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研究

　　辛亥革命至今已经90年了，现在我们纪念它怀有无限的苍凉。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活得更长久些，如果没有军阀们的混战，如果没有苏俄的插手，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如果历史再多给当时的中华民国一些时间，那么，中国一定将是另一种命运，中国各民族一定不会经历1949年后那一系列惨重的灾难，中国完全可以在三民主义的引导下，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即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尚不能很快健全，社会生活尚有欠缺,甚至官场也难免会出现腐败现象，但我们的人民大部份可以安居乐业，不仅能够过着基本健康的生活，而且能够享有起码的自由和权利。我们的社会会有基本的法律和公正，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得到传扬，我们更不会失去中国人的信心和尊严……。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我们却度过了一段怎样令人痛心怅恨的历史，它非但至今难能终结，而且犹如梦魇一样，依然压迫在我们人民的心头。

　　现在，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关口。中国虽然经济增长，但社会内部的危机却日益深重。我们甚至可以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竟是以官场迅疾腐败、社会持续混乱、农村日渐贫穷、失业工人剧增和社会严重不公之等等悖反的社会景象，作为其代价的。更何况，中国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于毛时代即已被破坏罊尽。当今的中国，既没有公正的法律规范，又没有应有的精神支柱，更缺少健康的道德力量。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竟只有专制权力、政治暴力、严酷等级和足以令社会腐烂的种种利益。有学者预测，十年内中国社会将会崩溃。如果崩溃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将很可能会重现上一世纪的苦难，甚至苦难会更加深重。

　　历史给予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中国各民族应以它 全体的理性、良知和意志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到来。

一

　　毛统治的二十七年，其对民族与国家的破坏无以复加。私有制的消灭，摧毁了中国经济的根基；连续的政治运动，毒化了中国的知识阶层；文化的破坏，中断了中华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丧失，更使我们的人民失去了方向和认同；而对少数民族强加的“革命”和宗教迫害，就只能驱使他们“以汉为敌，离心日甚”。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斗争和迫害，既摧残了中国人的心理，将中国人置于恐惧、阴暗与仇恨之中，犹为未来埋藏下了新的灾祸与危机。

　　国家、民族、社会是人类群体生存的有机状态，并不能依权力的强制而维持。权力由社会授予，对之监督、维护与协调。即使是古代专制社会，皇权也必须代表国家，继承传统，维护社会，并接受其制约与限制。当社会内部结构秩序遭遇破坏，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对之维持。秦朝的权力是极端的，但也因此是短命的，因为滥用的权力摧毁了社会的有机结构。毛对中国的破坏远甚于秦。七六年，毛虽然权力极至顶峰，但还是发生了“四五之患”。可见“内乱”蓄积之深。因而，其必将长久地困扰中国。

　　毛后的二十余年，中国没有崩溃算是中共的大幸运。邓由军界的支持取得权力后，他基本是走了两步，一是把土地（使用权）归还农民，允许农民为自己劳动。于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由毛虚妄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了不完整的小农自然经济。几亿中国农民虽然依旧没有土地的占有权，但他们的私人化劳动，初步解决了自己的温饱；农副产品供应城市，也解决了城市居民的衣食匮乏；城市开放自由市场，刺激了轻工业，人民有了消费。我们且不说六零年中国有几千万人饿死；至七十年代，中国的八亿人口中，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尚不得温饱。邓的土地政策使中国农民由衣食无着，到得以温饱；城市居民由衣食匮乏，到生活有所改善。是邓的土地政策缓解了毛的遗害，从而使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共的权力相对地稳定了十年。

　　八九运动，邓并没有看错。它当然是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制度和权力的挑战和否定。由于共产党的历史，还有它在四九年以后给中国民族、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和灾难，其制度权力早已失去了民族认定的合法性，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它都应该被否定。青年学生作为民族的敏感神经和中国的未来，他们起来集体对之表示抗争，实属自然。八九运动虽由学生发起，但参与者却包括了知识分子和城市大部份市民。其体现的，便是中国社会整体对共产党制度权力的抗议和否定。是共产党的残暴也好，是学生的不妥协也好，八九最终的流血，乃象征性地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意识、制度和权力的最终不能相容；预示着，在中国的未来，不是取消共产党的意识、制度和权力统治，就是再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直至这个制度和统治在中国最终结束，新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在中国最终建成为止。

