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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王炳章博士 致中共無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開信 辛灝年 王炳章博士： 此時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問候。我深知，對於一個身陷“巴士底獄”的正義者和不幸者，對於一個早已不害怕將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來說，你不需要這個。因為你不會崩垮的意志，從未中斷的追求，已經使你無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來面對那個酷似歐洲中世紀教權統治的“北京洋教政權”了。僅僅是在幾天前，你面對“邪教審判”，曾高聲呼喊“中國的民主一定能夠勝利”，亦已證明我對你認知的正確。 然而，我卻要給你寫下這一封信。我要告訴你，當你被當代、甚至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機器判處終身監禁的消息傳來時，當全世界正派的華人，都不得不陷入憤怒或痛惜之中的時候，在紐約“抗議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會上，我，一個根本不是民運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個最普通的朋友，一個熟人，究竟為你說了些什麼？ 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幾乎是含著眼淚，向著你稀少的戰友，眾多支持你的華僑，所說的，實在是已經在我的心裡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話。這些話，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個學者專家的清高和矜持，一個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懼心態，一個知識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顧後，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個聲援你的大會上承認，我是在聽夠了你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對你的糟蹋之後，才有“緣份”與你相識的。但我承認，當你第一次和朋友來看我時，我還是感覺到：這人，從他的舉止、談吐、修養和風度來看，還真有點“革命領袖”的作派呢。 此後，我們見面的機會雖然並不多，但我還是漸漸地瞭解了你思想的脈搏，你那傳奇式的經歷，令人不平的遭遇，還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種怎樣顛撲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紐約營救你的大會上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王炳章具有許多知識分子所沒有的卓越品格。 因為我將心比心，將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覺到：你思想膽大，行動也膽大；而我則是“思想膽大，行動膽小”。就像我祇敢辨識“誰是新中國”，證明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一個真正的新中國，指斥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亂世和惡世”，是一次“全方位的專制復辟”──雖然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但是，我卻不敢像你那樣，一旦真理在手，就會立即投身到號召“重建中華民國”的偉大民主革命實踐中去…… 你絕不害怕是非纏身，敢於腳踏驚雷；而我面對是非，總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讀完了你題名為《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書稿之後，雖然相當佩服，卻祇敢婉言謝絕你請我寫序的要求，因為我害怕被捲進可怕的“民運是非”之中去。而你，雖然是非纏身十數年，卻始終毫無懼色，照樣在你那個“背景複雜、是非連天”的陣營內外，橫衝直撞，祇為了信念和明天，而奮鬥不止。 你忍辱負重，百折不撓。而我卻帶著一個文化人似乎蕩滌不盡的自尊和清高，難免文人的牢騷和一個知識分子的不平心態。為那個不想要中國的“臺灣中華民國和國民黨”，對我的長期打壓和肆意誣衊，多少懷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會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雖然令人扼腕，事後，在許多朋友都在為你深感不平之時，你卻滿含淚水，一言不發。此後，也從未表示過一丁點怨恨和不滿。就是在那個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識到：我雖然聽夠了別人說你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別人對你的糟蹋，但是，卻從來沒有聽到你說過任何一個人的壞話，糟蹋過任何一個人。而當我將這個突然的覺悟，告訴給你的許多朋友時，他們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 炳章，我要告訴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師母，已經在那個營救你的大會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當時實在沒有力量來抗拒的“苦衷”；黃景賢先生也當即走上講臺，證明王炳章博士確實沒有說過任何人的一句壞話。會後，許多人都聚在一起，為此嗟嘆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難得的品性和人格，終於經受了歲月的煎熬，上帝還是公正的！ 今天，我是多麼希望你的“那些”戰友們，都能夠對你捐棄前嫌，積極、真誠地參與到海內外營救你的活動中去，並重新共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鬥！ 我在大會上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王炳章博士與二十年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關係。 我首先就開門見山地宣稱：你是當代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創者，就是將你稱為整個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也毫不過份。因為，無庸諱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第一個公然舉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這和那些出於對共產黨的形形色色“忠誠”，要給那個專制復辟政黨以各種各樣“建言”，而反遭迫害者，豈但不能“同日而語”，而且不能“同性而論”。 