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九十一周年

　　许多有识之士质疑，为什么神州大地现在竟然流行颂扬我们民族敌人的“清宫戏”？

　　为什么频频制造文字狱、屠杀我民族志士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披鸟尾、带兽蹄、茹毛饮血的满洲禽兽，在这些臭气熏天的影视毒品中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伟大导师、英明领袖？而满人后裔“金庸”之流，更是在所谓“中央人民政府”的庇护下登堂入室，得以假借“武侠小说”来诅咒报复中华民族，颂扬“令狐冲”之类的狐臊之辈为仁慈侠客！

　　这都是因为，迄今蟠踞神州大地的所谓“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个像满洲妖孽一样从东北偷偷入关、勾结北方蛮族蹂躏中华的野蛮盗匪集团。这个类似满洲盗匪集团的流寇盗匪集团，乘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机，以土匪割据扩大武装叛乱，终于在北京建立了万恶的马列洋教政权。洋教政权热衷于出面歌颂满鞑子，其实是“猩猩惜猩猩”，指桑颂槐，为自己的共鞑子行径张目。

　　有的伪自由派学者遭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洋教政权的批判，罪名是，其“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有影射中国共产党推行愚民政策之嫌疑。后来有的“体制内反对派”──“中共的忠诚叛党份子”将此修订为“革命压倒启蒙”，企图混水摸鱼。其实本文即将揭示，中共叛国集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密谋反对民族革命的反革命复辟势力。说中共叛国集团是“革命党”，正如毛泽东的臭笔杆子陈伯达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共追求的是民主自由的“新三民主义”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弥天大谎。

　　在我们看来，那些家伙是“小骂大帮忙”，他们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救亡”的神话，至于“阻碍启蒙”的罪责，主要应该归于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共产党为抵抗侵略而推行愚民政策，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是不得不然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北京洋教政权真是临近末日，否则怎么把热爱共产国际和洋教政权的汉奸御用文痞们也拿来开刀？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到底谁是“新中国”？

　　辛灏年教授的专着《谁是新中国》已经事实胜于雄辩地揭示了：正因为中国共产革命是苏俄在中国发动的，所以，它的革命理论也就一定是一家纯粹外来的理论，说“全盘西化”也行。这个理论，不言而喻，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呢？

　　它的要害，一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刚刚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二是要在经济上推翻刚刚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自由经济，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三是要在手段上，不仅将传统的暴力革命方式上昇到“科学与理论”的高度，而且将传统暴力革命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而合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极端的暴力共产革命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理论并非仅仅因为它鼓吹暴力，而使人感到可怕；它的可怕之处，是因为它鼓吹的暴力，是与拼命制造阶级斗争和一定要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始终。也就是说，共产革命的鼓吹者和实行者们，不仅要依据这个理论来夺取政权，而且要依据这个理论来维护政权。这才是共产主义者们提倡暴力革命的“新意”，也是他们这些暴力革命者与众不同的地方。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俄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沙皇及其君主制度，而是刚刚推翻了沙皇和君主制度、并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的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所创建的二月民主政府。如出一辙的是，中国共产革命，恰恰也不是满清王朝和君主帝制，而是刚刚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并且，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时正处在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连续、并且是疯狂的反扑之中。中国共产革命不过是在所有这些旨在反扑和颠覆这个崭新民主共和国的复辟势力中，增添了一个“以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反扑势力罢了。在这种意义上，北京洋教政权奉马列洋教为宗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满清宗社党一样的异种来源，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来自乌拉尔山的“中国共产党”和来自外兴安岭的“满洲宗社党”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不折不扣的卖国集团。

　　这个卖国集团不仅在二十年代破坏革命、三十年代破坏启蒙，而且在四十年代破坏救亡，到了五十年代公然出卖我们可爱的中华给苏联──这个比猃狁、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清、日本危险更大的混种的野蛮帝国苏联，直到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最后，中国共产党这个共产国际派遣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支部”），根据莫斯科的阴谋“指示”，把全体中国大陆人民，沦为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亡国奴！在卖国的“国际主义功劳簿”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的总和！

