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文学　专栏

诺贝尔的神话

夏　宁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文作家高行健，在全世界面前演出了一场荒诞剧。这荒诞不仅在于一个既无道德力量又无文学感觉的三流作家，竟身穿燕尾服，登上这文学的著名讲坛，而且在于中国官方作协拙劣的反对表态，使得那些犹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这样的语境中又一次发现了言说的困难。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人不畏此语境的陷阱，自由地行使了表达的权利。他们的文章，理所当然地表现了对于高行健获奖的愤懑和失望：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在全人类历史上也属空前的人为灾难。苦难就像符咒一样，牢牢笼罩着中国人的命运。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曾建立过极其丑恶的现代血统制度，有过饿殍遍野残酷专政的日子。（如此罪行至今也没有谁为此受到惩罚，连一句道歉也没有！）而这种悲惨的处境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新的时期,

　　更多的人必须继续忍受失去尊严的生活，习惯于正义不得申张，自由属于奢望，为的是在另一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艰难地活下去。他们中大多数人注定要沉默以殁，就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来到世上一遭难道就没有想法？有谁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现代奴隶──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奴隶，唯一的信念就是将痛苦埋入心底，默默等待，但愿有朝一日，某个幸运者能走上自由的讲坛，向全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哪怕只有一次也好。这一次终于来临了。然而，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个幸运的人在讲坛上发出的却是故作超然的声音。仿佛一只攀上高枝的鸟，低首梳理着它的羽毛。

　　这就是他们失望的根源。因为人人（包括瑞典文学院）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由于高行健的中国背景，那个苦难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谁也不会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他对西方现代派的拙劣摹仿显示出他既没有个人声音，也缺乏写作才气。但在高行健的讲演辞中，通篇都是在为他的写作辩护，说穿了也就是两条：一是只有流亡才能写出好作品，二是民族性的文学没有前途。与一个对人类精神的知识几近于零的人谈论如此问题，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将“流亡”本身上昇到价值的高度，使之成为文学成功与否的前提，对于那些无处可逃或不愿逃的人，对于真正的流亡，对于文学本身，都不啻是一个奚落和贬低。而当一位来自一个专制国家的作家，声称要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拒绝或嘲笑任何社会责任的时候，这实在是一种美学的反讽。这里，回忆一下另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同一讲坛上的发言，或许不是多余：“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高行健的作品当然不能与索尔仁尼琴相比，但来自曾属于同一个意识形态土壤的作家，对于文学的看法竟是如此不同，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在精神上的分裂是多么巨大。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自利的动机都能找到崇高的理由，一个人堂而皇之到远离事实的时候，你就应当怀疑他为人的诚实，以及他言论的可信度。正如高行健在1973年的极端黑暗时代,千百万人被迫害致死的同时,竟然够格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单位里大权在握的政工组长一样（他到底干过些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后来的相反姿态其实也不过是出于审时度势的投机：不管在何种社会何种时代，这类人总是不顾一切向上爬。这确是高行健“没有主义”的主义。在任何时候，它的精神实质，其实都是向下坠落的。

　　如此姿态不也正符合高行健的一贯写作？西谚有云：风格即人。这句话虽然有失绝对，但其中包含的真理却是不容怀疑的。高的作品中，光滑的形式抹平了大地的真实苦难，也掩饰了他把握真实世界以及基本叙事能力的匮乏。《灵山》不过是堆砌了一大堆远古神话、传说、民谣和楹联的文化碎片，并用一个人的漫游将它们串起来，再时时抒发些现成而浅薄的“思想”。如果说其中还有一丝生活的影子，那生活也是在远离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某个地方，没有细节的支撑，从故事到人物都缺乏质感，不真实，不能沟通，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一个人的圣经》同样缺少生动的细节和心灵的刻划，对文革暴力所作的一些表面铺张，主人公在那种环境里与众多女人性交场面的空泛描写，显示出高行健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苦难和欢乐，什么是自由和不自由，以及什么是存在主义的人生荒诞和对绝对的激情，也没有任何艺术感觉和想象力。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能触及人性深度的作品是徒劳的，无论一个人是如何的摹仿西方现代派的形式，没有灵魂就是没有灵魂。它不能给另一个人传达出某种新的经验，更不用说一个民族活的记忆。这里，恐怕还不仅是一个“逃避”与否的问题，高行健的问题是不真诚，作品中外在和虚假的成份太多，语言又蹩脚之极。一个复制时代的伪现代派赝品，哪里会有什么真正“个人的声音”？奇怪的是，这样的东西，居然获得了瑞典某些人的捧场。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称他的作品具有“普遍价值”，因为据说他表现了从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回归，植根于全人类自由的个人主义就是这样被某些瑞典人可耻地滥用了。对此，我能理解某种深切的悲哀，例如一篇文章转述了一个中国批评家的话：“当高行健被人们赞美时，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更加可悲的孤独状态（马尔克斯意义上的“百年孤独”），只能说明我们的处境更不为人所知。”再一次地，他们感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中，中国永远是一个“他者”的世界，而倍感痛苦。

