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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文學 專欄 所謂左聯五烈士（上） 高爾品 本文僅為辨識“勝利‘不然就死’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前驅的血”而作 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現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綱領） 提要﹕
引文 龍華千載仰高風，
四十二年前，一九六零年的深秋之夜，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文學愛好者，雖然饑腸轆轆，卻懷著無限的崇敬，將這一首無題的“革命烈士詩抄”，抄錄在他那本心愛的小本本裏面。而他在這個小本本裏寫下的第一首詩歌，題目便是﹕“黨啊，我的母親！”。自然，這個黨，就是那個正在逼他餓飯、並早已指斥他是一個“小右派”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他餓著肚子抄錄下來的這一首“革命烈士詩抄”，也祇能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烈士詩抄。 所謂光陰荏冉，歲月如梭。一晃便是二十九年過去了。二十九年之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深夜，那個已經成為作家的“昔日文學少年”，居然就面對著他那個正做著大學校長的哥哥──一個滿懷著對弟弟的擔心，來勸說他再也不要“上街”的哥哥，噙著滿眶的眼淚，大聲地吼叫著說﹕ 別了，哥哥，別了，
這，又是“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所寫下的著名共產革命詩篇。而作家含淚脫口嘶叫出來的詩句，竟也把當時在場的本省一位“著名詩人”，感動得眼淚汪汪。第二天，詩人便把他的“壯舉”傳遍了那個缺少文化的中共文聯大院。 那一夜，他幾乎是在自己的書房裏，癡癡地坐了一夜。清醒時，曾驚訝自己怎麼就會面對著他的哥哥，嘶叫出那樣的“共產革命”詩句。他明白，他的哥哥，一定是十分地傷心。而他，則已經懷著滿心的羞愧了。因為，他在哥哥面前的表現，實在有些滑稽可笑，就像白天聲討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游行隊伍所高唱著的，竟然是殺人黨所唱的“國際歌”一樣……因為，此時的他，早已不是餓飯時代的那個少年，彼時，他正在獨自年復一年地清掃著歷史的塵封，更在為勝利者所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裏面，辨識著當代中國人民無窮苦難的真正歷史來由。 或許，就是在那個漫漫的、似乎沒有盡頭的“六四”長夜裡，他也才突然地思考明白了，我們這一代人，不，是這幾代人，他們對“共產黨進步派”的天生熱愛，究竟來自哪裡？而他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天生仇恨，更是從何而來……？ 一、“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文學自由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 一個不爭的世界文學史事實是，在我們中華民族漫長的中世紀歷史上，確曾創造了燦爛的文學；而在歐洲中世紀長達千餘年的歷史上，除掉宗教的經典、史詩和教會的文化以外，幾乎沒有個人創作的文學可言，甚至連中世紀之前的羅馬希臘文學，都幾乎與龐貝城一樣，被深深地埋葬在歐洲的大地之下。之所以能夠出現如此悖反的歷史差異，其最為重要的緣由，大概就是中國的專制君主們，因不曾實行過殘酷的宗教思想統治，從而使人民獲得了文學創造的相當自由；相反，恰恰是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君主們，實行了殘酷的宗教思想統治，所以，才因思想的絕對專制，而將人民文學創造的自由剝奪殆盡。 另一個不爭的中國文學史事實是，中國的文學，恰恰又是在君主專制時代結束之後，產生了一次大發展和大普及。其原因，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型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他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地擔負起反對專制復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才給當時的中國文學，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拼搏的時代條件。”3也就是說，正是偉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才將文學的創造推向了一個更其高遠、也更加普及的嶄新歷史境界。 然而，一個爭論不休的文學史事實，卻伴隨著辛亥之後中國的政治發展，伴隨著前蘇聯要命令和指揮中國共產黨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和武裝出賣中華民族，更伴隨著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侵入，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中國的應運而生，而產生了在辛亥之後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究竟有沒有文學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雖因回首百年文學發展而已經能夠“蓋棺論定”，就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祇有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甚至是在辛亥之後軍閥混戰的年頭，才產生了真正的好文學和真正的大作家，但是，迄今為止，由於一部部中共“中國新文學史”，依然要從那一部部用盡謊言編織的中國現代史“出發”，繼續編織著“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沒有文學自由”的歷史性謊言，繼續地謳歌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前驅的血，甚至將他們在外敵的命令和指揮下背叛國家民族的歷史罪行，繼續當作一篇篇大無畏的文學英雄的史詩來橫加歌頌，這就不得不迫使著我們要將“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中國究竟有沒有文學自由的問題，進行一次歷史性的辨識了。 （一） 我們辨識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中華民國國民乃擁有著極大的出版自由。甚至這個自由，迄今都為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文學家們，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 而所謂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期，一般地說，應該是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因一期北伐勝利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開始；準確地說，則應該從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和中國獲得初步統一及和平開始。