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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文學 專欄 所謂左聯五烈士（中） 高爾品 本文僅為辨識“勝利‘不然就死’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前驅的血”而作 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現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綱領） 提要﹕
二、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我們姑且不論，倘若要從中國新文學甚至中國大陸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悲慘遭遇來看，國民黨反動派所頒佈的“惡例和惡法”，乃具有何等的英明遠見。而這個“惡例和惡法”的要害，不過僅僅是要禁止宣傳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即蘇共與中共要在中國製造的“赤禍”罷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是“先有自由，後有審查”，即規定民間出版的報刊雜誌“應於發行時以二份寄送內政部，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所屬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之警察署。新聞紙或雜誌有關黨義或黨務事項之登載者，並應以一份寄送黨部或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份寄送中央黨部之宣傳部”。這相對於“沒有自由，卻要嚴查”，甚至“普天之下、莫非黨報，率土之濱、莫非黨刊”的中共專制極權統治相比，上述於外患內憂之下，由面對蘇聯侵略顛覆、中共武裝造反的“國民黨反動派”所製定的“惡法和惡例”，單從保衛國家和民族的起碼要求來看，它是否也 “惡” 得太不夠了呢？ 我們姑且不論，即便是在這個“惡例和惡法”的限制下，中國正常的文學發展，應有的文學成就，非但絲毫未受影響，甚至成果輝煌。而且，即便是中共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本身，如果它真的僅僅是一種文學，文學史的事實，也已經證明了它們根本就沒有受到任何的“圍剿”和摧殘。例如，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巨著──一部意在批判那個莫須有“托派”和證明中國民族工業不可能得到發展的長篇小說《子夜》，就非但能夠出版，而且能夠走紅。還有，就是一直到死，都在一邊領著“反動政府”三百塊大洋的乾薪，一邊卻在“死罵”著這個“反動政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魯迅，他非但“哀榮”卓著，而且“生榮”輝煌，除掉他那個“既以批判他為始，又以辱罵他為終”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以外，真不知還有誰整過他，批過他，鬥過他，讓他掛過牌子，還是“坐過飛機”，甚至是逼他上吊或投河？就更不用說是勞改、勞教了！至於江蘇省警察局對他的“通而不輯”，無非是徒招來他更多公開的“辱罵和恐嚇”罷了！ 然而，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已經推行改革開放以後，直到今天，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害死了、逼死了無數的文藝家，包括他們自己的文藝奴才之後，它都仍然在堅決地拒絕頒佈任何一種“惡例和惡法”。因為中共領袖陳雲早已斬釘截鐵地指示說：“過去我們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與國民黨鬥，現在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跟我們鬥，所有民間出版物，一概取締，不許存在……”29 因此，要想瞭解“國民黨反動派”那兩個“惡例”和“惡法”的來由，要理解已經給了“革命文學”之如此大自由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何又要製定這樣的“惡例”和“惡法”，來得罪他們和他們的“革命文學”，就必須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由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來由，特別是這個“聯盟”要充當中共武裝背叛國家民族之“直轄文學支隊”的特質，予以根本的辨識。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何對於已經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公然號召要殺光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文學家們，國民黨反動派都不禁、不殺，後來卻又偏偏處決了那五個中共的“紅衛兵作家”呢？而這五位中共的紅衛兵作家，當真便是為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死的嗎？ （一） 根本的辨識之一，就是必須認清北伐成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狀況。特別是中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和中共“左聯”發動與建立的歷史背景。 簡約地說，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的成功，不僅打敗了辛亥之後各路持槍復辟的大軍閥，而且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將一個久陷戰亂和分裂的中國推向了初步的統一與和平。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走過了十七年艱難的反復辟歷程之後，終於迎來了可以進行民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嶄新歷史階段。猶如蘇俄的托洛斯基所言：“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祇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重要問題”。30 但是，由於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中被斯大林徹底鬥倒，並被解除職務，這就使得新沙皇斯大林要繼續命令中共公開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欲望，非但不曾收斂，而且愈加迫切。此其一。 其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並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由是，斯大林認為，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必將促其滅亡的“預言”已經實現。