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民主之路

一

　　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屡见不鲜。然而，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从一姓的家天下改换成另一姓的家天下。有词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兴亡实在与百姓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自秦朝以来的传统中国，始终是以家族制和郡县制为基础的皇权专制国家，但中国人却一直陶醉在“中心帝国”的梦幻里面，直至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梦，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才开始迫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此后，在摆脱传统社会、走向世界和实行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却历经磨难：外有列强的经济力和政治力的逼迫，内有昏庸腐败的满清统治者的阻挡和民众贫穷愚昧的妨碍，虽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阵痛，但仍难踏上现代化的正途。直到风雨飘摇的十九世纪即将过去，孙中山先生方本着中国固有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精髓，参酌当时中国的国情，撷取欧美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精华，再加上他独自见到的真理和自己独创的学理，以及基督救世、博爱的精神，融铸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志在引导中国走上全方位的现代革命之路。至此，中国才出现了一场全新的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即一场欲变家天下为公天下，欲变皇权为民权的革命。因此，革命在孙中山那里，不仅不再是改朝换代的事，乃变成了“求进步的事”。而且，国民革命还是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于一身的“三而一”的革命，以谋求国家和民众在各个方面都有实质的大进步，“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

　　从孙中山先生立志革命，经“兴中会”到“同盟会”，其间“立党”、“宣传”、“起义”历经坎坷，十次起义失败牺牲了许多优秀卓绝的中华儿女。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方取得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首造成功。

　　辛亥革命是集“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于一身的革命。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辛亥之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和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也。”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毕国民革命于一役。其后，“复辟之变”、“毁法之变”不绝如缕，民国岌岌可危。十三年后，孙中山先生亦曾多次强调说：十三年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说明革命没有成功。这个失败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过大”，也由于没有实行“革命方略”之故。于是，孙中山先生临终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须努力”的遗言。

　　此后，国民革命虽有第二个阶段性的胜利，即北伐的胜利，在不大的区域里有过“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尝试和推进，但由于日本的入侵和苏联操控下的“共产革命”的搅扰，就全国而言，国民革命又陷于停顿，甚至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四九年以后，占据了整个大陆的中共，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公然复辟帝制，但却在“共产革命”、“人民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名义下，不仅复辟了专制制度，并且还把专制制度推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境地。文革期间，毛泽东不仅成了不戴皇冠的皇帝，而且成了人人都要敬拜的“神”。革命被偷换了！革命被扼杀了！

　　五十余年来，由于中共在思想舆论上的高压专制和蛊惑欺骗，广大人民失去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因从小接受奴化教育，而无法建立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感。“民权”、“民生”、“国民革命”、“五权宪法”和“四大民权”等等，都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了，中国人甚至会相信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最幸福的“新社会”里，并且还担负着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而光荣的历史责任。革命被遗忘了！革命被抹黑了！

　　尽管黑暗如此，人类的良知却绝不可能被彻底扼杀。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鸣放，经六十年代受迫害者微弱的抗争，到七十年代“思考的一代”和“反叛的一代”的形成，直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崛起，中国人仍在黑暗里艰苦地思考和摸索着自己应走的道路。所以，中共一党专政制度的黑暗、荒唐、落后和野蛮，才能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六四的镇压，则使人民更加彻底地认清了中共政权的专制本质和残暴特性。十几年来，在海内外兴起的历史反思运动，终于正本清源，澄清了国民革命的历史轨迹，揭示了中共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复辟的本质。革命被重新记起！革命也将继续进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不可避免要有一场大的变动，这已经是朝野上下不言自明的共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变动？它的历史意义何在？它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的答案是：未来的大变动就是未完成的革命的继续，就是新时期的中国国民革命。这场革命将在全中国范围里结束伪“人民共和国”的闹剧和悲剧，接续孙中山先生奠定的中华民国国统。这场革命将造就一崭新健康和谐的中华民族，将完成把中国带入民权时代的历史任务，将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医育乐等诸般民生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国民革命终于大功告成的时候，人们会很自然地说：中共的专制统治，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一段专制复辟的岁月，一支丑陋而阴暗的插曲罢了。

二

　　孙中山先生在英国图书馆看书时，曾遇到几位俄国革命者。俄国人问孙先生说：“中国的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呢？”当时孙先生心里相信一、二年再举事，必期成功，但还是稳健地回答说：“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表情诧异，孙乃反问俄国人：“你们俄国的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呢？”他们回答说：“要是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七十年的共产专制之后，俄罗斯终于重新升起了“二月共和国”的旗帜。我们不能不感叹俄国革命的艰难，也不能不感到欣慰，因为俄国的民主制度终于真正奠定了基础。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国民革命仍未完成，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没有奠定基础。但我们并没有理由对革命的力量和最后的胜利丧失信心，当年孙先生就说过：“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是二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当年他还曾预言说：“将来无论是怎么挫折，怎么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

