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人　专栏

　　　　鄱阳湖上都昌县，
　　　　灯火楼台一万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
　　　　东风吹老碧桃花。

　　这是大文豪苏东坡为都昌县城所写的流传千古的名诗。我的出生地就是在该县城北三十里约合十五公里的地方，名叫周火烧村。这村的东北方只有千公尺的丘高地，除背后树林不算，前面空邝平地二千砰，由我祖父和我父亲手中建了一大栋上尧公祠堂，雕梁画栋，曾办过小学可容住宿四百人。这祠堂是上五个周村所共有。另有下尧公祠，虽没有上尧公祠规模大，但祠堂本身也是三进砖造建筑。所谓三进，就是建筑内含两个天井。一个天井名大八间，两个天井名三进。这是旧式的建筑物。上尧公祠祠产丰富，年收田地税约千担，记得从我小时到大都是我父亲经管。每年春秋二祭，五村各户一代表及村长士绅到祠，多半由我大伯父主祭，因为他是前清举人。

　　谱载尧公曾在宋朝任过知县，也就是现在的县长；是由河南迁居而来，想是南宋避祸来此。据老前辈说，五百年来周家再未出过县官。直到民国三十四年我被发表江西南丰县长时，上下尧公共十个村庄的同宗，皆大欢喜。当民国三十五年回家探亲时，大伯、我父、三叔、四叔均已逝世，由我五叔当族长；十村代表集会举行盛大祭尧公典礼，据前辈说是五百年来第一属盛事。所费不贷，于心不安！族长前辈意旨难违，也只有听之而已！

　　周姓十个村落，以我出生的火烧周村为最大，约百二十户。全村分洪公、演公、渊公三系，各有一所大祖堂，安放历代祖宗牌位，均为木质。每月初一、十五日，一定要用鱼或猪肉香火供奉。每逢过年，更是隆重：必用猪头、红烛、黄纸、香火供献。大祖堂香烟弥漫，爆竹声不断，极其热闹。我的直系祖为洪公。小时在家未注意族谱；洪公的来历，我也不甚清楚。洪公下，我只知道祖父歧山公和叔祖凤山公。歧山祖父是举人，曾在北京清朝兵部供职，什么职位，也不清楚。凤山叔祖是在上海海关供职。那时公务员叫做做官，老来退隐回家，都很富有，做大房屋，置很多田地产业。大概全村最讲究的建筑物，就算我祖父和叔祖两家了。我祖父生六子，叔祖父生二子。我父绍爽行二，大伯和祖父一样是举人。我父业商。三、四、五、六叔均读私塾出身。六叔年较小，在民国于江西省会南昌考取的法专资格。在国民政府从二十几年到三十八年共产党占据大陆间，一直任都昌县监狱官。三叔曾任过曹锟时的国会议员。四叔任私塾先生，五叔充族中和地方上绅士。凤山叔祖生二子。长子绍官断后。次子绍樱是秀才第一名。生七子均读书未成名，仅第五子是中医名医。

　　我父亲谱名绍大爽字斗垣。母傅氏。我有姐妹七，兄长四。我行十二，均为一母傅氏所生。大姐夫姓江，在景德镇营瓷器生意。二姐夫姓涂，业农。三姐夫姓林，业农。四姐夫姓赵，生二子，姐夫早丧。五姐夫姓黄，在景德镇经营瓷器生意。六姐夫姓刘，业农。七姐夫姓巴，任私塾先生。大哥勤谘生二子，其长比我大些。大哥早逝。他的模样，我已不记得。大嫂改嫁。其两子均在青少年时逝去。二哥勤诹旧制中学毕业，在桑梓任小学校长、联保主任、区长等职。三哥勤访业商。二哥三哥皆因大陆变色，被赤色政权整死。

　　我是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辰时生。因父母高年所生，加之是未足月出世，从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常生疾病。十岁前因肠胃病卧床三年，骨瘦如柴。家庭堂前终年供奉菩萨、道士、法师，终年作法，但我的病仍未起色。后来，父亲从县城请来一位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一番，开了一个中药方名五中汤，即甘草、甘姜、白芍、木香、党参五样中药，足足服了近百付，身体才渐渐好起来，但病根难除，腹部稍稍受凉，肠疾即发，动辄为下痢。直至民国四十八九年我从日本东京返台湾，与裕台公董事长及经理洪轨及杨耕经二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西廉西餐所请吃午餐时，无意中谈及肠疾，杨耕经说他有同样肠疾，曾服日本“正露丸”后即痊愈。我返东京家以后，在日本的中药店购了“正露丸”；服了几次以后，肠疾经历数十年，忽然全好了。只是腹部不能感受寒气。受凉即复发。这“正露丸”是一种价廉物美的日式中药丸，曾经在日本历史上显过特殊光耀。当日俄战争时，日军在中国的东北和俄军作战，大多士兵患肠疾。此病似痢疾而非痢疾，病情非常顽固，难以治愈，使人日渐消瘦无力。日医发明正露丸，初名征露丸。露，就是日语的俄国代名。日俄战争中，正露丸立大功。此药在亚洲市场历久不衰。