　　这一切只能说明，如果不是诺贝尔奖以及它所称许的“普遍价值”，高行健的作品原本不值一谈。经过百年历程，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获得了某种权威。这种权威来自它初始就把遴选的目光投向世界，而有些文学大师也接受了它的赐予。也就是说，在它长长的名单中，因为有贝克特，加缪，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等作家，诺贝尔奖才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敬意。无须否认，现代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是西方文学培育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写作。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懂得了在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之外，文学──这个被康德称为理性的高级审美形式──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那就是提高整个人类的精神维度。它既不是迎合权力的，更不是徒有形式的。它声称自己的责任并努力去付诸实行，并不因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挤压而偏离航道。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奖才创造了一个世纪的神话，即那些获奖的作品常常能提昇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增强我们被生活消磨殆尽的感觉，甚至鼓励起我们的勇气和同情心。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就曾说过：“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的中国知识份子，这番话有自谦，有对中国文学不足的了解，也有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

　　这样的认识已历经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林纾与严复对西方着作的翻译。而在此之前，作为各自独立的价值体系，东西方文化在互相隔绝的河道上流淌，已经有几千年了。当这两股河流在现代的入海口交汇时，天地发生了倾斜，中国人这才从封闭的状态中醒来，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他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人文精神──人的主体性意识与对人类的关怀，并把这些价值视为人所共有的普遍价值。重述这一过程是文化史家的任务。

　　这里只想指出，即使一个刚刚接触文学的中国青年，他对西方文学的人物和精神的理解，也要比一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出于对人的价值的追求，许多中国青年孜孜以求地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举凡当代西方的经典着作，都很快进入他们的书橱，成为朋友之间的话题。相比之下，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却是少得可怜，即使一个现代西方知识份子对中国的了解，也不会比一百多年前的老托尔斯泰懂得更多。说到中国的知识，就连这位洞悉人性的老人也会犯下错误。他在晚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的皇帝自己也种田。

　　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个华裔作家，引起许多中国人（不是来自官方）的责难，再一次暴露了东西方之间的互相隔膜。在文化的意义上，这种隔膜的厚度也许远远超过前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铁幕。二十世纪，也曾有三位苏联作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以其如椽之笔所表达的人类良知，对处于苦难和不幸中的普通人的深切关怀，感动了无数中国读者，也证明了瑞典文学院的眼光。事实上，自彼得大帝起，俄罗斯文化就已在整体上逐渐融于欧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表明，他们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深深浸透着人文主义的俄罗斯精神传统，他们并不陌生。可是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东方，尤其是投向中国时，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与内在缺陷，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无知和自大，甚至采取不同的标准，为了表彰一个对东西方都没有任何批判力的贫乏的作家，给文学树立起一个莫名其妙的“没有主义”典范。对高行健的获奖，中文授奖词称“他的叙述本来可能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绝这个角色，无意当一个救世主，他的文学创作没有任何一种媚俗，甚至对善意也是如此。”

　　这段文理不通矫揉造作的赞辞，其实说明了诺贝尔奖委员会既想证明他们的选择正确，同时又顾忌中国官方的反应──这是典型的价值虚伪。对中国读者来说，它是对蔑视人类受难和反抗的标榜，而对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中国作家在现实面前的道德缺席和集体大逃亡，却又是给予了适时的鼓励。这样的荣誉，更像是一个来自“官方的荣誉”。

　　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后殖民理论，似乎表明了某些身处西方的学者对于西方东方学的重新审视。他们的代表人物塞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迄今为止西方对东方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背景和基础上，认为西方价值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并以此为中心，主导了全球的学术研究和日常话语。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中，西方对前殖民地东方的言说和书写，其实是在认识东方的同时歪曲和丑化了东方，把东方描绘成一片落后和愚昧。它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西方人的东方世界，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后殖民理论所说的“东方主义”。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后殖民时代的西方的全球扩张，从而反映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所以正确的认识是，不是以西方人的方式，而是以东方人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文化。在中国，这一理论已经引起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由派认为，在中国被炒得炙手可热的“东方主义”大师塞义德，在西方并没有那样重要的地位，他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校园政治文化”。而新左派们则认为，后殖民理论的提出，为反对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西方霸权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理论这东西有它的方便之处，那就是它能把任何个人言说都变成公共话语，而又不承担任何良心责任。实际上，已经有人在用这一理论，称高行健是西方霸权假借普遍性价值的名义，所制造的一个“他者”的影子了。

