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中華文化有悠久的歷史，有優良的傳統，早為舉世所公認。身為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應有認識和發揚中華優良文化的義務和責任。何況在現階段，正當西方文化於長足進展的途中，遭逢從它自身脫胎而出的兩大危機──極權暴政和核子威脅，而面臨日暮途窮的時候，也正是中華文化重新抬頭的機運。誠以中華文化有堅固的基礎，有遠大的前程，為了人類的幸福，為了世界的和平，中華文化實有發揚光大的必要。

　　為了發揚光大中華文化，必先要對中華優良文化的內容有深刻的認識。過去，中國一般學人的治學方法，大都祇專重傳習，而缺乏推理的工夫。因此不能把握中華文化的精髓，更未能作推廣的運用。至於一般國民更祇是習矣不察，對中華文化從未作深入的探討，自難有明確的認識。

　　實際上這種情形也勢所難免。因為中國歷史凡五千年，學術思想在先秦以往，早有諸子百家，文物燦爛，冊籍浩繁。秦漢以後又二千餘年於茲，著述與日俱增，理論更趨紛繁，真令人目迷五色，莫衷一是。而一般治學者的立論，或者艱深晦暗，或者簡略不完，從沒有將中華文化的精髓，整理出一個明確的系統來。無怪乎我們到今天仍有茫然無所適從之感，更哪裡談得到發揚光大？

　　有人說中國的優良文化是倫理道德，也有人說中國的優良文化是人文主義。這些說法各有其見。不過，我們認為這祇是一得之見，仍未能包括中華優良文化的全體。也就是說，中國的優良文化，絕不祇是“倫理”，也絕不祇是“人文”，因為對中華文化的積累相當深厚，內涵極其廣泛，並真能代表中國優良傳統文化的，應當是中國的“儒學”。

　　指儒學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因為儒學裡面，不但積累深厚，內容豐富；而且有整然的體系，明確的條理，《漢書．藝文誌》裡對儒學有這樣的介紹︰“……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這幾句話，不僅指出了儒學的崇高地位，而且令我們可以看出儒學的積累和內涵是多麼深厚和豐富。六經之中，固然已包羅萬象，有理論、有經驗、有方法。再加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卓然特立的言論，行事、道德、學問，以及他們萬古常新的思想，真是為中華文化奠定了堅固不拔的基礎，開拓了永無窮盡的前程。

　　為了要進一步認識中華文化，認識中華文化精髓所在的儒學，這裡特將儒學的理論體系，整理出來，作一簡明的介紹︰

　　一、以“至誠”為本體──《易經》和《中庸》，就是中國的本體論。《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自成也”，這裡所說的“生”和“誠”（自成），實具有同一意義，亦即是中華文化產生的本體。就宇宙說，由此而有“天行健”；就人類說，由此而有“君子自強不息”。《易經》是中國乃至全世界一部最精深的哲學書籍。正因為易理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備，所以孔子說︰“易其至矣乎”，它的精神是不斷地生、不斷地動，也就是不斷地進步、不停地革新。中國文化之所以稱博厚高明，綿延不絕，歷久常新，豈是偶然的事！試以之與西方文化相較，西方文化之所謂本體論，或曰唯心，或曰唯物，二者原屬各有所見，不過祇是近視和淺薄一點罷了，心與物何嘗不是由誠而來，由生而來？

　　二、以“仁愛”為中心──《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由此我們便知人秉至誠之道成性，誠於中者謂之仁，形於外者謂之愛，儒學即以仁愛為中心思想，《中庸》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就是仁愛的功用，其始也，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其極也，可與天地同其德，可使萬物遂其生。真能與宇宙同其大，毫無畛域之見，爾我之分。這裡指出了中國倫理道德的根源。為了培養這根源，禮樂於是乎興，不必依靠宗教，不必依賴神佛。然而，中華文化卻能容納宗教，能同情神佛。

　　三、以“智勇”為動力──智與勇的涵義，就是“知與行”。“智以知仁，勇以行仁”，因而智與勇就成為對仁愛的推動力。《論語》上說︰“人而不仁，焉得智”，和“仁者必有勇”，這說明了智勇與仁愛實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孔子又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這所謂一就是誠，以是三者又歸結到一個誠字上。 我們也可以說，仁愛是體，智勇是用，知仁、行義，正是儒學明體達用的重點所在。再普遍一點說，凡是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知識份子，固然要以智勇來發展仁愛；即使是不知不覺的一般人們，也應當以力行來推動仁愛。國父發明“知難行易”學說，和先總統蔣公提倡“力行”哲學，同是闡揚儒學、矯正時弊的主張。中華文化自古對智勇的涵育，雖匯於“六藝”，但並不限於“六藝”。以今日來說，就算是百工萬藝，也不計其多。所有一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應當是中華文化求知增勇的吸收對象。少數腐儒的固步自封，豈能歸罪於過去中華文化的陳舊，又何能阻礙今後中華文化的發展？

　　四、以“大義”為目標──“至誠不息”必“止於至善”。儒學裡面指出了一個至善的理想目標，就人類社會來說，可稱之為大義的目標。中華文化始終注重全民的共同利益，即令在專制帝王的時代，也是民為貴，君為輕，絕不會狹隘到祇講求某一項勢力或某一種階級的單獨利益。《春秋》和《禮運》，都曾闡明這個目標就是“世界大同”。《大同篇》裡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豈不是一個極其自由，極其平等，和極其博愛的民主世界嗎？豈不是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以及所有愛好民主自由的國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標嗎？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認識作為中華文化精髓的儒學，它的依據是正確的，內容是廣博的，理論是完整的，效用是宏偉的，而它的前途也將是悠久無疆的了。

　　“九一一”仇恨自殺殺人事件以來，整個世界被“恐怖”氣氛所籠罩，人心惶惶，迄無寧日。單靠戰爭，決無法將恐怖暴行徹底消除。我們認為若能發揚中國儒學的“仁愛”精神，化除狹隘的“仇恨”心理，人類才得到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