　　我六岁时入村塾。这塾是我父亲特为我、三哥、大侄（大哥长子比我大一岁），还有几位村里的人开办的。塾师是我三叔次子（名周祺）的岳父何先生。他清瘦身躯，教学认真，记得好像教了三年。他们的初学课本是三字经。我的初学课本是千字文。三字经是三字一句。千字文是四字一句。三哥比我大五岁。他不爱读书写字，喜欢逃学。大侄的记性稍差一些。我读完千字文，继续是纲鉴。所谓纲鉴即是历史书，从上古到中世纪，将我中国五千年历史用三言或四言韵文写出来，简称纲鉴。读了纲鉴，再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好像是民国十三年天干不雨，所有田地龟裂，农作物颗粒无收，这年我辍学在家牧牛，秋后结伴骑牛到鄱阳湖湾放牧，并与同伴一起掘“无机”。“无机”是鄱阳湖湾地的一种野草，其根如指大，可以碾成粉做粑，如拌米做粑，更好吃。所谓食草根树皮，我小时候已有过这一次体验。民国三十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中央政府退守四川重庆，我那时正在江西省赣州和吉安工作，奉命调重庆受训。由重庆市到市郊马家寺是步行，中经一段山路，路旁山脚泥土常被人掘去。同伴知道泥土名观音土，可以充饥，我抓少许口试，其难吃下咽的程度，和草根“无机”不能相比。传说有不少饿民正以观音土充饥。

　　我做牧童只有一年。次年，二哥领我和大侄圣尚去离家相当远的苏山一大寺院读书。樱叔家大小好几口，还有其他的人，我当时弄不清楚。这寺随山坡地建筑，有好几层。我二哥勤诹学名周敏分了二间房，一间卧房，一间书房。二哥专教我和大侄二人。我开始读幼学琼林，后诗经。这寺很大，二哥很严厉。每日读书睡觉，从未到全寺看过一遍。据说和尚也不少。只吃午晚饭时，用大盘去大厅盛时，才知道饭器很大。少年小孩手短，够不到饭器的底层；而蒸饭非常好吃，每顿三大碗。菜是各人从家中做好带去，多半是烧鱼或肉，另备咸菜。每周下山回家拿菜一次。民国十六年春，我们乡里一夜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平日一般无业游民，非常活跃，好像忽然忙了起来，东奔西跑，口头大喊大叫，我们不大懂事的青少年，觉得有点奇怪。阴历元宵过后，父亲领我去都昌县城，并有一长工担了行李跟随在后。这是第二次进县城。上一年过年以前曾随父亲半夜起身，有十来个长工担了粮食到县城去卖，又担了年货回家，足足一整天。虽然走路很累，但初见县城的繁华，也感到很好玩。现在第二次进城，心中觉得很高兴，虽然心里还是很留恋母亲。

　　都昌全县只有县城一所高小。大部份是利用原有的文庙，旁边加筑了很多房子。课堂，学生宿舍，膳所，厨房，公厕，运动场等都具备了。校长也姓周，是城郊的周村人。校长认识我的父亲，所以未经考试就入了小学五年级。和我同班的有我三叔的第三子名锡民，比我大六岁。有五叔的独生女名青云姐，比我大四岁。还有其他有关傅姓亲戚，也都比我大一、二、三岁不等。同班同学算我最小。那时的国文课都是经史子集的缩影。我还记得那时的小学国文作文题目之一：“项羽死于垓下，试申论之”，可想而知。读一年后，自觉成绩不算好，寒暑假回，父母也知道，第二年就自动地更用功了。

　　记得是民国十六年暑假，自县返家。到家门时，见到很多农民，都是他乡来的，我都不认识。他们手中都拿了长柄锄头铁镰工具，形成人山人海。我家的谷仓猪栅均被打开了。猪全被牵走了，谷仓全被搬空了。父亲在店中的框台内发呆。看了这些情形，我知道是乡苏维埃派群众来抄了我的家。到了晚上才看见二哥和三哥。他俩白天大概是躲开了。没有过好久，父亲告诉我，乡苏维埃从外地来的七个共干，一夜全被杀了。乡苏维埃关了门，村中的几位流民也不见形影了。