　　我不能赞同后殖民的理论。从一个分散的世界史向统一的世界史演进，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像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一类的价值无疑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当奴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如果传统文化里没有这些价值，那就应当改变这个传统；如果现实就是如此，那就应当改变这个现实。这里难道需要什么学术讨论吗？“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自我确认就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闭体系中对某种独特文化本质的重复论证，而是对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制度的不懈探索。信奉后殖民理论的人声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将丧失文化自我，但却不去问这些文化有无保存我们的愿望和力量。这种对“五四”精神的倒退实质上是人性的倒退。在当代，随着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体现了一种更加明显的权力话语，其实质不过是帮那些东方统治者的忙，他们正在极力证明专制权力与民族文化是一回事，而民主价值则与之相冲突。按照这种逻辑，塔利班政府就应当是当今世上最好的政权，他们的领袖奥马尔已经宣布，为了抵制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凡是改信其它宗教的人都将被处死；而昂山素姬则会是一个用西方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祖国文化的异类，因为她身为土生土长的东方女性，却坚信“必须建立一个把人的价值置于权力之上、把自由置于控制之上的社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曾发生这样的情形，像“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言论就曾流行一时，获得许多知识份子的认同，结果是东方式的制度性腐败犹如雪崩，固有的道德也荡然无存，却再也听不到这些民粹派的高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确实充满有意的谬误，甚至常常昧于那些简单的事实（在这个方面，后现代理论虽然开错了处方，但却把对了脉）。然而，这种谬误不是出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需要，而恰恰是出于对西方自身价值的困惑。如果说一百多年来西方主流知识界对东方的言说与书写，其实更多的不是“妖魔化”而是“传奇化”，人们也许不会太过于惊异。我把这称作“浪漫主义的东方主义”。早在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来过中国，按照他的说法，由于西方“过剩能量的理性化”，对生活的过度追求，精神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对西方文化感到失望的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幸福，“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是我们在工业革命和生活环境的重压下丢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东西之一；但它在中国却很常见，这是我欣赏中国文明的重要理由。”

　　他甚至认为：“中国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这当然只是一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中国。对于西方知识份子来说，面临一个价值失范的社会，东方往往便成为他们失去的地平线，他们的美学的距离。当他们越来越觉得身边的生活缺乏诗意时，就会把目光投向东方，通过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来反省他们自身面临的课题，比如现代化带来的道德沦丧，他们需要这个参照系，所以他们宁愿看到一个美好的东方社会，即使看不到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而且，越是对西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高级知识份子，越是具有这种浪漫情愫。1955年，法国作家萨特和波伏娃曾造访中国，在访问期间，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毛泽东，还周游了许多工厂和农村，回去后萨特接受了一家杂志记者的采访，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正在兴起的集体化，声称“他们力图将集体化建立在人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而波伏娃则写了《长征》一书，讲述了在中国的欢乐时光。过了六年，也就是中国刚经历了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饿死了成千上百万人之后，她还在另一本书里表示，“中国是仅有的一个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促使她写出如此欺世谎言的原因仅仅是，“我觉得正是远东、印度、非洲──尽管它们长期缺乏食物──构成了真实的世界，而我们西方的舒适不过是一种有限的特殊的荣幸而已。”出于对西方人也包括她自己的舒适生活的良心不安，她毫不犹豫地美化了另一个世界的真相。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讽刺，大概就是这种东方人向往西方，西方人向往东方了。正如美国学者白壁德在1932年所说，欧美人转向东方，是试图寻找内在生命的真理，并认为这就是东方的宗教精神，但是，“我们对东方的这个宗教方面的解释在上一个世纪或更久前被不恰当地涂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浪漫主义长期主导着西方知识份子对东方的看法，遥远的东方被看作这个世界上神秘而古老的一个部份，在那里仍保存着前工业社会的纯朴和自然，是已经失去道德活力的西方人要寻找的“香格里拉”。在这样的期待中，中国文化成为一种被折射的文化。近年来，西方主流文化更是通过各种文学，美术和电影奖项，主导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建构起一整套符合西方主流知识界话语的“东方主义”。尽管随着中西方交流的增多，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真相已逐渐为世人所知，但这种状况却并不因在其中再添加一点苦难的影子而有所改变。像最近十多年来，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频频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便是一例。在他们的影片中，东方的民俗加上不幸而显得更加迷人，更符合感伤的西方人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印象。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会告诉一个西方观众，他们之所以不喜欢这些影片，倒不是因为其中宣扬了落后和愚昧，而是这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假的，从民俗到不幸。中国人喜欢制造假古董，但从不为了自己欣赏，只是为了卖个高价。于是我们看到，世界正在被一种联合起来的意志所支配，那就是：集体的拒绝真实。高行健的获奖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是一个西方现代主义加中国道家思想的文本，而且很大部分是对中国背景材料的概述性介绍，完全符合当代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其中描写了各个少数民族，乡间文化遗存，“那里至今还残存着巫术，那里的民谣和关于绿林好汉的传说还当作真事流传，那里还能遇见代表古老的道家智能的人物。”──凡是西方人想要看到的都有了，唯独没有真实的人生。但对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东方的传奇，而不是实际的人。当然还有某种东方的哲学。这种哲学曾被高的好友刘再复概括为“尽兴活在当下”（在高行健的作品中，常常还表现为千篇一律的泄慾感）。确实，在现代之前，在开始懂得做人的尊严之前，中国人已经像这样活了几千年，而且许多人还在这样活下去。它使人想到怯懦，萎琐，麻木和苟且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从来没有上昇为人的水平的哲学。这里，高行健只不过是在盘点压箱底的陈货，把许多西方人所仰慕的那种“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又端了出来罢了。那种快乐的混世的哲学，说白了，是一种“屎里觅道”的猪的哲学。