　　“八九”再次使中国陷入危机。于是有邓的南巡。这是他稳定中国、特别是稳定中共统治权力的第二步，即改革开放经济，鼓动国民欲望，以刺激个人的经济利益转移人们的政治社会情结。于是，中国出现了全民经商下海的热潮，致使全民欲望转向金钱，从而再次缓解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危机。对于邓及其中共统治集团，此为成功，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政治危难和中共的政治危机并没有解决。相反，却是更加深重地潜伏蓄积了下来，并且与日俱深。

　　资本经济的发展，应和资本社会制度及其法律秩序的建立发展相一致。有自由，经济贸易才能发展；有法律，经济贸易才有保障并有公平竞争。邓以开放经济商业转移政治冲突，以期巩固党权，稳定社会，但是经济商业的开放发展和极权统治正相对立。因此，中国社会才会陷入南辕北辙和自相冲突的悖论。这个根本的对立，不仅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所有的矛盾，而且还在不断地积蓄着爆发冲突的能量。如果中国不放弃极权控制，建立与自由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体制，那么，不断积蓄的冲突迟早都会爆发，现存的中国便可能发生崩溃。

　　资本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以三种力量对之进行限制平衡，以保证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这就是法律至上，社会公义和保护民生。法律至上，是为竞争建立规则，同时保障经济秩序的建立。社会公义，即法律公正、权力制约、社会监督、制度规范和培养公民意识。保护民生，即社会必须对民生有所保护，从而使民众生存得以基本保障。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底线。打破底线，势将引发社会崩溃。说到底，资本经济带来的是旧秩序的完结和新秩序的建立。

　　然而，新旧社会的兑换，乃是一个困难的时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在转换的过渡中，国家权力有决定的作用。其必须适应时势，明确自己的使命和功能，协调社会各种力量和冲突，促使社会变革的完成。它既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民众的责任，又要知道自己的过渡性质，并能够最终地把权力交还社会，退出历史。其间，它需要代表民族的精神意志，凝聚民众的意识；有完整的思想和建国方略，以带领国家人民走向未来；还能够身体力行地建设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以完善社会和保护民生。中国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虽然有欠缺，但还是起到了这个作用。可惜发生了日本入侵和中共颠覆，否则，中国完全有希望逐步完成社会变革而进入现代国家。

　　但是，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权力则与中国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意志及利益大不相当。毛后，共产主义意识已随之在中国破产。“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一套符号，在民族意识中非但已经成为负值，而且成了坑害我们民族、国家和人民之深重罪行的代名词。虽然邓上台后，中共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已纯属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在政治上，他们仍然坚持共产党的极权统治，甚至毫不放松。但要坚持共产党的权力，就要确立它的合法性；而要确立共产党的合法性，就要坚持共产党的符号和学说。因为后者是前者合法性的根据。而要否定共产党的符号和学说，也就等于是否定他们的权力。所以，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敢放弃自己的招牌，并仍要把“马列毛”写入宪法，以保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然而，一个国家的国家学说应体现其民族、国家、人民一致的精神和意志，但中共依然坚持把马列毛思想作为中国的国家学说，于是这个马列的中国国家，便在中华中国的民族意识中得不到合法承认。共产党权力的非法性也就不言而喻。

　　由此，中国才会陷于多重悖论对立的不幸状态。马列毛的国家学说与中华民族精神意志的背离对立；国家权力与人民要求的背离对立；中共现时的行为与自己名号学说的背离对立;最终则是这台马列的国家机器与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背离和对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国家不为人民所接受，国家纲维法律政令即失效，国家也就不能够建立秩序。国与民离心离德，律而不行，令而不止，全民便以懈怠败坏为反抗，反叛破坏遂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和主要表现。由于马列毛思想非法地占据了国家学说的位置，中华民族正面的精神道德意识即不得确立，进而更因涣散而丧失其价值。于是社会没有正气，人民没有所仰，上下均行无规范，言无信义，致使流氓意识畅行,奸邪鄙恶为尚。这就是有文章称“共产党使人心变坏”的由来。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失去方向、前途和希望，整个社会才会处于集体对立骚动和互相仇视反叛的危险状态。这才是中国社会将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