其次，我毫不諱言地指出，二十年來，你王炳章算是堅守了真正的中國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大原則”： 一個原則就是你祇做中國的民運，絕不做美國和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國民運”；也絕不做那個不認、不要中國的“臺灣中國民運”。並且是不給錢不做，給錢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國大陸海外民主運動的蔣經國先生說：“你是你，我是我。你們支持了我們，我們也要保留批評國民黨的權力。”九十年代，面對那個不認中國、不要中國的李登輝國民黨，你曾義正辭嚴地告訴他們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你們的特務和線人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2） 你堅守的另一個原則，就是那兩個“絕不可以改變的民主運動立場”。一是愛國主義的立場，二是愛民主義的立場。為前者，你堅持民主運動就是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是愛中國的民主運動；而愛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祇能是追求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國家。於後者，則愛民就必須反共。因為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才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我在大會上介紹了你寫的那一篇“究竟應該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的文章。我告訴大家，在這篇文章裡，你實在已經將中國民主運動應有的愛國愛民立場，表述得異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話為你贏來了一陣陣急風驟雨般的掌聲。是的，人民是知情的，華僑是懂義的。你的“真正的戰友們”，也是“心有靈犀，一點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這個營救你的大會上，對十四年前那個太大的“民運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認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雖然這個事件既為中共一手策劃，又為中共特務一手謀劃和發動，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運內部的意見分歧，和你在民運工作中難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沒有人敢於在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進行認真的反思。而我，作為一個非民運人士，並且是歷史學者，卻認為：由於“倒王”事件，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極大地扭曲並敗壞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響著海外民運陣營對你義不容辭的營救工作，所以，我才決心學習你“不怕是非纏身”的勇敢精神，針對著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個問題： 一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不是越來越團結了？二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不是越來越有人氣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後，海外民主運動是不是更叫共產黨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否越來越得到了廣大華僑和留學生的支持、參加和援助了？ 如果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則“倒王”即便是錯的，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如果王炳章一個人受了冤屈，但整個海外民主運動卻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那就讓王炳章委屈去吧──我這樣說，想你不會生氣。但是，如果針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這個海外民運的局外人，就不得不問上一問，“倒王”事件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絕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個結果。因為，當我翻閱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國之春》雜誌之後，我所瞭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構成成份、正確方向、和生龍活虎的狀態，實在與我已經親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後的海外民運，形成了鮮明的歷史性對照。就不說，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國，又曾給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帶來了怎樣的“歷史契機”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後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其每況愈下的淒涼景狀，竟然祇能叫人痛徹心脾…… 我知道，我說了這話，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話，實在不是針對任何人而來。因為，十四年前的那一場是非，既然已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後果與局面，我們就有理由對那一場大是大非，作一個起碼的反思和反醒。這不是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為了你王炳章，而是為了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能夠回到她的正確道路上來。 炳章，我要告訴你的是，我的這一段話，並沒有贏得一丁點掌聲。相反，整個會場，寂靜得似乎連掉下一根針頭都能聽見。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無聲序曲”…… 而我說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我稱你是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炳章，你不要驕傲。因為，這並非是在恭維你。