　　我们掌握充分的证据，可以起诉这个犯有严重叛国罪的特大犯罪集团──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北京洋教政权，并在民族法庭上审判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其罪行主要都是出卖民族的“政治主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不遑多让，比他们“毫不逊色”。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炮制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割据”（有毛泽东的亲口招供为据。中共在2001年还由胡锦涛出首，公然纪念其卖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该伪政权的成立，正好是与日寇策划的“九一八事变”遥相呼应的，比伪满洲国的成立还要早！）──企图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样，中共反革命卖国集团就犯下了分裂祖国的叛国罪行，可谓十恶不赦。

　　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配合苏联的对日绥靖攻策，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正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还戴了个苏联卫星国的专有称号“人民共和国”，更大规模地犯下了分裂祖国的罪行，使台海两岸的中国人，至今处于分裂状态，被无耻政客分头割据。人民饱受磨难，国家民族的浩劫，莫此为甚。

　　另方面，中国共产党还犯下了历史上一切卖国贼都不敢犯下的罪行：

　　1，他们诋毁中国文明，祀拜马恩列斯；
　　2，他们屠杀中国的脊梁，引进苏联的顾问；
　　3，他们废弃中国民族的自尊，用西方的邪说把中国人贬作三等国民。最后竟然厚着脸皮自称是“第三世界”，好一个“来自延安的无赖作风”！中国人，被迫日复一日地厚皮歌颂“老大哥”的德政，稍有不从，便扣上一顶“反苏”的死囚帽子，严刑拷打，剖腹挖肾，坐牢杀头，“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4，从此，中国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主权，还丧失了我们保持了数千年不坠、甚至在异族铁蹄下都没有失去过的“文化主权”──丧权辱国，其此为甚！
　　5，北京洋教政权把这种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丧权辱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为巩固这种卖国行径，直接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并在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中，“整”死八千万中国人──这样的卖国贼，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罕见！
　　6，北京洋教政权把对中国民族精神有系统地摧残，叫做“思想改造”，把对中国社会有系统地破坏，叫做“社会主义”；把对中国文明有系统地破坏，叫做“文化大革命”──其卖国的成就，堪称“史无前例”。

　　这种“文化主权的白白奉送”，比“政治主权的廉价出卖”，更为恶劣。 所以我们说，北京洋教政权哪里是救亡，而是比其外国主子还要积极主动地、“全方位地”灭亡了中国！所以我们说，“救亡压倒启蒙”论，“封建余毒致使中国落后”论，是在精神的和肉体的双重奴役状态下，“为洋教政权讳”的马屁产物，它受中共的批判实在冤枉，应该受到北京洋教暴力团的“英模表彰”。

二、近代中国的亡国痛史历历在目

　　为系统驳斥“只是批判民族传统，不去触碰共产国际”的洋奴哲学，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的亡国痛史。

　　二十世纪伊始，中国就因为“八国联军”的烧杀抢劫，而差点沦为政治殖民地。区区数万的远征军，成为扭转中国乾坤的力量，1900年，满鞑子的“大清”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为了铲除其废墟和名义，又花了革命党人十一年的工夫。在一般人看来，那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三十年后的日本侵华，又再度提高了这一危险。然而，不论八国联军还是日本禽兽，给中国带来的亡国危机都只是军事层面的，充其量只危及中国的政治主权。而一个民族，即使被武力征服，也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主权。如德国、日本失败于二战，被占领、解除武装，但它们的民族文化依然受到尊重。古代中国，先后亡于蒙古、满洲，但即使异族侵略者，也没有像北京洋教政权这样剥夺过我们民族的文化主权！

