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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民國異彩高仲膺君 秦棋書 這裡記下的，祇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運。或者說，祇因他“有幸”從民國被“解放”到了“共和國”；他才像千千萬萬的中國普通知識分子一樣，便不得不無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難。 一九三六年，鄒韜奮主辦的《生活週刊》曾稱他為“民族異彩”；
一、他要患難與“共” 他從鄉間走來 高錫福，字仲膺，安徽巢縣人，一九零二年生於巢湖邊上的一個小鎮──烔煬河鎮。原籍安徽肥西三河，祖上亦曾是三河鎮上劉、高、唐三大名門望族之一。因逃長毛之反，避清兵與太平天國那一場有名的“三河大戰”，他家這一弱支，便南下逃至巢縣境內，從此扎根在巢湖岸邊，成為一戶耕讀之家。後來，其父雖是烔煬鎮上頗有名聲的塾師，卻耕田自養。祇因家計艱難，長子高伯純自小便被送到鎮上一戶雜貨店裡做朝奉，過著晨起晏睡的小學徒生涯。次子高錫福，字仲膺，因做朝奉的兄長一再堅持，才被送進當地剛剛興辦的一所新學“烔煬鎮小學”讀書。小學畢業時，鎮上尚無中學可進，要繼續讀書，就必須去六十里旱路之外的合肥進中學。然而，高錫福一舉而中，並且是第一名。 這是一個悶熱的夏夜。高家門前那一條細細的小煬河，流得無聲無息，偶而祇會抖出一兩點碎銀似的光斑來。河對岸那一片望不到頭的莊稼地，也像是睡死過去了似的，大氣兒都不出。至於越過莊稼地就能看到的那一望無邊的巢湖水波，平日裡那總能聽得到的沙沙的拍岸聲，此刻竟也渺然不知所蹤了…… 高家在自家門前稻場上“召開的家庭會議”，在已經沉悶得太久之後，老大高伯純終於恨恨地說道：“就是全家割芭根草，也要讓老二把書念出頭！”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鄉下人，不僅傳承著傳統的讀書做官的文化，而且已經從洋學堂吹出來的那一陣稀薄的文明之風裡，嗅到了不讀書就永無出頭之日的“時代氣息”……雖然高伯純新婚不久的妻子悶悶地低著頭不吱聲，但高錫福唯一的姐姐還是衝著要讀書的弟弟叫了一句：“爺、媽要是欠了一屁股債，看你將來怎麼還得起！” 十三歲的高錫福，是家裡唯一穿長衫的人。此時，卻見他慢慢地從小木凳上站了起來，沉沉地衝著他姐姐還嘴說：“我將來保證能夠把全家的債還得乾乾淨淨。”說完他便將捏在手裡的長衫下襬往後一撩。那樣子，祇有戲臺上的那些官爺才會有。 高錫福的母親，這位真正的一家之主，一直都在盯著丈夫的臉，就像要把那一張老苦的臉，盯得要往地下鑽去似的。這時，因聽到了小兒子那句不兇不狠、卻沉甸甸斬釘截鐵的話，她心裡不覺一顫：“莫非他真是一頭虎！”她心裡突然想。因為錫福剛剛落地時，婆婆就要掐死他。理由是：錫福屬虎，他的祖母也屬虎，犯衝，相剋。 高錫福終於上合肥讀書去了。他心裡頂頂感激的，便是大了他十歲的長兄高伯純。他甚至為此感激了他一輩子。 高錫福終於熬到了中學畢業，長成了一個十分清俊的青年，並且以全省第九名的成績考取了武昌高等師範學堂，即後來的武漢大學，當時南中國最有名的學府。 高錫福成了烔煬鎮上第一個大學生。但他心裡卻從此藏著一綹永難消散的遺憾：家裡窮，不能報考自費的北京大學。武大全部免費，進校時每人還發五十塊光洋，送兩套制服。這對於窮得叮當響的高錫福來說，不僅是上了大學有了前程，而且解決了上學也需要吃飯的大問題。在北洋軍閥當政的歲月裡，在軍閥老爺們連年累月地打過來又打過去的時世裡，居然沒有人講“階級和階級鬥爭”，更沒有將“出身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們踢出校門，反而如此厚待，實在是二十世紀下半期的中國人，在狠批歷朝歷代的“反動派”時，難以想像的了。 難識城頭“革命”旗 一九二二年夏天，高錫福拎著一隻比書包大不了多少的柳條箱子，沿著巢湖東岸向南走了整整一百八十里旱路，穿過了巢縣、含山、無為三縣，走過了當年伍子胥曾一夜急白了頭髮的昭關，才走到了長江邊上。然後，他乘小火輪過江到了安徽的江南重鎮蕪湖。那時，他自然沒有想到，後半生的坎坷與苦難，竟然就與這座江南的名城難解難分。 高錫福從蕪湖搭輪船溯江而上，在五等倉裡消磨了兩天兩夜的時光，更在船舷邊看飽了那看不夠的楚天水光山色，便終於在漢口的江漢關碼頭下船了。 高錫福學的是生物，學制是五年，吃穿都是學校的，零用大都是他的同窗好友李木三、丁善新供給的。原因便是他家窮。但他人好。因為他厚道、勤勉，又遇事沉著，不茍言笑，成績又總是名列前茅，因此，不論是在校園裡，還是在幾度赴廬山實習的日子裡，成績差的同學少不了他，常受欺侮的同學離不開他。那些歲月，雖然是軍閥混戰的歲月，卻又是現代中國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的儒釋道，東洋的武士道，西方的民主與科學，還有那個正在被迫東渡的“幽靈”──那個產生在西方專制沒落時代的復辟哲學──就是披著共產革命外衣的馬克思主義，都能夠在中國找到一席之地，或是辯論之壇。就不用說是在南中國這所最富名聲的高等學府裡了。年輕的同窗們常常為這個主義、那個思想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要動干戈，唯高錫福不動聲色：既不與人爭，也不與人論。因為彼時他心裡祇有一句話，就是“讀書、做事、掙錢、還債、養家”。 這十個字，既是他的座右銘，又是他的緊箍咒。因為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父母兄姐們如今在家裡過的是什麼日子！他那個窮家，為了能夠供他讀中學、讀大學，已經欠了多少的高利貸了。偶而接到哥哥寄來的那幾塊錢時，他的心都會沉甸甸的。 然而，第五學年伊始，他身下的課椅，也像是要長出芒刺一樣，讓他竟也有些坐不住的樣子來了。 高錫福畢竟是一個大學生，雖然身後的窮家才是他沉重的大心事；但國事和天下事，他當真就能充耳不聞、睜眼不問？他當然知道，蔣介石在廣州解決了中山艦事件，鬧得蘇俄和共產黨都非常狼狽，隨後廣東革命軍就開始了北伐。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勢如破竹，不數日就攻克了湖南，接著便鏊戰在江西。