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中國的知識分子

三、驚魂歲月及人生之難

驚魂歲月

　　數千年的“舊中國”，都曾給她的讀書人留下過最後一條人生之路，那就是“歸隱”之途。雖然在歸隱者中，有所謂要“曲線做官”者，那些要走“終南捷逕”的便是；但也不乏像陶淵明那樣，當真祇想做五柳先生、一心祇想“採菊東籬下”的的清流。當然，更多的，還是那些不得不“歸去來者”：他們或為守志，或為守貧，或為避禍，或為棄世，或為窮愁潦倒，或為讀書明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是，不論他們有著何種何樣的原因，偌大的中國，還是給了他們那一條可以歸隱的去處，甚至給了他們一個安然、甚至是怡然的“野趣鄉間”或“城中幽境”，以為他們或讀書明志、或相妻教子、或撫琴自怡、或耕讀自養、或皓首窮經，或茍全性命，留下了一個個起碼的社會條件。

　　高仲膺也是一個從“舊社會和舊中國”走過來的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他之所以敢對許多人垂涎的大學校長的位置不肖一顧，甚至敢在共產黨的軍代表面前拂袖而去，就因為在他的心底，已然橫著一顆“歸隱之心”。

　　然而，在共產黨的世界裡，是不存在可以、並且敢於歸隱的知識分子的。因為，所有從“舊中國和舊社會”被“解放”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從此要接受沒有盡頭的強迫改造。因為，從此之後，中國雖大，卻已是“率土之濱，莫非黨土”；“普天之下，莫非黨奴”了！換言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吃的是共產黨的飯”了，所以才會“無處可歸”，也“無人敢歸”。

　　那一夜，當高仲膺領著家小直從安慶下蕪湖之時，似乎歸隱之心已決。他憑著自己在蕪湖十年辦學的經歷，和在安徽教育界的聲望，而想在不大的蕪湖城裡找到一個中學教員的位置，確乎是垂手可得。然而，正值時難年荒，薪水竟祇有他過去的十分之一。他因半生靠教書吃飯，為人豪爽，好接濟窮人、特別是家鄉來的窮鄉親。加上他的妻子因出身名門望族，從來不知“銀錢的貴重”，不論是銀圓還是鈔票，在她的手掌心裡，無非是接了進來，便又送了出去，所以，他們這一戶恰逢“改朝換代”的家庭，陡然之間，便像是從天上落到了地上。特別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已經昇起了那一輪“永遠不落的紅太陽”之後，三歲的小兒子因出麻疹，而感染成了肺炎；妻子因正值更年期，竟是“萬病齊發”，躺在家裡不能動彈；唯一的女兒因留在安慶讀衛校，食宿沿舊制雖為公費，卻也因巴望著家裡能夠給她寄兩塊錢零用錢，而望眼欲穿；唯有那個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做父親的雖然管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他還敢不敢再三菜一湯白麵饅頭吃得飽飽的，便要跟著另一個什麼黨上街去“反饑餓、要民主”，更不知道那三菜一湯和白麵饅頭如今還有沒有得吃了，但是，足以令他欣慰的卻是，不過二十來歲的他，卻利用寒暑假翻譯了幾本小冊子，其中有兩本名謂《佛朗哥西班牙和美帝擴張計劃》及《英國無產階級貧窮化》的書，還很走時出名。因此，他不僅飽了自己的肚皮，而且少年得意，甚至還能給“屋漏偏遭連夜雨”的家中，寄來了幾筆令父母感慨不已的救命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個傍晚，住在蕪湖城內羅家閘那一座破爛院落裡面的“民國異彩”，竟然就面對著那個小小的天井，一個人枯坐在那一片矮矮的屋簷下，看著頭上那一小塊昏暗的天空，臉上雖很平靜，臉色卻很憔悴。直到天已經黑下來了，天井四面的幾戶鄰居都已經點蠟燭的點蠟燭，點洋油燈的點洋油燈時，門外或然傳來了幾聲急切的敲門聲。

　　高仲膺原來凝神靜思的表情，不覺一變，轉臉便望著天井前頭那黑洞洞的過道，和那兩扇被磨掉油漆、早已露出了朽木的大門，直到那敲門聲又更急切了一些時，他才壓制著心中的不安，也沒有招呼別人，便自己站起來，穿過天井和過道，開了那兩扇沉重的大門。原來，竟然是一個壯年的軍人站在門前。

　　高仲膺自然不認識他，更不敢高攀。他還不習慣叫同志，祇是怔怔地看著他脫下軍帽，露出一頭黑髮，和一付方面大耳，直至來人突然驚喜地叫了他一聲“校長”時，他雖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竟也在那一瞬間，突然感到對方有些面善。

　　“請問先生，你是──”他客氣地問道，而且問得十分地小心。

　　然而，軍人此刻已經猛然用兩隻手握住了他的雙臂，又高聲地叫了一聲“校長”，然後才說：“我就是周光春，校長，你真地不記得我了？”

　　轉瞬之間，高仲膺不僅恍然大悟，而且百感交集：“你，就是，周光春？”

　　他當然記得他的名字，記得他救過的那個年輕共產黨。

　　“校長”，周光春還在這樣一口一聲地叫著，又說：“我從早到晚，幾乎挨家挨戶地整整找了一天，總算把校長給找到了！”聽得出來，他委實是尋師心誠。

　　這個晚上，大約是高仲膺舉家遷居蕪湖後最開心的一個晚上。他雖然境遇極其窘迫，卻還是拿出了兩塊錢，叫二兒子到附近的鴻運樓菜館叫了一桌子的菜來，算是盛宴相與了。吃飯之間，他知道了周光春一逃就是十八年的“革命”歷史，知道他因聽了自己這個校長的話，堅持在上海讀了大學，一邊讀書，一邊繼續做他的地下黨，後來又去了延安，上了抗大，雖未去過抗日前線，卻到敵後太行山共產黨的根據地練了多年的兵。直到日本投降，他才隨部隊打出山來，參加了“解放戰爭”。淮海戰役之後，他已經升到了師政委。然後轉業濟南，做了山東省的財政廳長。但他祇做了幾個月，便被調到北京，去做李先念的副手──國務院財政辦公室副主任。他的學生對他說，“自己要是沒有聽校長的話，堅持讀完了大學的話，怕就不會升得這樣地快了”。

