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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六四专论 五四、六四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 本刊评论员 相距七十年的“五四”和“六四”，又迎来了它们的纪念日。并且一个已经八十三年，一个也已经十三周年。自“五四”到六四，其间七十年，中国该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又渡过了何等苦难的岁月。自“六四”而至今，中国大陆人民又在遭遇着怎样的压迫，更在凝聚着何等巨大的爆发。乍一看去，二十世纪的中国，似乎只是在“黑夜”中挣扎；然而，一旦认真反思，揭穿谎言，便能看见二十世纪的中国，曾闪耀过多么灿烂的世纪之光，辉耀过怎样光明的国家前途，又曾怎样地更新在、并奉献在这个复杂多变与战火纷飞的世界之上……是的，是到了该好好地看清自己祖国的时候了，是到了该认真地研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了，是到了该将近百年来的是与非，高屋建瓴地予以剖析、总结，并能够接受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是到了必须将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和百年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接轨”，结合，然后再奋力拼搏的时候了……
一、 中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艰难历程、成功标志和检验标准 第一、中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和艰难历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并且正处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骤变期和渐变期。说它骤变，是因为它在本世纪初爆发了推翻专制王朝和结束君主制度的民主革命；指它渐变，是指在它的转型期充满了进步和倒退的反反复复历程。就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而言，则它既属于近现代世界民主过渡的一个部份，又与近现代欧洲一些具有专制历史的先进国家，在民主过渡的历程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就是辛亥革命。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 1，因此，辛亥革命是胜利的革命。 辛亥革命还是一场胜利的民主革命。因为由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既与满清王朝及中国数千年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又与清王朝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就前者而论，自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一是整个中国“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 2 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二是中华民国的创建，在思想上不仅使得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在新闻舆论上，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和报导民间疾苦为己任，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而在思想文化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乃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无非证明：正是辛亥革命，才为文化开拓了自由发展的伟大时代条件。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 3 其在资本积累、经营规模和生产发展上，均出现了清王朝改革开放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巨大进步，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经济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而从它的艰难开拓期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 就后者而论，作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政之第一个象征的，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作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的，则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建立。而作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第三个象征的，乃是“天坛宪草”的起草。因为意在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天坛宪草”，不仅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而且它的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虽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已经证明，辛亥革命乃是中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但是，近现代许多国家的民主过渡进程却告诉我们： “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引自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导论）英国革命在历经了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在王冠下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历史；法国革命在历经了八十六年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之后，才继承和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史实；俄国在遭遇了七十四年的共产专制复辟之后，才重新走上民主道路的现壮；特别是辛亥之后八十年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确实已经证明了上述认知的正确。 第二、中国民主过渡的成功标志和检验标准 既然任何一个有着专制历史的国家，其民主过渡，都将存在着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这样一个艰难反复的较量历程，所以，我们才要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 但是，如何检验这个历程，如何在这一艰难历程中，检验谁才是民主的推进者？谁才是专制的倒退者？特别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中，如何检验谁才是推进了民主的革命？谁才是在实际上反扑了民主的“革命”呢？这就需要标准，一个共同的检验标准。 这个标准，就各国的共同性而言，就是：是实现了民主进步，还是出现了专制倒退。就中国的具体性而言，正因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所以，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与运动，只要它与辛亥革命一样，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是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进步的对立面。因而，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终止进步，一心倒退，甚至使我们的祖国倒退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就只能是真正的反动而无疑。 二、五四运动与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关系 当我们对自己祖国民主过渡的胜利发端、艰难历程、及其与世界民主过渡所具有的共同性，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当我们不仅对自己祖国民主过渡的成功标志，已经成竹在胸，而且对自己祖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也找到了检验的标准之后；我们就能够对五四运动与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评价了。 第一、五四运动是辛亥之后第一次胜利的爱国民主运动 首先，指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是因为它由“外争主权”而起。 一九一五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经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4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亦相继爆发了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为运动目标的爱国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遂由北京学生的率先发动，而铺天盖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便是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运动的由来。 其次，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运动，是因为，为了达到“外争主权”的目标，就必须反对正在“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卖国之实”的北京军阀政府，即“内除国贼”。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5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连国会也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然而，曹、章、陆三人虽被迫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竟也被迫辞职。