　　在北京洋教政权的思想摧残下，短视的人只看见物质主权，看不见精神主权；只看见政治主权，看不见文化主权。结果，对“亡国”的理解还停留在三百年前顾炎武时代的“亡天下”的水平！其实，这己经大大落后于顾亭林先生。因为，满鞑子虽是异族，却并未亡我文化主权；顾炎武看到民族危机，但并未感受文化危机。而如今生活于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四亡状态”下的当代中国人，却以仅仅保持政治主权而为“独立自主”的全面证据，不亦陋乎！

　　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国际间的势力均衡特点，再小的国家都没有一个被剥夺了政治的主权──这哪里是因为北京洋教政权的功劳？！尤其是，各国在华的不平等条约，1942年就宣告废除了。那时，毛泽东还躲在陕北的窑洞里，吸大烟嫖娼妓呢！

　　如果按照北京洋教政权那种落伍于现实的、三百年前的逻辑看问题，把1950年以后的中国在军事自卫能力方面较大的安全系数（压迫中国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军事威胁终于告一段落），等于“独立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独立自主，不仅要看它的军事、政治，还要看它的经济、文化，更要看它的意识、精神。这有点像一个人，如果他有武装、有名望、有财富、有教养，但却自愿为奴，姓别人的姓、迁就别人的归属感、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这样的人，只是寄养的动物，怎能算是独立的人！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么一个被共产国际豢养的没有灵魂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洋教政权，是一个彻底的文化与精神的乞丐。而一个乞丐，即使再有钱，也还是一个乞丐，因为他除了在洋人面前谄媚和发抖外，没有丝毫做人的慾望。

　　19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之后，中国仿佛“恢复了政治的独立与主权”；但是，与政治独立同样重要的思想独立、与“政治主权”同样重要的“文化主权”，我们迄今没有。五十多年了，我们依然是“一穷二白的文化败家子、精神亡国奴”！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从顾炎式的“亡天下”，看到了中共汉奸卖国集团的“丧失文化主权”，是一大创见。但这不仅仅是创见，这是对近代中国悲剧命运的体认。明代遗民们痛心疾首的，不仅是统治家族的更迭，更是统治民族的更替；我们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政治主权的丧失，更是文化主权的背弃。有一位北京大学的著名国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位着明的国学大师）说得好：“1949年以后，我们整整一代人，再也摆不脱一种遗民的心理。”

　　要知道，国学大师在政治上决不亲国民党（国民党左派毕竟和中共一样还是苏联的干儿子，所以不惜出卖我们的蒙古兄弟去给其继父斯大林任意玩弄和蹂躏）。是的，明代遗民的屈辱苦难，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十三亿被征服了的乞活者的命运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前者只不过留条猪尾罢了，后者却得没完没了地阉割大脑！前者只不过在军事、政治上被征服，后者还在文化和私人的生活方式上遭到欺凌和“改造”。

　　请好好想一想，哪一种亡国方式更可怕？

　　当然，是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亡国”及其“四项基本原则”，更可怕。

　　满洲人并没有系统破坏中国文化，他们只是以其卑鄙手段，生气勃勃的精力，延续了它。北京洋教政权却系统毁灭中国文化，并把它作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纳兰容若、曹雪芹，这两位满鞑子与汉鞑子分别达到了词与小说的高峰。而我们当代的共鞑子们，有谁曾达到如此的境界？满洲人与共产党，相隔三百年，同样以血腥的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为什么“同族”的北京洋教政权反而大大落后于“异族”的满洲人？

　　道理很简单，清洲人，认同于中国文化，故其起点也高；共产党，背弃了中国文化，故其起点也低。

　　满洲人，是我们种族上的异类、文化上的同类；共产党，是我们种族上的同类、文化上的异类；而唯有种族与文化两方面的同类，才能成为一个民族（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本为同族，因信仰不同而变为两族；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由此观之，北京洋教政权正如奴尔哈赤一样，非我族类，此理至明！

　　共鞑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满鞑子的“大清”一样，绝对不是我们的祖国，此理至明！

