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九十一周年

本刊主编前言﹕

　　王炳章博士因遭“暗算”而失踪，已近四月，至今死活不知。真正关心他的人，除掉听到一些难以证实的消息以外，他和岳武等三人的下落，如今竟是迷雾重重，几令人有烛影斧声之感。

　　王炳章博士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也是这个运动在海外的旗手和最勇敢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在马列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亲身遭遇过中共的暴政，对共产专制制度有着透辟的了解和认知；他作为一位留学生出身的民主运动领袖，则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有着真正深刻的感受和见解；而他作为一个从不软弱、从不退缩和从不迁就的民主运动战士，他从不更移的反共立场，从未间断的奋斗历史，以及他在“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原则问题上，所向来坚持不缀的“反共反独和民主统一”方向，无疑问地适应了国内的民心，甚至代表了国内人民的痛苦意志。

　　我在“自我流放”海外之后，有幸认识王炳章博士，也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自然也是在听够了他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对他的“糟踏”之后，才成了他的一个普通朋友。但是，他和我不多的相处、相谈，还有，就是我对海外二十年民主运动历史的日渐了解，却使我常为自己没有能够赶上他主持海外民运的“好时光”，而引为憾事。自然，这个好时光，就是“反共民运”的好时光；这个遗憾，则是他的“被倒台”，非但没有使那番民运的“好时光”变得更好，甚至竟然使得“八九”之后本应该更好的“民运好时光”，日渐地暗然失色了。这，岂止是我，一个普通学人的遗憾，更是国内外无数真正民主运动人士难言的痛苦……

　　我向来钦佩那些勇敢的民运人士们，因为，在我自己还“不敢”的时候，人家已经“敢”了，我焉能不尊敬、不佩服？但是，也正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人，不是一个民运人士，并且这一辈子都决心恪守本分，只做一个文化人，说是“反共文化人”也行，所以，当王炳章博士将他那一部不平常的书稿《中国民主革命之路》，拿来请我为它写序的时候，我只好婉言谢绝了，虽然我拜读之后，由衷的赞叹不已，甚至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斥，颇感不耐……。

　　当然，我谢绝，还因为我真的不够资格。还有，就是我害怕被卷进一些可怕的是非里面去。我承认，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毛病所在，也是我自己的毛病所在。

　　而今，炳章先生已经失踪数月，我心中的歉意早已变成了歉疚，再读他的这部不平常的着作，更使我感到有将它推广的必要。因为，读一读这一本书，只会使你更加了解这位传奇式的民运人物，更加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方向，也更会对这位被许多人佩服和许多人责骂的民主运动领袖，得出一点自己的真评价。

　　我很担心王炳章博士的命运。

　　我更期望着他能够平安归来。

编者按﹕下面转载的﹐是王炳章博士的新书《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一部分摘要。该书原名《民运手册──中国民主化运动百题问答》﹐由王炳章在一九九七年草就。初稿在国内外民运界广泛征求意见之后﹐由环球实业（香港）公司正式出版。

　　该书曾被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称为“当代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本系统的教科书”。本书以问答形式﹐从民主理念谈到民运策略﹐从改良论到革命﹐深入浅出。本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运用通俗的事例﹐将高深的民主理论浅显地表达出来﹐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即可读懂。其二﹐对民主化运动的实际运作﹐有详实的介绍﹐有较强的实用性。

　　王炳章博士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
第二部分﹐探讨﹕中国为何尚未实现民主
第三部分﹐驳奇谈怪论
第四部分﹐民运的手段与策略
第五部分﹐民运合法斗争的方式与策略
第六部分﹐关于体制外的革命运作
第七部分﹐国体﹑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
第八部分﹐革命观和理想国

　　全书以问答形式写出﹐对一百二十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王炳章博士都做了精辟的解答。该书还收集了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下面﹐是该书一小部分内容摘要，本刊将之介绍出来，以飨读者﹕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民运手册》摘要﹕

　　一百一十九问﹕多少年来﹐你为了理想到处奔走﹐甚至出生入死﹐我们知道﹐你的物质生活十分简单。请问﹐你的革命理想是什么﹖
　　答﹕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驱除马列﹐复归孙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观和理想国》

　　一问﹕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答﹕民主的题目很大。我们谈民主﹐至少应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民主理念﹐即理论部分﹐我称为‘软件’部分。二是民主制度﹐即实践部分﹐我称为‘硬件’部分。

