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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軍閥割據與聯省自治 ──評軍閥子孫企圖製造大翻案 劉京一 三年以前，一位香港朋友郵寄給我這本書，要我看看。開頭就是作者陳炯明兒子陳定炎的關鍵論點：“陳炯明先生（1878－1933） ──筆者的父親，於二十年代與孫中山因政見分岐而決裂。孫中山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先父主張‘聯省自治’，企圖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彷的聯邦制，以和平妥協的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統一。”論題好大，於是往下翻閱，其中太多情緒性的妄語，沒有證明。因其作為陳炯明的後人，為其父辯解，祇得同情。 後來在廣州中山大學學報上，看見幾篇為陳炯明翻案的文字，顯然是此書餘波，也沒有太多關注。直到最近，港臺的某些雜誌，連續發表了否定孫中山的文章，查其源頭，都是來自此書。其核心即是聯省自治問題。 這樣一來，二十年代各省軍閥為了把長期割據合法化所搞的“聯省自治”，在該書中統統被抬高為民主和法制；而孫中山反對軍閥割據的國家統一與護法運動，反倒被此書稱為追求獨裁。這是顛倒是非，企圖油漆陳炯明的軍閥身份。在陳定炎的上述著作中，還編造了不少故事來證明上述謬論，違反了基本的史德。 當時，南方六省的“聯省自治”運動有兩個特點，一，所有倡導者都是軍人，二，這些南方軍閥都與北洋軍閥有關聯。就憑藉這兩點，以民主外衣來美化聯省自治就難以成立。再加上北洋軍閥都有外國帝國主義支持，所以當時攻擊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的絕大部份論據都來自港英和北洋當局。 被西方列強打敗的慘痛經歷，使得清末的立憲黨人或者革命黨人，一致主張以西方自治制度為榜樣，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甚至連1908年清廷迫於形勢壓力，也頒佈了城鄉自治章程。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就是議論得最多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由宋教仁起草的的臨時約法就基本照抄自美國獨立宣言，各個省的獨立宣言，則抄自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宋教任和胡漢民之間，就中央集權和各省的分權問題，也有過爭論；為反對袁世凱獨裁，聯邦制被章士釗等人再次提起。可見，聯邦制在那時是相當時髦的政治議題。 漢、唐的地方權力機關祇有“郡縣”，唐代雖然有三個“省”，那是協助宰相工作的中央機關。作為地方權力的省出現在元代，也祇是中央的派出機關“行省”，談不上地方的權力。這劃分的依據，往往因為地理或者山川的自然區隔，經濟物產方面的差別，以及語言的不同，政治方面的考慮等等。經過歷史的演變，行政的區劃就逐漸固定下來。但是歷史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通過“省”表現出來的：漢代因為大肆封同姓王，而有“七王之亂”，權力從此收回中央；鑒於唐代亡於藩鎮割據，宋代的地方當局完全沒有權力；明、清兩代則是空前的中央集權，皇帝決定一切，地方分權是清末民初出現的問題。 美國的聯邦自治，自從1776年獨立宣言發表以後，曾經歷了中央權力不斷加強的長期過程。開始的時候，原來是英國殖民地的十三個州各自為陣，的確相當鬆散，聯邦不能徵稅，危機重重，所以1787年召開制憲會議，主張強有力聯邦的勢力佔上風，開始逐步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國國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紀中葉從建國的十三個州擴張到三十幾個州，是聯邦國家之功，從而加強了聯邦的權力；但是由於南北在奴隸制上的分歧，幾乎導致聯邦制的解體，是南北戰爭的結局大大加強了聯邦制度。以後的歷史仍然不斷出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經濟的嚴重危機，基本的解決方式總是繼續加強中央的權力。