　　周光春的“光榮革命經歷”，自然叫當年的校長激動而又高興。共產黨人身上從“舊中國、舊社會”那裡殘留下來的那一點點人情味，確實使這一對師生因久別重逢而歡喜異常。

　　也不知是校長眼下的窘況，還是學生此番專程尋師，就是為的要報答曾搭救過他的先生，飯後，周光春終於對他的校長說道：“校長，你要是願意隨我去北京，我會為校長作很好的安排。要是一定不願意離開安徽，那就隨我去皖北，去合肥，到那裡，我會招呼幾個老戰友，為你另作安置。在皖南，我幾乎沒有什麼上級和部下……”

　　他的話說得真心實意，甚至滿懷企盼。

　　但是，高仲膺一聽這話，不覺滿臉一愣。然後，他垂下眼皮，笑了笑，才安祥地說：“你的心思我明白。”他頓了一下，又說：“你革命十幾年，以至才有今日，也是我這個校長的光榮。但是，我老了，教書糊口，不會有什麼問題。你不必為我操心……”

　　校長話猶未完，昔日的學生便急切地打斷了他：“可是，校長，”他雖然是誠心誠意地急著想把話再說得明白一些，但是，校長的表情和手勢，還是叫他欲言又止了。

　　高仲膺看看他，雖然心存感激，但還是直截了當地對他說道：“我當年救你，也不是為了今天。如今國家在你們的手上了，祇要你們能夠把國家的事情做好了，就算我這個校長當年沒有白救你……”

　　就在周光春滿臉失望的臉上，不覺又閃爍著另一番敬重和敬佩的神情時，已經沒有了話說的高仲膺，卻突然臉一抬，眼一亮，然後祇叫周光春稍坐一刻，便轉身進了裡屋，不一會兒，就又轉出身來，手裡面捧著的，便是那一本已經為他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二十二年的“中共湖北省黨部花名冊”……

　　當周光春終於明白了校長對他們共產黨的這一份深重情懷時，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大官捧著花名冊的手，竟覺得那“小摺子”也太沉重了些。雖然他看得出來，校長的臉上，已然是一片如釋重負的表情。

　　…………

　　顯而易見的是，高仲膺的“歸隱之志”，害了他；而高仲膺志在歸隱的念頭，祇在周光春走了不到半年，就已經灰飛煙滅。

　　因為，三個月後，他就不得不拋下病中的妻子，和兩個還不諳世事的兒子，在軍管會的“通知”下，到“華東革命軍政大學”美其名為“學習深造”、實際上是去“改造思想”去了。再半年之後，當他自己捲著鋪蓋回到蕪湖時，“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早已開場。他那個年青時曾做過駐比利時公使秘書、在抗戰前曾做過無為縣長、甚至為鄉民贈送過“高青天”匾額的遠房叔叔，不僅被公開槍斃，而且祇因蕪湖城中三百家商號，“錯把新朝當舊朝”，竟然聯名為他具保，結果，可憐這三百商人，不是同時被殺，就是跪地陪斬，然後判刑勞改，全部家破人亡……雖然，他那個遠房叔叔，不僅在抗戰前做無為縣長時，曾救過張凱帆等無數共產黨大官，而且在“解放軍”渡江時，還為共產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這對高仲膺不啻是晴天霹靂，使他突然明白了“這共產黨絕不是那國民黨”，心裡也從來沒有過的地有了膽顫心驚的感覺。特別是安徽省第六監獄，就在他搬家後的那條馬路對面，那幾乎每天早上都要成卡車拉出去槍斃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一群群一大清早就會盤旋在監獄上空的烏鴉，特別是它們那摧人肝肺的淒厲叫聲，更是叫他驚魂難定……中國歷史上每遇改朝換代，新皇帝不都是要“大赦天下”的嗎？毛澤東剛剛開國登基，怎麼就大殺起天下來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反革命”尚未殺絕，農村裡就又大殺起地主和富農來了。如果說他從報紙上看到被殺地主的數目，已經叫他心驚不已，而當他突然從家鄉人的嘴巴裡知道，他那個靠他接濟，才攢了幾個小錢，買了幾畝地的哥哥，居然在“偉大的殺地主運動”中，“自殺未遂”，而在家鄉小鎮上被游街鬥爭。領頭鬥爭他的，竟然就是自己那個嫁給了“貧下中農”的姐姐！

　　他立即要到巢縣去，卻被他的妻子死死地拖住了。但是，他的妻子卻拖不住共產黨要叫他丈夫參加“思想改造”的運動，肅清反革命的運動，三反五反的運動，統購統銷的運動，社會主義改造的運動……雖然有許多運動，與他這個窮教書的毫不相干，但是，他還是必須每天都去學習，談思想，表立場。他那所私立中學，此刻早已被併為共產黨領導的公立中學了。學校裡講話算話的，自然已經是黨支部書記和團委書記們了。而每一次，當他終於人瘦毛長地被解放回來，驚魂甫定之時，他那一生都不曾懼怕過什麼的眼睛，竟也會變得癡獃起來，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他的長兄高伯純終於被逼“自殺身亡”之後。

　　雖然，他清醒過來時，依然會對妻子說：“這些運動，我不是都過來了嗎？我一生辦的都是教育，我不會有事的。”