當他得知北伐軍終於三奪汀泗橋，大炮就要對準武昌的洪山炮臺時，他的心竟也像是油著了火似的，砰然地燃燒起來了…… 因為他知道，中國之亂，就亂在這一批軍閥身上；北伐打倒軍閥，重建共和的中華民國，他當然舉雙手贊成。他甚至在自己用白紙訂成的粗糙筆記本上，不知不覺地寫下了“軍閥不亡，中國難安”八個大字。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他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和同學們一起走進了武昌城，去歡呼北伐軍在雙十節那一天攻陷了武昌。 然而，這個幾年來深居校園、不識武漢三鎮“革命”風情的書獃子和農家子，卻在他剛剛走出校園，走上街頭，走近那一路路高舉著標語口號的游行隊伍之時，突然發現了在那些花花綠綠的標語小旗子上面，竟有寫著“打倒蔣介石”的標語，更有“打倒大軍閥蔣介石”的橫幅。一時間，他豈但是莫名驚詫，而且百思不得其解。汀泗橋、武昌城不都是蔣介石指揮打下來的嗎？報上的消息難道都寫錯了？特別是報紙上登的，那一張蔣介石冒著槍林彈雨站在武昌城下指揮攻城的照片，難道也拍錯了？他可是北伐軍的總司令…… 後來，他才在他的同窗好友、剛剛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郭述申那裡，知道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陰謀背叛革命”，北伐軍中的共產黨人要反對他背叛革命……他素來佩服郭述申，過去也聽說郭述申是地下的共產黨。在學校裡埋頭讀書的，大都是他這樣貧苦的農家子；像郭述申那樣，喜歡講主義，講革命的，反而多是些不曾受到“壓迫和剝削”的地主少爺和富家小姐。他曾經非常小農意識地對他們下過一句斷語：“他們有錢”。但對他們講的那些共產主義的道理，心中竟也不覺有些神往。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的名言：“俄國農民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這一句話，在中國農家出身的青年身上，同樣適用。 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雖然給了高錫福太大的疑團，郭述申的解釋又未必解透了他的疑團，但是，他在自己那個窮家的壓迫下，還是“淺問即止”了。還有一年，就要畢業，畢業了，找到了事做，能寄錢回家時，再關心也不遲。他這樣想。 然而，武昌城頭急速變幻的“革命風雲”，卻使他的最後一年大學讀得頗不安寧。因為，就在武昌被克不久，也就是年底，蘇俄顧問鮑羅廷忽然在武漢主持召開了中國的“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接著又由他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的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上，在蔣介石不在場的情形下，解除了蔣介石北伐軍總司令等重要職務。一些在廣州“整理黨務案”之後下臺的共產黨，又重新在國民黨裡做起了大官……有人說是國民黨裡的“左派”重新掌權了，有人卻說武漢的“國民政府”其實不是中國的政府，而是“俄國的政府”，連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自己都這樣說。於是，他開始每天讀報紙，凡看不明白的地方，他都想找郭述申。然而，郭述申已然是一個掛著學生頭銜的黨國要人，輕易找不到他了。而那幾個在他之後考進武大來的烔煬學弟，特別是西關祖家的祖山竹、祖三權兄弟倆，因參加了共產黨，而對他不屑一顧。他也懶得問他們。直到有一天，當他忽然看到報紙上赫然登著蔣介石已經在南京重建國民政府、並誓言要繼續北伐的新聞，接著又看到報紙上登著武漢政府非但不承認南京國民政府，而且指責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並申言要討伐南京的消息，他著實驚詫不已，居然從未有過地奔出了校門，去漢口湖北省黨部找到了郭述申。一路上，他看著亂糟糟的游行隊伍，聽著滿大街鬧哄哄的口號聲，還有那些戴著紙糊的高帽，掛著若大的木牌，被工人糾察隊和農民糾察隊押著游街示眾的工廠老闆和鄉紳地主，特別是當他看見成百上千的妓女，竟然也高舉著“打倒蔣介石”的花花綠綠標語上街游行示威時，他心中的惶惑和不解，竟使他一見面就衝著郭述申質問起來：“郭兄，這就是你們的革命嗎？你們的革命怎麼會是這種樣子呢？” 然而，他的郭兄今天居然十分耐心地陪他聊了整整一個下午。臨了，還在江漢路一家西餐館子，為他開了一次洋葷。他從郭述申的話裡，大致地明白了：國民黨的革命，是為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革命，就是成功了，天下的老百姓、工人和農民，還是要繼續受他們的苦；共產黨的革命，是為天下勞苦大眾的革命，革命成功了，將會建設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人間天堂……過去，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是實行第一階段的革命。這個革命，可以稱做反封建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要先共同打倒軍閥，然後再革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命。但是，今天，國民革命軍北伐剛剛成功一半，蔣介石的國民黨右派就立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就要對參加了北伐的共產黨和工農革命軍人反攻倒算；所以，我們共產黨祇好被迫先革國民黨的命了……至於連妓女也要被共產黨組織起來上街打倒蔣介石，郭述申則解釋道：“這就是群眾運動，不要大驚小怪。