因為，正是從彼時起，中國國民黨才在她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歷經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並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之後，又進行了十七年反復辟的艱辛歷程，才終於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並真正地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政權。但正是這個因接受了歷史的教訓才不得不實行“訓政”的“第二共和”政權，卻在她一開始，便被蘇俄和中共將它定性為“國民黨反動統治”。 但是，就是在這個剛剛開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文學不僅繼承了辛亥以來的自由，而且享受著祇有在一個真正共和的國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為，沒有出版的自由，所謂文學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話。對此，當年的共產派文化人竟在後來對它回憶道﹕“……我小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在鄉間屬於縉紳階級一流的人物……鄉居無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剛過，他竟忽發奇想，決定到上海辦一種《時事週刊》……於是，老師就帶著我這個初到上海的無名小卒，一個鄉下的小知識分子，居然輕而易舉地就把《時事週刊》辦了起來……”4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經統治了五十年的大陸，豈非祇是一個“神話”？ 而另一位共產派文化人，則更其詳細地追述了他們後來便再也沒有享受過的這種自由了。他說﹕“……劉吶鷗願意拿幾千塊錢辦出版事業，邀望舒與我合作……這個計劃，商量了五六天，就決定了。於是我們一方面編印了一個小型的半月刊，定名為《無軌列車》，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便在《無軌列車》上公開發表了……同時，劉吶鷗在北四川路東寶興路口租下了一座臨街的房屋，開設一家書店……叫做《第一線書店》……”5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文化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夢幻”而已。 但在當時，甚至那兩個已經有了革命作家名聲的丁玲和胡也頻，竟也要“摹仿當時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從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贊成，於是，《紅黑出版社》和《紅黑月刊》都辦起來了……”6他們的幸運，是否直到今天，都還是當代中國文學青年所夢寐難求的？ （二） 我們辨識的第二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對那個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同樣給予了若大的自由。因為，由各類新文學史家所提供的史實，實在是證明了了這種自由的確實存在﹕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一群共產黨及左傾青年，從武漢回到上海，開設了《春野書店》，創辦了《太陽社》，並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創辦了《太陽季刊》，宣揚‘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主要人物有蔣光慈、錢杏村，楊村人、洪靈菲等……”香港的新文學史家如此說道。7 一九二七年八月，當郁達夫將創造社的出版部交給成仿吾之後……其機關刊物，先是《創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創辦《文化批判》，“……中共黨員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詞’，強調‘沒有革命的力量，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已屬共產黨腔調……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編，於創刊號發表‘流沙前言’，稱﹕‘……文學是喚起階級意識的一種工具’”。臺灣的中共黨史專家則如是說。8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的思想運動。它適應於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號……”9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於此，雖然沒有承“國民黨反動派”的情，卻對中共文化人敢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倡導“要與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出了如此“欣然於懷”的歌頌。雖然，他們五十餘年來，除掉繼續敢於歌頌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文學以外，還敢於歌頌過什麼樣的文學呢？ “國民黨反動派”們是用實際行動來給予中共提倡“共產革命文學”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居然也十分情願地對此“作證”說﹕“……口號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內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誌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討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10 於是，當代的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會這樣興高彩烈地為著別人的自由寫道﹕“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了一桿鮮艷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11 “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學上對於“要革自己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家，非但允許他們“結社、結夥”以宣傳和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事業，甚至允許他們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聯盟”，並允許這個共產黨的“作家聯盟”來創辦形形色色的無產階級文學雜誌，以宣傳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即﹕“來革他們這些反動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學史家們，才能意氣昂揚地告訴我們說﹕“左聯自成立後，陸續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頭》、《北鬥》、《文學月報》等刊物和秘密發行的《文學導報》(創刊號名《前哨》)、《文學》(半月刊)等雜誌，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至於由‘左聯’成員出面主持編輯、出版的刊物，為數更多。”