　　暑假过后回了学校，听说校长被暗杀了。新校长也姓周，是我三叔的长子新亚。他是九江第六师范毕业的。前任周校长是南昌第一师范毕业的。论亲属，新任周校长是我堂哥；论感情，我是喜欢前任周校长。新任校长认为我在第一班成绩不好，把我降一班就读第二班。第一班是在民国十七年底毕业，第二班在民国十八年暑假毕业。但南昌公私立中学都是秋季始业，没有春季始业的。所以我被留级半年，并未耽搁升学。当时被留级时，心中不服气，后在第二班三个学期中都是考第一名，心中不平之气，也就逐渐消失了。后来发现留级半年，并不影响升学，对这位堂哥校长的敌意，也就自然化解了。我班上有一位帅老师，教我班上的国文、数学二门主课。我受他益处很大，终生难忘。

　　南昌虽是江西省会，省立中学仅有第一、第二两所中学，其他私立中学倒不少。省立中学学杂各费比私立便宜很多，两校舍设备比私立完备，所以考省立的学生很多。二中比一中办得更有名，故考二中的人比一中多。民国十八年的暑假，傅大哥进了私立赣省中学。他劝我们一律报考赣省。我们都是小弟，本该听他的话照做。不过，除了尚进外，都同时报考了省立第二中学和赣省中学。

　　尚进带领我们一群人住进南昌市东湖边建德观凌零桥学生宿舍，包住宿和膳食，与赣省中学近在咫尺。南昌暑期天气很热，晚上他们在宿舍大门外纳凉，拉胡琴唱戏，只有我一人天黑即上床睡觉。早晨我起身最早。尚进是赣省老学生，他想带一批新生来，让学校方面对他另眼相看。尚未张贴的榜，他先过了目。他从榜末看起，倒数第二名是傅嵩幽。他在新生中年纪最大，人也漂亮，讲究衣着饮食，但读书并不用功。尚进从榜尾看到榜的中间，我们一行人除我之外全都榜上有名。赣省中学也是录取一百五十人。他只看了后半，前一半他认为不必看了。他回宿舍，大家都在纳凉，只有我一人早睡着了。尚进低声向大家宣布，在座全取了，只有睡觉的一人未取。姓傅的有一人名云松，他是我三嫂的兄弟。他对我关心，本来他胡琴拉得好，也会唱戏，也爱睡早觉，那晚听说我未考取，他很紧张。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就说我要去看榜，走过凌零桥，一会即到了赣省中学大门。大门旁张贴一张大而长的榜。我从榜首看起，第二名即是我。我告诉陪我去的云松哥我取了。他比我高大，将我抱了起来。他慢慢地将昨晚尚进说我未考取的事说了一遍。他昨夜未睡好，所以今晨一早陪我看榜。我说我还要去看省立二中的榜。云松哥也考了，当然也想去看。我们俩跳跳蹦蹦地去了。又是一张长榜。我还是从榜首看起，记得投考时有千八百余人，今日榜上仅录取一百五十人。我从第一名看起，看到三十六名就是我。云松哥很为我高兴。但他自己和其他同伴都未录取。其他同伴因为都被赣中录取了；二中的榜，他们也不来看了。

　　离开学的日期尚有一段时间，他们都搬到赣省中学宿舍，我一人搬二中宿舍。二中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房间，灯光幽暗，四围漆黑。孤零零地一人独处中，感到好可怕。学校尚未开课，其他新生也未报到。我每日跑到赣中宿舍去找同乡同伴。尚进总是劝我入赣中。我受到寂寞和独孤的侵袭，在挣扎：心想二中比赣中好，学杂费又便宜，拼命忍耐。后来二中也开了学。有一天我到赣中去玩，遇到训导王承之，他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问我为什么不缴费入学。我说我在二中已缴费入学，又说二中不要学费，仅收膳宿和杂费。王主任说同伴都到赣中来，你一人在二中，多么不方便；你到赣中来，因你入学总考第二名，我准你免学费，你只缴膳宿和杂费好了。于是我从二中退学，到赣中入了学。

　　赣中的校舍原在东湖的东边，是一栋很旧很小的房子，运动场也小，过去初中招生只一个班。自我们十四班开始才招三班，在东湖的东北方大沙地，建了新校舍，运动场很大。我们在旧校舍住了不到一学期，即迁到新校舍。老师教学认真，学生也用功勤学。十四班同学的学业成绩，不仅打破本校的纪录，在校际也享有颇好的声誉。学校每月举行月考一次，其成绩由教务处在公告栏公告，凡９０分以上的是红字，六十分以下的是黑字，中间的是白字，三个月考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的，可以免期考。暑假很长，常可结伴返家，年假很短，为了返家可早一周。平日用功读书，我的期考在初中时代都获得免考，可以早一周回家过年。那是兴高采烈的事。父亲在家经营商店，过年的时候，生意特别好；家里的亲戚，生意上的顾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父母忙得团团转，我有时要做做帮手。