二十世紀羅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的“新政”和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偉大社會”計劃，使得聯邦不僅僅介入社會、政治，也干預經濟生活，中央的權力進一步加強。美國的歷史不是簡單地以“分權”概括的，包括了長期加強聯邦權力的歷史過程。“分權”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強聯邦的權力，並不代表專制集權。 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國聯邦自治的潮流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者們的探討，許多留學歸來者在上海的《太平洋》、《東方》、《改造》等雜誌探討聯邦制度在中國的運用。其特點是從歐美的觀念出發而頭頭是道，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和現實社會。甚至對於中國各個省份的軍閥割據的問題，天真地以為各省的督軍都參加了“聯省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擁有地方大權的軍閥們怎麼會把權力交給老百姓，聽任喋喋不休的議員擺佈？因為沒有結合現實的任何深入討論，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知識份子應軍閥之召參與了一些省份的憲法起草工作，就鼓吹聯邦制度可以立即實現，他們反而成為了軍閥利用聯省自治而行割據的工具，站到了法制與民主的反面。 另外一方面是軍閥對聯邦制的利用。以美國政治制度為榜樣的“聯省自治”的方式一提出，正好碰上袁世凱死了以後出現的各省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碰上了在長江以南的軍閥混戰之中，百姓苦遭戰爭的一再蹂躪而渴望和平；碰上了強大的北洋軍閥企圖以武力統一全國，而南方軍閥力圖割據自保。這些擁有軍隊的割據者正好利用渴望和平的民心劃地為界，獨立王國存在的合法依據之最方便的形式，就是以民主的名義實行“聯省自治”。 明顯不過的是，被陳定炎津津樂道的實行“民主”的南方六省的聯省自治主角，全部都是軍閥。陳定炎完全迴避這最本質的軍閥割據背景的一面，祇是談論聯省自治的表面文字，再由文字意義反過來論述孫中山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好像南方軍閥例如由革命者墮落為軍閥的陳炯明，反倒成了正面人物。其實，辛亥革命後的一個有趣現象就是：所有的軍閥包括復辟的袁世凱、掌握北洋大權的段祺瑞，沒有一人不是“民主法制”不離口，“為人民服務”不離嘴。陳定炎對軍閥們是揚其善言，隱其惡行，然後以他們的反孫中山言論為標準尺度，為南方軍閥翻案。以下略微摘抄幾句這些冠冕堂皇的文字： 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在民國元年宣誓就職總統的部份誓詞是：“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盡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建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俟召開國會，議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轉引《中國近代史》李方晨著P690，臺灣北投出版）袁世凱不僅僅願意遵守憲法，還對權力不眷戀，要“解甲歸田”。 北洋軍閥專政四年的段祺瑞聲討張勛復辟時的佈告很長，其頭、尾是：“嗚呼，天降鞠兇，國生奇變，逆賊張勛以兇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顛覆國命，震擾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共憤。……祺瑞一俟大難平定之後，即當迅解兵符，罷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利賴之。謹此佈告天下，咸使聞知。民國六年七月三日。”（《革命文獻》第七集P918，黨史會編）段在此對於復辟給共和國帶來的損失如喪考妣，還準備“罷歸田里”，以在野身份期望政府“建設”、迅速“刷新政治”。 