因而，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特別是進一步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國際條件已經形成。 其三，一九二九年三月，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陰謀策動中共暴亂，被東北當局察覺並逮捕了共產黨三十九人，驅除了眾多蘇俄外交人員。於是，七月中俄絕交，八月至十一月，蘇聯紅軍大舉侵略我國，曾擔任過廣東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親率八萬蘇聯侵略軍佔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土地，張學良的東北軍慘敗，我旅長韓光第陣亡。由是，由蘇俄掌控的共產國際認為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勝算，已經顯然提升，遂決定命令中共要以“裡應外合”之方式，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配合蘇俄侵華戰爭，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以一舉推翻中華民國。 其四，一九二九年三月，原桂系軍閥發起“兩湖之役”，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軍閥殘餘之殘餘”們開始持槍叛亂，以企圖維護北伐之前地方軍閥武裝割據的“山大王”局面。於是，四月至十月有馮玉祥夭折的武裝叛亂；九月有廣西宣佈獨立及張發奎、唐生智之武裝叛亂；一九三零年二月，原來親共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又糾合各路反蔣勢力，推閻錫山為首領，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叛亂，於是中原大戰爆發。這自然又使蘇共立即抓到了命令中共在中國製造武裝暴動的大好歷史機遇。 更何況：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當斯大林派來的第二位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中共的“八、七”會議時，就作過“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已經確定要在中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 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曾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必須建立“認俄作父”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曾通過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 此後： “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經“……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31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在蘇聯已經決定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之時，共產國際執委竟然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命令中共‘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復，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蘇聯 ’”。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佔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藉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 而當中國人民反抗蘇聯侵略的戰爭慘遭失敗之後，為了使史稱“中東路戰爭”的蘇聯侵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立即發表社論，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 ………… 彼時，雖然祖國的外患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蘇俄授予他們的這一叛國旗號之下，遵俄命將武裝叛國叛族推向了頂峰階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領袖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 “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 ”──此時，中華民國保衛國家和收回中東路國家主權的反侵略戰爭雖已慘遭失敗，但中共卻仍然要受俄命、乘外敵得勝之勢發動全中國的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祗能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製定紅軍的策略。”32 ──此時，雖然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大獲全勝，但中共仍要“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以繼續製造本國的混亂、暴亂和暴動來保衛他們的“蘇維埃祖國”。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此時，雖然蘇俄侵華戰爭早已勝利，但中共仍甘心接受侵略者的指示，竟然以繼續保衛侵略者為由，加緊了對自己祖國採取“積極進攻”和“集中進攻”的武裝叛亂。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於是，一場要在各個方面以出賣祖國和民族的武裝暴亂和暴動，就要拉開帷幕了。 這才是中共一手策劃、領導和發動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特別是他們要迫不及待地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 （二） 根本的辨識之二，就是我們祇有真正瞭解了當時祖國正在遭遇蘇共與中共“裡應外合、交相戕害”的痛苦歷史背景，我們才能真正瞭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所誕生的真正政治背景，也才能理解為什麼本文作者要稱這個“左聯”實際上不過是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一個“直轄文學支隊”了。 因為，中共新文學史家們幾乎全部老實地交代過：“左聯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事業加強領導的直接結果”。