在毛澤東同志第一次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裡，就非常明確地說過，他此次在湖南農村考察了三個月，發現過去一向被認為是農村的地痞、流氓、惡棍的人，恰恰才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1 所以，連農村的流氓地痞都能夠成為真正勇敢、徹底堅決的革命者，妓女為什麼就不準革命、不能革命呢？她們不也是被這個社會凌辱和剝削的一群嗎？本來，她們還要全部裸體參加游行，是因為孫夫人宋慶齡同志反對，才沒有呢……”2 “仲膺兄”，郭述申在高錫福聽得依然一臉迷惑的時刻，這末親切地叫了他一聲，然後才說：“你是真正的貧苦農民出身，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你必須明白國共兩黨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它實在是牽涉到了中國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的命運。今天，蔣介石已經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你一定要支持共產黨，要參加共產黨，和我們一起奮鬥……” 彼時彼刻，高仲膺雖然沒有回答，但還是被打動了。然而，他那一個窮家，依然像磐石一樣壓迫在他的心上。他似乎想說出什麼來，卻什麼也沒有說出口。 這一次與郭述申的長談，著實在他的心底引起了相當的震撼。更何況，中國農民及其知識分子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確已給他帶來了對共產黨的好感…… 當然，他不知道，也不會知道，甚至連郭述申都搞不清楚的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蘇聯共產黨的策劃和指揮之下進行的。他們為了保衛自己的共產專制政權，竟懷著要發動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熱望，更懷著沙皇時代就對中國所包藏的種種野心。不僅由他們一手建立了中國的共產黨，更在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名義之下，命令全部共產黨員或公開、或隱秘地參加國民黨。對內，要在國民黨裡發展共產黨；對外，則公開地掛著國民黨的牌子，暗中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國民革命的旗號之下，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然後便是命令中共要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剛剛獲得成功的後方，發動工農革命，呼喊“一切全力歸農會”，直到建立中國的“巴黎公社”，推翻剛剛建立的各地國民政府。可以說，自從他們反對北伐不成之後，從挑起“遷都之爭”，到開除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從發動“南京事變”，到發動所謂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從阻止北伐、號召南伐打回廣東，到企圖“東伐”、就是討伐剛剛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直至為阻止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斯大林竟然乾脆發出“五月訓令”──命令中共立即公開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可以說，沒有一件倒行逆施不是由蘇俄和斯大林直接命令的。而蔣介石和他的真正國民黨的戰友們，正是因為識破了蘇俄的陰謀，才終於下決心對蘇俄、中共以及國民黨內的親俄、親共的所謂左派進行反擊…… 他要患難與“共” 在高錫福就要畢業的那個初夏，雖然風聲一日緊似一日，但高錫福和共產黨人郭述申的友誼卻日見其深。他不止一次地去找過郭述申，郭述申也對他信任倍增，甚至介紹他與共產黨大人物董必武見了面。直到有一天，報紙上突然登出了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也決心“驅俄分共”的特大號新聞，武漢三鎮轉瞬之間便是風聲鶴唳之時，共產黨員郭述申突然回到了武大的校園裡，並且直奔宿舍，找到了高錫福。高錫福看著他有些慌亂的神色，連忙問道：“述申兄，你怎麼了？難道有了什麼變故嗎？” 郭述申並不急著說話，祇是急切地對他問了一句：“這裡有沒有別人？” 當他從高錫福的臉上看出了肯定的答案後，又小心地後退兩步，用自己的脊背將房門壓緊了，還轉身將門扣上了，這才急速地從長衫裡面掏出了一本厚厚的小摺疊本本，對高錫福說：“仲膺兄，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我現在就交給你藏好。等到外面平靜下來，你就去漢口走一趟，找到漢正街186號。如果發現三樓的窗口上仍然放著一盆蘭草，你就敲門進去，把這個東西交給三樓的主人──他就是董必武同志，你見過他。如果那盆花不見了，你就千萬不要敲門，而是轉身就走。以後，祇要一天沒有人來取，你就要好好地將它保存下去。這是我們湖北省委機關全體共產黨員的花名冊。汪精衛正在派人搜捕我，我馬上就要離開武漢……” 那一刻，郭述申說得急切，高仲膺聽得緊張。他沒有想到，在這個可怕的時刻，郭述申會將這樣重要的文件，交給他來保管。一種被朋友、被共產黨真正信任的感覺，使他心裡發熱。 然而，他祇是默默地接過，並馬上放進了自己內衣的口袋裡，卻盯住郭述申的臉，突然問道：“現在我能夠參加共產黨嗎？” 他的話雖然說得十分沉穩，就像徐徐落下的一塊生鐵，但還是叫郭述申滿臉一震。郭述申盯著高錫福的臉，有一刻兒才突然用雙手握住了高錫福的雙肩，說：“在我的心裡，在我們許多同志的心裡，你早就是我們黨的人了！現在汪精衛叛變了革命，一天之內，叛變的、告密的、自首坦白的，真不知道有多少……” 他忽然中斷了自己的話，因為他立即意識到眼下不是發感慨的時候。因此，他話鋒一轉，看著高錫福說：“仲膺兄，我們黨信任你，已經遠遠超過了對許多共產黨員的信任。