光憑袁世凱、段祺瑞的言論，完全可以說他們是“民主法制”者；進一步看，那時候幾乎所有軍閥的公開聲明和正式文件，在文字上都是民主與法制的堅定追求者。事實上，陳定炎的《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一書對於南方軍閥的所謂聯省自治，正是祇憑藉他們的表面文字，而隱瞞了軍事統治的實質，進而吹捧軍閥而貶低孫中山的。 以下分別看看主張“聯省自治”最用力的六個省份的簡況，看看他們是否在推行民主制度。倡導聯省自治最力的是湖南。 湖南的地理位置處於南北要衝，是南北軍閥爭奪地盤的必爭之地，戰禍連綿，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湖南的士紳早就呼籲自治。趙恆惕曾留學日本學武，參加過同盟會，1917年在譚延闓手下擔任湘軍師長。北洋任命的督軍張敬堯治理湖南，使得湖南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界一致呼籲“湘人自決”。1920年張被驅逐以後，譚延闓就宣佈湖南自治，在9月由省議會制訂憲法。利用內部矛盾，湖南督軍趙恆惕趕走了上司譚延闓，順應潮流，在1921年1月成立了“湖南自治法籌備處”，聘用名流制訂憲法。經過一年，同年到12月，通過了湖南省憲法。1922年1月，正式實施。由趙自任總監督，規定三個月內選出議員，組成省議會，再選出省長，似乎民主法制開始了。湖南的自治一時受到不祇是湖南各界的歡迎，全國的許多知識份子也加以讚揚。但是，趙恆惕這個軍人主持者祇想要通過選舉，使自己獨佔的權力合法化，成為“民選專制省長”而已。所以一開始就變成了一潭污水：根據上海《民國日報》所揭露公開賄選買賣票，一個縣祇有將近八十萬選民，竟然多報選民三十多萬，接近總數三分之一；一個鄉紳獨佔上萬張選票而大發其財等等。士紳階層成為了趙的真正支持者，恐怕其選舉的黑暗渾濁程度會超過我們現在的想像。以至於選舉省長那天，長沙有數萬人示威，駐守郴州的將領宣佈討伐趙。趙恆惕為了當選，毫不手軟，親自買票賣票，派兵鎮壓膽敢起兵反抗的人，槍殺了數百名的反對者，封閉了長沙《大公報》。這曝露了趙追求的“自治”乃是他個人獨佔權力。大權在握的趙恆惕，本來一直與最有勢力的直系軍閥暗中聯繫，與四川軍閥劉湘等也有瓜葛，但是在援鄂失敗以後，就公開投向直系軍閥的懷抱，當然，這名噪一時的湖南聯省自治風潮，也就壽終正寢了。 富裕的四川，軍閥數目全國最多，“聯省自治”的最熱心者也就不祇是一個軍閥。高呼自治的劉湘被驅逐以後，《四川省憲法會議籌備處》的發起者也是三個軍事領袖：劉成勛、鄧錫侯、但懋辛，省長一職由“四川軍事善後會議”的軍人們推出，由軍閥劉成勛擔任。從西方來的民主法制理念祇是被軍閥們作為玩弄工具和欺騙百姓的技倆。現代學者歸納軍閥們熱心自治的原因是： “（一）保持根據四川的地位。在北方，直系軍閥吳佩孚奉行‘武力統一’政策，劉湘下臺、楊森被趕出四川，在吳佩孚的扶持下，楊森準備打回四川，劉湘準備打回時東山再起。在南方，打著護法旗號的滇黔軍閥，特別是滇系軍閥唐繼堯，不甘心被趕出四川，隨時伺機進軍四川。熊克武、劉成勛為了保持對四川的割據則以‘川人治川’、‘獨立自治’、‘不介入南北政潮’，抵制直系軍閥和滇黔軍閥的攘奪。
劉湘、楊森最終能夠統治四川，都是在吳佩孚派兵的直接支持下實現的，但也正是劉湘等把“聯省自治”唱得最響亮的時候。僅僅以軍閥的“聯省自治”言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把劉湘等軍閥吹捧成為“民主法制”的追求者，不怕被四川人笑話嗎？ 雲南的唐繼堯是西南的重要軍閥，長期獨霸雲南，並且其勢力一度發展到四川、貴州。民國初年他就是貴州督軍（略相當於今天的軍區司令兼省長），他為了維持權力獨佔，巧妙地支持了袁世凱最初對國民黨人的迫害，過後他投身已經具有聲勢的反袁潮流，把手中的護國軍大大發展成為八個軍，使他有統治雲南和把軍隊派往四川爭奪地盤的資本。由於段祺瑞的皖系軍閥推行用武力統一全國的政策，與唐稱霸四川的作為相牴牾，所以唐站到了護法軍政府一邊，但是不就副元帥職，與孫中山貌合神離。1920年，唐竟然宣佈“廢督裁兵”，即把自己的督軍位置廢掉，聲稱效法湖南實行“聯省自治”，這簡直是石破天驚之語，並且高唱“天賦人權，促進民治”，轟動一時。根據他的指令，由雲南省議會制訂了“雲南省憲法籌備處組織法”；1922年5月，發表了有關聯省自治的通電，同年8月，他被選舉為第一個民選的“省長”，似乎民主法制降臨了雲南。但是詳細研讀一下雲南“省憲法”，就會發現省長的權力極大，集中軍政財權於一身，和昔日的督軍權力一樣。