33 然而，這個正在被中共加強領導的“革命事業”，其實質，就是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那個名聲很大、後來也被中共迫害得十分淒慘的共產派文化人夏衍，就老實地說過：“左聯直屬由中央領導的文委領導”。34 當然，這個中央，如上所述，就是那個在蘇聯侵略自己祖國時要遵俄命拼命“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中央。 但也正因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迫不及待地發動全國的武裝暴動，所以，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也才老老實實地招認說：“對敵鬥爭的形勢，緊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團結起來 ……一九二九年秋，黨指示原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和魯迅以及為魯迅影響下的作家們聯合起來，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黨指定創造社的馮乃超，與太陽社有關係的沈端先（夏衍），以及與魯迅合編過馬克思文藝理論叢書、較早對魯迅有認識的馮雪峰籌備左聯。”35 所以，中共的文學史家們才會下結論說：“左聯正是在黨的領導下克服了宗派情緒、廣泛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 他們甚至還甘願“招認”到底地說：“左聯的成功活動，大大地密切了文藝與革命的關係，她明確地宣佈自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的才爭……”36 而這個要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展開英勇鬥爭”的左聯，目的就是為了配合“武裝保衛蘇聯”，手段則是要用“文學”來號召和發動“全中國的武裝暴動”。 至於左聯成立的事實經過，就更是體現了它作為一個“直轄文學支隊”的組織證據，從而也才能夠使“中國的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37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江蘇省委特設立文化支部，以華漢、潘漢年、彭康三人為幹事，作為領導上海文化運動之核心。38 ──這是在蘇聯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前夕。 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原北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附近的咖啡館二樓，由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同志主持，有作家魯迅、鄭伯奇，以及中共黨員作家夏衍、馮乃超、彭康、陽翰笙、蔣光慈、戴平方、洪靈菲、柔石、馮雪峰等十二人秘密參加，召開了籌備左翼作家聯合組織的工作會議。39 ──這是在蘇聯已經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之後。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在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的主持下，四十多位“進步”作家和文學青年秘密集會（與籌備會議地址同），宣告中國無產階級戰線的第一個統一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會議選舉魯迅等七人為常務委員，蔣光慈等為候補委員，並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和文藝大眾研究會等。 ──這正是蘇俄命令中共不要將他們發動中東路戰爭的勝利作為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的“尾聲”，而是要作為在全中國發動武裝叛亂的“序幕”之時。 當是的中共特工頭目和後來受中共之命做了“漢奸”的潘漢年，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第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和鬥爭；第二、確定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的指導；第三、發展大眾化的理論實際，即從事工農才爭；第四、要執行自我批判。──中共強迫中國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或許正是以此為始。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魯迅、沈端先等邀滬上“無產階級文人”十二人開籌備會，討論題目是：“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的任務”。 所謂清算過去則有如下四點：第一是小集團主義和個人主義。第二是過去不注意真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第三是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的“助政治運動”的任務。第四是批判不正確，即不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度，也就是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態度”。 所謂確定目前文學的任務，第一是對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表現的嚴厲的破壞。第二是對新社會的理念的宣傳和促進新社會的產生。第三是新文藝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建立。 此後，用中共新文學史家的話來說，就是“左聯還在北平、日本東京建立分盟，在廣州、天津、武漢、南京等地成立小組，創辦刊物。它的成員迅速擴張到了全國各地。” 左聯，還參加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猶如中共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樣，左聯也成了該國際組織的“中國支部”。 這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直接政治背景和組織背景。倘使有人對“直轄文學支隊”的提法有異議，那麼，用左聯成員、共產派文化人柯靈的話來回答就是：“三十年代初葉……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開闢的第二戰場。”