但現在不是你入黨的時候。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為你完成入黨手續的，因為你在思想上、感情上早已加入我們的黨了……” 他忽然將手從高錫福的肩頭上放了下來，又緊緊地握住了高錫福的雙手，緊緊地握著，然後，祇說了兩個字：“珍重”，便轉身打開門匆匆地走了。 高錫福看著他迅速離去的背影，心裡雖是燙燙的，臉上的表情卻顯得愈加地沉重了。他不覺用手按了按自己的左胸，按著那一本硬硬的花名冊，等到猛醒過來想追出去再送郭述申一程時，郭述申的身影已經消失在校園的柳樹蔭中…… 高錫福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和共產黨員郭述申此生此世的最後一次見面。 二、民國能容異彩 教育救國也“救共” 高錫福不負郭述申的重托，按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找到了漢正街186號。然而，三樓門窗緊閉，那一盆蘭草更是不見蹤影。那一刻，他祇是感覺到，那本小折子，在他的胸膛上，與他的心跳得一樣地快，一樣地急切而又不安…… 彼時，已經大學畢業的他，竟然懷著一個連他自己也不十分了然的原因，居然主動地要去武昌二中求職，在這所曾為共產黨辦的中學裡擔任了生物教師。 高錫福說不清自己在領到第一個月薪水時的複雜心情。那叮當作響、銀光閃閃的一百二十五塊光洋──袁大頭，這便是“舊中國”一位普通中學教師的薪金。他將其中的一百圓全部匯給了安徽鄉下的父母和兄嫂，讓他的窮家還債度日。此後，不論他在哪裡做事，他都是每月一百光洋寄回家，一個銅板也沒有少過，直到他的父母相繼辭世，他的兄姐都過上了像樣的生活之後。那時，對他這樣一個普通的教師而言，兩塊光洋就夠他一個月的伙食，再有兩塊光洋就能租到一個亭子間，還有二十來塊光洋，足夠他待人接物、零花和儲蓄的了。 高錫福在武昌執教的那一整年，唯一的業餘愛好，就是在暗中尋找共產黨，找他的共產黨同窗郭述申。然而，共產黨突然就像是散了夥，全不見了蹤影。偶而才能從報紙上讀到共產黨又在哪裡暴動失敗的新聞，或幾個共產黨被逮捕又被感化的消息。然而，“解放後”共產黨用來教育人民的卻是：“國民黨對共產黨寧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 和“那時國民黨曾殺了幾百萬共產黨”。這樣一些話，在高錫福的心裡，祇能變成一個個不甚了了的問號而已。因為郭述申告訴過他，因國民黨“容共”，共產黨曾扛著“為國民黨發展組織”的牌子，在暗中發展共產黨。從一九二四年初的四百三十二名黨員，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春的五萬七千餘人，哪來幾百萬給國民黨殺死呢？ 雖然找不到郭述申，祖家倆兄弟倒是給他找著了。原來他倆遵照中共“八七”會議上斯大林派來的新領導羅明拉茲的指示，到鄉下去發動農民暴動，帶人衝進一位鄉紳家裡，砸了人家的家不算，還把人家老鄉紳捆起來，又踏上了幾隻腳，因激怒了鄉民，居然被抓起來送進了縣政府。縣政府裡從前清留下來的幾個老衙役，居然將他們捆吊在縣府後院的一株大樹上，整整三天水米未進。要不是他及時趕到，具保保釋，祖家兄弟倆怕已沒了命。祖三權後來在共產黨裡做到了中央統計局局長，卻對在共產黨統治下無端遭陷害落了難的高仲膺，竟然連同鄉和同學都絕不承認。 高錫福教書之餘，因對時代看不清楚而苦悶，因找不到共產黨和郭述申而苦悶，更因眼看著那許多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同窗，祇因家裡有錢，就都出國留洋去了，而頗有些無奈之感。過去因為他家窮，他才不能考北大；今天，還是因為窮家要靠他養活與還債，他又不能留洋深造。這是他平生的第二個大遺憾。 苦悶的高錫福，終於因種種的苦悶都無法解脫，而動了思親還鄉之情。於武昌二中教滿一年之後，他接到了安徽省教育廳的一個請柬。大意無非是“家鄉教育界的發展，全賴家鄉考出去的人才還鄉辦教育，以解一省民眾愚昧之苦……此乃造福一方，興民國教育之大德”雲雲。然而，這一席話，卻帶著闊別已久的鄉情，烘然地燃燒在他的心裡。他似乎未加思索就做了決定，更把決定告訴了祖家倆兄弟。這一回，倒是窮家子高錫福在黃鶴樓旁邊的一家飯店，請了這兩個富家子弟共產黨吃了一頓。他約他們一起還鄉辦教育，祖山竹答應了，祖山權因另有志向未同意。正是那一頓酒飯，使得高錫福這個窮家子發現自己絕不是一個吝嗇之徒，所謂窮而不酸，富而能濟。這好性格幾乎伴隨著他的一生，而且傳給了他的四個兒女。正是那一頓酒飯，竟然使他深知了自己的酒量──他喝了兩斤白酒，雖已醉意朦朧，卻心志不昏，該說的說，不該說的絕不錯說半字。然而，為了那本花名冊，他還是從此與酒分道揚鑣，終其一生，再不曾沾過一滴酒。 高錫福似乎是用這一頓酒飯告別了武昌，告別了武漢大學，也告別了武昌二中。因為正是那一頓酒飯，已使他下定了“教育救國”的決心。既然共產黨找不到，郭述申不見了，祖三權神秘兮兮地，連要上哪兒也不告訴他，他也就祇能小心翼翼地懷揣著那一本花名冊，與山竹一起，在漢口碼頭上了船。 “暮靄沉沉楚天闊”。當他扶欄江心、遠眺漁火明滅的大江，還有兩岸那一座座含黛的青山，年輕的他，雖然“欲將心思付江水”，然而，“江水竟無聲……” 船在安徽省城安慶一靠岸，高錫福和祖山竹便下了船，找了間小飯店住了下來。第二天就找到了省政府教育廳，未想到廳長馬上接見，連祖山竹自己交待做過共產黨，發動過“一切全力歸農會”的農民暴動，也祇使那位廳長哈哈一笑：“年輕人，不諳世事，現在能走上正路就好。”這句話，在祖山竹後來被共產黨打為“叛徒特務”、戴帽子游街和被監督勞動改造的漫長歲月裡，祇要一想起來，就祇能令他喟然長嘆…… 年輕的、然而屢遭磨難的民國，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和初獲統一”之後難得的安定局面之下，對他們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寄托了若大的期望。祖山竹被發表為安慶二中的校長，高仲膺則被任命為安徽省民眾教育館館長。一時間，那種“心似沉江俱無聲”的失落感覺，似已被掃蕩一盡。是的，走教育救國的路，為家鄉辦教育，為民國辦教育。“也許，我這一生都是與革命、與黨派沒有緣份的……”他這樣安慰自己，卻把對郭述申的思念，對共產黨的同情，全部轉嫁到了那一本小小的花名冊上。