三、中华亡国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御侮

　　前面，我们指出，所谓“体制内的伪自由派学者”关于北京洋教政权是“以救亡或是革命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是御用文痞在被阉割状态下的“为洋教政权讳”的溜须拍马之造作。而实际情况则是，北京洋教政权“以卖国压倒了救亡和启蒙”、“以土匪运动消灭了城市文明”。

　　中华亡国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御侮，不能团结御侮是因为文化模式的失败，文化模式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丧失了中华民族日新其德的创造精神。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一个民族走向衰亡的内部原因。

　　历史研究者们可以发现，一个政权可以被暴力手段推翻（如，英、法、德、奥、俄等国的君主政体、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一个国家可以受到军事占领（如，战后的德、日），甚至一个民族也可以被征服几百年（如中国、印度、阿拉伯、罗马等几乎所有曾经组建过“世界帝国”的“后文化的费拉民族”）；但是，一种文化模式、一个文明系统，却不会由于军事上的战败而简单解体。中国一千年以来不断遭受异族侵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中国人自信，总是能同化野蛮的异族军事征服者。但是，中国人怎么就同化不了共产党这个野种暴力集团呢？

　　民族、社会、文化模式、文明系统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在它的内部生态是否健康，是否足以抵抗外来的侵扰；而外来的武力侵扰能否被有效同化，只是对此健康状态的一个测验罢了。

　　1842年，清军败于英国远征军。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战争的规模，不过相当于一次边境冲突罢了。然而，对于改变中国的历史来说，没有哪次战争比这一次更为关键的了：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就是说，开始了改变文化模式的西化运动。显然，1842年的战败和1856、1885、1894、1900、1931年的历次战败一样，“非战之罪也”，而是社会、文化总崩溃的系列里程。最后一次抗战，由于“列强”内部的分裂(从广义文化史的角度看，这种分裂也是西方文明走向没落的标志)，中国没有认输，抵御倭寇的八年抗战才赢得了“惨胜”。

　　如果把近代中国在军事上不可思议的系列失败，直至差一步就亡于小日本倭寇，简单归于“积弱”、“散漫”，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能从黄河长江流域的零星据点，扩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显然，当年中国的强盛，今日中国的衰败，都不是军事原因造成；而是文化模式的强与弱，造成军事上的胜与败。从另一个面说，一个民族可能由于成功的武力征服而称雄世界，但若无文化的创造力以为后继，则这种征服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巩固。这就是蒙古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区别所在：前者的迅速瓦解与后者的千年寿命，正是无文化与有文化所致。最近的事例表明，世界超强的苏联帝国短短两天之内就“兵不血刃”地瓦解了，也完全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文化模式”的失败所致。

　　中国的近代史，则提供了一个不及苏联帝国那样典型但性质相似的例子。这与传统中国“从五代十国到辛亥革命”之间整整一千年遭受外族欺辱的经历，恰巧相反：

　　(1)传统中国在军事上屡遭突厥、吐蕃、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的征服，但终以文化优势将它们一一同化；
　　(2)近代中国虽然屡遭亡国危机，但军事上的“无条件投降”并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幸运”，却遭到文化与社会之完全解体的厄运！从“文化中央的超级帝国”，沦为“文化虚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以来，中国的处境更为恶化，沦为赤裸裸的“无产国家”。五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一步步贫困野蛮的历史；五十年来的进步，就是中国精神一步步走向刑场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共产国际和列位强盗国家（“列强”）灭亡中国的血泪史。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既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顾共和的体面；不仅蔓无文化，也毫无安全可言；不仅丧尽起码的内部廉耻，连自吹自擂的国际荣誉也是虚假的：