12然而，這對於五十餘年來從來就無權享有任何文學結社自由的中共文學史家們來說，豈非是一個“致命的嘲弄”？ 有計劃、有步驟地要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共產黨，其時，不僅正在命令著和指揮著中國共產黨的造反和革命，而且還在諄諄地教導著中國共產黨，為了促使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和成功，還必須將文學當成“整個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還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特別是蘇維埃俄國的“馬教”文藝理論，來武裝中國的共產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因為，“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13因為，“我們要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先從理論上打好基礎”；14因為，“……我們認為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理論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已經獲得了極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立之初，就謹遵教主列寧的教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被列寧稱讚為“整個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最優秀著作”的蒲列漢諾夫理論，特別是他的“馬教”文藝理論，進行了急切的翻譯和介紹。 於是，在國民黨剛剛開始的“反動統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學與革命》即於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們翻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它包括﹕ 馮雪峰翻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藝術之社會基礎》；蘇汶譯的，蘇俄──波格丹諾夫著的《新藝術論》；馮雪峰譯的，蘇俄──蒲力漢諾夫著的《藝術與社會生活》；魯迅譯的，蘇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文藝與批評》；馮雪峰譯的，蘇俄──梅林格著的《文學評論》。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後﹕魯迅譯的蒲力漢諾夫的《藝術論》亦在光華書局出版，並首先發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後，蘇俄的《唯物史觀文學論》和《藝術社會學》也都在這套叢書中相繼出版。 “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的自由實在不可謂不大。因為，任何人都不會給予自己的敵人以這樣大的自由；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專制政權不用說從來就沒有給過他的敵人以這樣的自由，而且也沒有給過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這樣的自由。 （三） 我們辨識的第三個結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給予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種種自由，而且還給予了他們“批判和鬥爭”其他文學的完全自由。 當代的中國新文學史家們對此倒是羞羞答答地說過﹕“……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他們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16 雖然，曾被他們指罵為“二重反革命”的魯迅，在中共已經意識到彼時非但不能得罪，而且還必須團結、尊重，甚至必須“利用”之後，中共的文化人們不僅立即收回了他們的投槍，而且立即把魯迅捧上了中共左翼作家旗手的寶座。於是，一邊在國民政府領著三百塊大洋月薪的旗手，一邊也就原諒了那些曾向他投槍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甚至說﹕“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17 好一個“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幸運的是，魯迅本人無命熬到“蘇維埃的政權之下”，但是，那些所有熬到了“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中國文學家、文化人，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化打手們，又有幾人沒有被那個“祇有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整治得死去活來，其中無數被這種方法送掉了性命的，竟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永遠無以治愈的傷痛，早就“血濺文史”了！ 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以“製造階級鬥爭”和“製造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來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的，所以，哪怕你並沒有想做他的敵人，他也會尋找出敵人和製造出敵人來，以便製造階級鬥爭，更使之尖銳化。 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這些敵人很容易就被他們找到了。而這個敵人，就是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正在遭遇蘇聯的公開侵略和顛覆，並正在遭遇著日本帝國就要大舉侵略中國的威脅之時，由執政的國民黨或曰親國民黨的文人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而他們的主要文學理論便是﹕“藝術和文學是屬於某一個民族的，為了某一個民族、並由某一個民族產生的。其目的，不僅在表現那所屬民族底民間思想，民間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時在排除一切阻礙民族進展的思想。因之，民族主義的文藝，不僅在表現那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同時並創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於是，號稱“沒有祖國”，呼叫“祇有蘇聯才是我們的祖國”，而且在蘇聯侵略者已經武裝佔據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居然還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發起全國暴動來“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及其無產階級文學家們，對於這個“文質彬彬”的民族主義文學主張，自然是“怒火中燒”。