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此后，面对着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以及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乃以“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规模更加壮阔的民主运动，“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五四运动，由是而成为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指五四运动是辛亥之后第一次胜利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因为，在这一场全国性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冲击下、压力下，六月五日，反动的军阀政府宣布释放学生；十日，军阀政府被迫免去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军阀政府总统明令“永远不得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由是，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使得五四运动成了辛亥之后第一次胜利的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现代历史上真正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典范。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胜利的原因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要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首先，还必须回答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五四运动为什么只会发生在辛亥之后，而不会发生在辛亥之前？因为我们只有回答了这样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我们才能理解五四运动为何能够胜利的根本历史原因。 这个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只有辛亥革命，才带来了五四运动赖以爆发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具体地说，一是人民已经拥有了集会、结社、甚至是组党的自由；二是人民已经拥有了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的自由；三是因为军阀的连年混战而不可能再造专制一统的局面；四是五四运动爆发在中国人民反对袁、张复辟的“护国”运动已经获得胜利，并正处在反对军阀政府要“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护法”年头；五是五四运动正处在民主和专制正在公开较量的“对抗岁月”、而非专制已经战胜了民主的“复辟时代”。 另外，五四运动的胜利，还有赖于当时已经获得了相当成功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它在新文学运动上的胜利，和它在推广白话文运动上的成功，不仅发源于它的“宝爱共和、厌弃专制”──即拥护共和进步、反对专制倒退的革命精神，而且，也正是它的发动和成功，一方面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带来了思想革命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既创造了民主正在挑战专制、革命正在挑战复辟的时代气氛，又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胜利，奠定了新思想和新文化正在获得广泛普及的社会基础。 这才是五四运动不仅能够爆发、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第三、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因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特别是在海外，竟突然出现了一股奇异的思潮。这个思潮的要害，虽然是要否定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大陆爆发的六四民主运动，然而，为了否定六四，这个思潮竟连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一起予以了否定。其否定的理由，便是“五四运动和托名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诱发了中国的共产革命”。 这个否定和这个否定的理由，又该是怎样地违背了历史的基本事实。 历史的事实之一：首先，为五四运动创造了时代气氛和奠定了社会基础的新文化运动，其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它还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直至中共在苏俄扶植下成立，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至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由苏共制造了中共之后，中共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不仅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还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就恰恰成为对志在“反文以载道”的新文化运动的反扑和反动了。 历史的事实之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目标，因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全国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中国共产革命的发起者们，无非是要借用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来作为它一心要“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和理由，更要借此来制造它的“历史必然性和政治进步性”罢了。 历史的事实之三：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领导下召开“一大”时，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三人，代表仅有十三人，并以乡村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为主体，更无一人是工人阶级。即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初，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只有一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份子、学生、包括工人” 6 的缘由，更是一九二四年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因究竟何在，我已经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第四、五四运动是检验中国民主过渡时期形形色色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标准 没有疑问的是，检验中国民主过渡的标准，也是检验五四运动的标准。然而，也正因为五四运动是辛亥之后第一次胜利的爱国民主运动，所以，它才是一场推动了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由是，五四运动，才又成了检验整个中国民主过渡历程中形形色色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自五四以后，在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一场学生群众运动，只要它是一场由学生或群众自发的，而不是为某些政治力量所操纵，或干脆是由专制统治者所谋划、所指挥的运动，它便是一场真正的学生运动或群众运动。反之，则只能是一场“运动学生和运动群众”的运动。此其一。 其二，自五四以后，在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一场学生运动或群众运动，只要它追求民主和反对专制，而不是拥护专制和反对民主，它就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反之，则是一场破坏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其三，自五四以后，凡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意在真爱国、而非假爱国，更不是借爱国的名义以营一党之私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才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运动，否则，则只能是一场虚假的爱国运动。 其四，五四运动在遭遇反动军阀政府镇压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正义力量和巨大反抗精神，特别是它“外争主权和内惩国贼”的胜利，尤为其后历次民主运动留下了一个胜败的标准，即爱国目标是否达成、民主进取是否实现的标准。 其五，五四运动还对那些作为爱国民主运动对立面的政权，留下了一个是顺应民主进步、还是强行专制倒退的明确检验标准。 三、六四运动与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关系 历史似乎是与我们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偌大的玩笑。因为，在五四运动七十年后，在早已创建了“革命政权与共和国家”的中国大陆，竟然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却又极其悲惨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十余年来，对这场运动，虽然在中国大陆民间，在海内外一切具有起码良知的人士当中，并不存在着对它肯定和否定的问题，甚至由于感情的原因，中国大陆人民更不允许有任何对它的批评和不公。但是，在海外，它，和它的发动者们，却已经不止一次地遭遇了批评、批判、甚至是围剿的命运。因此，时当它的十三周年之际，对它与七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特别是它与整个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必然联系，予以较为理性的历史分析，也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第一、“六四”是一场渐进的民主运动 盖因我们不仅拥有了检验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标准，而且拥有了检验发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标准，那么，要想确知一九八九年爆发在中国大陆的六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也就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了。