　　他在給妻子飲安慰劑，也在給自己打強心針。因為，他明白，要不是周光春在跟他分手後，曾托省裡的領導給那個姓鄭的市委書記寫過一封信，他怕是走不過這許多關隘的了。他聽人說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作過中學校長的人，就等同於一個反動縣長。因為，如同他這樣的人，被殺的，被抓的，被送到青海勞改的，被自己用繩子勒死的，他已經能夠報出一大串的名字來……

　　然而，他的內心始終還是冷靜的。而冷靜之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斷地反思著。特別是當年的武漢街頭，那些戴著高帽游街的資本家，那些掛著牌子被鬥爭的地主，那些穿著花花綠綠的衣裳、高喊著要“打倒蔣介石”的妓女們，還有那些神氣活現、動不動就要抓人游行、甚至動手打人的什麼工人糾察隊，農民協會拿著槍的會員，居然時不時地便會在他的腦海裡面飄過……當他在被迫進行思想改造時，共產黨一定要他認清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本質、更要他揭批蔣介石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一生未說過假話的他，祇好將別人的交待掐頭去尾地抄寫在自己思想改造的匯報上。因為，硬要他說“國民黨不抗戰，那不是天大的冤枉”！他心裡想。他那向來耿直的性情，有一天，終於使他感到，他的腰，怕也要永遠地直不起來了……有時，他也會在思想極度痛苦之時，不知不覺地便會悲涼地想到這樣一句話：“我的兩個小兒子還太小了些，要不……”

　　他那天真的“歸隱之夢”，終於被無情地破滅了。

風雪大荊山

　　一九五八年年初的一個晚上，在新張的鳩江飯店那一間漂亮餐廳裡，高仲膺大兒子熱鬧的婚宴上，唯獨少了他們的一家之主高仲膺。原因便是高仲膺不便參加大兒子的婚禮，祇能一個人在家裡寫“交代材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的深夜，儘管高仲膺的“交代材料”已經送上去了無數份，高仲膺還是在這天夜間，與安徽省的一萬八千餘名知識分子一道，被共產黨逮捕歸案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的上午，當他的二兒子趕到看守所給他的父親送衣服被子時，父親竟然平靜地對他說：“我一生沒有做過壞事，你們都不用害怕。”

　　當然，他不知道，他這個正在讀高中二年級的二兒子，從此以後，便不得不用天天寫思想匯報和拼命拉板車煉鋼鐵，來證明他是怎樣與自己父親來劃清界限的了；他當然更不知道，他那個還剛剛十歲的小兒子，從此就和其它與他有著共同命運的小同學們一起，開始被同學們、甚至是老師們公開地指斥為“小右派和小反革命”了。自那以後，他的小兒子的背後，就常常會被人寫上“小右派”三個大字，而招搖過市。他的小兒子為此哭過沒有，哭過多少，自然沒有人知道。但那時，他的小兒子幸虧還沒有讀過小說“紅字”，否則，他的“反動思想”，也許會來得更早一些……

　　然而，高仲膺更加沒有想到的是，他於一九五八年被共產黨逮捕，一九五九年的春節，他竟因一紙油印的、並且是千篇一律的“判決書”，而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五年。祠後，便被押送到了遠離蕪湖城二十餘里的大荊山勞動改造去了。

　　於是，他那個在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做走紅講師的大兒子，居然就被“解除了黨籍”，並且應“自己的要求”，被發配到安徽省蕪湖造船廠子弟小學，做起光榮的人民小學教師來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九歲，已經出版過許多著作，就要成名成家。倘若他的老子不當反革命，他理應前程似錦。然而，彼時，他也祇能懷著一肚子的哀怨，滿心的苦痛，一做便做了二十年的“廠辦小學教師”。人間的風霜刀劍，實在給了他太多不堪回首的經歷……高仲膺唯一的女兒，一位共產黨員女醫生，因離自己反革命的家庭太遠了些，嫁的又是一個真正無產階級出身的工程師，從此以後，她雖然時時小心改造，時時小心匯報，卻又不得不與哥哥一起，“暗渡陳倉”地給家中寄生活費，瞻養他們的父母和兩個弟弟。不得不向黨交代時，還要冠冕堂皇地在交給黨組織的“思想匯報”上，寫道：“我們這樣做，也是想給黨、給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減輕負擔……”多年以後，那兩個成了材、成了器、也成了名的弟弟，對哥哥、姐姐、姐夫的感戴之心，自然不必說。因為他們兩人的許多同學，祇因爸爸當了右派，做了反革命，竟大都成了“無業遊民”，從此竟祇能掙扎在、並被蹂躪在社會的最底層了。然而，他們就是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都永遠是共產黨專政和摧殘的對像。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不但對那些在滿山遍野間砸著石頭的知識分子勞改犯來說，實在是太冷酷了些，一個冬天，幾乎風雪不斷。更可怕的，卻是饑餓。正在接受勞改的知識分子，開始以為讓他們吃山芋乾、黑麵饅頭，填不飽肚子，是共產黨對他們的懲罰。等到轉眼便已是六零年的春天，大荊山的風雪已經日漸其弱的時候，他們竟然連山芋幹和黑麵饅頭也吃不上了。每天由勞改犯們成立的收屍隊，要收多少屍，要埋多少屍，還有就是他們自己會在哪一批被埋掉，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祇是每當夜晚，當他們把餓死的同類──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們，拖出去淺淺地挖一個坑就埋掉時，他們常常因鐵絲網外面那幾隻野狗餓得發紅的眼睛，會感到恐懼，卻又頓時會“惡向膽邊生”──這些從前祇要聽到耗子叫也會嚇得大喊大叫的知識分子，此刻早已瞪著通紅的眼睛，巴不得衝出鐵絲網，去與那幾條反正就要餓死的野狗決一死戰，然後大飽肚腹。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在那鐵絲網的外面，老百姓們豈止已經在與豬狗爭食，而且餓紅了眼睛的貧下中農，早已連死人的肉，也敢“大快朵頤”了。