　　今天，当我们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中国一党专政制度终结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我们还可以想像：中共政权崩溃和瓦解之时，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将仍是孙中山先生手定的中华民国国旗。因为没有任何一面旗帜更有意义，更能让两岸三地的华人所接受。

　　我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基于感情，我与中华民国以及中国国民党没有任何个人的感情，可是我看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孙中山创导的国民革命，虽然没有完成，虽然遭遇曲折，几乎埋没在历史的尘封里了，但在今天的中国，她却依然是顺乎历史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和切合中国之国情的革命。“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依旧是时代的最强音。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依然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礡、无与伦比的大目标。二十多年来的当代民主运动，无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目标上，都没有超越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国民革命。作为当代民主运动的参预者之一，我不得不承认：民主运动涵盖在国民革命之中，只是民权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认为：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单纯的民主运动，而是需要把未完成的国民革命继续下去，推起新一轮的国民革命大潮。而新时期的国民革命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而一“的革命。

　　我先来讲“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孙先生积极民族主义的承继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应牺牲大汉民族的沙文主义，与各少数民族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以文化、经济、宗教、政治、血统等各方面自然的结合，融铸成一中华民族，犹如美利坚民族一样。“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

　　当今中国大陆，中共政权是用霸道来对待各民族的所有民众的。这种暴政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就多了一层“外来压迫”的含义。于是，各民族间的自然融合过程便遭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和阻碍，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便日趋严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不仅藏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等少数民族生发了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连同文同种的台湾也在渐行渐远，一场政治分离运动，似乎已经成为气候。其根源，就是中共的专制统治。而当今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却继续在宪法上规定马列主义为统治思想，非但继续使中国的民族精神得不到伸张，而且继续使中国的固有文化得不到传扬。

　　因此，当今的民族革命就是要在思想和精神两个方面驱除马列，即废除马列意识形态的专制地位，重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并且要坚决消除各民族间融合的最大障碍，即中共的专横统治，采用切实可行的种种办法，使各民族平等幸福地共处于中国之内，重建和重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当这一民族革命完成之日，两岸的统一，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民族分离要求的消弥，甚至外蒙古的回归，都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然而，民族革命的进行又有赖于民权革命的完成。所以我接着要讲的，就是“民权主义”。

　　我们的民权主义并非欧美民主主义的简单抄袭。欧美宪政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中山先生深究了欧美政治、法律之得失和选举制度的流弊，又考察到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实有其精义，足以补欧美法律、政治之不足。故主张考试、监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制度，以四大民权来实现主权在民的目标。四大民权即指的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我以为根据百年来民权发展的事实，可以再加上监督权，以构成五大民权。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等都可视为监督权的运用。

　　按民权主义的立场来说，民权即是政权，政府权则是治权。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权能区分”的孙文政治学说，便是由此而来。故而民权主义发展延伸了孟得斯鸠的分权理论。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来混淆视听，把中国人独创的民权主义打入九层地狱。实际上推行的却是最野蛮落后的专制主义。人民虽然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却毫无权利。不用说基本的民权，就是言论稍有不谨慎，就会遭遇迫害。政府权混乱不堪，在最荒唐的文革时期，根本就没有法，也不讲法，毛泽东的话就是法，真所谓“朕即法律”。公、检、法可以联合办公。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都在毛泽东一人手里。他要撤销国家主席的职务，就撤销。他不想让国家主席刘少奇死在北京，刘少奇就只能化名死在河南。他要林彪当接班人，“宪法”里就会写上林彪是接班人。他相中了王洪文，王洪文就会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这难道是比民权主义更高、更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吗？就是到了今天，江泽民仍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仍然是一个独裁者，只不过是气势微弱的“末代皇帝”而已。所以，中共统治五十年来，大陆的政治制度乃是一家党权专制的制度，归根结底，就是一党领袖独裁、或一党领袖集团独裁的极权专制制度。虽然毛泽东的极端独裁已不复存在，但党权专制制度并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制度必须以民权革命来加以废除，不是行改良就能脱胎换骨的。而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第三波民主大潮之中，大大小小的党权专制和军权专制制度纷纷土崩瓦解，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已得“天时”之利。当今的中共，灵魂已失，党魁们都自觉理亏气短，都暗地里赞赏西方的制度，不敢再高声大气地谈马、恩、列、斯、毛了，只能厚着脸皮把孙中山的画像高举在天安门广场，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重新寻找来由。因此孙先生的学生和子弟们所要进行的民权革命，已占“地利”之优势。目前中国的广大民众已不再是愚不可及，人人皆知专制的落后，民主的好处；个个都晓中共的腐败，贪官的可恶；高官显要们或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或敛聚财产，准备中共倒台后的退路；有识之士都策划于密室，寻找自己在未来变局中的位置，伺机而动；困苦窘迫之人个个都引颈顾盼，以追寻解除贫富悬殊、伸张正义公道的途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知道旧秩序的时日已经不多，都在期盼和担心着新秩序的建立和到来。可见，中国的民权革命已经具备了“人和”的有利条件。

