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追蹤 蘇俄命令中共在中國實行武裝暴動和燒殺政策 貝 聿 八七會議之後，天氣更加悶熱異常，間隔兩天，於八月九日又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共產國際羅明拉茲提名，選出了由瞿秋白、蘇兆徵和李維漢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九月十九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的旗幟，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隨後，中共中央秘密遷往上海。與此同時，通過各種秘密渠道迅速向全黨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各地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先後發動了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河北、陝西等省部分地區的武裝暴動。黨還積極開展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恢復並重建了黨的組織，建立起了黨的秘密組織系統和工作機關。黨的工作和事業開始出現了新的局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人除中央常委外，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團中央書記，以及江西、江蘇、廣東等省黨組織的代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和剛從莫斯科趕來接替羅明拉茲工作的共產國際新代表米凱維奇也出席了會議。 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瞿秋白起草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等文件。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羅明拉茲起草的決議案認為﹕“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稱為‘無間斷的革命’”。 在革命的形勢問題上，羅明拉茲起草的決議案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 在革命的總策略方面，羅明拉茲起草的決議案要求“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動聯絡”。決議案還強調要發動工人鬥爭，組織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中共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羅明拉茲的“決定”。 根據這些“左”的理論觀點，十一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製定了《中央工作計劃》，先後佈置了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佈置了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以及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 在這些暴動中，南中國大地──
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兒的城市，湖北許多村莊整個兒的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口號，號召……起來參加，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在蘇俄代表的指示與主持下發出《致兩湖省委信》，明確規定﹕ “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
於是中共湘南特委開始在發動農民起來插標分田和懲治反革命鬥爭中，“殺殺殺，殺盡土豪劣紳”之類的口號導致鎮壓的擴大化、並因農村的宗族矛盾而增加了相互讎殺的數量，還為後來的“白帶子”與“紅帶子”互殺埋下了禍根。 當軍閥混戰暫時休止，湘南面臨湘粵兩敵軍聯合進攻時，中共湘南特委又在“使小資產變為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戰略”，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使為敵軍進入湘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里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指示下達後，群眾和幹部強烈反對。湘南特委一方面逐次讓步，將焚燒範圍縮小至湘粵兩側各五里，一方面仍向各級幹部施加組織壓力，強令推行。許多區鄉幹部抵制不了，祇得在大道旁焚燒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風傳，造成人心大亂，敵對情緒劇增。 當時正是湘南暴動的戰果進一步擴大的時候，中共湘南特委擴大會在永興召開，準備在三月十六日召開湘南工農兵代表會議，成立湘南蘇維埃政府，並廣泛開展插標分田運動。 據當時擔任中共良田、坳上區委書記的李克如、李傑的回憶﹕ 郴州是湘、贛、粵、桂四省通衢，是中共湘南特委確定的首批實施焚燒計劃的重點，而且城內房屋還要全燒。 中共郴縣縣委本來對群眾反對燒房屋的呼聲有所瞭解，卻堅持要執行特委的指示，認為燒掉郴州使敵人無法立足才是群眾的最大利益所在，想以此說服動員群眾收拾家什搬遷至縣城五里外，燒掉房子，卻不想群眾多數對此不能忍受，有的人混在群眾中鬧事。三月十二日，縣委通知在郴州城裏城隍廟召開群眾大會，打算由郴縣縣委書記夏明震說服動員群眾在儘量減少損失的措施下執行焚燒決定，以粉碎敵人的進攻。 這一天，到會者格外多，平日空曠的場地擠得水泄不通。城隍廟入口處持大刀梭標的人不少身份不明。大會於十時開始。夏明震講到為阻止湘粵兩省敵人進攻不得已實行“堅壁清野”時，臺下立即叫喊﹕“燒房子就不行！”“燒死他們！殺死他們！”許多人迅速扯下頸上的紅帶子，換上事先暗藏的白帶子。 一個人上臺，一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亂的人群刀槍棍棒齊上，縣幹部與群眾組織負責人多人被殺。全場頓時形成一場白帶子殺紅帶子的混戰，當場死傷二百多人。接著，人們一路呼嘯而去，見紅帶子就殺，見商店就搶，相繼搗毀縣總工會、少先隊等駐地。 當天下午群眾聽說“城裏的工人要殺農民”、“共產黨要燒郴州方圓五十里的民房”，於是數千農民包圍了已經搬遷到城外東塔岑的中共縣委機關，搶劫一空。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縣、區黨組織及蘇維埃的負責人立即調動農軍、赤衛隊及工人進行大屠殺。郴州城內又展開了紅帶子和白帶子的血戰。良田、坳上等區的中共黨組織也派出武裝力量進城參與殺人放火。 經過這次事件，郴州損失慘重，到處充斥著讎恨與恐懼氣氛，混亂不堪。除良田、坳上等少數區損失較小外，無論城鄉都遭受了一場人為的大地震。中共的燒殺政策就這樣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選自香港版《中國左禍》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