　　曾被共產黨封為“民族異彩”的高仲膺君，卻依然在大荊山的風雪裡，一錘又一錘地敲擊著他手中的巖石，還有他已經近似於麻木的心房。雖然，他那顆著的心，究竟還會想些什麼，別人當然不知道；那顆心究竟還有幾分是活的，別人自然也不清楚。因為他似乎早已成了一個啞巴。但別人知道的，就是他那三個兒子，特別是每一回“接見”都一准會來的小兒子，每一次來，都會把整籃子的食物交給他。然後，他便將這些食物，分送一些給同寢室的“勞改犯們”，餘下的，他便壓在枕頭地下，每天夜裡，當他餓得實在不能入睡時，就吃那末一點點。他當然知道，這是家裡省下來送給他的。光從小兒子瘦得發青的臉上，他已經大略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但他不會知道的是，每個月用副食品票買下來的那一點餅乾、香蕉酥什麼的，一家人連指頭都不會碰它們一下，而是全部送給他們的“反革命丈夫和反革命爸爸”了……為此，小兒子還要不斷地向學校、向班主任寫檢討，承認自己與反革命的父親“劃不清界限”……

　　一九六零年的十二月底，也已經餓得差不多的“民國異彩”，突然被一個“政府”召到了“勞改場”的辦公室，被宣佈“保外就醫”，命令他立刻回家。高仲膺那一雙餓紅的眼睛，此刻竟還敢在那一副貼著髒膠布的黃框眼鏡後面，筆直地盯著“政府”，許久才悶悶地問道：“為什麼抓我，又要放我？”

　　“政府”看著這個勞改犯，就像吃了一大驚似的，良久，才輕輕地對這個不識抬舉的犯人吼出了一句話：“這不是放你，祇是放你回家繼續接受監督改造，是上面的決定。反正，抓你，放你，都對。”

　　高仲膺乾裂的嘴唇，似乎還在努力地掀動著，卻終於突然閉緊了。

　　高仲膺拎著一捆小小的行李，頂著一九六零年的風雪，走出了大荊山勞改場，他甚至連回頭再看一眼也沒有，便上了一條小船。青弋江的水，那時候，還清得能夠照見人。高仲膺坐在小船的船首，頂著風雪，看著江中自己的倒影，那一頂發黃的藍泥解放帽，這一身發灰發白的舊中山裝棉襖棉褲，還有他那一雙向來軟和、如今已是血痕道道的手，然後，他才抬起臉來，看著飄飛著雪花的烏沉沉天空，便在船漿的欸乃聲中，任思緒親情，將他帶回到了不堪回首、又不敢前瞻的命運之中……

　　從此，在蕪湖市環城西路人行道邊，每天清早，不論寒暑，行人都會看見一個戴著舊黃框眼鏡的老知識分子，在那裡認真地清掃著人行道和街面。因為，按照共產黨的專政制度，離開了勞改場的高仲膺，仍然必須戴著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革命群眾”的監督之下，繼續用強迫勞動來改造自己。祇是這個普通的勞改犯，有許多個清晨，當他走出大門准備掃街時，在環城西路八十四號的大門門坎上，都曾發現包著兩塊錢、五塊錢、甚至是十塊或二十塊錢的舊信封。那裡面，雖然從未有人留下過姓名，卻都寫著高校長、或高先生收的字樣。有一回，那裡面還寫著這樣的話：“高先生，某年某月，我曾借過你十塊錢……”；還有一次，那粗糙的信紙上，竟寫的是“民國二十三年，在高農，校長曾送給我二十元錢……”

　　每逢這時，他都會將他們裝在口袋裡，然後，便去向居委會的治保委員匯報，要是委員同意了，他才敢收下。然後，當他將領導已經批准他收下的錢交給他的老妻時，老妻的臉上，常會滾出一顆偌大的淚珠。可他的臉上，卻總是沒有表情，就好像無動於衷。祇是他那隻交錢的手，每一次都像是有些顫抖，有時甚至抖索得很利害，以致老妻竟會抹著眼角抬起臉來看他，以為他要說什麼話。然而，他卻是什麼話也不曾說過。

京華夢裡難為客

　　當高仲膺被“保外就醫”回家時，才聽老妻說，大兒子已經從南開大學回來做了一個廠辦小學的教師。其時，他幾乎是頹然地跌坐在飯桌邊的那一把舊木椅上，半天說不出話來。

　　不久，社會上忽然颳出了一陣“平反”風，說上面要為許多屈打的右派平反，高仲膺沉思良久，才決心寫申訴。為了兒女們的前程，他不得不這樣做。

　　然而，他的申訴書寫了一份又一份，也抄了、寄了一份又一份，但都是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大兒子的那一句暗示，才像是陡然驚醒了他似的，他心裡立即翻滾起那許多的名字來了。當然，第一個便是周光春。他讓兒子把他的信寄給了北京國務院財政辦公室，竟是音訊全無。多年之後，他才知道，周光春已經被他親愛的黨中央發配到外地“改造思想”去了。第二個便是他的同鄉、同學祖三權──就是中共中央的統計局局長，自己畢竟曾將他從樹上放了下來，救過他一命。然而，祖三權連親哥哥正戴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都不管，怎麼還會管他？第三個他才想到了郭述申。他因偶然在報紙上發現郭述申就是現今的中共旅大市委書記，更因兒子們的一再鼓勵，他才下決心寫了一封信給他，而且老老實實地訴說了自己被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痛苦經歷。郭述申的回信倒是及時地寄來了。然而，這位曾叫他思念了數十年的武大同學，他那封回信，祇能叫高仲膺讀後便木然地靠在那張舊椅子上，卻讓信紙在他的指間久久地抖顫著──中共旅大市委書記郭述申，這位後來做到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大人物，祇在信中要他“好好接受勞動改造”，今後不必再給他去信了……