40 至於後來對“國統區”的資產階級文化人根本沒有興趣，甚至用了許多的政治運動，把他們整治得死的死、傷的傷、哭的哭、叫的叫的毛澤東，竟然也在他對自己喜歡的延安土包子文學家講話時指出：“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41 然而，必須指出、或需要“正名”的是，被共產黨文化人所稱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被毛澤東所指的“十年內戰時期”，就是中共在斯大林命令和指揮下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之始，真正的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已經勝利結束，此後，不過是“第二共和”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為維護國家統一而不得不平息殘餘軍閥叛亂的短期戰爭和零星戰爭，和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圍剿前蘇聯命令中共進行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的衛國戰爭及民族戰爭罷了。而當代中國所有的新文學史家們之所以都將他們的文學史寫錯了，把中共背叛國家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看錯了，就是因為，心中祇有中共偽黨史的他們，卻對我們祖國的這一部現代史全然無知。就此而言，他們比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學界那些早已在進行著痛苦歷史反思、並已經獲得了驚人反思成就的的歷史學家們，實在已經是大大地“落後”了。 （三） 根本的辨識之三，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不是“心甘情願”地成了中共武裝叛國叛族的“直轄文學支隊”？ 回答無疑是確定的。因為這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不僅用文學的手段參加和號召中共的武裝叛國，甚至直接地參加並號召了中共的武裝叛國。 就前者而言，除掉前文所引的左聯作家們那些號召發動共產革命和號召殺光國民黨的“文學作品”以外，猶如中共新文學史家所說，左聯為鼓勵作家的創作“為革命現實服務”，一些刊物還直接刊載了正在實行武裝叛國的“蘇區土地革命和反圍剿鬥爭勝利的消息”。而左聯的作家們，更“用無產階級思想感情逐步地克服並代替了小資產階級感情……以至懷著深厚的熱情描寫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和紅軍的故事……”“五烈士之一的馮鏗開始主要寫抒情小說，參加共產革命後開始寫作號召參加共產革命的小說《樂園的幻滅》、《突變》，還有《小阿強》和《紅的日記》等”。“五烈士之外的共產作家洪靈菲的長篇小說，上部雖描寫了性格不同的三個農民對封建統治的自發性反抗，下部則描寫了他們‘在蘇維埃政權下有組織的鬥爭’。”42 五烈士不僅全部參加了“全國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會後，柔石還立即寫作了 “偉大的印象”一文，用“文學”手段詳細而又激情地報告了中共“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盛況”。 他寫道：“同志們，蘇維埃的旗幟已經在全國飄揚起來了！”我們的主席向我們和平地溫聲地作這樣的鄭重的開幕詞…… 他寫道：“悠揚的雄壯的國際歌，在四壁的紅色包圍中，當著馬克思與列寧的像前，由我們唱過了……” 他寫道：“……我們分散了，負著這些工農底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國各處深入，向全國工農深入；我們的鐵的拳頭，都執著猛烈的火把。中國紅起來罷！中國紅起來罷！全世界的火焰，也將由我們底點著而要焚燒起來了！世界革命成功萬歲！我們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著……” 他終於壓抑不住地在他的“革命文學”中嘶喊道： 打倒軍閥、
就後者而論，由於左聯的綱領鮮明地寫著：“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現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 所以，“烈士們生前大都從事革命活動，又以文學為武器參加戰鬥”。 所以，“儘管左聯是文學家的組織，但從領導到每個成員都沒有把組織和個人的活動局限在文藝的範圍，而是以參加政治活動、進行革命鬥爭為第一任務。”43 所以，“左聯作家們直接參預了同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鬥爭……許多作家走上街頭，在中心城市舉行公開的‘飛行集會’，‘節日游行’，‘總同盟罷工’、甚至宣傳‘武裝暴動’和高喊‘祇有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武裝保衛蘇聯’之類‘脫離群眾’的口號……”44 ──中共的新文學史家們略感“羞澀”地這樣說。 但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卻毫不羞慚地大聲疾呼道：“政治上目前一個克不容緩的急務就是：武裝擁護蘇聯。” 他宣稱：“做文化運動的人，也即是參加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人。” 他甚至諷刺說：“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畏懼實際鬥爭，怕做艱苦的工作，便自動地投到文化運動的旗幟下，去吶喊幾聲，自以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計”。45 於是，“……左聯特別是在紅五月的五一前和五卅前召開兩次大會，左聯成員貼標語、散傳單……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都參加了。”46 而在“與敵人作生死決戰的時候，他們已經堅決底感覺到、並且將要通過紅五月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47 於是，夏衍老實地交代說：“……一次在南京路飛行集會，閘北區負責人佈置了一、二百人佔領山東路附近的一個慈善機關（這是商會辦的一間冬季對貧民施粥的院子）結果二十多人被捕，我僥幸脫險……”48 看來，正是左聯，才首開了中共紅衛兵“打砸搶抄”的“雄風”。 對此，受了誘惑的文人魯迅“總是聲明不會做他們這種工作的，我還是寫我的文章”；郁達夫甚至奮激地說：“我是作家，不是戰士”49；但“茅盾因不參加飛行集會”，便“被一些人視為‘自由主義’”。50 一九三零年的秋天，祗因蔣光慈反對在他的住處開會，並強調“一個屋子，本來可以寫作的，往往一開會就開倒了……”但“不幾天，左聯黨組的負責人就對蔣光慈說：‘寫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動！’蔣光慈為此交出了‘退黨書’，十月二十日，在中共的《紅旗日報》上，便發表了‘蔣光慈是反革命，被開除黨籍’的消息。51 原來，中共的這條共產革命的“賊船”，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是祇有“開除”而沒有“退出”這一說了。 我們還有必要繼續羅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為中共武裝背叛祖國和民族之“直轄文學支隊”的其它更多犯罪行徑碼？他們對他們的“蘇維埃祖國”的命令執行得該是何等地忠實，但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背叛又是何等地無恥和無情。 （待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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