所不同者是，“民選省長”具有民主制度的合法外衣，這是時髦的“聯省自治”給他帶來的好處。1922年冬天，唐繼堯大權在握，這個“民主”的滇黔聯軍總司令便以“聯省自治”的名義派遣軍隊進入貴州，把對手打敗以後，由他的弟弟獨霸貴州；祇是進入四川以後被劉湘、楊森打敗。這些馳騁疆場、承繼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從來都祇知道以武力決定勝負的軍人，在大權在握時還會願意通過競選與旁人角逐嗎？ 貧瘠的貴州在辛亥革命以後，照樣是軍閥長期專權。劉顯世統治貴州達十二年，他在1913年被袁世凱任命為貴州護軍使，次年袁世凱給他中將銜，到袁世凱大勢已去時，在護國軍的推動下，才被迫反袁，但是具備雄厚勢力的他卻因此當上了貴州督軍和省長。滇、黔軍在1920年的四川混戰中被打敗以後，劉顯世被另外一軍人趕下臺。貴州各界擺脫滇唐控制的呼聲日高，代理黔軍總司令的盧燾就成為聯省自治的主角，他的就職聲明就極力排斥滇唐對貴州的控制而主張自治。在盧燾和省長任可澄所頒佈的制憲大綱之中，當然都是西方民主法制的口號，但是這祇是軍人干政的一部份；不久唐繼堯的弟弟又憑武力霸佔貴州；1922年在直系軍閥支持下重新上臺的劉顯世，也以自治為名而排斥滇唐的控制，簡直是走馬燈。光憑藉他們的主張，就發現西南軍閥之間是一批信仰民主法制的人在玩遊戲，所謂聯省自治已經被軍閥們運用得爛熟了。 浙江的統治者盧永祥一直屬於皖系軍閥，他為了割據自保，在1921年6月就開始“自行立憲”，曾經先後制訂了所謂“九九憲法”、“三色憲法草案”，但是從來未曾實行，不僅民眾不熱心，盧永祥也不願意受到約束。這些沒有意義的假貨，現在卻有人因為急於貶低孫中山而再次炒作起來。 至於出身綠林的廣西軍閥陸榮廷，在滿清時代就擔任過提督，辛亥革命後變為副都督，又被袁世凱封為寧武將軍，形勢不利時才反袁，成為南方勢力最強的軍閥。 關於陳炯明的“模範省”廣東，要做一點補充。陳定炎在《翻案》一書中，大量引用了陳炯明著的《建設方略》的原文，但是對最重要的“省憲法”就草率帶過，因為在洋洋灑灑的“憲法”中特別對軍隊有規定：“本省海陸軍定為省軍，其編制以省法律定之，凡省內之要塞建築或武庫軍港及兵工廠、造船廠等均屬本省所有。”（轉引《西南軍閥史》謝本書、馮祖貽著P22，貴州人民出版社）陳炯明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通過“民主憲法”固定下來了。而且他的部下葉舉、洪兆麟、熊略、翁式亮、楊坤如等，都是他的親信、親戚、同鄉，從他在民國初年開始擁有軍隊起，就一直是他的鐵桿，軍中的陳炯光是他的弟弟，馬育航是他的親戚，再以“憲法”加以固定，就是合法的私家軍了；再者，《翻案》一書歌頌廣東民選縣長之舉，似乎是不可動搖的民主措施。但是書中恰恰隱瞞了，由民選的三個縣長之中，最後必須由省長來圈定一個，大權還是在省長陳炯明手中，以至於選舉進行不下去。對聯省自治極力鼓吹的《東方雜誌》曾載文，對陳炯明的省憲法的評價也很低：“陳炯明之制訂省憲法，純是從本省出發，除因鞏固本省之武力，不為中央所支配外，甚至對外宣戰，全國政府之於省軍，僅有指揮之權，而無調動之權，而省軍之建制等等以省法律定之，是集中軍政於省長一身，表面似是以文馭武之清官制，究其實質是一獨立王國。”（《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6號，1922年3月上海出版）而且作者的該文章是被陳定炎《翻案》一書引用過的，作者尖銳地看出了陳炯明的“憲法”的要害就是要加強軍人專權。 中國大陸眾多學者關於西南軍閥的研究有相當深度，史料也充分，他們當然沒有國民黨的黨史或者利益的包袱背景，其論文匯集在《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第二輯中（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有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周密研究的專著《孫中山與近代中國軍閥》（四川人民出版社），有貴州大學的學者詳盡的研究著作《西南軍閥史》共三卷（貴州人民出版社），也有專門的原始史料匯集《四川軍閥史料》數卷（四川人民出版社），還有專門的省的軍閥研究著作《四川軍閥史》等等；海外學者的研究更早，在198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五集就是《軍閥政治》專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其中有的論文是從英文、日文翻譯而來，其引用的書目則展現了其客觀的研究成果。