　　经济落后的社会在向资本经济的转换中，其过程脆弱而又危险。因为自由最初是无序的，个人利益至上更会使得争夺加剧，只能促使社会发生冲突甚至动荡。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功能本应该是确立法律，建立秩序，维持社会公正，保护民生所需，但是中共的统治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专横腐败，推波助澜，非但不受法律制约，更不接受社会监督，直至成为中国享有特权的利益掠夺者，以自己的权力赤裸裸地掠夺社会财富。加之毛时代的贫穷、禁欲和平均化，共产党官员们对于财富的占有就更为贪婪，他们的腐败乃呈现出一种病态和疯狂。所以，中共官场的腐败来自权力，权力的腐败则来自中共的制度──因为权力高于法律，不受制约监督。其结果，乃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腐败，最终便是人民道德的败亡和民族精神的丧尽，社会崩溃由是而在所难免。

　　在资本经济竞争中，经济的发展给许多人带来机会财富，但同时也会带来民生的危机。这也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国家如果没有保护民生的相应措施，也将导致社会革命或国家崩溃。如果说腐败人民尚可忍耐，而人民一旦生存无着，也就只能铤而走险。中华民族具有非常的忍耐力，但当他们的生存进入绝境，其反抗力和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在当今的中国现经济发展中，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农业却被进一步残酷掠夺（报纸报导中国不断发生农民因被非法占用土地和赋税、摊派过重而与地方政府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使大部分农民失去了生存保证，甚至只能出走城镇，成为社会游民，其数量可能占中国农民总劳动人口的一半以上。而经济的规模化、技术化和竞争化发展，也将使大批的工厂企业倒闭。尤其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农民将进一步破产，城镇失业人口更会大幅度上升。而社会却既无能力、更无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由是，农民集体抗税、工人集体抗议一类的事件日见频繁，其势头已有大规模发展的可能。

　　显而易见的是，当前，已经有种种迹象显示了社会崩溃的先兆。如：贪污走私巨额化、高层化，甚至以动用国家机器、比如军队来进行；腐败由上到下，而今已具社会化特征；中共层层官僚为留后路，而将非法资产大量转移国外；因民不聊生，而导致的农民、工人和市民的集体反抗，已在与日俱增；国家机器失效，致使令律不行；黑社会迅速发展，犯罪恐怖行为激增；人们普遍的不满怨愤心态，已经造成“十亿人民九亿骂”的危险现状；特别是法轮功事件，也就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法轮功作为自发的民间宗教，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竟然能够发展至上亿人，且发生自焚事件，无非说明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绝望心态。中国百姓一向是崇尚现世世俗生活的，不到绝望之境，他们不会如此。中国历史上，凡一个朝代灭亡前，总有这样大规模的民间宗教发生。这既是社会危亡的表现，更是“王朝”将亡的先兆。

二

　　中共权力对国家的统治实际已经走到了尽头，其权力制度之完结已是必然。我们忧虑的不是中共权力统治是否将完结，重要的是它以什么方式完结？完结后中国怎么办？也就是说，是变革，还是革命；是和平，还是暴力；是渐变，还是突变；是政变，军变，还是崩溃？

　　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转变，避免社会崩溃，不再重复其灾难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人民已经付出了太多的鲜血和不幸。但是，中国是和平变革，或是崩溃再造，主要取决于中国现在的当权者。因为他们控制着中国全部的国家机器、军队、媒体，乃至法律。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消灭了中华民族的健康政治力量，并遏止其再生。这是中共极权统治的悲惨结果，也是中国政治的残酷现实。而极权国家是一次性的，因为社会没有自我调整的政治机制。极权权力一旦动摇，国家社会将与之共同崩溃。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崩溃，维护中国民众的和平生活，中共必须改革自身，放弃其名称、主义、章程，修订宪法，重倡三民主义,恢复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还原法律的地位，接受监督，军队逐步复归于国家。出于国家民族、十数亿人民之大义，共产党需要承付这个责任和选择。否则中共必将灭亡，中国必将崩溃，并极可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

