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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上篇） 王友琴 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為”批判鬥爭”對像，從1966年夏天開始，一直在該校“專政隊”中“勞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1，四個S：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重。那時正是文革仍然在轟轟烈烈進行的第二年。他從1966年文革開始後，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批判鬥爭”對像，被編入學校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裏，不斷受到侮辱以至毆打。他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擊之外，他本來腿有殘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長期“鬥爭”，對他來說在體力上也分外難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後的日子裏，潘光旦的一位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這三個S是指三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就是是SUCCUMB。 SUCCUMB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時代，這樣的臨終談話不可能流傳出來讓人知道，因為這肯定會被當作“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動言論”被追究，連他的老友也會被牽連進去，陷入牢獄之災甚至死刑。祇是在文革以後，他的老友才把這段對話說了出來。後來筆者從潘的家人處得到證實，其時潘光旦已經去世近三十年了。 應該說，屈服，投降、活命、滅亡，這四個S的說法，相當震動人。 這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才可能有的獨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經留學國外，精通英文。才會用一組英文詞語來描述他的生活。這樣的表述絕不是一個懂英文的中國人的文字遊戲，而是來自一個他這樣身份和經歷的人內心深處的思考。他這樣的人，曾經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文革後得到”平反”，他們又被稱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份子”。中國報紙上的這些稱號，是權力當局出於不同的需要對他們作的不同說法，但是他們的內心想法，其實我們知之甚少。而不被瞭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或者沒有表達渠道，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說出來，更不能公開發表。潘光旦的遺言在他死亡多年後，文革結束了，才由他人來說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後，活著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說出有關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辭來表達他們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這種震動更來自這個說法和歷史事實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經歷，就是這樣的。這不是俏皮話，也不是刻薄的牢騷，而是對一大批學者的人生經歷的非常現實主義的描述。這四個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個人，而且是一群與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學者的生平概括。僅僅由於在權力的高壓下，這樣的說法在公眾生活中長期不被準許，所以流行於人們口頭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東西。一些真實的說法長久地被淹沒和掩蓋，一旦說出來也就顯得特別。 關於潘光旦，在他死亡13年之後，1990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是這樣介紹他的： 潘光旦：1899－1967
這一詞條，至少遺漏了兩項重要的事情。一項是他在1957年被定為”右派份子”，被當作社會的“敵人”。一項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著殘腿，長期在校園“勞改隊”中被強迫勞動，到他病重身死的時候，他的身份也還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沒有說出他在1952年離開清華大學到了中央民族學院，是因為他所從事的社會學研究已經被政府取消，他的離開是強制性質的，而不是學者們通常會有的更換學校或研究機構。這樣的簡歷能告訴讀者的，好像是一個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學者，沒有什麼異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國度的學者生涯沒有太大不同。讀了這樣的詞條，人們決不會想像傳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個S來描述他的生活、死亡、及其全部人生的。 在百科全書這個詞條中的每一項，都不假。沒有什麼是編造出來的。但是也不能說這樣的描述是真實的。儘管這個條目沒有捏造什麼，但是缺了很多事實。由於隱瞞和刪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東西，於是他的整個人生也顯得很不一樣了。這是一種特別的謊話，特點是，好像不假，可是也不真。這是一種特別的說謊話的方式。 在文革時代，謊話到處可見。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當時物質供應匱乏，人民生活困難，報紙卻總是說“形勢大好”、“市場繁榮”。