　　兒女們雖關心自己的前程，卻同樣關心著父親的冤情。在大兒子、大女兒和女婿的多方打聽之下，終於打聽到了正做著“共和國”建築工業部陶瓷工業局局長的丁善新叔叔。兒女們於是再一次地哀求他們的父親，要他把最後的期望寄托在丁叔叔的身上──“爸，他可是你將他送去延安的。”這一句話最終地打動了他。但他還是有當無地寫了一封信給丁善新，那以後的許多日子，他甚至害怕郵遞員敲門送信的叫聲。

　　然而，一個月後，丁善新的回信終於被他的“二哥”捧到了顫抖不已的雙手上。他身後兒女們的眼睛，就更是比他們的老子還要快地盯住了那信上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字。

　　高仲膺沒有過地流下了眼淚。丁善新不但依然稱呼他二哥，而且要他拿著自己的信，向當地的“人民政府”請假，立即去北京，甚至連去北京的路費，都已經在郵路上了……

　　丁善新的信，在這個家裡，就像是寶貝一樣，一次又一次地被小心翼翼地拆開來，然後又被小心翼翼地疊好放回信封裡面。當公安局、派出所和環城西路居民委員會都給他蓋了准假赴北京探親的大紅章之後，那一聲火車的長嘯，直把高家全家人的心都叫出了希望，叫出了一片光明……

　　丁善新親自在北京站接到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在他位於王府一隅的那一大套房子裡，細心地安頓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和他的二哥一連談了幾個夜晚，又獨自伏案寫了幾個夜晚，才把兩封不同的申訴信親自遞到了“有關方面”……

　　丁善新甚至不避嫌疑地陪伴著他的“五類分子”二哥遊故宮，逛長城，雖然他那個也是延安出來的妻子，已經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他，這樣做，也太不小心了些。

　　高仲膺甚至坐著陶瓷工業局局長的小汽車，去北大訪了一次“舊”。然而，那六十位曾贈他“民國異彩”錦旗的名教授們，除了幾位已經作古的以外，居然一半以上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也有幾個“反革命分子”，如今也是勞改的勞改，勞教的勞教。幾位幸存的老教授，而今祇敢“閉門改造”，不敢“開門接客”，誠然是“訪舊半為鬼，同是勞改身”了。

　　他的心不覺慘然淚下。那一夜，他睡在王府大院裡，反過來倒過去地想，直到天濛濛亮時，他的心裡竟突然地想出了一些極危險的話來：

　　國民黨像共產黨這樣──曾無端地殘害過全中國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嗎？沒有。

　　國民黨像共產黨這樣──曾搞過這許多任誰都整、都打、都抓、都殘害的政治運動嗎？沒有。

　　國民黨哪裡敢像共產黨這樣啊……

　　他睡在共產黨的王府大院裡，竟然敢如此地比較著共產黨和他的死敵國民黨，自己不覺一驚。這一驚，更使他睡意全無了。他不覺又想到了丁善新妻子近日來的臉色。

　　他決心要告辭了。雖然他多麼地捨不得他的二弟。至於平反的希望，還是回家去等吧。

　　他告別了二弟，實際便是與他的二弟永訣了。至於丁善新後來為他遭的罪，他祇能憑著自己的那一份痛苦的想象，來懊悔是自己害了他。

蕪湖城中小臺灣

　　高仲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剛剛從北京回到家裡沒有多久，就迎來了派出所、居委會在84號小院裡為他召開的批鬥會。

　　在環城西路84號的哪一個小天井裡，除掉那一口沒有井圈的水井以外，全坐滿了人。派出所的曹外勤，居委會主任沙老太，還有就是這戶小院子裡面的一戶戶老少房客，自然還有他的老妻和小兒子，全都出了場。唯有他高仲膺，被居委會治保委員樸大姐指定站在井沿邊。

　　沙老太劈頭蓋臉地就要叫他交代，到北京是怎麼搞翻案的？逼他把要翻共產黨案的反動思想兜個底朝天，也讓革命群眾見識見識，階級鬥爭還有沒有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剛剛發佈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該有多麼地偉大和英明！

　　沙老太話說完時，還舉起了她那個白淨淨的小拳頭，大喊了一聲：“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於是，樸委員便學著她，帶大家也喊了一聲口號，批鬥會便算是正式地開始了。

　　然而，等到高仲膺如實地交代過了他的北京之行之後，沙老太非但不滿意，竟逼著小院裡的一戶戶人家揭發高仲膺的反動言論。誰想，被點名的發言人，居然個個都說：“高仲膺雖然是五類分子，倒是個好人，改造也認真，從未說過反動話……”

　　派出所曹外勤的臉上已有了掛不住的樣子。

　　沙老太白淨的臉上已然是紅一塊白一塊的了。這個在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從妓院裡解放出來的居委會主任，終於跳起一雙大腳，左手插腰，右手挨個兒地指著那一個個跟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的“不革命群眾”，惡狠狠地大聲苛斥道：“叫我看，你們84號就是小臺灣，簡直就是包庇到家了！”

　　她橫了一眼陸奶奶，眼一翻，就罵道：“你的女兒逃到臺灣去了不是？”

　　陸奶奶低著頭，低低地答了一聲“是”。

　　沙老太一轉眼又盯上了甘先生，薄嘴唇一趔，便罵道：“你那老子也是一個改造不好的老東西！”

　　區稅務所的收稅員祇敢低著頭，連大氣兒也不敢出。

　　等到沙老太再一眼盯著那位在中醫院專瞧痔瘡的潘醫生時，她那柳眉倒樹的兇相，才突然地和平了下來，因為她的痔瘡一發，靠的就是這個書獃子。她這才咽了一口吐沫，祇對潘醫生他娘，那個口口聲聲講高先生是好人的上海老太婆，丟了一個橫眼……