因为，以五四运动的标准来检验六四，首先要肯定六四的，就是它确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因而，也就是一场真正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虽然在运动发起之后，她受到过来自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讧和内斗的侵扰。其次，它的呼唤新闻自由，呼喊反对官倒、腐败，和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明确呼声，又证明了它恰是一场具有一定民主觉醒和初步民主追求的学生群众运动。虽然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她企求、甚至跪求专制统治者实行自我改良的愿望，曾远远地超过了她对于民主变革的要求。再者，则是在它遭遇残酷的镇压之时和之后，由全国的学生和群众所迅疾表现出来的剧烈反抗行为，及其立即旗帜鲜明地要求推翻共产专制制度、推倒中共专制统治的壮烈言行，又证明了她在民主追求上的真正觉醒和巨大质变。至此，我们再来称“六四”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已经毫不过份。 第二、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的历史比较 然而，仅仅证明了六四运动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更加深刻的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甚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六四运动和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岁月。而六四运动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专制经济改良、却决然不愿施行民主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时代；相反，六四运动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时代。此其一。 其二，五四运动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着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六四”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要求、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舆论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伟大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伟大的六四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此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学生群众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对抗岁月”，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时代”。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下”一样。 第三、“六四”与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仍应指出的是，六四运动如同五四运动一样，也是中国民主过渡历程中的一场民主运动。其次，我们则应该指出，六四运动乃是一场于专制的全面复辟时代，与“以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进行初步抗争的民主运动。再者，六四运动还是处于复辟时代和专制改良时期的，一场从期求中共政治改良而迅速地走向了对中共彻底绝望的民主运动。虽然它失败了，但是，以革命思想来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却因它而悄然来临。另外，“六四”还是造就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必然失败的一个政治“死结”。因为，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中共改革派，即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均把平反“六四”当成了挽救中共专制复辟王朝的一剂苦药良汤。然而，事实上，即使是由中共来平反“六四”，都已不可能再挽救中共必然败亡的命运。更何况一个杀人越货的惯犯，又焉有资格来为他所杀者和所盗者平反。因为，已经经历过中共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即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人民，今天，面对着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良，即不论中共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能再被压服，又不可能再受欺骗了，而只能招来他们对于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不拘任何形式的普遍变革进程（孙中山语），亦终于到了它应该到来的时候。今日遍及中国大陆的自发的人民反抗运动，便是明证。 四、孙中山的民主建国思想与中国民主过渡的必将成功 如果说五四运动因爆发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公开较量的时代，而获得了胜利，六四运动却在中共极端残暴的大屠杀之下，归于失败，那么，前者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民主过渡的进程，和检验其后的形形色色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后者则向我们指证了：中共政权，乃是一个为意在复辟的军阀政府，和一个已经复辟的袁世凯帝国所不敢稍比的专制复辟政权。并且，如果我们还要用检验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标准，来检验中共的“革命”，中共的统治，和中共八十余年来的一贯倒行逆施，及其所欠下的亿万血债，则中共的革命，就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彻底背叛和反动，和对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破坏。正是这一认识，才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明确的认识前提和明智的现实追求。 这个明确的认识前提就是：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不仅已经证明了孙中山志在追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思想的完全正确，而且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志在还政于民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革命进程理论的十分英明，和孙中山曾一再实践过的，“革命前必须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和革命后必须坚定地反对专制复辟”思想的极其精辟。特别是在辛亥之后，当中国的民主过渡已经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公开反扑或公然复辟时，由他所高举和交待的“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与任务，即“保护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遭颠覆，和维护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则从根本上指出了整个中国民主过渡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方向。已经经历了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中国大陆人民，今天，确实已经逐步地认识到了这个历史任务和历史方向。 这个明智的现实追求就是：在中国大陆人民已经认清了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历史正确性，认清了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及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认清了中共的“革命”和统治，乃是一场革命名义下的旷日持久的残酷专制复辟之后，中国大陆人民不仅认识到，要将自身对民主的万难追求与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思想“结合”，而且认识到，还要将自身对民主的万难追求，和整个中国民主过渡的历史任务、根本方向和艰难历程“接轨”。这就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的万难追求，在思想、理论、目标、成功标志和检验标准上，奠定了与整个中国民主过渡历程的完全一致性。犹如清政府那一场专制改良的结局，便是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到来一样；中共推行专制改良以自救的结果，亦同样会迎来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只不过这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既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继承，又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完成。伟大的中国民主过渡，势将与近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先进国家一样，终于在历经了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惨淡较量的主体历程之后，就要迎来她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成功了。 今天，如果我们要套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四年所说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政权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够燃成燎原之势。” 7 前夜已经来临，变革必将成功。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民主过渡一定能够走向最后的成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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