另一類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沒有敢反對毛澤東，也被定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說假話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時代說謊的特色之一是說一些不存在的東西，從不存在的“市場繁榮”到捏造出來的個人的各種罪狀，幾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後，關於文革歷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嚴格控制，依然不能說真話。不過，文革後的官方媒體較少編造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這也許算是一種進步。但是不告訴人們發生過的壞事情，顯然也是掩蓋劣蹟和拒絕真正修正的表現。抹去和消除歷史事實，這是一種新的謊言形式 。 本文要回顧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學者，是怎麼從１９５０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走向了在文革中的全面滅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寫明出處。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則來自筆者的調查。筆者的調查，包括閱讀大量的文字記錄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經歷者談話。 2，“檢討”和“交代”的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和“肅反運動” 回看1949年後在中國大學裏發生的一連串事情，我們會對四個S的說法有具體的理解和同情。 1951年下半年，由毛澤東發動、周恩來指導，在全國的大學裏展開了一個叫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運動”。周恩來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這場運動的指導性報告，標題就叫“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毛澤東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用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一說法。 確實，作為一個第三人稱的詞，在描述社會的時候，人們會把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學校裏的教授這樣的人，叫做”知識分子”。 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一個社會集團的人不會把自己這個集團稱作“知識份子”。把一個社會集團稱作“知識分子”，意思上就有把別人排斥為“沒有知識”的樣子，當大多數社會都把“知識”當成好東西的時候，這個說法卻是個很不友好的說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可以說，我是一個教師，我是一個工人，但是不會也不能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農民”相對應的詞應該是“教師”“工程師”“醫生”等等。對於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人，稱為“學者”也比“知識分子”要合適。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說明了“知識份子”一詞在當時怎麼被使用。這部辭典介紹了當時的“新名詞”。而這些新名詞無疑能說明要建立一個與前不同的社會的時候使用的一套新觀念。在這部辭典的“社會部”中有“社會成份”一類。這些“社會成份”是： 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工人，產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職員，人民勤務員，群眾，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分子，愛國民主分子，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軍人，革命家，職業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手工工人，小手工業者，中農，富裕中農，貧農，雇農，平民，小土地出租者，開明士紳，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手工業資本家，小商和小販，商業資本家和商人，富農，半地主式的富農，反動富農，地主，二地主，破產地主，地主成份的改變，高利貸者，管公堂，反動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蛻化分子，坐探，工頭、工賊，工人貴族，遊民，二流子，狗腿子，惡霸。 這就是新當權者對社會組成的劃分，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依據。通過這部《新名詞辭典》可以了解到“知識份子”在1949年以後被用來指一種“社會成份”，而且，從一開始“知識分子”就被當作一個需要通過“運動”來“改造”的社會成份。把他們劃為一個階級成份，理由就是他們擁有“知識”。這和把擁有土地和工廠來劃分地主和資產階級有類似之處。 後來，在最高當權者們的講話中，還出現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的說法。“成堆”這樣的說法剛出現的時候，聽的人一定是很不習慣的，因為這裏已經含有蔑視的成份在內。知識分子被強迫接受批判並且檢討，稱作“洗澡”，明顯的意思是說他們在精神上骯髒不乾淨。不過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是“知識分子”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直到現在，人們也好像裝作不知道這種說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中，從來沒有人哪怕從語文的角度來批評這種說法。在一個有漫長文學傳統講究文字的國家，這種麻木令人驚訝。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說：“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祇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 這個文件明確體現了定好比例數字來整人的做法。應該注意到，這種做法，在人類歷史上，在別的地方和別的時間，都是不曾有過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制訂了農村殺1％的人，在城市殺0。