　　二问﹕请您先谈谈民主理念好吗﹖
　　答﹕民主的理念至少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部长﹐或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家在政治权利（注意﹕不是权力）上﹐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和举行政治集会的权利等。
　　第二﹐权力来自人民﹐或称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建立的﹑人民选择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订的﹐也不是少数人授予的。用政治术语讲﹐政府只能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行使统治的权力。政府的职能是保护人民﹐而不是欺压百姓。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个要素是﹕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多数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多数人的力量大﹐少数人欺压不了他们。需要保护的﹐是少数人。最少的少数﹐是一个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的真正内涵﹐是保护少数﹐而不是服从多数。

　　三问﹕什么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规定下来的﹑以确保民主理念得以实现的政府权力结构及政治运作规范﹐或称游戏规则。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几个要素。
　　第一﹐政府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为什么要将权力分散开来﹐并加以制衡﹖我曾用‘切饼与分饼’作比喻﹐把这一深奥的政治学原理﹐通俗地表达出来。有十个人﹐只有一块饼﹐大家分着吃。如果找一个人﹐他既切饼﹐也分饼﹐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可能先把饼切成十块﹐九块是小的﹐一块是大的﹐然后由他一个人来分。他有可能分给别人九块小的﹐自己留下那块大的﹐这就导致了不公平。如果将游戏规则稍作调整﹐结果就大不一样了。试想﹐我们找两个人﹐一个专门切饼﹐另一个专门分饼﹐即把切饼与分饼的权力分开。这样切饼的人就想了﹕假如切的大小不一﹐分饼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一块怎么办﹖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一块﹐切饼的那位只能一个办法﹐就是将饼切成均匀的十块。你看﹐分权的结果﹐导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结构中﹐负责切饼的﹐即制定利益分配准则的﹐是立法机构。各国叫法不一﹐或议会﹐或立法院﹐或下院﹐或人民代表大会等﹐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执行分饼的﹐是行政机构﹐有称总统府的﹐有称国务院的﹐有称行政院的﹐有称内阁的﹐其职能是执行法律。司法权独立是另外一项特别重要的设计。假如切饼的和分饼的互相勾结﹐专把小块的饼分给老百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老百姓需要一个裁判主持公道﹐并有控告切饼者和分饼者的权力﹐让他们交出侵占的利益。这个裁判﹐就是法官﹐必须是独立的﹐均不受切饼者和分饼者的管制﹐即不受立法机构的和行政机构的左右。否则﹐无法公正地判案。裁判机关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和审判裁决的权力。
《以上摘自第一部分﹕切饼与分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

　　六十九问﹕很多人担心﹐革命将造成社会的巨大损失﹐不可为之。你的意见如何﹖
　　答﹕刚才已说明﹐革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该来就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革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心革命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经﹐奉劝执政者﹕聪明一点吧﹗让步还不算太晚。至于革命比演进造成更大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装部队﹐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布实行大选﹐势必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种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是社会损失最小的行动。实例也证明。革命行动未必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菲律宾的人民推翻马可仕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采取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一颗炸弹﹐马可仕可能负隅顽抗﹐派他的卫队向人民开枪﹐反而会酿成损失更大的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八九民运﹐学生们并未有革命的念头﹐但共产党用机枪坦克的血腥屠杀﹐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老顽固们抓起来﹕或者﹐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占领电视台﹐占领广播电台﹐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甚至占领中南海﹐一场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而支持赵紫阳和学生的军官﹐但改革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七十问﹕有人担心﹐用革命换来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政权。革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这种担心﹐是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是因果绝对论。革命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人家建成的并不是专制政体。反过来﹐用和平手段获得的政权﹐也不一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马可仕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并没有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们上台靠的是选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却是个无比残暴的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手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导者的目的。
《以上摘自第四部分﹕民运的手段与策略》

　　 一百一十问﹕你反复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乃天赋人权。你的革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必须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圣经告诫﹔神的权柄高于任何世俗的权力。
　　《易革注疏》颂扬汤武革命﹕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日﹐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顺人心。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　　
　　孟子曾为革命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桀矣﹐未闻弑君也。
　　《黄帝四经》昭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将杀之。”就是说﹐统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的赋予的权利而革命除之。
　　美国独立宣言号召人民行使革命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正当权力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目的有损时﹐人民便有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美国贡献最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继承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职演说时﹐公然为人民革命的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人民厌倦了现有的政府﹐他们就可以行使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
　　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赋人权。因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应当为人民谋取福利。当这一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权更换之。在民主国家﹐更换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换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看一看二十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党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倒﹐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特干的不好﹐人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克林顿的民主党重新执政。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换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了。
《以上摘自第八部分﹕革命观与理想国》