　　這一場在小臺灣對五類分子高仲膺的批鬥會，雖然有些開不下去，但批鬥會的結果，便是高仲膺從此每天早上要多掃一條馬路，向派出所和居委會寫思想匯報，也從半個月一次升到了一個星期一次。

高仲膺似乎是在無望之中懷著對他的二弟丁善新的希望，苦熬著他在共產黨的“獄外專政”和“群眾專政”下的勞改歲月，直到那一場“史無前例”，驚心動魄地被“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發動起來，他的命運又被劇然改變為止。

四、小鎮上的葬禮

我願還鄉

　　高仲膺非但望穿京華，也沒有等到他的平反通知，而且，連他的二弟丁局長也已經音訊全無了。

　　然而，高仲膺卻等來了那一場“史無前例”。

　　在革命的名義下復辟了專制制度，已經實行了十七年史無前例之殘暴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又聽任它的領袖毛澤東復辟了無需加冕的“帝制”。將被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已經推翻了的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推向了專制統治的極端，從而使得中國歷史上的二百餘位皇帝，均自嘆弗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高仲膺的小兒子，這個隨全班同學爬火車串連到北京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終於在天安門廣場的那一桿五星紅旗下面，看到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這個站在吉普車上的人，宛如一尊泥菩薩似的“四個偉大”，他那一張無情的面孔，在他早熟的心靈裡面，非但引不起一絲一毫的激動，甚至唯有緊張、膽怯和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某種厭惡感覺。然而，那一刻，廣場上卻正在為這一尊菩薩發狂。雖然，坐在他身邊的那位女同學，竟敢在此刻對他附耳小聲說道：“我要有搶，今天我就……”他不覺猛地扭過臉來，驚惶失措地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也是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大概也是發自“反動階級”的本性吧……他們對這個空前絕後的專制魔王的感情，實在是不能與那些“紅根紅苗”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相比的。雖然事後幾十年他都對自己的這個中學女同窗深懷敬重，猶如敬重歷史上那個敢於刺殺列寧的俄國女人。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一日，高仲膺的小兒子，還有他那個膽大包天的女同學，以及將近三十位所謂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學，便在本班幾個“紅根紅苗”的“驅逐令”下，灰溜溜地滾到了北京車站。

　　然而，火車站廣場上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陰陽頭”，那一片露著張張苦臉的“地富反壞右”們，還有他們那些尚不懂人事的“狗崽子”，使高仲膺小兒子的心裡，就像突然壓上了一大塊磐石。他很快便聽說，他們是在被首都的紅衛兵抄家後，押來這裡遣返原籍勞動改造去的。

　　當他和同班的“狗崽子”們剛剛走進火車站的候車大廳，竟陡然聽見了一聲撕人心肺的慘叫，看見了一道急速飛舞的鞭影，和這鞭影所閃耀出來的血光──那個挨了紅衛兵一皮鞭的老太太，頓時滿臉飛血地倒身在地，永遠也不會再站起來了。然後，便是響徹了候車大廳的“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嘹亮“革命”歌聲……

　　南去的火車上，那位老太太像是撕破了喉管的淒厲叫聲，就像是滲進了高仲膺小兒子心靈深處似的，使他不時都要感到難以忍受的刺激……他在幾乎令人窒息的火車廁所裡面，半個屁股壓在那小小的洗臉池上，幾乎整整十八個小時，才在蚌埠下了車，然後換了另一列火車，最後再擠船過了長江，垂頭搭腦地回到了蕪湖城。

　　那是九月二日的下午一點鐘。高仲膺的小兒子，因自己在北京所見的世面，所目睹的鮮血，所聞到的血腥，使他一到家，就關緊了房門，將他的“見聞”告訴給了他的父母。他甚至對父母說，他慶幸自己被趕出了北京，能夠早一點到家。因為，他們班上的紅衛兵，肯定馬上就要回來，學著北京紅衛兵的樣子，對他們這種人家大開殺戒了……

　　他看見了母親滿臉的緊張和惶恐，卻在父親的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惶失措的樣子。他父親的臉直到死，都永遠是那樣地平靜，平靜得連一道皺紋都沒有。

　　他急了，終於突口而出地問了父親一句：“爸，你對我說過，你從前對家鄉人很好，常接濟他們，是真的嗎？”他最後的話裡，像是有了不夠信任的意思。

　　他的父親這才猛地抬起臉來，定定地看著他的小兒子，說：“我願還鄉。我自信，家鄉人不會惡待我和你母親。”

　　小兒子憋在胸膛裡面的那一口氣，就像是頓時舒展了開來。他看著父親依然顯得平靜的面孔上，那一絲絲不易覺察的痛苦表情，說：“那我馬上就去派出所給你們遷戶口，遷完戶口我就送你們過江上火車──回老家，一點也不能耽擱了……”十九歲的小兒子第一次表現出了清晰、果斷、而又敢於擔當的性格。他在自己人生的中，第一次所作出的重大決定，確實是做對了。

　　下午三點鐘，他已經幫父母遷好了戶口──“地富反壞右”主動回鄉接受改造，派出所一點也沒有刁難他們。

　　下午五點鐘，84號，這個“小臺灣”的所有住戶，在得到消息後，居然家家都送來了一包包糕點，還有一個個用紅紙包著的幾塊錢。在那個世道人心就要壞絕、猶未壞絕的時代之初，在民間，和在社會底層，尚有人情可言，怎能不令現今的人感慨不已。

　　“可憐，高爹爹、高奶奶是好人”的話，竟然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在他們的嘴上和心頭，直到老夫妻倆帶著那個祇有三歲的小外孫，離開了他們在落難歲月裡已經住了整整八年的“小臺灣”，好心的鄰家們，還在你對我、我對你的嘮叨著，有的還在擦著眼角上的淚水。