　　但这只是意愿。至于是否选择变革，则取决于中共自己。即使其选择改革，中国也将有风险。中国到底太庞大，太脆弱，有过太多的破坏，社会积蓄了太多的矛盾、冲突和仇恨，而极权政治又有太多的偶然性。因此，我们的理性需要预料到中国社会有可能崩溃。崩溃后，除生命经济之灾难，共产党权力及其制度也将一同崩溃完结。此后，中国也还是要面临如何收拾残局、重新建设国家社会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毛制造的灾难，当前官场腐败的迅速扩张，和下层人民生存痛苦的普遍加剧，社会的反抗情绪已如星星之火，遍及国中，转眼就能成为辽原之势，结束共产党统治已经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意志。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逆反成为社会普遍的情绪心态，其本身是危险的。仇恨更可能演化为暴力。所以，中国社会的危险不仅在于极权统治，也在于由极权统治所带来的民众的反叛仇恨心态。政治上“只要推翻共产党就行”的思潮是其代表。这可以理解，但结果未必立即有益于国家和民众。一百多年来，由于中国民族、社会、民生、文化之危机迭生，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心态基本上是处于焦灼反叛的否定状态中。今天，中国民族的精神、思想、心态应该走出历史的阴影，由仇恨、敌意、破坏之种种否定状态，转向人道、理性、宽容、建设的肯定状态，这样才能建设一个适应世界潮流，合乎民族、民主、民生的人道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不”，但今后中国需要的是“是”。中国需要的是富有“是”之精神的思想建设。

　　因此，建设何样之中国，便是我们今天迫切要解决的认识问题。共产党当初也是要建立新中国的，但那是虚妄的中国，其虚妄之处，就是违背人性和现实。这是教训。因此，我们今日中国之建设的基础，便要依人性之可能，现实之可能来进行。它是此世的、可行的、人文之社会。它适于人性之生活，适于世界现今发展之形势，适于中国自然、文化、经济之国情。一个国家要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未来，有未来才有前景，有前景才有希望的照耀，有希望的照耀，人才光明健康。

　　建设中国，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先进开放文明国家。我们需要与世界现代先进科技、教育、经济、政治、文化保持一致，在世界现代的交流与冲突中，找到我们恰当的位置，并起到我们应起的作用。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相对地有了显着发展，但在世界自由竞争的经济中，却没有建立稳定独立自由的经济秩序，因而并无真正的竞争能力。它依然是依附于政治权力并为其所控制的，因此它是畸形的，充满腐败，也极为脆弱。而民主是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也是其必然方向，它是管理现代社会，限制权力，保证秩序，制止腐败，适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效方式。中国如果要向世界开放，如果要发展现代经济，如果要有效管理社会，适应人性的发展，我们就只能走向民主。

　　建设中国，需要适合于中国，它是中国历史和文明于今天的延续。事物的存在是时间的积蓄，民族是人之存在的现实，无法拒绝。因为我们无法拒绝我们经历的过去。文化是人生存经验的传递，它渗透在我们潜在的生命和意识之中。变革、进步都是在维护发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对自身的肯定，无异是自我摧毁。民族和国家，是今日世界政治的现实，也是时间历史文化的现实。国家、民族不论怎样地变革进步，其必延续其过去，承继其传统──如果它不毁灭。一个国家、民族只能最有力地认定自己──承继自己的文明与传统，吸收自己文明的长处，才能适世，坚实地进入现实。因为它是自信的，因为他在冲突中能保存自己，更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清醒，以根据自身的存在而应变调节。一个否定自己，中断传统，不能认定自己的国家民族（乃至个人），是不能立世的。其一定无根，左右摇摆，焦灼不安，无所适从，最终夭折。共产党给予中国最严重的破坏与教训，就是否定和破坏中国文明，使中华民族中断了自己的传统，其结果便是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身份认定，从而丧失了对自己的心理支持，从此缺少肯定，没有自尊，直至否定了自身的信心、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国家社会的建立不可能凭空而来，一定有其固有的传统、习惯、心理和文化特征。对于中国文化与民族传统采取虚无的态度，就像共产党的乌托邦一样有害。中共就是以此来摧毁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

　　我们建设中国，要承认、承继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传统。这是世界政治的现实。我们建设中国，不是追求中国在世界的统治霸权，而是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犹使得中国各民族平等与共。国家、民族的意义，即在于人民。国以民为本，是中国文明之精髓，也是中国为国家之目的。使中国各民族十数亿人民和平富足喜乐地生活，使世界各民族数十亿人民和平富足喜乐地生活，是中国文明的最高理想。因此，中国国家之意义在于人民的幸福。这才是中国应是民本之中国、仁道之中国的意义所在。当然，在如此冲突的世界现实中，中国需要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人民的安全，民族的自主和尊严。