於是，他們立即便將一頂“法西斯主義文學”的帽子扣到了民族主義文學的頭上，而指責“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魯迅，竟然用盡了“辱罵和恐嚇”，來辱罵和恐嚇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者，是“文化流氓”，是“洋大人的寵兒”，不，是“寵犬”，直至指責那些主張民族主義文學者，都是“上海灘上沉沉浮浮的流屍”。18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豈止是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親國民黨、愛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這樣一個敵人，並將他們辱罵得灰頭土臉，鬥爭得體無完膚，而且，早已被歷史證明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絕不容忍其它任何一種文學存在的專制本能，更使得他們對與自己有著不同觀點的“新月派”和其它文學流派，大張韃伐，必置“敵”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不僅將主張人性文學、反對鼓吹階級性文學的梁實秋，辱罵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將他辱罵成“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無人豢養，餓的精瘦”的“野狗” 了19 至於由他們自己為了擴大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而製造出來的“與文學自由派和所謂第三種人的論爭”，其結局，便是在他們果然奪取了政權之後，便立即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運用的方法”，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將那些曾假扮成與他們有“不同文學見解的同志”，整治得死去活來。20 （四） 如果今天有人要問，為什麼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派作家，和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居然就能夠“橫行”在中國的文壇之上，想出版革命文學，就能夠出版革命的文學；想結社結夥，就能夠結社結夥；想宣傳馬列洋教，就能夠大肆宣傳馬列洋教；甚至想辱罵和恐嚇誰，就能夠辱罵和恐嚇誰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給了他們太多的自由！ 所以，我們辨識的第四個結論，就是號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中共文化人，他們所索取的絕非僅僅是文學的自由，而是對文學自由的利用，即利用這一自由，來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煽動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甚至是公開號召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直至嘶喊要“殺光國民黨反動派”。然而，就連這樣的“自由”，“國民黨反動派”竟然也還是給了！ 後來曾被中共文化界打成右派、更被中共文革整治得家破人亡的三十年代共產派文化人柯靈，就曾在他的回憶文章裏“得意”地說過﹕“……《明星半月刊》的文字，都與電影有關，卻又不是為電影而電影，為藝術而藝術……鋒芒所及，政治現象，社會風氣，藝術問題，凡與電影直接間接有關的，借題發揮，無所不評，無所不談……為介紹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凡當時對推動革命（按﹕共產革命）有重大意義者，《半月刊》曾盡其所能，任宣揚之勞……21至於這家《半月刊》所發表的“何必槍口對內”一類的漫畫，就更是為公開地擁護共產黨發動武裝叛亂和揭露國民政府“打內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欺騙作用。 至於共產派作家胡也頻在他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中，無情地嘲諷三民主義，肉麻地歌頌馬列洋教，公開地侮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就祇能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所謂的五烈士中，真正有些文學才華的柔石，在他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之中，就更是將那個社會描繪成了一個“為殘暴者把持所有”和“四周是怎樣地黑暗”的“萬惡世界”，所以，他才要“在黑暗之大神的懷中掙扎”，“要痛快地破壞這存在中的一切”。而他的這些“文學語言”，卻是在中世紀一般真正反動和黑暗中生活了五十年的幾代中國大陸作家們，死都不敢下筆的“囈語”！ 但是，三十年代享受了太多自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由於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暴動造反之間也”，所以﹕ 他們筆下的文學主人公才會這樣地想著﹕“第一，是喚醒民眾，深入而擴大地喚醒他們，把他們吸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成為革命的隊伍……”22 才會這樣地喊著﹕“鬥爭呀，朋友，祇有無情的鬥爭，最後的勝利才是我們的……”23 才會這樣地叫囂著﹕“……因為這時代的要求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所以，“我自然是要貫徹我的主張，須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就是我們要得到大成功，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小暴動，否則，要再一次將我們的全民激動起來是不可能的……”24 於是，五烈士中最年輕的一個，也確實是富有一定文學才華的殷夫，便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詩歌”歌唱道﹕ 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
在這裏，無論年輕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表現了如何真誠的信仰和如何動人的才華，然而，我們卻正是從這些號召“革命”和“仇恨”的詩句之中，聽到了“中共第一代紅衛兵”就要開始殺人的瘋狂叫囂，看到了中共從“殺人鎮反”、“殺人土改”、“殺人文革”直至“殺人六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殺人歷史畫面……而這位三十年代的中共紅衛兵詩人，為了“推翻和殺光國民黨和一切反動派”而寫下的另外一段“文學詩句”── 我們要把敵人殺得乾淨，