　　擁擠的輪船與火車，孤落落的鄉間小火車站，黑漆漆的小鎮街道……當巢縣烔煬河鎮的這個夜晚，終於迎來了於“難中落難”的這一家子時，高仲膺那個孤守在家中的老嫂子，這個被兒子劃清了界限的老地主婆，便將她的小叔子一家安頓在那空蕩蕩的破屋裡，准備等天亮之後，再請人來將前屋打掃乾淨，讓他的弟弟和弟媳婦住。

　　煬河依舊流在高家祖宅的前面，祇是這祖宅已經太破敗了些，祇能遮擋些許的風雨了。

　　小兒子安頓好了父母，返身便又上了火車，過了江，在大雨中趕回了84號，那已經是夜間三點鐘了。未想，他祇輕輕地拍了兩次大門，他那兩個留在家中的小外甥女，居然就哭著一下撲到了他的懷中，告訴他說：“小舅，我們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紅衛兵砸斷了。”

　　他沒有想到他們來得這樣快。好險哪！

　　這個夜晚，直到黎明，他都沒有瞌眼。他祇是將兩個外甥女一邊一個地摟在懷中，坐在地板上，看著小屋被抄家後的那一片狼籍和淒涼景狀，他的心裡不覺又想起了那位女同學在天安門廣場上悄悄對他說過的話，他好佩服她。

　　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絕不參加這一場“絕人性、滅人倫”的文化大革命。

　　雖然十九歲的他，此時還不夠明白，這一場要大革“人命和文化命”的大革命，不過是十七年來共產黨“滅人性、絕天理”的瘋狂繼續和極端發展而已。

　　然而，從十歲那年起，他心靈深處就已經開始閃忽著的，那一點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反動思想”，似乎就在這短短的幾天內，便突然地清晰和堅定起來了。此後，他雖然在毛澤東那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水火棍”下，膽顫心驚地一路走了過來，然而，他卻又是在他們那一撥又一撥的“水火棍”下，走上了對於共產黨及其整個專制復辟統治進行徹底反叛的不歸之路……

再救共產黨

　　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小兒子送回了老家的這一對老夫妻，在女兒從東北趕回來接走了他們的三個外甥之後，這一雙老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祇因高仲膺在做“民國異彩”時，非但沒有對不起過他的貧下中農鄉親們，而且曾給過他們許多的接濟與幫助，所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家鄉雖然也被叫得震天價響，甚至家家都要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供一個“寶書臺”的偉大發明，就發源在這個小小的巢縣烔煬河鎮，但是，高仲膺在鄉親們的眼睛裡，卻是一個“好階級敵人”。大約，那些正在掌權的革委會頭頭們，都在家裡受了他們父母的糊塗階級觀念的影響，在高仲膺人已還鄉，並且他的反革命檔案也很快還鄉之後，他們也祇將高仲膺例行公事似的找去訓了一頓話，然後，還是叫他掃地──每天清晨，祇需將烔煬鎮東頭那條青石板的小街打掃乾淨，就算是他的改造有了表現……彼時，甚至不時地便有一些鄉親來探望他們，還總是要帶些高仲膺小時候最喜歡吃的家鄉名產──烘糕、麻餅、和特製的大玉帶糕──那可是明朝皇帝欽點的貢品。在這個小鎮上，“人情人性”和“階級鬥爭”似乎仍在暗中苦苦地較量著和對抗著……

　　那個時候，高仲膺的大兒子已經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而慘遭剃花頭、遊街和批判鬥爭；他的大女兒在東方的莫斯科，也天天都在寫檢查交代，深挖狠掘自己與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的思想根源。但他們還是將生活費偷偷地寄給他們的小弟弟，再由他帶回老家。他們那個大學畢業就欣逢文化大革命的二弟，此刻，還在以大學生的身份，混跡在省城大學的造反團裡“躲避風雨”；他們那個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參加這場殘酷革命的小弟弟，此刻，在送走了父母之後，已經飄零在同學的屋簷底下，偷偷地苦讀著那些被紅衛兵造反派抄來又扔掉的“封資修”反動文化遺產。雖然老夫妻倆心裡懸著兒女們的命運，但日子卻平靜得就像要流乾的煬河水一般。祇因高仲膺排行老二，回鄉不久，便被調皮的後生為他取了一個綽號──“啞巴二爺”。因為高仲膺回鄉之後，幾乎已經成了真正的“啞巴”。

　　然而，這個啞巴二爺，卻在中央專案組派人來到烔煬河鎮的那一天，不但說了話，而且拍了桌子，差點便吼了起來。以至中央來的人，竟覺得這個鄉下的階級敵人，氣焰也太囂張了些。

　　中央專案組來的那兩個人，在鄉鎮革委會頭頭的陪同下，親自登門找到了高仲膺。當然不需要什麼客氣話，開門見山地就要高仲膺交代周光春在一九三一年叛黨的歷史。

　　坐在破方桌邊上的高仲膺，他那一雙眼睛，此刻卻在那付舊黃框眼鏡後面睜得老大。他看著中央來的專案組，像是不明白他們要他談什麼。而等到“專案組”已經很不耐煩地又對他問了一遍之後，他便定定地瞧著那兩位“專案組”，嘴唇哆嗦了一刻，才突然說道：“周光春他們沒有叛變，沒有做叛徒，是我放走的他們，這不會錯……”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硬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一個“專案組”不覺拍案而起，漲紅著臉，指著這個階級敵人，大聲呵斥道：“周光春自己已經交代叛變了革命，你還想為他辯護？也不想想你是個什麼東西？！”

　　啞巴二爺突然抬起臉來看著他，竟也猛地將手掌心拍到了方桌面上，顫抖著身子站起來對著那位“專案組”說：“他自己承認叛變了革命，不是他不老實，就是被你們逼打成招！我說他沒有，就是沒有。我是他的校長，是我親自救的他們……”