　　九十八问﹕请问﹐你攻占某个城市的计划是如何构想的﹖
　　答﹕攻占某个城市﹐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武昌起义”。我们应当发动新的“武昌起义”﹐来推翻中共的专制。此计划并非天方夜谭。前几年﹐曾有一个县武装部长个人占领县城的纪录。也有几十个造反者攻占云南某个县城的事件。那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不堪一击。出了事﹐县长﹑县委书记首先逃命。假如某个中小城市条件成熟（防备松懈﹐民怨沸腾﹐等等）﹐可以从各地集中一批精干人员﹐采取突然袭击﹐占领市政府﹑电台﹑电视台。然后﹐公布施政纲领﹐发动人民的力量保卫民主政权﹐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八十年代﹐菲律宾人民推翻马可仕政权﹐是人民革命成功的样板。
　　可以想见﹐如果民运准备充分﹐一举拿下一个中小城市﹐暂时接管政权是不困难的事。然后﹐民主政权应当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一﹐宣布民主政治纲领﹐宣布停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宣布局面稳定后﹐立即实行大选﹐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二﹐宣布市场经济政策﹐宣布取消特权﹐惩治贪官污吏﹐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清算贪官污吏之财产﹐不法的一律充公。保卫人民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
　　三﹐呼吁本市和邻近县市的人民进行总体动员﹐封锁公路﹑桥梁﹑机场﹑河道﹑田野﹐阻挡武警和军队的可能进犯。
　　四﹐呼吁退伍军人组织起来﹐成立民主力量的武装﹐保卫民主政权。
　　五﹐呼吁全国人民积极相应﹐呼吁各城市效法跟进。
　　六﹐呼吁港澳台人民﹑海外华人给于财力支援﹑人力支援和舆论支援。
　　七﹐呼吁各国政府给予道义支持﹐向中共施压﹐制止可能的武装镇压。
　　集中力量夺取一个城市﹐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树立一面民主旗帜﹐成为民主力量的可见象征和凝聚点。老百姓马上可以知道应该拥护什么﹐海内外的民主力量能够有形地凝聚起来。一旦民主政权站住了脚﹐接着可以触发全国各城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摘自第六部分﹕关于体制外的革命运作》

　　六十三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已经步上民主政治﹐实行了政党轮换。有人说﹐台湾国民党能够做到的﹐中共也能做到。民主不用急嘛﹐慢慢等就是了。请问您怎么看﹖
　　答﹕首先应当指出﹐民主﹑自由﹑人权﹐是等不来的﹐必须通过争取才能得到。有人很欣赏台湾的政治改革﹐寄望中共能够步台湾蒋经国的后尘﹐在大陆实行政治开放。我抱着同样的期待﹐不过﹐我并不十分乐观。凭我对两岸情况的了解﹐必须指出国共两党的某些区别。
　　其一﹐国共政权的基础﹐在性质上不同。国民党迁台之后﹐面对中共的虎视眈眈﹐不得不施行权威式统治。所谓权威式统治﹐特点是﹕政治上专制﹔经济上为自由经济﹔意识形态上不全面控制﹐除马列主义外﹐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可自由传播。中共政权的性质﹐是极权专制﹐或称全面专制﹐即政治﹑经济﹑思想上全面而彻底地一党专制。政治上﹐共产党控制一切﹔经济上﹐是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上﹐除马列主义外﹐其它思想都不得传播。
　　其二﹐国民党当年的政权﹐在价值观念上﹐肯定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中共不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反而说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其三﹐国民党迁台后﹐还是保留了一些民主的种子﹐如乡级﹑县级行政首长的自由选举等。中共没有。
　　其四﹐国民党政权的主体干部队伍还是相当好的。充其量﹐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权威执政集团﹐但不能说它是一个犯罪集团。中共不一样，它已经堕落成了一个犯罪集团﹐一个流氓土匪团伙。
　　我九八年回国﹐国内有的民运人士对我说﹐现在中共到了想进行政治改革都不敢改的地步。此话怎讲﹖可以设想一下﹐所谓政治改革﹐就是开放政治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现司法独立。不管落实那一条﹐中共特权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他们贪的太多了﹐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中共实际上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在这种情况下﹐期待中共政治改革﹐是非常渺茫的。
《以上摘自第三部分﹕驳奇谈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