　　可是，一贯标举人文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宗旨，以至于竟将这种现代犬儒主义视为“普遍价值”？难道今天西方的道德和智商水准是如此低下混乱，已经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精神原质和判断能力？还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无休止的追求新奇中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灵感和素材，要靠一个东方的拙劣摹仿者来兴衰继绝？

　　已经有很长的时期，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有害的现象，即人们津津乐道于在生活的素材中寻找一些有趣的文化痕迹，而不是去寻找生活的本质。这种现象已经败坏了许多作家的写作，使得他们的作品像是考古人员的田野调查。尽管新的作家仍然是层出不穷，但举目四望，像乔伊斯，卡夫卡，加缪，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能深入和震撼一个人心灵的作家，却是杳不可寻了。如果说瑞典文学院下意识地认为，文学的道路不是存在于作家的写作之中，而是存在于诺贝尔奖的颁发之中（当然不是），就像他们宣布高行健的作品开辟了中国文学的道路一样（大概他们已把自己看作是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了）。那么，最近十多年来少见真正的文学大师产生或被发现，应当有瑞典文学院的一份责任。

　　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隐藏在后殖民理论与诺贝尔奖所体现的“东方主义”的背后，是对人类所共有的属性不屑一顾的群体的自大。它们本质上都是基于同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以民族性代替人类性，从而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建起一道温情脉脉的竹幕。这就是西方主流社会在政治、文化和艺术各领域对中国总是采取不同标准的原因。更深刻地说，这是一种歧视性的标准，它与价值的普遍性或民族性无关，而是有关对人性的信仰。随着1949年中国历史的剧变，传统的宗法社会早已解体，一种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相混合的新的文化兴起于城市与农村，它的强迫性和彻底性都是空前的，已经很难再看到古老的民风，即使有也很少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从单干到合作社，公私合营，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中国人经受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不幸和艰难。可悲的是，把中国看作一个神奇多彩的国度，已经成为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方面，最明显而又最被人们忽略的一个情形就是，当中国人看一部西方的小说或电影时，从不会像西方人，总要意识到是在了解一个民族的风俗和传说，而是把其中的角色作为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去感受。而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写出一部真正深刻地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的作品，西方人大概会觉得那不真实，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或许还没有上昇到人性的较高水平，不会有他们一样独立的人格，辽阔的视野，缜密的观察，深邃的感受和思考，像他们一样能感受到压迫的痛楚，自由的可贵，甚至不配描写人的命运，人的处境，而是只配提供那些匪夷所思的传奇材料，让中国永远成为西方人的精神环境保护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分裂的。说到底，西方人对中国的隔膜，是他们自己实质上对生活在这个世上另一些地方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造成的。

　　或许，这只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个人的胜利。在授奖之前，他与台湾作家有一次对话，谈到中国当代文学，那种顾盼自雄的姿态，表现得就像一个文学大法官。但从他对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欣赏看，他所喜欢的都是些描述民俗风情的作品，这就让人怀疑他对生活和文学是否都有真正的理解了。在所有的评论中，原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见解最是一针见血，他在分析高行健得奖时，曾举出三个原因：“一是他提倡现代主义，容易为西方所接受；二是他人在法国，与西方文艺界关系较为密切；再则是他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瑞典文学评论家马悦然关系良好。高行健的《灵山》就是由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的。”

　　讨好一个人总比赢得大多数读者容易。有时候，在那些神话叙事的泡沫背后，其实是一些简单而庸俗的原因。但这不是中国人的耻辱，而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它没有灵魂，也没有眼睛。

　　在撰写本文时，又传来台湾武打影片《卧虎藏龙》获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消息，这部影片里有许多飞檐走壁、宫廷大漠的镜头，是导演李安的一部商业娱乐片。而他的另一部描写平常人生的好影片《饮食男女》却从未得到如此殊荣。这一事实为本文的观点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

（本文作者为国内学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