　　最后再来讲“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独创的社会学说。民生主义涉及的范围，涵盖了“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样四个大范畴，是要研究解决衣食住行医育乐等诸种问题，要在人格尊严、法律地位、受教育权利等的平等前提下，实现社会公正。

　　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利润，民生主义的目的是养民。民生主义要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目标。“是为大多数谋利”。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主张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民生主义则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在求生存的过程中，阶级间、利益间的调和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在调和过程中大多数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和满足。所以，对于衣食住行医育乐诸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需要很具体的研究，并且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

　　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建立了用民生主义解决社会基本面问题的“经纬理论”。相对中共改革二十年来，权力资本恶性发展，社会分配极端不公，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的状况而言，民生思想的重要，不言而喻。

　　今天的民生革命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首先便要在资本的问题上有一个主导的思想。我认为应提出如下主张：节制、规范私人资本；精炼、善用国家资本；扶持、发达社会资本。

　　但要进行和实现民生革命，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既听命于人民，又颇有能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它又取决于民权革命的成功。所以，我才会说，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是“三而一”的全面革命，缺一不可。其关键，便是民权革命。根据知难行易的原理，整个革命的成功将有赖于新时期革命方略的提出和实行。

三

　　论到革命方略当首推民权革命方略。

　　民权革命将分为三个阶段：革命阶段、巩固阶段和建设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即废止中共一党专政制度。

　　民权革命最重要的武器是主义。诚如孙先生所说：“用主义去征服人，那才是真的。”故革命方略的── 第一步：宣传

　　五十年来，中共垄断了所有宣传工具，歪曲历史事实，欺骗人民，使中国人民不知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和光荣，把中共的黑暗统治当作新中国、新社会。也不了解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就是知识阶层也普遍地把三民主义看成是落后的、应当放进博物馆的思想。因此，让大陆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使他们重新认识三民主义，使革命的思潮重新在大陆兴起是新时期国民革命的第一步。然后，认同三民主义、支持国民革命的人士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团体，以团体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一切手段，在大陆宣传三民主义、揭露党权专制主义的本质和罪恶，推展国民革命的思潮。 第二步：立党

　　当这种宣传已经遍及全国，甚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之时，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和坚定的国民革命者，就应当适时地组织覆盖全国的、有威望的、和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以成为国民革命的中枢力量。

　　革命党要致力于在社会各阶层发展党员，尤其要注重在现政权的党政军内发展党员，使那些认同民权主义，有知识、有才干、有威信，甚至有相当军政权力的有识之士，转而投入国民革命阵营，以期他们能够在国民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特别的作用。当革命势力已经遍布全国的时候，政治革命便进入── 第三步：起事

　　起事的导火线是无法预计的，从原则上讲，有两种可能。

　　一、和平转型。

　　一旦发生触及广大民众利益的全国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时，革命党人就要抓住有利时机，鼓动全国风潮，主要是工潮和学潮，迫使中共开放党禁。如果党禁能开，政治革命就可能向民主改良转变。革命党将争取在选战中成为执政党，使民权主义在不断的政改中贯彻落实。但中共的专制本质决定了它难以放弃权力，或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所以革命党人不能只沉湎于对和平转型的期待，要随时准备转向──

　　二、革命转型

　　那就是策动起义和政变。使一党专政的统治秩序失控、失序。乘势宣布省、市、县地方国民政府和中央国民政府的成立。策动军队保持中立，或明确支持新的地方和中央国民政府。依靠民众的力量和军队的支持接管政权，稳定秩序。废除一党专政制度。

　　第二阶段是巩固革命成果，防止专制势力卷土重 来。与各民主党派协商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建立保安机制，颁布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具有专制理念的政党存在，明令军队国家化和中立化。一旦专制势力得到抑制，便进入──

　　第三阶段，即民主制度的建设阶段。

　　这一阶段又必须分为两个时期，即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

　　训政时期就是要“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也“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此训政为多党组成之临时革命政府的联合训政。 在农村，先完成乡、镇的自治建构，进而完成县一级的完全自治，以奠定民主制度的广泛基础。在城市则试行地方官员的普选制度。完成省和直辖市的五权分立机制。

　　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举行全国大选，确立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进入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阶段。

　　至此，民权革命才算大功告成，方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民生革命的不断发展提供基础和保证。

　　中国的国民革命艰难曲折，几经挫折和失败，历经百年消而复长，而今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运，故我敢说在新世纪里：中共一党专政的结束和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将同样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