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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学研究 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 谢选骏 周敦颐，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讳改名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卒于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谥号元，称元公。曾建书堂于庐山之麓，堂前有一溪，以家乡之濂溪命名，书堂因而取名为濂溪书堂，晚年定居于此，后人因此称为濂溪先生，称其思想为“濂学”。 一、周敦颐的思想 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因为获得明清两代的官学身份，而占有重要地位。宋明理学以中华精神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佛家等思想，成为明清时代的主流思想。周敦颐被目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他的着作流传于今的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据考证，已佚着作还有《同人说》，是对《周易》同人卦的解说，独立于《易通》。在上述着作中，以《太极图说》和《易通》之影响为大，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周敦颐因此被追认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祖师。 周敦颐可以说是自五胡乱华起，直至隋唐等鲜卑混血的王朝（隋唐皇室的母系大多出自鲜卑首领，如拓跋氏、令狐氏、独孤氏、长孙氏等等，推算下来，许多皇位继承人的鲜卑血统还要多于汉族血统），以外来的佛教和民间的道教，磨灭、混淆中华道统精神以后，以中华精神反攻救亡的象征人物。他称得上是浸透了中华精神的一块思想载体，是继隋代王通、唐代韩愈而起的要以中华精神实现复国的绝世标杆。他的宇宙演化论，决不是简单地抄袭道教炼丹术。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具有坚实丰富的中华精神，广泛而精要地融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资料，特别是对道家和道教思想颇有丰富深刻的了解。他的理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巧妙地将儒、道融为一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华精神复国的样板。例如，其《太极图说》，就是对《易传》别出心裁的阐发。《易传》是中华精神的凝练表达，先是作为儒家经典，后来又被道教列为重要经典，《太极图说》的精神来源主要是《易传》。 周敦颐的重要着作除《太极图说》之外，还有《通书》，《通书》亦名《易通》，是部《易》学着作，全书40章，全文2601字，十分简约，但论及的问题却广泛深刻。它不对《周易》进行逐卦逐句的解说，只是选择引用了《周易》中若干经文，进行阐释，用以表述自己的观点。《易通》也是对《太极图说》的具体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展现了周敦颐思想的脉络。 宋代理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代的王通和唐代的韩愈。 王通以复兴中华精神的道统自居，但由于他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学和道教融汇较少，尤其他生当鲜卑势力依然甚嚣尘上的隋代，所以不能流行。即使到了素以开明自诩的唐代，王通的儒学复兴即以中华精神复国的运动，依然受到鲜卑贵族势力的压制。韩愈则以“辟佛”、恢复中华道统为毕生志向。但韩愈辟佛有功，融佛则不力，尤其未能建立足与佛学分庭抗礼的思想学说。 而隋代王通与唐代韩愈显然因为时机问题而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宋代思想家身上。宋代理学因此可以说是中华精神的复国运动。中华精神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智慧。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即强调“交易”。中华精神的最大优点，就是它不拘一格地吸取世界文明的广泛成果，像是容纳百川的大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无所不包，用自己所能容纳的对象来不断丰富自己。同时，不失其大海的本色，也就是以中华精神为运动主体，而不是以中华精神为客体为仆从去朝拜他人的文化成果。 中华精神复国的春潮，使得北宋真、仁二朝皇帝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承接韩愈“道统说”的学者。他们揭櫤笏中华精神的复国旗帜，在学风上不重训诂而重义理，而是借用儒家经典来发动建造自己的精神革命。 周敦颐堪称首位起来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人。他承衰起弊，在中华精神道统中断千年的幽暗之中，使民族自信重新昌盛，重放光明。所以，几乎必然的是，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高，但他开启了宋代以后新的中华精神之风，故其影响越来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评他“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的学说后来又被朱熹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载尊为道学宗主。 二、周敦颐的生平 周敦颐从小读书深思，在家乡道州营道颇有名气。从先秦诸子到佛家道教，广泛的阅读使他接触到了许多思想，这就为他日后精研中华精神的载体《易经》，创立理学，奠定了基础。 其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贺州县令。周敦颐十五岁时，其父去世。公元一零三一年，十五岁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赴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大学士郑向。二十四岁，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被任命为洪州府宁县主簿。一零四四年调任南安郡司理参军。一零四六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就是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与之交谈，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师受业。是年冬，调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县）县令。一零五零年改任桂州桂阳（今湖南桂阳）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阳皆有治绩，得到了赏识和推荐，于一零五四年改授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一零六一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一零六四年移任永州通判。一零六八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一七零二年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次年六月病死于此，终年五十七岁。 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始终是地方官吏，如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参军等，并不显达。