5％的人的比例。按比例殺人的做法，顯然使得“思想改造運動”的按比例檢討過關，相對地變得份量“輕”了。而殺人的威懾力，也足以使得無人敢於反抗後起的“思想改造運動”。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必須“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師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把過去的思想和學術徹底否定。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須“揭發批判”別人。同時，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運動的重點對像，各種人要在不同大小的場合檢討自己。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哲學教授金岳霖是清華大學的重點對像，潘光旦也是。據說潘光旦一共“自我檢討”了十二次。一次一次檢討，不被通過，檢討了十二次以後，才予過關。除了在學校裏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範圍內作檢討，金嶽霖的長篇檢討《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和潘光旦的檢討《為什麼仇美仇不起來》，以及其他一大批學者的檢討，都被發表在1952年的《光明日報》或者其他地方報紙上。這些檢討把他們的父母、學校和過去的工作，都否定得一塌糊塗，所用的形容詞也達到了最高程度，有“腐敗”、“反動”、 “醜陋”等等。 這樣的“自我檢查”是怎麼寫出來的呢？他們是心甘情願地寫了這些嗎？筆者已經不可能採訪潘光旦本人，也不能獲準查閱當時清華大學的檔案紀錄，所以不能瞭解關於潘光旦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遭遇的細節。但是筆者訪問了經歷了那一“運動”的學校教員，查閱了其他學校的運動記錄，可以了解到這樣的檢討是如何作出來的。 像潘光旦和金嶽霖是清華大學的重點對像一樣，朱光潛和周炳琳是北京大學的重點對像。朱光潛是西語系教授，曾到英美留學，１９３３年開始在北京大學教書，他寫的美學著作在青年中有很大影響。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447－448）記載，朱光潛教授1952年3月7日在該系師生大會上檢討，檢討後，與會者一致表示不滿，有5位西語系的教師和學生在會上發言，對朱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揭發和分析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對朱光潛教授的檢討進行分析批判”。4月9日，朱光潛在全校大會上作了第三次檢討。4月9日，北大全校師生大會又對朱光潛教授的檢討提意見。會上，馬寅初校長作總結發言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一邊來”。 顯然，朱光潛在此之後還必須繼續檢討，才能過關。這樣，運動主持者步步緊逼，檢討者祇能步步後退。 周炳琳是北大法學院教授。他在1920年7月和其他４名同學，由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用公費派送到美國留學。周炳琳一再檢討不被通過以後，向馬寅初校長表示，他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一切後果”。但是他這樣說也沒有用。他無處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許逃遁。馬寅初帶人到他家裏找他談話，又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主持過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商議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當時馬寅初氣勢洶洶，全然沒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的位置也會倒轉。 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寫信給北京市市長彭真：“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對份子以外，像周炳琳這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從毛澤東的信可以看出，毛是如何詳細具體指導下面的行動的。毛澤東對“政治運動”要給予這一類細節性的指導，到他晚年在文革中也仍然如此。 毛說到的張東蓀是燕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他在文革中被逮捕並且死在監獄中。 結果，周炳琳教授在4月22日又在全校大會上檢討。 “周檢查後，有14位教授、助教和同學發言，對他進行幫助。”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49）非常清楚，除了徹底投降和屈服，他別無選擇。 在經歷過文革的人看來，這樣的開大會批判的方式，已經開始了文革的一套。所不同的是，那時還聲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而不是和文革一樣公然聲稱要把這些人“批倒批臭”。在方法上，那時候對這些“知識分子”，還沒有動手打，也沒有對他們使用肉體刑罰。他們被要求的是用各種難聽的詞語徹底否定和咒罵他們自己。 1952年5月6日，北大校長馬寅初召開會議，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於是，“會議決定，5月14日全校恢復上課，今後要做到運動和上課兩不誤。”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0） 原來，文革中學校停課搞運動這一套，在1952年就開始了。祇是文革中大學停了5到6年的課，遠比1952年停課的時間長，實際上也是長得大大超過了世界紀錄和歷史紀錄。 除了無休止的檢討，還發生了相當數量的死亡。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記載，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在“運動”中被整肅而自殺也不是文革才有的，祇是在文革中，自殺的人數更多──北京大學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有71個。 “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兩個星期之後，一個新的運動，名叫”忠誠老實運動”，又開始了。