史實俱在，不是陳定炎所能掩飾的。 軍閥的“聯省自治”決不等於“民主法制”，相反，孫中山一生反對滿清、袁世凱、南北軍閥的事業，恰恰代表他順應民主潮流統一中國。其言行和實踐都為在中國實現包括民權主義的三民主義。陳炯明所背叛的，正是民主法制的潮流，雖然陳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有功。 以下的幾點，是陳定炎著作中所展現的方法問題，這些問題本身就減少和否定了其“翻案”的說服力： （一）為了證明其聯省自治的論點，在《第五章 ─ 聯省自治的全盛時代》中，一共有一百四十二條注釋，以便證明其觀點的正確。可是細看，出自香港的《華字日報》達到六十六條；在《第六章 ─ 與孫中山決裂》中，取自《華字日報》者占八十八條。這是一份什麼報紙呢？《華字日報》於1872年在香港創辦，為英國商人主持，開始主要登載各種廣告、商業、航運等消息，後來由中國人所購得。1919年大火燒燬了該報社後，逐漸轉向政治。因為英國在西方國家中一直是最反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殖民地香港是輿論一律，國民黨的報紙如《晨報》、《民治通訊社》等祇能夠在廣東發行；而且廣東、香港的許多商人們一直反對孫中山的革命，這家代表商人利益的報紙成為了香港主要的反孫報紙。1976年在一篇關於廖仲愷的傳記中，順便提到了《華字日報》：“陳秋霖亦客籍，為香港頗負文名之報人，香港反孫報紙，如《華字日報》、《循環日報》以及陳秋霖為陳炯明主辦之報紙，對於國民黨及大本營之言論，極形反動……。”（《人物春秋》第一集P209，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臺北）。1974年香港崇文書店印行的關於“商團事件”的近代史資料分類彙編，收入了《華字日報》為該事件翻案的二十多萬字，在開卷對《華字日報》的介紹中記載道：“民間資料收入1924年由勞緯孟、潘蕙儔、關楚璞編輯，香港《華字日報》出版之《廣東扣潮》，記載關於商團事件的始末，乃就該報刊出之新聞，編次為一有系統之記述，內容詳實，資料豐富。編者勞緯孟，名世選，以字行，廣東鶴山人，前清貢生，時任《華字日報》總編輯；潘蕙儔，廣東番禺人，清諸生，時任《華字日報》主筆，筆名署曰惠風；關楚璞，原名作鑌，廣東海南人，卒於廣東法政學堂，在廣州執業律師，參與廣東商團組織，事敗被通緝，抵港後任《華字日報》主筆。”（《廣州1924年商團事件》扉頁，存萃學社編輯，崇文書店印行）另外一家反映香港英國當局的著名英文報紙《士蔑西報》在第五章的注釋共十五條，反對孫中山的英美領事的報告共十條，再加上為趙恆惕起草自治法的學者李劍農的見解，和北洋軍閥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的摘錄，已經占去了注釋的大半。這樣以同時代的西方列強和西南軍閥喉舌的聯省自治的擁護者的文字，來證明軍閥割據聯省自治的正確，就等於重新來一次當年的南北軍閥和英帝國主義的反孫小合唱，雖然有點聲勢，但是不能稍微客觀地證明任何問題。這個學自然科學的作者已經注意到了證據的貧乏，所以為了表示反對孫中山的來源多樣，在《翻案》一書中將同一證據用不同寫法，例如在第250頁的第二段中，他已經難以再提到李劍農，而用“北方的知識份子”的稱謂，過了兩行，再提李的論點，而用《太平洋雜誌》的社論，卻不提這是李劍農編輯的刊物，同一頁提到的湖南自治《憲法》，其實李也是起草人之一；又如在第五章中，把香港最主要的反對孫中山的報紙《華字日報》在正文隱其名而稱為“無黨派的一家香港報紙”，緊接用“同一報紙感慨地說”，仍然省去；下一段開頭是“香港一家英文報紙”而省去了引用很多次的殖民地英文報紙，下一條引出自北洋軍閥報紙的支持，於是這樣說：“北京一家報紙說”（以上都引用自《翻案》一書P215－216）。因為當時對陳炯明的所謂“聯省自治”的支持者不出自軍閥及其筆桿子，就出自港英當局，他們都反對孫中山。 （二）為了編造歷史，陳定炎故意省去應該敘述的過程。例如孫中山在南北軍閥的壓迫下，除了其主張在全國影響一批忠實的追隨者外，沒有一兵一卒。同情孫中山革命的廣東省長朱慶南為了把二十個營交給孫中山，使得孫中山週圍的助手費了許多的周折。可是這重要的過程在《翻案》一書中一字不提，祇有一句話：“12月初旬，炯明把朱慶瀾撥還的警衛隊（實為年前改編的討袁共和軍舊部）改組為‘援閩護法軍’”好像陳炯明擁有軍隊自然而然似的。