　　(1)由于集中营制度（“八亿人民八亿兵”）的实施，闭关镇压，导致夜郎自大；宣传，本来用以愚弄敌人，现在用来愚弄人民，甚至用来愚弄自己；最后，连造谣的共鞑子自己都信了自己编造的鬼话，自我肉麻，晕晕乎乎。
　　(2)1942年，中国与英美签约，废除了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六十年来，中国的安全是勉强建立在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八年抗战的果实，并非共产党的功劳。当然，这一世界均势稍有动摇，中国极表面的“政治独立”就会立即动摇。君不见，苏联垮台后，邓小平、江泽民的对美外交，除了媚笑与钻裤裆，已经走投无路。在异化为“共产主义者”的共鞑子们的手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国际压力大到足以毁灭中国的地步，只是由于别人觉得，经济与文化的侵略方式更为合算，中国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但北京洋教政权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拼命搞内斗。
　　(3)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压迫着中国，是我们，而不是“共鞑子的上层社会”在饱尝它的苦果。我们在被迫吞咽的时候，还竞相感叹着，“好！好！！好！！！”，好一个亡国奴！要是洋大人什么时候发了怒，共产党员们的“好”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是不会同情已经注定的战败者的，专制制度制造出来的浮浅民意， 是永远不能拯救中国的，更何况，贩卖鸦片起家的文明绅士是不会平等相待粗野的穷棒子的！
　　(4)中国生存状态的低贱，造成中国地势与世界水平的极大悬殊，任何危机都可能触发一次社会大决堤；洪水将一举荡平中国低地！勉强构筑了几十年的河堤，岂能阻挡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到来？
　　(5)唯一的解救之途，是提昇中国的低地。而这一提昇必先从精神下手，从意识形态下手──怎么套上的枷锁，就要怎么解下来。用暴力套在中国人头上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洋教教条，有如四个亡国条件，必须废除！五十三年来强迫灌输给我中华民族的洋教奴化思想，必须终结！
　　(6)欲改变生活，必先改变思想。中国如要富强，必须首先发动一场精神上的复国运动！
　　(7)只有当我们实现了民族自决和精神解放，世界才会重新尊重中国。
　　(8)可悲的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近代中国人仿佛进入了冬眠，完全丧失了祖先的创造力；不仅拿不出成功的应付之道，连老祖宗的所有家底都输得精光。面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挫折，“数典忘祖”成了最时髦的风尚！多少人，恨只恨爹妈没跟苏俄的红毛番交配，使自己丧失了留学苏俄、变成洋杂碎的机会，所以，只能“堤外损失堤内补”了，来个“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或什么“解散中国”、“中国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最好”等等。这些共产龟奴的用心，好狠毒啊！

　　继续尊奉异族的主子（满鞑子就毫不犹豫地在中国人面前自称“主子”）为政治领袖，这是“亡国”、甚至是“亡天下”；那么，尊奉异族的主义（共鞑子就以死刑相威胁，要中国人屈从他们外国主子的“主义”）为精神领袖，当然是比亡国亡天下更严重、更彻底的被征服者的厄运──这是全方位的民族悲剧！

四、中华复国的伟业，应该回到黄花岗，重新开始

　　精神上的死亡，乃是根本的死亡。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亡国悲剧，是发生在西元1949年10月l日。

　　在那声不祥的、狼嚎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嘶叫中，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葬送了。

　　哭不出来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从1949年10月l日这亡国纪念日、这个黑暗时代的序幕被拉开的一刹那起，中国人至今己有五十三年被剥夺了“哭的权利”！

　　又有哪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曾经关心过，“中国人被剥夺了的哭的权利”！哭，就是“反革命”；而中共所说的“反革命”，就是不做洋奴、反对供奉外国的主义。

　　悲哉！在那些为中国民族的荣誉而英勇牺牲的勇士们被处决的时候，他们的孤儿寡妇还得贡献杀害亲人的子弹费，甚至强颜欢笑，出卖灵肉，被迫歌颂共鞑子们的外国主子马客死（“马克思”）与外国主义驴拧（“列宁主义”）！

　　试问，天下曾有如此的奇耻大辱吗！

　　试问，这不是把全体中国人一概沦为最低贱的亡国奴，又是什么？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亡国的痛史啊！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子子孙孙痛骂自己！