這本花名冊，居然被他一直珍藏了整整二十二年，直到共產黨打過長江之後…… 他對共產黨這番情意值得嗎？ 然而，那個時代的高錫福，卻不會想到“值得”這兩個字。因為，那也曾是他青年時代的一份朦朧的信仰，是他對一九二七年那個失敗者的深沉同情。雖然，這份信仰，隨著高錫福的教育救國之路，而日趨淡泊，但是，那一份因對同窗的深沉友情而產生的對共產黨的同情，卻在高錫福前半生的教育救國生涯裡，時時都會變成他不尋常的言行。 一九三一年，在做了三年的安徽省民眾教育館館長之後，他被發表為安徽省高等商業學校的校長，去收拾一個貪污校長留下的爛攤子。這時的他，不僅已經娶妻生子，而且已經高堂隨身。當他舉家從安慶遷往蕪湖之後，便在學校附近的永德里，租了一幢三層的小洋樓。彼時，他月薪二百光洋，校長辦公津貼五十光洋，合計二百五十圓的收入。在那個兩塊光洋便能夠買到一百五十斤大米的歲月裡，他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也就真的不在同時代歐美同行們之下了。這是他的夫人、省城安慶的一位名門閨秀，老來最喜歡回憶的“抗戰之前”的好日子。所以，他不僅養了全家，償還了全家的債務，而且接濟過三十多位巢縣同鄉，更對那些涉江而來的鄉親們，有過無數的德舉。他骨子裡深藏的那一種對貧苦人的深刻同情，或許正是他同情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根由所在。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他的學生周光春等二人不僅在大街上書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和“大家起來暴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標語，而且在校外建立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策劃上街游行示威。當蕪湖市警察局派人來校拘捕他們時，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安徽省高級商業學校校長高仲膺，居然就能穿著筆挺的中山裝趕到學校的大門口，當著警察局偵緝人員的面厲聲說道：“沒有我的允許，誰敢抓走我的學生？請你們把他們放掉！” 他的話，還有他話裡的威風，是一九四九年以後迄今全中國任何一個大中小學校長，撐死了膽子都絕對不敢講出來的話，更不敢擺出來的威風。但是，在那個“反動時代”，那幾個“反動派”派來的偵緝人員，也祇能望著這位威風凜凜的校長，嘆口氣，當場放掉了兩個年輕的共產黨，然後便怏怏地轉身復命去了…… 攆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高校長，轉身卻將那兩個年方十九的學生帶到了校長室，關緊了門，然後嚴肅地問他們：“知道政府為什麼要抓你們嗎？” 兩個學生點點頭。 高錫福又問：“跟我講老實話，是不是共產黨？” 周光春和他的同夥互相看看，還是周光春膽大些，回答他的校長說：“謝謝校長救了我們。我們，是共產黨。” 高錫福不再說話，他看了一眼周光春，眼神裡流露著相當的好感。然後，他就讓他們呆在校長室裡，他自己走出去時還反鎖了門。過了一會，他回到校長室，關緊門，將五十塊光洋交到了周光春的手裡，低聲地說：“你們馬上離開學校，離開安徽。安全，就給我寫一封信；不安全，就連信也不要寫。” 他說完，看著兩個年輕人感激得發紅的面孔，又叮囑道：“無論怎樣艱難，都要完成學業，希望你們記住我的話。” 兩個十九歲的地下共產黨，就這樣從他們的校長室裡安全地走了出去，然後又坐上了校長叫人僱來的黃包車，揚長而去了。也許，在高錫福的心裡，周光春便是郭述申的替身罷。雖然，這已經是他救的第五個共產黨了。雖然，他救了共產黨，國民黨也沒有敢把他怎麼樣。 但是，四十年後，當他將這件事寫在自己的“申訴信”裡時，小兒子為了向他的班主任表白自己的父親並不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竟偷偷地將這封“申訴信”交給他的班主任看了。好心的班任、一位北師大畢業的政治教師，居然把這封申訴信交到了一個父親被共產黨槍斃的教導主任手裡。未想到，這位應與共產黨有著“殺父之仇”的教導主任，竟然劈頭蓋臉地斥責這位女班主任說：“這怎麼可能？國民黨能有這麼好嗎？這祇能說明他的父親不服改造！說明這個學生思想有嚴重問題，需要狠狠批判，你也一樣……” 直到文革開始後，高仲膺的小兒子才知道，他那已經被剃成了“陰陽頭”的女班主任曾為他吃過的苦頭，和正在吃的苦頭；才知道，他從那時起，就已經被學校內定為最反動的學生，並且就是考得再好，也永遠考不取大學。雖然，那一年，誰也沒有大學可考了。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鬥天、鬥地、鬥人，將高考制也取消了…… “民族異彩”的桂冠 一九三六年，高錫福在接連擔任過安徽省高級商業學校和安徽省高級農業學校的校長之後，因他辦學成績卓著，又被返調省城，擔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有權視察全省教育界的工作，並兼任安徽省民眾教育館館長。 然而，這一年，便恰恰是“七君子大鬧中華”的那一年。所謂七君子及其“外圍”，大都是晚清的遺老遺少，也有秘密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至親好友”。但他們公開打出來的，卻是“民主自由”這塊招牌，其中還不乏有名聲的人物，如著名記者鄒韜奮等。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為了完成北伐，不得不清除了蘇俄指揮下的共產黨。此後，共產黨一方面隱蔽了下來，一方面又在斯大林的一道又一道命令之下，在斯大林親自派來的顧問羅明拉茲等直接“領導”下，公開地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發動起“共產革命”來了。彼時，他們不僅在南方的幾個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還在南中國許許多多偏僻落後的農村，留下了遵俄命而瘋狂燒殺的斑斑血跡。