事實是，孫中山並沒有把朱慶瀾的軍隊交給緊緊追隨他的中華革命黨的軍務部長許崇智、副部長鄧鏗，而是交與一直想要擁兵的陳炯明。胡漢民年譜記載這一交涉過程：“時陳炯明向總理力求統軍聯閩，以圖向外發展，總理乃命先生（按即胡漢民）與汪精衛商之於廣東省長朱慶瀾。朱以省長所轄僅有全省之警衛軍，乃謂如炯明願居省長公署親軍司令之名，則可撥二十營歸其統帥以為出師之基本隊伍。先生與精衛歸報總理，總理謂此時祇求有軍隊，名義可勿較；炯明亦不堅持，事遂定。惟桂系陸榮廷及陳炳焜對此極為不滿，尤忌恨朱慶瀾以兵力助炯明及其歡迎國會與海軍來粵，因對慶瀾力加排擠，乃藉口朱為北方官僚，不宜在護法政府下任省長。……是以省長民選之議，一時多屬意先生及炯明，而炯明的呼聲尤高。慶瀾恐為炯明所圖，因偵其意，炯明表示欲得兵權，不爭省長。慶瀾喜，乃亟撥警衛軍十營予之，並派炯明為省長公署親軍司令。詎陳炳焜不懌，遽以兵圍陳炯明司令部，繳其關防，炯明遁往香港，慶瀾亦不自安。……先生亦屢與陸榮廷言：須將朱所撥之二十營仍歸炯明，以平粵人之氣。程璧光、汪精衛亦再三與陸尚恰，始將陳炳焜調職，而以另一桂系軍人之廣東鎮守使莫榮新帶領粵督。莫於11月21日就任，先生與汪精衛復乘時結督署參謀長郭春森，以使炯明復親軍司令職，為保障莫榮新之交換條件，莫自度資望淺，亦願結民黨以自固，慨然允予炯明二十營，令其攻閩，且得稱援閩總司令，先生復薦鄧鏗為參謀長。”（《民國胡展堂漢民先生年譜》蔣永敬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沒有孫中山和胡、汪等人的一再努力，陳炯明怎麼會有起家的二十營軍隊呢？可是把這事實一寫出來，陳就起碼是忘恩負義之輩了，所以子孫要為他隱瞞。 又如《翻案》一書用許多的篇幅表彰陳炯明治理福建之功。本來，陳炯明雖然在黃花崗起義有過，但是在辛亥革命有功；在開始反對袁世凱時雜念畢露，但是最後還是有功；況且誰能無過？治理閩南是陳的傑作，但是沒有孫中山的各方面幫助也不行，孫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就是抵押來作為支付閩南軍費的；孫中山派遣朱執信、戴季陶等有理論修養的學者型革命家到閩南去協助陳炯明；孫中山盡很大力量在海外華僑中募捐，用來支援陳炯明的軍費用度，等等。早在五、六十年前，一本沒有署作者名的《陳競存先生年譜》在香港出版（陳定炎說是陳炯明的“同志”寫的），為的是表彰陳的功績。在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有學者論及該《年譜》的有關閩南部份道：“漳州時期，孫中山站在革命領袖立場，從人力、財力、物力方面給粵軍和漳州建設予極大支援，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年譜》對此祇字不提，反而把粵軍的建設，全部歸功於陳炯明。”（《西南軍閥史》第二卷P220，貴州人民出版社）《孫中山全集》中有許多支持和策劃閩南的文獻，不必例舉了。而且陳炯明在閩南時期，其野心已經初露：當然，首要的是絕對控制軍隊，所以他所控制的第一軍，完全是宗法性質的領導，所有重要幹部都是親戚、朋友、老部下，孫中山派來的人都被安置在許崇智領導的第二軍；各個縣的知事由他一人欽定，政府的各處長、局長、法院院長，完全由他的親信組成，其軍閥野心已經曝露。 又如，從閩南打回到廣東，不僅僅有陳炯明的功勞，也有另外兩路指揮許崇智、鄧鏗的貢獻，尤其是孫中山在總體上的支持，《翻案》一書卻祇提陳。1920年2月20日孫中山關於回粵覆電陳炯明道：“滇、桂衝突，實意中事，然由印泉（按，指李根源）起變，則出意外。觀此今後種種變局，其有造於粵人復粵者甚多，未審兄能早日解決率粵軍回粵以收漁人之利否？如兄已決心，文當能使兩粵內部數處先發動，以擾亂而牽制之；然此必兄能即回粵方濟於事，否則徒勞也。如何？望切實答覆。”（黨史會《國父全集》三P673）回粵驅逐桂系，牽涉極廣，不是陳炯明一個駐守閩南的軍人所能夠進行的，祇有孫中山能夠總體全面指揮。這電報幾天以內，孫中山致電李烈鈞重掌握滇軍的兵符，致電貴州督軍劉顯世，還有黔軍總司令王文華，要求他們出兵柳州攻打桂軍之後；又致電唐繼堯要求他出兵廣西百色，以動搖桂軍的根本；又聯絡湖南省長譚延闓協作，還由孫科等在華僑中籌款；並且利用直系、皖系矛盾，派人北上穩住皖系，等等。唐繼堯派滇軍在3月11日出發東下，李烈軍也在3月25日，突破重圍克服南雄。有了大量的各條戰線的工作，才有陳炯明、許崇智、鄧鏗率部打回廣州。