　　中国人！我们应该重新学会，我们祖先的骄傲！

　　中国人！我们应该恢复民族的记忆，再不要像白痴一样任凭北京洋教政权汉奸卖国集团的摆布！

　　人们常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于失败、不再思振作。”

　　中国人，我们难道就只能像垃圾一样一直沉沦下去？

　　有时，我们真灰心。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已经被共产党汉奸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了！

　　在这帮丧心病狂的异族打手和民族败类手下，可爱的中华先是被分化为各个政治“阶级”，互相残害、彼此斗争不休；现在又被瓦解为各个经济“阶层”，下岗失业，沦为国际盲流。北京洋教政权以寡廉鲜耻的手段，掠夺全体中国人的财产，建立僭主寡头的公有制；现在又假借改革开放为名，把国企一概纳入私囊──这样，全体中国人财产（包括农地、工厂、商店、企业、住宅）就从北京洋教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党产，变成了北京洋教政权猪狗官员及其猪狗崽子们的私产。这就叫做“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中共从它的洋爹苏俄鬼子那里学来的下流手段。千百万下岗工人正在这样惨遭北京洋教政权背信弃义地对待，清楚说明了北京洋教政权完全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国际阴谋集团灭亡中国的险恶战略的无耻工具。

　　在北京洋教政权的分化瓦解和掳掠奸淫下，现在残留的，只是一堆堆自称“中国人”却一再背叛中国的行尸走肉，一堆堆民族意义上的坟墓！

　　我们有很多很贱的肉体，但却没有精神、没有主心、没有内在的位格。所以，“一盘散沙”成了我们民族的敌人对我们亡国奴命运的幸灾乐祸和最终诅咒。

　　国魂是国力的根本。正如精神已死，人也就是行尸走肉了。

　　移植的主义和洋教，岂能帮助我们中华的强大？最后不过毁了中华，去发达那外国的主义──马客死裂宁主义的邪恶洋教。

　　中国的积弱，中国的无能，是因为我们一个一个不争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重新发现民族自己的进取精神，并以此开辟救亡之路、复兴之途。

　　中国人，现在，我们的问题很清楚了──我们需要的，是在“振兴中华”之前，先行“中华复国运动”！因为，我们可爱的中华，已经被国际共产党势力，以洋教政权的阴谋手段灭亡了半个世纪多了！

　　现在，我们需要内除国贼洋教政权，外御强权收复失土，立即驱逐汉奸卖国集团中国共产党──这个共产国际趁乱强暴中国后所生下的怪胎──于中国的国门之外！

　　愿我们，在必要的时刻以热血来完成中华复国的神圣使命。

　　记住，辛亥革命还没有完成：我们可爱的中华，刚刚脱离满清奴役不久，就落入邪恶帝国苏联的魔掌，不仅拜四大魔头马恩列斯为主，并且迄今为止还被苏联留学生把持的二狗子集团（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及其手下的第三代狗子集团、第四代狗子集团甚至第五纵队的预备狗子集团践踏在地！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所谓“共产主义革命”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这辛亥革命的反动，这中华民族再次沦陷于异族统治的荒唐闹剧，必须终止！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因此，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再定在十月十日已经名实不符，而定在黄花岗烈士蒙难的三月二十九日，才实至名归！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踏着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的血迹前进，以粉碎万恶的马裂主义异族统治在中国建立的洋教政权！

　　今天，中国的一切事情，应该回到黄花岗，重新开始！

　　黄花岗，中华复国运动的策源地！

　　黄花岗精神，中华复国的旗帜！

　　我们要完成黄花岗的未竟之业，外抗强权，内锄国贼！

　　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还是古代中国人的纯净后裔）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革命的黄花岗精神而非北京洋教政权下修修补补的二狗子精神，用全民抗暴起义自卫的实际行动，重温并刷新民族革命的遗训：

　　“驱逐共虏，复国中华！”

　　那时，在北京洋教政权的尸体上，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国殇纪念日，将定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全民节日！

　　中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