其目的，自然是要推翻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手段，乾脆便是城市武裝暴動和農村武裝割據；形式，則是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篡立認俄作父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口號，就是斯大林對中共發佈的命令──“武裝保衛蘇聯”；至於機會，第一個便是一九二九年蘇聯對中國發動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第二個便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所以，蘇俄命令下的中共武裝叛亂，就是叛國。中共雖因外敵的侵略和配合，而有了不小的發展，使得剛剛走向初步和平統一的中華民國曾處於腹背受敵的痛苦境地。“九一八”之後，因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確立了被共產黨恨之入骨的“先安內後攘外”的正確國策，被迫兩線作戰的民國政府，便在日本尚未全面侵華之前，發動了對南中國中共武裝割據地區的五次徵剿。雖然第一、第二次徵剿失敗；第三、第四次因“九一八”事件爆發和發動對日“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途撤兵抗日；但第五次卻將中共的中央紅軍打得“落荒南逃”，而不是“勝利北上”。 “九一八”之後整整四年間，祗顧遵俄命持續發動武裝叛亂、卻從來沒有派一兵一卒去抗日的中共，終於在他們南下輾轉逃往西北、企圖打通逃往蘇聯道路的途中，接到了莫斯科命令他們接過“抗日旗號”、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因為，斯大林已經十分擔心東西兩邊的法西斯將對他構成嚴重的威脅。這對於剛剛逃到陝北瓦窯堡的中共殘兵敗將來說，用張國燾的話說就是：不啻得到了一副“救命散”。於是，毛澤東不僅竄改了斯大林要他“聯蔣抗日”的命令，決策了“抗日反蔣”；而且開始實行“抗日救命”和“反蔣奪權”的陰陽兩謀，公開打起抗日的旗號，標榜中共是要抗日的，指責政府卻要圍剿他們；同時又以抗日作掩護，藉抗日的名號而重新進行滲透、發展和捲土重來。“七君子”，這些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既能自由說，又能自由寫，還敢自由罵的地下共產黨和封建遺老遺少們，便立即秉承中共突然高舉起來的抗日反蔣大旗，開始在全中國大演起一場又一場要“抗日救國”、實際則是要“抗日救共”的連臺好戲來了。而其中的一臺好戲，便是七君子裡的共產黨君子杜重遠的“沿江宣傳抗日救國”。 杜重遠一行自上海沿江而上，明則公開講演，宣傳“一致對外，共同抗日”；暗則收羅中共殘兵敗將，重建組織。國民政府雖瞭然共產黨的計謀，無奈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卻不了解共產黨的用心。所以，杜重遠一行沿江而來，每至一地，雖然官方對他們甚為冷落，但也還有一些民間社團為他們接風洗塵。其中雖多是一些不諳世事的青年，卻也真有一些愛國的民眾。船到安徽，安徽沿江各地的民眾教育機構，還有許多學校，居然在碼頭舉著橫幅、敲著鑼鼓歡迎他們，氣氛甚是熱烈。安徽的督學和民眾教育館館長高仲膺，祇是政府公教人員，不是國民黨員。他雖然不可能明白，在日本已經侵佔中國東三省整整四年之後，杜重遠一行才突然要大張旗鼓地宣傳抗日的背景和原因，但卻對抗日救國這四個字應有的意義，感情深重。至於杜重遠等“七君子”的陰陽兩謀，在他，則祇需要識其“一謀”──所謂抗日就行了。所以，他並不在乎國民黨部的規勸，更不在意一些同僚的告誡，用他的話來說便是：“杜重遠就是共產黨，他宣傳抗日救國又有什麼不對呢？”他的話雖然叫那些關心者無言以對，卻叫杜重遠一行“欣喜不已”。船到安慶之後，在杜重遠下榻的旅館裡，他與高仲膺促漆而談，非但知道了高仲膺在武昌的經歷，而且知道了高仲膺思想上的“左傾”，更了解了他的直率和坦誠。他稱呼國民政府的民眾教育館長為“高仲膺君”，並在高仲膺君私人宴請的飯桌上，大談中共紅軍萬里逃亡是“為了北上抗日”的“真理”，大念共產黨是要“真心抗日”的“假經”…… 杜重遠又在安慶迎江寺登上了西去的輪船，告別了安徽省城，也告別了高仲膺君。在“七君子”鄒韜奮主辦的專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生活週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四期上，刊載了杜重遠所寫的一篇長達萬言的報告文學，題目就是“民族異彩──記高仲膺君”……高仲膺真誠的抗日言行，便被祇是要“假抗日”的中共大大地利用了一番。 三十年後，當高仲膺的長子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這篇報告文學時，高仲膺早就是共產黨的階下之囚了。 當時的高仲膺，在送走了杜重遠的那個夜晚，對杜重遠描繪的中共抗日大志與陝北革命景像，既砰然心動，又喟然長嘆。他又想起了他的同窗、共產黨人郭述申，卻在自己祇能奉行“教育救國”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一個不小的遺憾。 第二天一早，一向早起的高仲膺，當他走過一間臥房的門口時，因看見房門虛掩，便悄悄地走了進去，卻看見丁善新正在他的西洋裝上搽生髮油。他的臉雖然頓時就板了下來，但轉瞬之間，便又輕鬆下來了。他喊了一聲“善新”，善新立即轉過身來看著他，白嫩的臉頰上，登時一片通紅。年輕人連忙放下手中的梳子和生髮油，怯怯地叫了一聲“二哥”。他就是高仲膺同窗好友、東北學生丁善伯的親弟弟。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瀋陽，丁善伯被日本飛機炸死，他唯一的小弟弟便唱著那一首“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向南尋找到了他的“二哥”高仲膺。