《翻案》一書中卻祇有陳炯明之功，反而給孫中山儘量地抹黑，使得該書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最重要者是，陳炯明背叛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上所造成的損失巨大，是他曾經過有的功勞遠遠所不能夠相抵的。尤其要指出的是，陳炯明已經墮落為一個軍閥，憑藉武力阻礙了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三）妄下斷語，沒有任何證明。例如《翻案》第283頁說孫中山當選大總統是賄選：“孫中山則取用賄賂辦法，議員領款者一千元至五千元不等，共費去二三十萬。”，“而且所用非法手段，比曹錕賄賂議員，獲得北方總體，更要卑鄙。”如果能夠有憑據，當然應該充分揭露出來。下面的來源用注釋（55）。查注釋（55）：“（55）同上，1921年11月11日”就這麼幾個字。“同上”就是同於《華字日報》。還有另外一個為南北軍閥翻案的陳定炎的追隨者、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文章中說得多一點，以作為證據：“《申報》報導：‘國會議員因選舉總統，聞先清歲費，並先發歲費若干。’隱約透露其中有金錢交易。香港《華字日報》在選舉後第四天揭露：‘按孫氏之謀得總統，醞釀已久，此次忽成事實，聞亦係金錢魔力之作用。國會議員領款最少者亦有千元，多或至三五千，總共費去二三十萬元。’”。以上提及兩報，即上海的《申報》和香港的《華字日報》。《申報》是上海著名的大報，能夠證明孫中山賄選則非同小可。細讀所引用的《申報》文字，卻根本沒有說是賄選：“聞先清歲費，並許再先發歲費若干。”凡是傳聞或不確定的新聞，新聞界常用“聞”字。所謂的“歲費”就是今天的年薪、年津貼，現在西方國家的議員都有“歲費”，臺灣現在的立法委員的歲費高達二十二萬美元，其中包括自請助理等辦公費，議員也要喫飯。從非常國會議員到達廣州起，這歲費一直由桂系軍閥發放，孫中山根本沒有錢。所以當桂系和政學系控制軍政府排擠孫中山，對議員中的忠於護法運動的那部份議員一律不發歲費時，參與彈劾政學系和桂系軍閥的議員們祇好在1920年7月10日公佈到雲南開非常國會的通告，在昆明的歲費由唐繼堯發放；唐後來另外有打算，議員們祇好去重慶，投靠在那裏的熊克武，可是重慶的督軍一時和北洋勾結上了，沒有歲費的議員們在1920年10月14日又流浪到上海。直到廣東重新克服，在1921年1月，議員們才回到廣州，這歲費的發放是當然和正常的，所以《申報》並沒有說是賄選。香港一貫反對護法運動的《華字日報》則說“聞亦係金錢魔力之作用”，仍然用“聞”，以顯示聽聞、聽說，而且也沒有說這些金錢是“歲費”或者收買之用。要知道，真有賄選，就有許多醜聞的細節，例如曹錕賄選，在甘石橋俱樂部裏的估價、討價還價、如何兌現，以及在象坊橋的眾議院如何進出搜身等等，都是眾所週知的故事，不是用“聞”的一個字就可以醜化得了的。而且曹錕賄選使得北洋軍閥完全失去人心，甚至馮玉祥等發起的“首都革命”，以及奉系再反直系，其原因都與此有關，這是歷史上空前的大醜聞。用“賄賂議員”一詞給孫中山的非常大總統定性，第一次出自大半個世紀以後的軍閥子孫陳定炎筆下。《翻案》一書用“賄選”一詞如果可以成立，就足以否定孫中山的整個事業，以及他的人格和中國國民黨員的整體人格，足以用此一件事情否定整個護法運動的性質，而且早就遺臭萬年，而反對這一切的陳炯明早就成為聖人，何需要今天才來翻案。陳定炎提不出來證明，就是捏造和誣陷。這反而證明《翻案》是一本很少學術價值的書，作者的史德有待加強。 為了證明陳炯明政治立場的“客觀”，陳定炎多次似乎是不經意地提到“北有徐世昌，南有孫中山”，應當一起下臺。且不說把徐世昌，這個北洋元老和袁世凱老友與孫中山並提的貶低惡意，其所謂同時下臺的說法，本來就出自吳佩孚的直系。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後，吳佩孚大勝，於是策士們提出恢復民國6年被解散的舊國會，請黎元洪出山，這樣既能夠驅逐他們不喜歡的徐世昌，也可以使得南方的護法運動失去存在依據，讓曹錕上臺，從而使得吳佩孚可以合法地統一全國。為此，在1922年5月下旬，直系將領孫傳芳、齊燮元等一再發出徐世昌、孫中山同時下臺的主張。與直系一直有聯繫的陳炯明的立場相同，不足為怪事，但是陳定炎一再如此提，反而把這一樁史實再次曝露出來。孫中山當然不會上直系的當，於是在黎元洪發出廢督裁軍號召的當天，發佈《工兵計劃宣言》，提出祇要直系裁減軍隊的一半，全國立即可以罷兵，恢復和平，一下把軍人專權的本質給揭露出來。甘當直系傀儡的黎元洪，最後在直系導演的軍警和“公民團”的反覆威脅下，狼狽下臺逃亡。 