后来黄庭坚因此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徽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他自己的诗，便是对上述评价的印证：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这首诗是周敦颐五十岁（1066年）时作的，其时他在永州做通判官，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财政状况不佳。从26岁开始，周敦颐做了30年地方官，主要是司法官。此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中华精神的研究与传授之中。他在精神上具有建树：既是一个官吏，又是一位儒师，既自诩为中华精神正宗，又兼有佛骨和仙气；身虽在宦海浮沉，常又寄情方外。着名诗人黄庭坚评其志向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濂溪祠并序》，《周子全书》卷19）。 三、周敦颐的影响 在理学发展史上，周敦颐被视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为二程之师。他以《太极图说》手授二程。而《太极图》及《说》已经显示了理学的基本结构。当然，某些清朝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喜欢指责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授受源流为不可信。因为精神复国常常是要令某些人极为讨厌的。而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弹琴吟诗，却并不能抹杀周敦颐作为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大师的历史地位。 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周子全书》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视为青史留名的中华精神之标杆了。周敦颐在邵州还写了《邵州新迁学释祝文》，其中称颂孔子说：“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宫可忽欤！”（同上）。这说明他也认为自己是复兴中华精神、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师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颐门下受业，为时不到一年，但受其影响却极深。《宋史．道学传》称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颢自述：“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学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二程所学虽不完全出自周敦颐，但正如南宋的胡宏所说，周敦颐确实“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 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颐、程颢对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显扬。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元、清两代，异族入主中国，汉人在政治上亡国，但在精神上，依然是中华精神──理学思想的一统天下。政治上的亡国奴并没有沦为文化上的亡国奴。这不能不说是理学的历史功绩，是得力于前一个时代的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其中，周敦颐之功不可没。不仅如此，明清时代的理学，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外围地带（古称“蕃邦”）即蕃属地带，蔚为大观。而后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东来西往，也使得中西文明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十七世纪以后，理学传入欧洲，甚至大力推动过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如莱布尼兹、狄德罗、伏尔泰等人，都是理学的热情学习者和传播者，莱布尼兹还依据《易经》的阴阳爻变原理，制订了着名的二进位制，使现今的电脑技术成为可能。这一切表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使中国文化的输出成为可能，也使理学成为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现象。而只有这样能精神自主、而非精神为奴的民族，才可能实现文明的输出。 周敦颐的思想，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先驱，对尔后七八百年的中国思想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太极图说》、《易通》成了理学经典，甚至比作《论语》、《孟子》。周敦颐提出的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鬼神、生死、礼乐、诚、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承先启后，成为尔后理学的必备命题。而周敦颐以其思想与生平，成就了一代思者的风范，就像他的《爱莲说》一样，一直为人们传颂，迄今已有千年。 四，《爱莲说》 一零六三年，周敦颐写了一篇文字隽永、寓意深远、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文章《爱莲说》，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怀。全文只有百余字：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称莲花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中华精神复国运动。而在我们看来，牡丹作为花王，不过是李唐半鲜卑化皇室的遗俗。正如菊花，乃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象征。高尚的君子，就是不愿意终身为奴的精神复国者，他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当然，这样的精神复国并不是简单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更为深远的创造精神之绵延。 举个例子。庐山曾是东晋高僧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故地，也是个佛教胜地。周敦颐在这里写作《爱莲说》，与佛教故事不无关系。据考证，莲花常被比喻为真如佛性，所谓“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常乐我净。”《爱莲说》在周敦颐的思想中，融汇了佛性说，用莲花的特性比喻“出于淤泥而不染”之理想中华的圣人性情。在周敦颐看来，淤泥好比那污染圣人的人欲，为达圣人的至善，就须去污存净，去欲存诚。 再举个例子。周敦颐不仅接受佛教影响，也吸收道教思想，他的《太极图说》，就把道教的阴阳说、修炼法，融入易学，加以阐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再造。他的新精神，就是将佛、道思想中可为中华道统精神容纳的东西，进行汇通。朱熹称他有仙风道骨，为他作《墓碣》的蒲宗孟说他“与高僧、僧人跨松梦，蹑雪岭，……弹琴吟诗，经夜不返”。这都是因为，他具有“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的人格。正是这样不落俗套的开放人格，而不是庸俗狭隘封闭且急功近利的排外民族主义，才构成了中华精神复国的真正温床，才可能抚绥朝鲜日本越南，同化蒙古满洲西藏，越过俄罗斯，直至征服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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