　　建设中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纲领、方略。“摸着石头过河”，既说明共产党思想的破产，又说明中国现存权力制度走投无路的困境。没有一套完整长远地适宜于中国的思想、纲领、方略，中国成为不了现代国家，渡不过现代世界的遄流急川。中国需要有这样一套非限于政治、党派的国家学说，来凝聚民族，承继传统，给国家人民以希望、前途和信心，能指导带领中国进入现代民主社会。这套思想学说，它首先就要是积极正面肯定的，是建设的，有益于中国各民族人民，也有益于世界；二是要适于中国和国际之现实；三是它要有民族性，适合于中国之国情，承继着中国的文明传统；四是它理性、完整、可行；五是经过时间历史之验证，积有实行之经验；六是具有全民性和国家性，能为中国各阶层、党派、人民共同认同；七是符合时代，能与世界衔接。

三

　　世界有各种思想，有各种好的思想，我们应该广泛地汲取之。但无论是西方，还是日俄，都没有一种思想可以作为一完整体系适宜于中国，并作为建设现代中国的思想学说。而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文化传统的渊源和国家社会的具体性，因此任何吸收都是有选择的。所谓全盘化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有害。因为全盘接受，是以对自身先在的全盘否定为前提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经受全盘之否定，其结果只是毁灭而已。“五四”以来，其（我是指那极端的部分）给予我们的教训应该汲取。

　　中国的文明有其伟大传统，即使今天也依然具有显着的意义。在世界格局中，它负载着十数亿人民，是世界不能缺少的文明力量。中国文明是瞩世的人文文明，是现世“人”的文化。其以“仁”为主导，辅以理性，重民生，重现实，富有宽容、中庸、融合的处世精神。特别是它强调人的教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之五常，重礼仪，尚教育。在和自然的关系上，它崇尚自然；于世，则有普世精神；天人合一，则是他对于人之终极的认识理论。其不仅作为一家古老的文明应被尊重，而且在当今人类文明的冲突、混乱与困扰中，亦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人类文明中，宗教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各宗教间彼此激烈的冲突对立直至不可弥合的状态，甚至成为战争暴力的根源。在如此极端互不相容的多重对抗中，中国文明恰是必不可少的缓冲和平衡的力量。这是中国文明在今天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尼采之后，西方文明由于“上帝之死”而陷于困境，即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迷失，因为神的死亡导致了“人”的溃败与瓦解，这是西方今天面临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文明仍然占主导优势的时代，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明处于这个时代的优点和价值，看到它在诸多方面可以弥补西方现代之短，是对西方文明单向支配世界的一个协调和补充。我们应该有对自己文明的正面认识和信心。

　　中华民族如果欲立足于世，就只能认定自己的传统，并重新传承之。四九年后的教训是惨痛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只能在调整承继中进行更新变革，而不能彻底否定放弃。因为文明是漫长时间的积蓄，不能一蹴而就。否定是容易的，但否定后如何存在？即使我们可以有新文明，其也将是漫长时间的积蓄。人必须借文明之形式方能存在。一个民族只有能够最有力的承继传统，才能最有效地吸收新的文明成份。因为他充分自立自信，自知自明。因此，中国民族需要恢复中国传统，使自己的根扎于此、立于此，如此我们才能充分自信有力。如此我们面对世界时代，才能知道如何改革自己调整自己。恢复中国中断的传统是中国根本之需要。当然，这里我是指中国文明基本之精神，而不是那些已不合时宜的末端细节。