對南方軍閥的“聯省自治”的評價，已經是歷史定論，除非六個省份的主導者都不是大權在握的軍閥。《北洋軍閥史》中，對“聯省自治”的意義說道：“但是在軍閥勢力統治之下，除湖南實行省憲兩三年外，其他各省軍未發生實效，祇是徒具形式而已。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推行以武力統一全國的局勢下，各省軍閥高唱‘自治’實際上是為維護地盤和統治權而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以圖割據自保。比如廣東軍閥陳炯明標榜‘聯省自治’，是為了阻擾北伐，並蓄謀發動反對孫中山的軍事政變，以建立地方封建割據政權；江西陳光遠，則利用‘聯省自治’的口號以脫離困境，以便於與陳炯明建立祕密的聯防；浙江督軍盧永祥原屬皖系；直皖戰後，他深感勢孤力單，為鞏固他在浙江的統治，用自制省憲等辦法，抵制直系的侵入，以圖自保。……至於‘聯省自治’運動轟鬧了一場，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儘管它是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一種政治主張，其思潮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疇，但這一口號卻被軍閥所利用，成了他們製造紛爭的幌子，以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政治逆流。”（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第653－654頁，南開大學出版社） 聯省自治風潮正盛的時候，兩千年的帝制才過去大約十年，那時候大權在握的軍人沒有帝王思想才是怪事。中國的民主靠各個省份的軍人施捨，可能嗎？ 孫中山最後的十來年，完全是在和軍閥們的搏鬥中度過的。他發現普通老百姓祇是關心自己的發財，而不是關心民主制度在中國怎樣實現，他覺得孤立。他最後的傑作是《建國大綱》，這是他的經歷、學識、人格各方面的一次新的匯集，提出了中國的民主道路應該怎樣走。南方軍閥的聯省自治是從省一級開始，而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是從縣一級開始，自下而上：“第九條：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而且在第五至第八條之中，主要在於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這是一個關係到歷史文化建設和社會心理建設的問題。 而臺灣根據《建國大綱》的精神，在1950年代成功進行基層選舉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國大陸目前的村長鄉長選舉雖然是假戲真做，但是比較毛澤東時代表面上有進步，其根本的困難是如何克服基層政權被家族、黨棍、惡霸、黑社會佔據的問題，這畢竟是一種外來政治文化的新的實踐。 軍閥們的聯省自治留給我們的是教訓，即軍閥們及其他們後面的外國強權不可能帶領我們走向民主法制之路。這是不管如何美化、拔高都改變不了的史實。以下以孫中山去世前不久在日本的演講結束本文：“十三年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副實，就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革命之所以沒有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為什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援助。”“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是要使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是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中華民國國父實錄》第六冊，出版者，財團法人羅剛先生三民主義獎學基金會，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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