　　從北京來的中央專案組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連劉少奇在他們的眼睛裡面，都是個絲毫不敢反抗的角色，這個鄉下的階級敵人，居然……，

　　鎮上的革命委員會頭頭看著中央專案組那滿臉上的怒火，又氣又恨又奈何不得的樣子，忙站起身來，對高仲膺發狠似地喝斥道：“高仲膺，你是忘記了自己如今的身份了！怎麼敢跟中央來的同志這麼講話？”

　　高仲膺看看他，慢慢地坐回到了椅子上，雙眼向前凝視了一刻，然後便突然將眼睛閉上了。此後，任他們拍桌子，還是打板凳，他便死也不再開口，乾脆又做起他的啞巴二爺來了。

　　……

　　高仲膺又救了一回共產黨，雖然共產黨直到他死都在蹂躪著他。

　　多年之後，當周光春──這位共產黨的大官老幹部又一次東山再起時，祇要他一想起他的校長，他便會喟然一聲長嘆，心中更會湧現出無數個“對不起”來。也不知是為他那個惡黨，還是為他自己。在那個被毛家后宮大亂朝綱的歲月裡，漫漫中國又能夠找出幾個像他的校長那樣有骨頭的知識分子來啊！然而，二救周光春的高仲膺，當時，卻不得不為他遭受了一次“全鎮人民批鬥反革命分子高仲膺”的命運，雖然對鎮革命委員會的頭頭來說，也就是要做一場戲來給中央專案組的人看……但對高仲膺來說，這卻是他十年返鄉唯一一次被大規模地“當眾凌辱”。雖然他從來沒有怪罪過那些要“鬥爭”他的鎮上“父母官”們，還有，就是那些不得不參加批鬥他大會的老少鄉親們……

高仲膺之死

　　一九七五年春節前夕，在家鄉熬過了幾乎整整十年文革的高仲膺，就像是突然心血來潮似的，天天寫信給他的四個兒女們，要他們一定要回到老家過年。孝順的兒女們，也願意承擔著與父親劃不清界限的罪名，都在春節之前趕回了老家烔煬河。

　　這是高仲膺自打成右派以來，過得最開心的一個舊曆年。因為他那些還不諳世事的孫子、孫女、外孫男女們幾乎全隨著父母回來了。特別是十年不敢回鄉探望父母的大兒子、大女兒，一回家，就關上房門下跪在自己的一雙老父、老母面前。這在高仲膺和他的老妻，又該是何等的安慰。

　　那幾天，啞巴二爺仿佛將十八年的辛酸苦恨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享受著他的天倫之樂，卻在年初四一早，當他將兒女們一起招到膝前時，他那嘴巴突然間雖開合了幾下，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臨了才吃力地、並且是斷斷續續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對得起，共，共產黨，共產黨對，對，對不起，我……”

　　說完，他又最後地盯著他的兒女們看了一眼，便突然地歪倒在地上。

　　八天之後，高仲膺便在他的故鄉溘然長逝了。

　　他的死訊，霎時間便傳遍了小鎮和鄉下。平常就跟他劃不清界限的鄉下人，突然間，竟流水似地來到了他那兩間破爛的草房前面，他們依然要按照鄉俗，向死人磕頭──人死為大，管他是不是階級敵人！而當一口油得發亮的棺材，突然被七、八個年輕人抬進草屋時，高仲膺的老妻和後人才知道，那竟是現今烔煬鎮革委會主任的八旬老母，逼著他的兒子叫人抬來的。那老母對自己的兒子倒有三條理由：一是高二爺是一個好人，二是高二爺是烔煬的第一個大學生，三是高二爺對家鄉人有恩……

　　絕不敢鋪張揚勵的高家子孫們，雖祇想低調地辦完父親的喪事，但出殯的那一天早晨，當高仲膺的棺材剛剛抬出草屋，走過稻場，走上鎮東的小街，還未抬過煬河上那一彎長長的青石板大橋時，棺材後面的烔煬鎮東街上突然鞭炮大作，棺材前頭的一戶戶農家，戶戶家門大開，高家送殯的子孫身後，也突然跟上來、擠上來許多老少鄉親。他們雖然頭無孝帽，身無白花，但是，他們那一臉的深情，卻給高仲膺最後的這一程人生之路，帶來了難言的慰藉，和無言的“反抗”──這可是在給一個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送葬啊！那時節，至少連毛皇后江青都還沒有被共產黨自己人抓起來呢。

　　高仲膺，這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這個不僅是跨時代、而且是跨了“兩個中國”的讀書人和教書人，當他已經永遠地躺在自己家鄉那一片高高的黃土崗上時，他比中共的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等共產黨的大人物們，還有一九四九年後，遍中國無數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已經多了太多的福氣了！

　　“民族異彩”高仲膺君，共產黨豈祇是對不起你，這普天之下，它又對得起誰呢？

高仲膺身後記事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高仲膺的未亡人秦韻梧老太太，在安徽省蕪湖家中心臟病突發。因兒女均不在身邊，便由他小兒子早已打好招呼的老同學們，和兒女們專為他請的保姆，將她立即送進了當地最好的醫院。在病情剛剛好轉過來的那一會兒，一位大夫曾笑問她說：“老太太，樣子好福氣。有幾個兒女？都在做什麼？”

　　老太太笑瞇瞇地看著那位醫生，然後笑嘻嘻地告訴他說：“我大兒子是南開大學的名教授，二兒子是省裡大學的校長，小兒子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女兒在哈爾濱做了一輩子的婦產科醫生……”

　　老太太笑呵呵地說著，醫生護士都在為她高興，那問他話的醫生正笑著說“您老真有福氣呢”，沒想，老太太又兀自呵呵地笑了一聲，然後便往身後一仰，居然含笑而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