自大陆背景的个人或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杰出民主人士的评委们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希望能够相对地集中力量，在关键的时刻，对中国大陆民主化转型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本着这一精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未来将继续坚持我们的初衷，并欢迎各界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每评选一届民主人士，我们就为中国民主化多贡献了一份力量。事实上，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更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