這個“運動”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歷史上作過的事情。被認為“態度惡劣”的人，還被“隔離反省”。 據記載，5月24日，在北大高層領導人的會議上“傳達了北京市節委會對開展忠誠老實運動的意見”，上面決定的運動方式是：“運動分準備階段和開展階段。準備階段主要是幹部學習，放下包袱。開展階段共分四步：大會動員，小組會上交代問題（也可斟酌用其他更合適的方式），各級領導對所交代的問題進行審查和向本人作結論，總結收獲，號召檢舉。組織形式為按不同類型人員分若干基層，基層下設小組，每個小組約20人左右。”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 “節委會”是一個很奇特的名字和機構，其全名是”節約管理委員會”，從記載來看，當時有“中央節委會”“北京市節委會”和“北大節委會”。但是這個“節委會”的功能卻不是僅僅關於一般意義上的“節約管理”的。這個委員會甚至可以舉行“公判大會”判人死刑，也設計和領導重大“政治運動”。以上面所說的方式進行“忠誠老實運動”。既然是北京市“節委會”的決定，潘光旦所在的清華大學地屬北京，也一定如法炮製，不會有大的區別。 北京大學從１９５２年5月31日開始全校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清華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袁永熙到北大當工作組長，領導運動。6月2日，袁永熙報告全校忠誠老實運動開展情況：運動發展正常，一天半的時間內有2865人交代問題。6月3日，召開全校典型報告大會。（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 這裏的所謂“典型大會”，是指讓那些被認為“交代”得”好”的人到大會上講話，這樣作不但鼓勵了人們“交代問題”，也還可以同時針對那些被認為”交代”得”不好”的人施加壓力。這是一種推行“運動”的做法。1952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學的“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全校典型報告大會”上作了“典型報告”的人中，有傅鷹教授，他是化學教授，曾經在國外留學。這種“典型大會”的方式，在文革中，進而演變為所謂“寬嚴典型大會”，對所謂“交代”得“好”的人“從寬處理”，對“交代”得“不好”的人“從嚴處理”。關於文革中的”典型大會”，下文將要說及。 1952年6月8日，袁永熙報告說，全校參加學習的人數是3387人（一部分華僑未參加學習），交代一般問題的758人，交代反動社會關係的1239人，交代一般性政治歷史問題的940人，交代重大政治問題的91人，共計3028人交代了各類問題，佔參加學習總人數的89。4％；2448人已作結論，佔交代問題人數的77。5％；尚有580人未作結論。此外，還交出槍支三件，軍刀3把。會議討論後宣佈全校“忠誠老實運動”基本勝利完成。6月11日，袁永熙又報告在這個運動中有41個有“重大問題”的人，其中有教員25人，學生9人，職工7人。（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451－452） 這就是北大停課一週搞“運動”的”成果”！在那時人們“交代”了的問題，個人歷史，家庭背景，社會關係等等，以及上級作的“結論”，都被放進了個人“檔案袋”。這是新建立起來的社會控制系統：每個人有“檔案”，而檔案袋子裏有什麼本人不能看。 這種普遍命令人“交代問題”的做法，從此就形成了一個理所當然人人必須執行的“規矩”，變成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長牢了的部份，再不脫落，並且在文革中越加發展。“XXX不老實交代，就叫他滅亡”是文革中常常喊的口號之一。以致聽眾最多祇會想想是否那個人真有“問題”，而不知道這樣命令人“交代”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被訪者說，如果不是看到美國法律有讓人保持沉默以避免“自陷於罪”的規定，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中國人把“交代”當作了生活中像天氣一樣固有的一部份。 現在我們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搞運動的方式，一個是每個教師都必須檢討交代的做法，一個是編成小組互相揭發的做法，使得這種運動十分嚴密。在這樣的運動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另外，每個人除了“交代”自己的”問題”，還需要揭發別人，使得每個人必須和別的同事結下怨恨。從發動和領導“運動”的人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非常有力的設計和安排。同時，運動領導者也從來不考慮任何時間和人力方面的成本。他們派專門的“工作組”，讓學校停課，來進行這一套。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如此設計嚴密，當然這些“運動”能取得相當大的“成果”。這樣一套方式，在文革中也都再次運用，祇是規模更大，時間更長，造成的災難也更大。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上面所引述的，還祇是領導“思想改造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的當權的一方所留下的記錄。儘管這些記錄本身，已經是夠荒謬夠兇狠了，但這些記錄仍然祇是單方面的說法。當時發生的許多事實，都沒有被記載和報告。就像如果閱讀官方寫下的文革歷史，我們會找不到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記載的關於受難者的大量事實一樣。 當筆者調查文革歷史的時候，有數位被訪者說到，早在“思想改造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中，就有一些人被逼自殺。在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授劉大傑多次檢討不能通過，跳黃埔江自殺。由於偶然的原因，他被從江水裏撈起來沒有死，但是他還得繼續檢討。除了老賬，還要檢討自己投江自殺的“錯誤”。還有更可怕的事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用斧子砍自己的頭自殺。他沒有死。但是，雖然他在1952年自殺未死，後來，文革開始不久，1966年6月15日，李平心教授在家中開煤氣自殺身亡。需要說明的是，劉大傑和李平心，在1950年代初都已經不是相對來說情緒脆弱容易波動的年輕人，他們是中年人，是發表了相當多著作的冷靜的學者，本來是很難會採取自殺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他們並沒有反對這兩個政治運動。他們是檢討了的，但是檢討通不過。