而是在告訴大家，你是在經過了慘淡的追尋，和冷靜的思考，並且能夠將個人的全部願望，鎔入了國內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後，你才開始了對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倡導和實踐。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紹了你曾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為什麼對共產黨就不能講革命？”然後，我便就事論事的地問說：“一個政黨，無辜地、殘忍地、連續地革掉了數千萬民命，並且將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再地推進了痛苦的深淵，而我們，無數被戕害者及其後代，無數決心為自由而戰的民主戰士，在它於八九年那一次公開的血腥屠城之後，便連對它說一聲“革命”，便是錯誤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話敘述了一遍。你說過：祇要當代那個專制統治者，不宣稱永遠放棄暴力，並保證不再用暴力來鎮壓人民及其正當的民主要求，開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人民就永遠不能放棄暴力反抗的權利，特別是“革命的天賦人權”！因為，面對一個不用暴力來鎮壓自己人民的政權，卻要使用暴力反抗，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對一個不僅迷信暴力，而且一貫使用暴力來鎮壓人民的殘暴政權，卻要口口聲聲地對著自己的人民，“念經”一樣地高喊大叫著“和平、理性、非暴力”，則同樣是不理性的，這無非是在為共產黨“拉偏架”！ 掌聲，響亮的，如同一陣洶湧浪濤般的掌聲，轟地便震響在整個會場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給我的，而是給你的…… 我告訴大家，我和你的交往，僅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沒有請我吃過一碗牛肉麵，而我，至多也就請你吃過一次“印度麵包”。但是，我們是在交往中謀求共識，在共識中增進友誼。而作為增進友誼、形成共識之紐帶的，也就是那兩本書。一本便是你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它使我愛不釋手；一本就是我的《誰是新中國》，你也確乎是認真地閱讀了它。因為，它們，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奮鬥，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經”；一本則是在國內嘔心瀝血十數年，才研究寫成的，對於歷史是非的痛苦辨識。好與壞，有價值和無價值，就都留給別人和後人去評說吧。但在你我之間，這兩本書，一本幫助我理解了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純潔理想和正確方式，一本則幫助你看清了中國現代歷史的詭譎風雲，和一個勝利者精心編製的歷史謊言。作為革命家的你，終因驀然回首，而斷然地選擇了那一條“既有傳承、又有發展”的正確歷史道路，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曾開創成功、卻至今沒有完成的中國民主建國之路。自此，由《誰是新中國》所辨識的歷史是非，終於在你的心裡，展現了當代中國民主建國的明確道路，一曲《重建中華民國》的響亮之歌，豈但使得“誰是新中國”的辨識者肝腸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響在“黃花崗”先烈們那一座座斑駁脫落的石碑上空……倡導者的聰慧，實踐者的堅韌，由此而集你於一身。而今，當你深陷“巴士底獄”，就側身在黃花崗烈士陵園之時，（3）你可聽見烈士們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著怎樣的期望嗎──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炳章兄，你聽真切了嗎？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瞭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識，卻不敢身體力行；我有對真正反共民運的同情和支持，又總是踟躕、徘徊在它的驚波險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識分子的茍且啊！ 但是，在這個營救你的大會上，我卻要真正開始學習你的精神，勇敢地講出真話，大膽地匡正是非，責無旁貸地宣稱了自己對歷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將偉大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向最後成功！ 一陣驚雷般的掌聲，真的將我的心和眾多華僑的心鎔化在、激蕩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筆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經躲不過那些“明槍暗箭”了，雖然它們曾射得你滿身流血、遍體鱗傷。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樣，恪守本份，永遠祇做一個文化人，我也將“是禍躲不過”。因為，雖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我祇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但祇因我你，在海外，都僅僅想做國內痛苦民眾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又要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所以，我們才被迫共享著“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產黨恨我們，國民黨嫌我們，民進黨討厭我們，“中共民運特務”們要仇視和誣衊我們。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個曾用人民鮮血塗抹過“紅色恐怖萬歲”的中共，因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對你實行“恐怖綁架”，又要是非顛倒地將你誣陷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經為國、為民、為明天而被終身囚禁，我就自然應該銘記古訓：“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在當代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萬難道路上，盡我應盡的心責。 炳章，我無法向你表述，當我看見你在獄中寫給女兒的信上所寫的那一句話時，我深心之處曾湧溢著怎樣的感覺。然而，是夜難寐，才有第二天營救大會上的慷慨言詞，才有今日筆底的洶湧波瀾。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華國民的好日子就在前頭！ 愚兄： 辛灝年 敬致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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