　　我们需要恢复中国文明传统的基本精神，但我们亦需要文明的现代形式。中华文明毕竟是古老之文明，于现代世界自有其缺失和不当。有守、有去、有取、有变，才为活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是需要维护继承的，但其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已不适宜于现代世界。它的封闭性，不适应现代开放的文明；它的血缘化社会结构，亦不适宜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它的权力化政治，已经无法保证法律和社会的公正；它的小农自然经济，也必然要被淘汰；它的伦理性文化特色，已不足应付科技知识的挑战；它的重家族、却缺少社会意识的传统，亦不适于公共民主社会的建立。如此种种，只能说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已经不足以应付现代世界，因而也就必然要汲取西方现代文明之新精神和新方式，与世界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相接，以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换言之，中国既需要承接自己的传统，又需要适宜当今之时代。幸运的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属世、重生和尚实的文明，乃具有这种变通、融会和适应的内在能力。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自苏俄向中国强行输入共产革命以来，中国遂有太多的否定和破坏。而中共长期的专制极权统治，既毁坏了健康的民族心理，又蓄积了太多的恐惧、仇恨、敌视和暴力。甚至因否定、仇恨、破坏、极端和暴力的长期恶性发展，而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心态。所以，如果我们的精神不能走出否定与阴暗仇恨，那么，我们无疑将重蹈暴乱与极权。中国自然亟须结束共产党极权统治，但仅此是不够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中国，使中国能够健康地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有建设中国的思想、纲领和方略。

四

　　如果我们出于建设，着眼于中国的实际和可能，并竭尽我们的理性去寻求，那么，唯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国的道路和希望。因为除了三民主义，我们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建设性的，既能适宜中国，又能迎合世界潮流，更能使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的思想道路。今天，至少还没有人能够拿出一套更好、更完整和更切实的建设中国的思想方略。即使有，那也需要经历时间与经验的证明，需要得到民族的认同。经过了毛泽东，我们已经明白，虚妄只能对中国有害，是国家和民族陷于灾祸与苦难的前声。回顾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应该说，三民主义是唯一适宜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并有益于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和道路。它是一套完整的，既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又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思想，是意在维护和发展民生幸福，又富有具体实行方略的学说。而且，它的近百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三民主义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苏俄的颠覆，共产党造反，和日本的入侵，可以说，三民主义早已把中国带进了现代民主社会。再就是，由辛亥革命至今，特别是它于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实验，和它在台湾的成功实践，更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中华民族的经验财富。所以，我们才会说，三民主义不仅是一套完整的建设中国的思想理论，而且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生存奋斗和进步发展的理想蓝图。我们理应接受之。

　　中国要建设，如前所述，首先是我们思想精神的方式要转向肯定，而肯定首先是继承。对中华民族而言，中国的建设和希望首先是两个恢复和承继，一个是中国传统精神的恢复与继承，一个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恢复与继承。由三民主义承继中国传统，亦由三民主义连接世界的现代文明。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文明向世界的开放和向现代的转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新与旧、东与西的文明冲突中，寻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勇气，还有就是继承、融和与创造的现实能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适世性，求实性和融合性。所以，三民主义才是促成中国文明向现代世界转化的成功思想和经验。

　　近两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绝不只是政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了列强入侵，帝制崩溃，割地赔款，社会崩解，经济破产和传统精神文化的解体，甚至使中国陷入了持续的混乱和战争。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入侵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及其在中国所造成的“旷古赤祸”，犹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将是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的全面重新整合与建设。因此，中国的政治必须具有这种整体整合的眼界、胸怀、思想和方略。而三民主义之意义，就是它能够在世界冲突中，担负起重建现代中国、传承中国文化、吸收世界文明的重任。孙中山先生在讲演“三民主义”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今天，在我们经过了共产专制制度的复辟倒退和血的洗礼之后，再来重新认识思考三民主义的意义和精神，也就显得是如何地迫切了。

五

　　三民主义诞生已近百年，局限于时代条件，它自然不会完美无缺。比如，在民族主义中，其人口学说便是错误的。在民权主义中，其权能分离的学说，虽是好的理想，但就中国民情而言，即使有六年训政，人民也还难能胜任实行权力的能力。其结果倒有可能造成民权不足和政府制衡亦不足的情形，实行上并不如美国的两院制有效。在民生主义中，节制资本和土地涨价归公都是有预见的思想。但孙先生主张的国家资本思想在经济发展史中则被证明是失败的，这自然和人性有关。西方成功的经验证明，倒是法律制约，严格税收，建立工会和提升社会福利等更为有效。土地炒作已经是现代经济的大问题，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孙中山对此是有预见的。但土地涨价归公，则使产权模糊，与宪法相抵触，在实际上亦难能实行。

　　但是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孙中山先生建国的基本方略，则是伟大的。其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有力继承，又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接收融会。其不仅合乎中国当时之历史，也合乎于中国今天之现实。