他們已經投降，但是因屈服程度不夠而不被準許過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採取了自殺的方式。 還需要說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工作組長袁永熙和其妻子陳璉，都曾是大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物，他們在1940年代加入共產黨，1949年後成為高級幹部。1950年代初是他們這樣的人最為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年代。他們自以為有要人臣服的權力，也不在乎別人的痛苦,一心祇想運用剛剛到手的巨大權力。袁永熙生於1917年，1952年他35歲。他命令和指揮北京大學三千多教授和學生“交代問題”（他的報告中說是3028人）。想像一下當時校園裏的場景，可以知道他當時儼然是一員指揮“政治運動”的驍勇大將。但是，到了1957年，他自己也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成“右派份子”。他被送到北京郊區昌平縣的一個勞改農場五年。1962年5月“摘帽”後，被派到河北省南宮中學，成為教語文和英語的老師。文革開始後，這所中學有5個老師和幹部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後自殺，他自己曾經被紅衛兵打得昏死過去後丟在野地裏，僥幸才得以活命。 袁永熙被劃成“右派份子”後，他的妻子陳璉和他“劃清界限”，與其離婚，得以繼續在共產黨內擔任高級幹部。文革中陳璉也為她的“歷史問題”被控為“叛徒”，遭到批鬥。她在1967年11月19日在上海跳樓自殺，死時46歲。 有被訪者說，袁永熙和陳璉後來也落入悲慘遭遇，是因為在共產黨內，像他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在“政治運動”中總是容易成為打擊對象。他們的下場令人同情。也有被訪者說，袁永熙這樣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整起“知識分子”來可能比別的出身的幹部更狠。他們在1950年代初扮演了在學校中迫害人的重要角色。他們迫害人的嚴重程度其實並未因為他們本人較高的教育程度而減少，甚至還可能因此增加。工人農民沒有受過很多教育，卻有普通人的常識和對知識的尊敬。這樣的人卻是一些高度自以為是而又道德虛無、行為冷酷的人。關於動機的探討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的目的是陳述事實。在事實方面看，袁永熙的命運沉浮──從整人者變成被整者──確實令人注意。參與設立迫害人的機器的人，不論那人多麼聰明能幹，仍然可能也被這架機器所吞喫。 “忠誠老實運動”一結束，就開始了“院系調整”。大學全面改組。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取消。清華大學取消了文理科，變成單純的工科學校。而且，在所有的大學裏，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政治學作為獨立的科系也都被取消。潘光旦是社會學教授。在1949年以前，全國大學中有社會學系的有二十個，在校學生975人。（《中國社會學史》，韓明漢，天津人民出版社，頁172。）1952年社會學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說明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會科學。蘇聯的大學裏不設置這些科系，中國也照此辦理。社會學系直到文革後才逐漸恢復。 從那時開始中國的教授不再能自己選擇學校任職。使得教授必須接受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界人事制度的改變。學校全部收歸政府所有，都在共產黨黨委的領導之下，教授不可能再自己找工作，既不能去別的學校，也不能改行作別的，而祇能“服從國家分配”。也是在1952年，大學畢業生也開始由“國家分配”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從幾個方面來說潘光旦都不可能再繼續他在清華大學的職位和專業了。潘光旦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學院。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加上“院系調整”之後，對”知識分子”的馴制工程就已經基本實現了。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從當權者的角度來看問題，這三個“運動”設計得嚴絲合縫，緊緊銜接，互相補充，一環扣一環，所以成效顯著。 在一個社會中，控制人的主要方式無非通過三種途徑：1，文化和道德；2，經濟和利益；3，強力和恐怖。 “思想改造運動”要人人檢討的結果，是在學校裏從思想方面徹底否定了這些人。“忠誠老實運動”已經把個人歷史上和舊政權的關係牢牢掌握，隨時可以找出罪名拿出來整治。“院系調整”則把原來的學校管理體制打碎了，把“（共產）黨委負責制”建立起來，同時，把教師們職業選擇的自由取消了，也就是從經濟方面一把卡住了。 在那時候，還沒有像文革那樣直接對學校的大批教師施用暴力。但是，與這些“運動”同時或者較早時進行的別的“運動”，卻大量對於不設防的人們使用恐怖手段。“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1951年9月，就在1951年這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槍斃了71萬人， 把127萬人關進監獄，還有23萬人被“管制”（《中國的昨天和今天》，解放軍出版社，199９年）。那時的人們，目睹了不經司法程序的大批殺人，見到了橫七豎八堆在卡車上運走的屍體。這類屠殺行為無疑產生了極大的威懾力度。 1955年，又進行了“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每個單位都有“五人小組”， 領導“運動”。所有的教師在1955年的暑假期間，集中住宿一個多月，“交代”自己，“揭發”別人。有一位被訪的老教師說，他有時候會夜裏說夢話，除了家裏人，單位裏的同事不會知道這個情況。“肅反”時全體教師集中住宿，很多人睡在一個房間，被別人聽到了他的夢話。領導運動的人懷疑他有沒有交代的問題，居然叫人晚上不睡覺，悄悄守候在他的床旁邊，記錄他的夢話，以圖收集到他的罪證。 沒有經歷過這種“政治運動”的人，很難想像這種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每個人不是變成可憐的被整者，就是充當無情的整人者，不但要“聲勢洶洶地鬥爭”他人，還要半夜守在同事的床前聽夢話，以求發現罪證來整人。這是怎樣的一個鬼魅世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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