高仲膺，這個昔日受過同窗接濟的校長，便將他像親弟弟一樣撫養在自己的身邊，如今已經有五年了。而善新已經有兩年沒有考上大學，二哥正在逼迫他準備第三次高考。 此刻，丁善新雖在怯怯地看著他的二哥，等著挨訓，可是，今天，二哥卻沒有熊他，祇是定定地審視了他一刻兒，撂下一句話就上他的班去了。丁善新對他的二哥又親、又敬、又畏，也知道二哥對他是又愛又疼又不滿意，誰叫他已經兩年還沒考上大學呢？但是，今天二哥卻沒有熊他專門“外務”！但又要他今晚在家等自己回來，還說有話要對他說，那到底是什麼話呢？ 二十七年之後，當“共和國”建築工業部陶瓷工業局局長丁善新，將他那個已經做了“四類分子”的二哥接到北京，並要為他“申訴”時，他曾對二哥說過一句真心話：“二哥，你給我的二百塊銀洋，幸虧我一到延安就全部交給了組織，而且幸虧有杜重遠先生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還帶著他為你寫的、那篇稱你是‘民族異彩’的文章（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刊物實際上也是我們共產黨辦的），要不，我恐怕熬不過那一場整風，連聞一多的兒子都是在整風中被整自殺的……後來，我一受委屈，就會想念二哥，就會想，我要是還在二哥的身邊，那該多好……”他的話，他話裡還湧溢著的，一個老共產黨員早已不該有的“人性”，委實將他已經老邁的二哥說得眼淚汪汪……雖然，更多的話，他是不能再說給他的二哥聽了。為此，他在後來遭遇“文革”批鬥時，便增加了一條醒目的罪狀，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高仲膺……” 三、流亡校長、督學風采與歸隱之志 流亡校長 剛剛送走了那個要抗日救國的君子杜重遠，高仲膺轉身便迎來了全面抗戰的爆發。由中共在幕後煽動、張楊在臺前發動、斯大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也就是“以抗日為名、反蔣為實，以救國為名、救共為實”的西安事變，雖然叫全中國的人痛心疾首，對張、楊這兩個軍閥，都是一片喊殺聲，但是，日本關東軍，還有東京陸軍部的少壯派軍官們，卻為了中國的陰謀武裝政變而狂歡不已。此後，當全中國都在為蔣介石能夠平安回到南京而歡騰之時，日本軍閥突然冷靜地意識到：西安事變已經顯示出了蔣介石對於這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凝聚力，已經表現出了中國在北伐勝利後的巨大歷史進步，和她完全可能走向強大的前景，因此，對於這樣一個就要真正醒轉過來的雄師，如果還想消滅她、奴役她，此時不打，將悔之不及。 所以，“西安陰謀武裝政變”事不過半載，日本便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雖然是已經藉西安事變而獲得了合法存在、並正在求擴張的中共所“一心嚮往”的，甚至使向不喝酒的毛澤東從未有過地在延安喝了一大瓶紅葡萄酒，同時大聲喊道：“現在好了，蔣介石這一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哪裡去了……”，但是，它給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所帶來的無窮災難，又豈是“戰爭創傷”四個字所能夠概括得了的…… 高仲膺自然也與他的國人一樣，對張、楊持槍叛變深惡痛絕。因為他深知，如果蔣介石被殺，則群龍無首的中國，便祇能是一片混亂，豈但會立即重複十年前的那一番長期混戰，而且亡國在即。他要走的這一條“教育救國”的路，自然也就不可能走得下去了。他在晚年幾乎成了“啞巴”之後，卻在小兒子一再追問他“張學良敢於兵諫蔣介石”的英雄故事時，這個正在做著右派分子的父親居然還是敢這樣地回答他。害得他的小兒子祇能在自己尚未成年的心頭，竟然隱隱地留下了乃父“也許真的是反革命”這樣一個難以消失的陰影…… 當然，一九三七年之後的高仲膺，所面臨的痛苦與責任，也是難以言述的。他不得不告別了十年安寧富足的生活，甚至祇能讓他的家小隨著逃難的人群溯江而上，向西逃亡；而他自己卻必須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統籌之下，將教師和學生帶向大後方。上海會戰的壯烈景像，日軍南京屠城的慘烈，他雖然都不曾親眼看到，但是，他卻在西去的撤退路上，到處尋找家破人散的安徽學生，西行兩千里，吃盡千辛萬苦，才輾轉到了湘西桃源。在這裡，他與妻小在逃難中相逢，其感慨可以想見；在這裡，他參加了中華民國戰時國立八中的籌建工作。在雅溪那個苗族人聚居的地方，將數萬名安徽流亡學生聚集在一起，開學授課；這期間，他擔任過國立八中的高二部主任、師範部主任和校務委員。特別是他和少數不顧大局、竟然貪污抗戰教育經費的國民黨黨棍所進行過的抗爭，使他成了安徽流亡學生們最尊敬的師長……在晚年，他曾為小兒子所逼，敘述過抗戰期間的往事。他告訴過小兒子，如果非要說“國民黨不抗戰”，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並且，雖然戰時的艱難難以想像，可是國民政府對戰時教育依然極其重視。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政府接到了大後方；普通知識分子中，至少也有一半被送到了大後方。至於流亡學生，也能夠因國家貸款而在大後方繼續就學和升學……3 他的這些話，雖然使他的小兒子將信將疑，但是，八十年代，當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已經“明潮”洶湧之時，他的小兒子才在那些沉痛反思的著述中，回憶起他父親無論如何都“絕不說假話”的難得人格……他甚至依稀記得，父親在向他說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是如何不畏艱難地為流亡學生辦教育”的故事時，父親臉上所閃現的痛苦卻又是自豪的神情…… 督學風采 高錫福對國立第八中學、乃至對整個安徽教育界的貢獻，漸漸地流傳到了重慶。 一九四三年，他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調到重慶，擔任了教育部的督學，有權視察大後方教育和彈劾教育界的不法之輩。