　　大伯绍旦是清朝举人。他和我父亲兄弟情感最好。他的家住在村的最上边靠山。我的家在村的中间靠东边，相距相当远。他每天上下午必定到我家走一遍。来了也不坐，只是到柜房上下走一遍就走了。我小时，他常抱我一下。到初中时，他总是嘲笑我读的是洋学堂，小学毕业是秀才，中学毕业是举人，说我很快是举人。其实，中学毕业生哪里可比举人。他老人家有点不满民国的意思，对洋学堂也有点嘲笑的味道。我是晚辈，只有作无言的反抗了。 初中毕了业，回了家，尧公祠堂设宴祭祖，为横村新民、砥柱和我三人接风。同宗亲人真好像我们是举人了。这时经济不景气，父亲执意要我在家随同他经商。我私下向母亲诉说，非去南昌再升学不可。暑假在家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母亲暗中给了六十元银币，我就同新民、砥柱去南昌准备升学。我们三人同考了省立工专、南昌高师。高师是新成立的，免学费还供膳宿，所以考的人数特别多。工专放榜，我们都被录取了。高师放榜第一班取一百五十人，只我一人榜上有名，新民，砥柱都名落孙山了。我一人又考取了医专，并且入校旁听了解剖学的课。一个人尸从酒精窖里取出来解剖，我倒胃口几乎作呕，入医专的念头即时消灭了。

　　入了南昌高师，分在第一班甲班。据说，教务处是依入学考取名次分班的。平均之下，甲班的程度比乙丙两班是要整齐一些。在中学时我的英、数见长，初入高师时英、数课同班同学多向我求教。但师范注重国文课，国文课都是战国策、左传、十子书选篇。初期是一位严老师，诗词书法均佳。我能做诗填词，均是得自严老师的教导。高师六个学期，严老师教了前三学期，后三学期是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潘老师。他体胖近视，上课认真教学。他长于启发思路，注重白话文。在严老师教国文课出作文题目时，我们是文言文，文长不过千字而已。潘老师教国文课只限白话文，而作文题目又常是大题目。所以，每次作文字数增至五千至一万字。因字数过多，故不限课堂交卷，可以下课补交。我还记得在高师二年级下学期，潘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曰：性犹水也，决之东流则东流，决之西流则西流，试申论之。”他出的文言题目，但限我们必须用白话文。我写了一万字，获得了他的甲字成绩。

　　那时，省政府教育厅发动各校国文作文成绩比赛。据传，各校学生文章都经过国文老师修改重抄后，才提出参加展览。只有我们高师所提作文成绩都是原件。评审结果，总成绩第一，还是属于我校。书法比赛也是同样结果。而数学比赛，则没有我校的份儿了。

　　从二年级开始，乘假日联络都昌同学成立了都昌旅省同学会，我被选为会长。照都昌旅省同乡会规定，我是同乡会当然理事。有一日，余理事长设宴招待都昌县吴县长，请我作陪。那时我是三年级学生，暑假毕业。余会长旅南昌日久，财力也大，人又正派，那时他应该是五六十岁的人。吴县长四十来岁。余会长于席间嘉许我是都昌青年后起之秀，吴县长当面约定毕业即返县任教。将近毕业时，收到吴县长派令为第三区中心小学校长。工专毕业的新民告诉我，说他是第六区的中心小学校长。当我们俩从南昌返都昌县府时，我们俩又被改派了。我是第六区中心小学校长，新民改派第六区公所区员。

　　那时，区设中心小学，保设保学，是江西省新建立的地方教育学制。中心小学校长兼辅导保学，并取缔私塾。我首先将小学办好，私塾学生争先入小学，私塾自然自行解散，无须我去取缔。当时，六区所谓经管私塾，就是学生年龄相当大程度地提高，有很多五六级学生的年龄比校长我还大些。所以他们一毕业就成为区乡镇保的干部。当民国三十五年返乡竞选国民代表时，区长、乡长都是我的学生。这是后话了。