　　就民族主义而言，二战后，东西方冷战使世界几乎稳定了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共产体制失败，国家、种族、宗教、文化间的冲突对立已再次呈现，并成为今日世界的基本问题。“九一一”事件的出现，说明情况之严重。无论我们怎样解释，它后面的本质都不只是个别恐怖行为的问题，而是国家、种族、宗教、文化间不可协调的对立和冲突。在世界生存现实中，中国依然面临有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与利益问题，何况我们还有一百多年遭遇侵害的惨痛历史。而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又无一不将国家安全利益作为立世的首要问题。孙中山遗嘱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目的，即追求中国于世界的平等自由──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于世界即是各国家民族的平等和平相处，于国内则是各民族平等和平相处。但从鸦片的输入到日本的入侵，我们受够践踏和凌辱的历史，自然不应被忘记，这不是为了仇恨，更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应该自强自重，保护自己也维护世界公义。所以，孙中山在当时中国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提出民族主义，实属当然。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说：“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当然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百年之前受列强掠夺侵略的状况。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一九四五年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但汲取历史教训与考察当今世界国家民族冲突之现实，中国须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民生安全的责任与能力。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于此之外，今天中国民族主义更重要的意义，则是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定和发扬。因为，文化认定是对其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以及传统生存方式的肯定，也即是对其人民生存状况和心理特征的肯定。对于中国，民族不仅是血缘、种类概念，而且是文化概念。“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丧失民族精神文化之传统，也必定丧失其生存之信心和尊严。孙中山先生说：“要恢复民族地位，便要先恢复我民族的精神”。我们恢复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定我们的文化身份，确立我们生存的方式、心理、规范，建立我们生存的信心、勇气和尊严。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强权扩张，也不是极端暴力。它的追求是中国在世界与各国家民族平等相处；于内部各民族平等相处，少数民族自决自治。它的终极精神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它的方式和目的是和平。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里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想。在今日世界各民族国家充满暴力对抗的状态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实在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反对虚无的世界主义，强调中国民族精神和传统认定继承，由此建立民族生存的信心道德。但他又期待世界的和平，各民族国家自由平等和谐与共。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符合今日世界的需要。今天，科技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世界走向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人类需要建立世界和平的稳定秩序，但又需要维护各民族、文化的特点，需要各国家民族彼此互尊互重和谐共处。这正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理想。

　　就民权主义而言，民主是世界的潮流和趋势。科技、经济、商业的发展是竞争的，其发展又是扩散性和持续性的。所以它势将导致社会的分化、开放与权力的多元冲突。因此，传统、封闭和一元的权力社会一定会瓦解，现代、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制度一定会建立。而民主体制就是依靠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与立法执法的平等公正，来建立和维护新社会秩序的，否则过分的腐败、冲突和野蛮掠夺将会使社会崩溃──这正是中国眼下所面临的危险。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理论，就是要把封闭的中国带向开放的世界，把专制的中国带向民主的中国，把古老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及其理论对于中国的伟大意义所在。

　　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转变为现代的民主政体。为此，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革命的方式实行这一政治变革。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源取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理论，但又根据中国之国情传统，补加了监察权和考试权，而建立五权宪法。加之他考察西方政体民权不足，政府效率不够，因而又创立了权能分立的学说，确立了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这一“新民权理论”。而由他所建立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制，恰已成为在新旧东西文明冲突中“汲取、继承、融合和创造”的典范。

　　孙先生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社会革命家、活动家。因此，他有理想，又有充分的现实精神。他的训政思想，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向民主社会转换的一个重要理论创造（梁启超、陈天华亦先有此思想）。他说：“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制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化也。”因为，思想符号可以在一夜之间为少数先进所接受，但要为全民所知所行，适行于全社会，则需要给予转变与过渡的时间。而符号指令与社会构成的脱节分裂，则是造成落后国家社会崩溃混乱的基本原因之一。训政理论的提出，确为落后国家向民主制度的转化指出了道路。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实践之中，却为许多人不接受。因为它施行威权政治的鲜明过渡特征 ，曾被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假民主之旗号而心怀异志者，以借口“独裁、专制”而拼命加以反对。

　　无须忌讳的是，先国民党政府确曾有一党专政的行为，但是就中国当时的国情而言，却为民主过渡本身所不能避免。今天我们回首历史，需要把国民党的训政与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作一本质的区别：