──就更祇能令所有遭遇過中共歷次殺人政治運動的幾代中國人，“聞詩而喪膽”。 然而，他們竟然就能夠作為“文學作品”，而公然地發表在和嘶喊在三十年代“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而這類公然用墨寫下來的要號召殺人的“血字”，竟然就在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中，無處不遇──在胡也頻的小說《到莫斯科去》之中，那個與一位共產黨“革命家”通姦的國民黨市黨部書記徐大齊的太太，不僅立即覺醒到，“祇有到莫斯科去”，才能為她那個被處決的姦夫報仇，而且她還“……立刻便覺悟了，覺得縱任把徐大齊殺死，於她，於洵白，都沒有多大益處，因為像徐大齊這般人，甚至於正在等著候補的，是怎樣地多啊。她覺得她應該去做整個鏟滅這夥人的工作，否則殺死一個又來一個，這不但勞而無功，也太費手腳了……”25 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倘使一旦激起了五十年來無辜死於無產階級鐵血專政下的無數冤魂，甚至是激起了他們億萬親屬的巨大覺醒，豈不是又要在我們中國的大地上，重新製造一場──
（五） 我們辨識的第五個結論，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不僅有號召殺人的自由，而且，當他們非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而是因為參加叛亂叛族、特別是因為中共自身對他們的出賣而死之後（參見下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居然還能夠擁有對他們的悼念權、宣揚權，甚至是藉他們的死來繼續公開號召發動中國馬教共產革命的權力﹕ “五烈士”剛被處決，時已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的魯迅，這個祇因為傳統的本能未泯，晚年的欲望太過，而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偉大作家，就敢於寫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這樣一篇悼念文章，從此將“五烈士”“非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事實，公然製造成了“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歷史性謊言。 “五烈士”死後兩個月，中共的《前哨》雜誌（後改為《文學導報》公開出版），又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書”，魯迅更為美國的雜誌寫出了“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不僅敢於公開地攻擊國民政府，而且敢於公然地欺騙世界輿論，以騙取國際間的同情。 “五烈士”死後不過七個月，沈從文，這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被整整剝奪了三十餘年創作權和知名權的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竟敢於寫下長篇傳記《紀胡也頻》，而當時的《上海時報》亦膽敢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起便開始連載了。 “五烈士”死後兩年，即一九三三年初，魯迅又寫出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再一次藉追悼“五烈士”而煽風點火。而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二卷第六期，不僅發表了這篇文章，而且“為發表這篇文章，我還編了一頁文藝畫報……向魯迅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又配上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還加上了魯迅的照片……”26 一九三三年七月，胡也頻的同居人，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和中共左聯的書記丁玲被捕，居然能夠轟動中外，就是因為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不但無數民間的自由報刊敢於報道她的被捕，而且民間的大報《國聞週報》猶敢立即連載沈從文迅速為她寫成的長篇記實文學《記丁玲女士》。而沈從文，這位後來被共產黨的作家協會領導丁玲同志“棄之如蔽屣”的真正文學家，那時還敢於在《記丁玲女士》的跋中寫道﹕“一頁較新的歷史，必須要若干年輕人的血寫出的，同這個社會的種種惡劣習氣作戰，同不良制度作戰，同愚蠢作戰，他就不能吝惜精力和鮮血……” 我們姑且不論一九四九年之後，也就是沈從文所謂的“那一葉較新的歷史”寫成之後，成千上萬被無產階級專政無辜斬殺了性命的中國人，非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於為他們寫下一篇悼念的文章，甚至連一句同情的話都不敢說，有的更要在冤死者的屍體前，用聲嘶力竭的批判和鬥爭，來向共產黨表達他們的無比忠心。我們單單祇說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屠城當中，和在屠城後的屠殺中慘遭橫死的青年，於今已經十三年過去了，但在號稱擁有數千名大小作家的當今中國文壇上，迄今又有哪一位“新時期文學家”，敢於為其中的任何一位寫下一篇悼念與追思的文章，就不用說更有哪一家中國的報刊敢於發表這樣的一篇悼念文章了！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真正“黑暗無似”的時代，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還要在他們敘述中國新文學史的“學術著作”中，歌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詆毀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至於一些當代作家們，他們居然還能夠在揮灑著國中人民的血汗，於海外招搖過市之時，竟然就能厚著臉皮地嘶喊著說﹕“在中國的文學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自由過……”（姑隱其名）。 （六）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辨識的第六個結論，就是三十年代的“反動派國民黨”，確實也曾“限制”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國民黨中宣部就曾頒佈過一個《宣傳品檢查條例》，規定對於“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之反動作品，要分別予以查封、查禁或究辦，違抗者加重處分。各級黨部如發現反動刊物，得請當地政府先行扣留查勘。出版物與宣傳有關者，並應送請審查。 一九三零年，中華民國政府頒佈了《出版法》，規定發行新聞紙及雜誌應向政府登記，禁止出版品意圖破壞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違者，出版品得予以扣留或禁止其發行，負責人得科以罰金、徒刑或拘役……而任何出版品，凡牽涉到國家的對外事務和國民政府重大政策者，需在出版後，寄送本地國民黨黨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兩份云云…… 由是，“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封閉了創造社，於一九三零年查禁書刊288種，多數為中共書刊，但中共卻改名另印，或秘密發行……”27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當真是為對付所謂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才製造了這樣的“惡例”、頒佈了如此的“惡法”嗎？ （待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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