　　快近寒假，我独自一人赴县城接洽公务，寓都昌县城周家会馆，忽觉头晕眼花，好像大病临头。时正大雨，公务已毕，本拟返校，身体一时感觉难支，乃卧床休息。因全身发热，卧床睡了数小时，醒来忽觉稍愈，时已天睛，阳光普照，时光约当下午三四时，于是步行三十华里返家。冬天，鄱阳湖水干，鄱阳湖内港小湾可以步行。但雨后石桥上仍有尺许深的水，自量身体在发热，决难自行涉水过去。湾边有村落，都是我周姓。绕到村落，随便走到一同姓家里，靠我父名，说我身体不适，急须涉水过河返家。一分钟后，即来一同姓壮士。背我行泥路水桥，抵岸时已近黄昏。壮士涉水返家，我则忍痛边行边席地休息，约在黑天中好像爬行回到了家门，即倒地由家人抬上卧床，当夜高热四十一度，人几近晕迷。次日全身发痘，经堂哥中医师云松诊断是天花，服药休养足足四十日。所幸寒假，尚未耽搁多少校务。后来听说背负我涉水渡桥回家的那位同宗壮士，得天花病故。闻之于今数十年后，仍感心中歉疚。

　　民国二十五年春，全县小学童子军校阅竞赛，我亲率百余童军，从徐家埠行军到县城，徒步六十华里。清晨起程，日落时抵达目的地。校阅结果，我校获全县第一，学校为之增光。

　　暑假，我一人束装赴南京考大学。因考虑经济问题，仅只抽考中央政治学校，其他各大学一概未考。因政大免学费且供膳宿，报考者众。而江西省属内地，学校水准不及江浙上海。我在江西高师虽名列前茅，和上海及江浙学生成绩一比，竟名落孙山，饮恨而归。抵县府教育科，知道校长被调职。我向科长质询，我办学成绩不差，为何调职？我只好赴南昌求上级评理。朱科长温语嘱我在县城稍待三日，第三日送来派令，任我为第一区教育特派员。原来这一职位是新设，刚刚派了我的学长傅尚进。他尚未到职，临时撤回改派他为县农业试验所“技正”。他本学农，正所学所用。我是学教育，且是校长下来，比他适宜。

　　特派员办公室附设在区公所。区长是一位临川人姓汪的。他宿舍兼办公居楼下，我宿舍兼办公居楼上。他是夫妇二人，我是单身一人。公余之暇，努力自修，尤其早晚，必定用功自学。楼下区长太太，对我早起晚睡，深感不满。因旧式木造于层楼房，并未隔音；二楼有人活动，楼下多少感受到杂音。我虽然尽量注意轻手轻步，总是免不了有点轻微音响。这位区长太太常表示深恶痛绝，使我反感。但全区保学教育界对我的风评甚好。我服务桑梓，尽了我的心意，甚觉欣慰。

　　民国二十六年元月我辞职，束装赴上海升入大夏大学。大夏有我南师同学很多位，以杨虞贤同学为首。杨同学是南师第一班同学。他身高面貌标致，在同班中的学业成绩算是落后的。他的家算是穷苦，岳父家富裕。他靠太太向岳家取得供给，得以读大学。我入了大夏的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名教授董润坚。董教授开了一门课，“人与社会”，我选取了它。这门课无课本。董教授在第一次上课时，在黑板上开了一份书目单，差不多三十来本书。我把书目抄下来后，为购书而发愁，结果决定不买，去图书馆找。图书馆也很难找到。第二次上课时，我向董教授申述困难。董教授说他家有一小型图书馆，嘱我随时可以去阅读。因此我成了他家中长客。董教授上课只是在黑板上画几圈，说十来分钟的话。他说大学生不要讲课，只要自己研究，教授指导而已！他在黑板上画一个圈，他说这代表宇宙；内画三个小圈，他说这代表动物、植物、矿物。另把代表动物的圈移出来，在动物的圈内加画数小圈，分为人类、兽类、禽类、虫类。后来又将人类的圈另列出，在人类圈中分出各色人种。董教授上课虽只三言两语，但对学生的启发作用却甚大。他的课包括人类学、逻辑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学史。董教授诚然是一位博学的名教授。但他口出狂言，目中无人，对当时的政局不满，对蒋委员长直呼其名。听说蒋委员长曾在庐山召集各史学名教授商讨国是，董教授从庐山开会回校上课，不再直呼蒋委员长名字，改口称蒋先生，由责骂的口吻，也改为支持语气。在幼稚的我看来，有些奇怪。其实那时我已参加复社，假日常有群人集会，平日小组集会，而且我还是小组长。几位同学常常以数人并肩散步于校园，交换学生运动的意见，或交换所知道的各种消息：庐山会议、庐山训练，对后来的全面抗日战争，发挥了无比的力量和影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