　　一、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其意义是训政，目的是最终使国家走向民主。二、实施训政的国民党，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即认同中华民族并肯定其精神文化及生活方式。三、训政期间实行的是自由经济。四、训政期间司法独立。国家实行宪法，社会具有基本的规则和秩序。五、人民享有新闻、出版、结社、讲学、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趾蟋以颠覆国家为目的的共产党都享有宣传共产主义和建立各种颠覆组织的自由。六、国家以发展民生为目的，保护家庭和私人财产，维护人民的基本生活，尊重人性并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七、尊重少数民族及其自治。上述种种，实在与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不可同日而语。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的专政。批评是应该的，民主即要有批评和监督。但许多人因而转向共产党，参与颠覆国民政府，实乃大错。现在看来，他们的思想政治经验该是何等的幼稚。伊朗革命同样重复了中国的悲剧。人民赶走了巴列维的专制，却迎来了更加独裁专制的霍梅尼。民主理想当然是好，但于中国具体之落后国情，舍训政则中国断无民主过渡之成功。中共利用共产革命之教义，鼓动宣传，进而在苏俄的直接命令下，要以武装暴力颠覆国民政府，虽然夺得权力，却导致中国后来之无穷灾难。此教训憾可及天。

　　就民生主义而言，诚如先哲所言，“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因为，民生是三民主义之本体，是它的起点，也是其归宿。民生更是民族的目的，国家的目的和社会的目的。孙先生说：“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又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狭义的民生是国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广义的民生是国民的社会权益，文化教育，体质精神。“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和当今世界的人权精神颇相一致。

　　如果说民权主义是中国向现代世界的开放和转化，是对西方进步文明的充分接收，那么民生主义则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曾明白地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思想来发扬光大。”而这个道统就是“仁”。“仁”是中国文明之本。民生主义就是“仁”的思想。“仁者爱人”，民族、国家、社会、乃至天下，其意义都在民生。孙先生还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由此，孙先生的思想便和西方的思想区分开来了，因为他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孙先生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天演淘汰，乃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为道德文明之进化”，“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互助，无以自存”。“今日之世界，无互助相匡，惟有毁灭。”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不仅在意中国民众，也在意世界民众。在今日世界日益物化中，这种精神不是伟大的人类精神吗？不是人类的良知和希望吗？中国伟大的人文传统精神，难道不正有益于今日这个冲突倍生的世界吗？而中国今日之政治、经济和社会，倘能着眼于两岸三地各民族人民之民生，中国的问题才能有正当的解决和正确的出路。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并能保证其有效实行。二是协调稳定的经济秩序，其生产足以维持民众生存和社会运转。三是稳固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至少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以调节维持社会利益的一致。四是共识的精神、意识、道德和文化规范。说到底则是，只要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保证民生，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全和健康，保障他们种种的权益，使之有精神、有教育、有娱乐、有责任，国家社会才会真正稳定，也才能够实现其目的和责任。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尚需要长久的建设。然而，没有“仁”的道统、民的目的，没有积极正面的努力，没有出于一切为民的社会整体规划和建设，这是无法做到的。

六

　　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进而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希望。虽然三民主义并非完美，其具体实施也绝不会完美，还会有种种的困境和欠缺，但却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今天，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于对十数亿人民生活和生命的应有责任，首当其冲者，就是中共应以三民主义进行自身改革。首先放弃马列毛，放弃共产党的章程、旗号及其整套符号，认祖归宗。即：重新认识和实践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本体理论的中国现代国家学说，恢复中华文明之正统。其次，则是联合两岸三地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实行现存专制体制的民主改革，努力避免动乱流血，以完成中国的和平民主变革。这显然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和盼望，倘能实现，则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幸运。但是，它是否能够行得通，却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当代中国人民，而取决于中共究竟肯不肯真改革，甚至取决于它还来不来得及实行真改革。

　　如果共产党放弃此一选择，那么中国势将爆发革命。那么，中共政权和现存的中国社会将势必要遭遇共同崩溃的命运。之后，重新整合中国的道路，也仍然只能走上三民主义的民主建国道路。

　　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我们需要意识中国的危机，正视它，不仅是着眼于我们的理想，尤其要着眼于可能的现实，着眼于十数亿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以中华民族最大的理性，最坚韧的努力，来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愿这不是我们的一相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