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　专栏

　　中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有优良的传统，早为举世所公认。身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自应有认识和发扬中华优良文化的义务和责任。何况在现阶段，正当西方文化于长足进展的途中，遭逢从它自身脱胎而出的两大危机──极权暴政和核子威胁，而面临日暮途穷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文化重新抬头的机运。诚以中华文化有坚固的基础，有远大的前程，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世界的和平，中华文化实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为了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必先要对中华优良文化的内容有深刻的认识。过去，中国一般学人的治学方法，大都只专重传习，而缺乏推理的工夫。因此不能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更未能作推广的运用。至于一般国民更只是习矣不察，对中华文化从未作深入的探讨，自难有明确的认识。

　　实际上这种情形也势所难免。因为中国历史凡五千年，学术思想在先秦以往，早有诸子百家，文物灿烂，册籍浩繁。秦汉以后又二千余年于兹，着述与日俱增，理论更趋纷繁，真令人目迷五色，莫衷一是。而一般治学者的立论，或者艰深晦暗，或者简略不完，从没有将中华文化的精髓，整理出一个明确的系统来。无怪乎我们到今天仍有茫然无所适从之感，更哪里谈得到发扬光大？

　　有人说中国的优良文化是伦理道德，也有人说中国的优良文化是人文主义。这些说法各有其见。不过，我们认为这只是一得之见，仍未能包括中华优良文化的全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优良文化，绝不只是“伦理”，也绝不只是“人文”，因为对中华文化的积累相当深厚，内涵极其广泛，并真能代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应当是中国的“儒学”。

　　指儒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因为儒学里面，不但积累深厚，内容丰富；而且有整然的体系，明确的条理，《汉书．艺文志》里对儒学有这样的介绍︰“……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几句话，不仅指出了儒学的崇高地位，而且令我们可以看出儒学的积累和内涵是多么深厚和丰富。六经之中，固然已包罗万象，有理论、有经验、有方法。再加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卓然特立的言论，行事、道德、学问，以及他们万古常新的思想，真是为中华文化奠于了坚固不拔的基础，开拓了永无穷尽的前程。

　　为了要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认识中华文化精髓所在的儒学，这里特将儒学的理论体系，整理出来，作一简明的介绍︰

　　一、以“至诚”为本体──《易经》和《中庸》，就是中国的本体论。《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诚者，自成也”，这里所说的“生”和“诚”（自成），实具有同一意义，亦即是中华文化产生的本体。就宇宙说，由此而有“天行健”；就人类说，由此而有“君子自强不息”。《易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一部最精深的哲学书籍。正因为易理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备，所以孔子说︰“易其至矣乎”，它的精神是不断地生、不断地动，也就是不断地进步、不停地革新。中国文化之所以称博厚高明，绵延不绝，历久常新，岂是偶然的事！试以之与西方文化相较，西方文化之所谓本体论，或曰唯心，或曰唯物，二者原属各有所见，不过只是近视和浅薄一点罢了，心与物何尝不是由诚而来，由生而来？

　　二、以“仁爱”为中心──《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由此我们便知人秉至诚之道成性，诚于中者谓之仁，形于外者谓之爱，儒学即以仁爱为中心思想，《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是仁爱的功用，其始也，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其极也，可与天地同其德，可使万物遂其生。真能与宇宙同其大，毫无畛域之见，尔我之分。这里指出了中国伦理道德的根源。为了培养这根源，礼乐于是乎兴，不必依靠宗教，不必依赖神佛。然而，中华文化却能容纳宗教，能同情神佛。

　　三、以“智勇”为动力──智与勇的涵义，就是“知与行”。“智以知仁，勇以行仁”，因而智与勇就成为对仁爱的推动力。《论语》上说︰“人而不仁，焉得智”，和“仁者必有勇”，这说明了智勇与仁爱实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孔子又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所谓一就是诚，以是三者又归结到一个诚字上。 我们也可以说，仁爱是体，智勇是用，知仁、行义，正是儒学明体达用的重点所在。再普遍一点说，凡是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知识份子，固然要以智勇来发展仁爱；即使是不知不觉的一般人们，也应当以力行来推动仁爱。国父发明“知难行易”学说，和先总统蒋公提倡“力行”哲学，同是阐扬儒学、矫正时弊的主张。中华文化自古对智勇的涵育，虽汇于“六艺”，但并不限于“六艺”。以今日来说，就算是百工万艺，也不计其多。所有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应当是中华文化求知增勇的吸收对象。少数腐儒的固步自封，岂能归罪于过去中华文化的陈旧，又何能阻碍今后中华文化的发展？

　　四、以“大义”为目标──“至诚不息”必“止于至善”。儒学里面指出了一个至善的理想目标，就人类社会来说，可称之为大义的目标。中华文化始终注重全民的共同利益，即令在专制帝王的时代，也是民为贵，君为轻，绝不会狭隘到只讲求某一项势力或某一种阶级的单独利益。《春秋》和《礼运》，都曾阐明这个目标就是“世界大同”。《大同篇》里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岂不是一个极其自由，极其平等，和极其博爱的民主世界吗？岂不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以及所有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吗？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认识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儒学，它的依据是正确的，内容是广博的，理论是完整的，效用是宏伟的，而它的前途也将是悠久无疆的了。

　　“九一一”仇恨自杀杀人事件以来，整个世界被“恐怖”气氛所笼罩，人心惶惶，迄无宁日。单靠战争，决无法将恐怖暴行彻底消除。我们认为若能发扬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化除狭隘的“仇恨”心理，人类才得到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