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高錫福作為教育界第一批返京人員乘飛機飛到了南京，而他的妻小則擠在一條小木船上，竟險些葬身在“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衫”的巫峽急流之中。 一九四五年底，由於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使其國際地位迅疾提升，亟需外語人才，國民政府決定籌辦“東方外國語大學”，蔣中正親任校長。因教育部長陳立夫稱高仲膺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而且剛直不阿、人格廉潔，高錫福遂被任命為籌備主任兼教務長。然而，祇因外戰剛結，內戰又起，共產黨早已於日本投降的當夜“大打出山”，不得已之下，蔣介石祇好將已經籌備了半年的“東方外國語大學”“緩辦”。 一九四六年底，教育部督學高仲膺受命視察北京各大學，這可是其它幾位督學都不敢爭奪的“光榮”。北大，那是個什麼地方，政府公教人到那裡視察，幾乎沒有不被攆走的。那個時候的北大，可不是共產黨來了以後那個祇能“挨批挨鬥”的北大。然而，高錫福不僅去了，而且對北大師生們作了一場長達三個小時口若懸河的講演，肯定抗戰教育的成就，批評國民教育的基礎。他甚至當著那些象牙塔中的名流教授學者們，批評國民政府祇重視象牙塔、卻不重視平民教育、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直至當面批評象牙塔中人常常便會忘記社會痛苦、民間疾苦，指出若不再將基礎教育辦好辦扎實，這樣的幾座象牙塔遲早也會垮掉…… 他的講演，不僅沒有引起北大師生的反感，反而稱讚他是一位少有的國民政府大員。因為國民政府教育部派來視察的大員竟然公開批評國民政府的教育！事後，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居然聯名做了一面若大的錦旗贈送給他，上書“民國異彩”四個金光四射的大字……至於他講演的口才和風采，也在北大傳為佳話，以至有教授說：“誰說國民政府無人，高督學的口才，就是我們這些做教授的，又有幾個人可比？” 高錫福自然沒有想到，他那講真話便能口若懸河，倘若逼他講假話便死不開口的“才氣和德性”，也為他的兒女們繼承了下去…… 歸隱之志 因高錫福一心祇想辦學，走實際的教育救國路線，坐不慣衙門，於是，當安徽大學校長楊亮公，這位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一再邀請他回省助自己一臂之力時，一九四七年初，高仲膺又從南京舉家遷往安慶，擔任了安徽大學的秘書長。 此後，兩年之內，安徽大學每一次有背景的學潮，都被高仲膺和平解決，並且不曾傷害一個學生。楊亮公為此欣然不已。兩年之後，當校長將一家三口從南京飛向臺灣的飛機票交到他的手上時，他竟然說：“我不會走，因為我一生祇辦教育，共產黨不會把我怎麼樣；我也沒有事二主之心，你放心就是……” 一九四五年四月，校長飛了，學生散了，教授們躲在家裡不出來。若大一個安徽大學，祇有高仲膺帶著一幫工友們，和一些沒有背景的年輕學生日夜守護著，直到共產黨的解放軍，來將這所空蕩蕩的大學“解放”。 然而，當中共的軍代表，念高仲膺護校有功，更因教職員工都舉薦他，而任命高仲膺擔任安徽大學的代理校長時，高仲膺居然當著眾人的面，筆直地盯著那位軍代表說：“我護校是本份，不是為了做安大的校長。”說畢，他就將一封辭職信當場交給了那位軍代表，然後轉身便走。他那件灰布長衫的下襬，祇在校長室的門框上輕輕地擦了一下，便飄然而逝了…… 當天晚上，他就領著妻小（除考取了北京大學的大兒子和正在安慶讀衛校的女兒外），拎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在安慶迎江寺碼頭上了船，沿江直奔蕪湖而去。他因兩袖清風，而想在那裡謀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教書糊口，了此一生。雖然，他仍然沒有忘記將那本中國共產黨湖北省黨部的花名冊小心地放在他隨身的小皮箱裡。 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江水有聲。高仲膺的心頭，也像是喧囂難已──二十二年前，他從武漢還鄉，在這裡下船，開始了他教育救國的人生道路。二十二年後，他又從這裡上船，卻帶著一顆歸隱之心，想在自己曾經辦過十年教育的江南城市裡“隱居”下來……抗戰勝利後，他對國共內戰雙方都有不能理解之處，而內戰中的國共雙方，也都叫他在感情上感到相當的痛苦。在中大附中讀高中的大兒子，曾在南京新街口的廁所牆上大書特書揭露“國民黨腐敗”的文字，他沒有去制止他；等到考上了北京大學的大兒子寫信回來告訴他說，他們“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以後，就跟著中共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要民主”，他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大兒子，告誡他：“無論如何，希望你將北大讀畢業，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比父親告訴你的這件事更重要……” 高仲膺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飄流在東去的大江上。遠遠的江面上，那幾點閃爍的漁火，雖然十分地微弱，卻又總像是閃鑠在他心頭的那幾句無力的話一樣：“我辦了半生的教育，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江面上的那幾點昏黃的漁火，閃爍著，搖曳著，船行的遠了，它們也就滅了。大江已然是漆黑一片…… （下篇：高仲膺遭難“共和國”，待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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