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港海外的知識分子

一、“老保釣”們褒中共不保臺灣，甚至歌頌“大躍進和文革”，渴望被中共“解放”……

　　一群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的華人，前一段時間以“老保釣”名義在報上刊登譴責李登輝媚日的廣告，同時並請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歷史學者唐德剛一同發表聲明，聲討李登輝及其賣國言論。美國“世界日報”社論主筆有見及此，乃於零二年十月十五日公開推崇這些老保釣的表現，並以社論“回應保釣老將呼籲，唾棄賣國求榮政客”為題，表示對李登輝的同仇敵愾。

　　李登輝之所以惹起這場軒然大波，是因為他接受日本“沖繩時報”記者訪問時，居然說釣魚臺是日本領土，這種喪權辱國的言論當然也引起關心釣魚臺歸屬的華人責備。

　　不過，“世界日報”對老保釣、楊振寧、唐德剛等人讚許推崇，使了解整個保釣運動的海外華人頗感諷刺，甚至感覺不當。道理很簡單，老保釣及楊、唐兩人，過去三十年來的表現傷害了許多海外華人的感情，甚至或明或暗的對“世界日報”攻擊，他們值得“世界日報”這樣吹捧嗎？

　　一九七一年初，中共積極展開進入聯合國運動，並與美國的尼克森政府眉來眼去，國際間共產黨的氣焰高漲，一批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其中不乏達官貴人的子女）看看臺灣大勢已去，“解放”在即，決定跟著“世界潮流”轉向。向中共靠攏，痛罵國民黨，並誓願配合中共解放臺灣。

　　此時，剛好發生釣魚臺事件，日本人登陸釣魚臺，宣示釣魚臺是日本領土，而國府當局因顧全日本的邦交不敢強硬抗議，也不敢派軍艦去釣魚臺衛土，於是那些想靠攏中共的臺灣留學生找到了轉向的藉口。他們透過中共在本地與香港的喉舌，痛批國民黨喪權辱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號召臺灣、香港在美國的留學生站起來反蔣（那時候大陸閉關鎖國，不准大陸人到海外深造），展開激烈的“保釣”運動。以示威抗議指責國民黨政府護土不力、討好日本、甘做漢奸。七一年九月，他們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召開“國是大會”，攻擊中華民國政府是反動政府、漢奸政權，中外報刊充斥了他們片面及一面倒的言論；而見縫插針的中共地下黨更是暗中支持，全面策劃，此時保釣組織中的另一批擁護中華民國的留學生立即脫身，並在大會上為國府辯護，指出中共在大陸的殘民暴政更可怕，主張反共保臺衛土。保釣運動於是一分為二，為了對抗保釣中的親共份子，那批臺灣留學生便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組織，高叫“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就是愛國”。

　　那批親共的保釣份子（也就是世界日報所說的“老保釣”）則繼續打著保釣旗號反蔣。到了同年九月廿五日，聯合國通過了接納中共政權取代中華民國的提案，親共的保釣份子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氣焰高漲、神氣活現，而反共愛國聯盟則如泄了氣的皮球，欲振乏力。此時臺北的國府當局為了穩定臺灣在美留學生的情緒，乃於七一年十二月協助愛盟在華府召開三天“反共愛國會議”，使“反共愛國聯盟”成為美國的一個正式社團，廣泛吸收留學生會員甚至華人社區團體志同道合的人士。

　　中共方面也有反應，他們看准老保釣的主力有很大部份是在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內擔任中文翻譯工作，既然中國代表團已由中共掌控，這些老保釣想保住飯碗就祇有投靠他們，今後應更積極打擊國府，為解放臺灣而努力。

　　與此同時，中共在香港負有統戰任務的“七十年代”雜誌，主編李怡不沿襲中共八股傳統辦雜誌，他大量採用聯合國那批老保釣，翻譯洋人捧中共政權的文章，同時也撰寫揭露臺灣黑暗面的文稿。

　　在聯合國擔任中文翻譯工作的老保釣中，不乏寫作高手，其中甚至有臺灣名作家。當時中共剛進聯合國，而美國的尼克森政府為了討好中共，分散水門事件的壓力，在基辛格牽引下，決定去中國大陸“朝毛”，並與周恩來簽訂“聯合公報”。一時間，中共在美國的聲勢高漲，而臺灣的國府則陷入困局中。此時若干臺灣來美國的留學生，在趨炎附勢的心態下，投機轉向，紛紛加入貶蔣捧共的“文字陣”中，在“七十年代”雜誌與香港形中實左的刊物上，經常可見這些老保釣、楊振寧、唐德剛的文章，為中共的海外宣傳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七零年代初的美國社會，也泛起一股親共潮，尤其是尼克森與基辛格兩人去中國大陸後，美國的傳媒每天都有有關中國大陸的報導。因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圍堵、中共鎖國，中國大陸一切都是最高機密，很令美國人關心，也感好奇。

　　就像三零年代的美國人對蘇聯著謎一樣，此刻的美國人對神秘的中國大陸更有興趣。為了爭取進入中國大陸採訪，美國傳媒紛紛討好中共政權，美化他們的“革命”，讚揚他們的“解放”，羨慕他們的“共產”，推崇他們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許多對中共反感的報人、學者、專家，過去對外傳文革種種暴行與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曾深感厭惡，等到進入大陸聽周恩來如簧之舌一解釋，便立即改變了對文革的看法。他們甚至認為：中國大陸如不經過大躍進、文革的洗禮，早就變壞變修，哪有七零年代那樣雄糾糾、氣昂昂的精神面貌。

　　在美國傳媒對中共盲目吹捧下，許多從臺灣來美國留學的知識分子也跟在後面改變，而且積極跟進，更何況中共藉“保釣”來打擊臺北，更使“老保釣”的民族主義熱情泛濫，許多沒有參加保釣的臺灣學者至此也紛紛作中立狀或中間偏左狀，尤其以楊振寧為首的一批學人組團一再去大陸訪問後，這種風氣更為昌盛，一篇篇文情併茂的訪問記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及其他雜誌刊出，不少人因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而興奮，不少人因與“敬愛”的周總理徹夜長談後而對共產黨死心塌地，在痛罵臺灣的國府反動政權之外，也對“美帝國主義”不滿。他們認為，若非“美帝”作梗，老蔣早就垮臺，中國早就統一。

　　中共抓住此一機會，開始高叫“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希望臺灣與大陸早日達成統一，同享“社會主義幸福生活”。在中共這一指示下，寫文章的寫文章，編歌曲的編歌曲，老保釣一個個忙得昏頭轉向，得意忘形。他們都相信“臺灣骨肉同胞渴望共產黨統治”，如非老蔣及他的傳人小蔣控制，臺灣同胞早就投入“祖國”懷抱，像大陸人民一樣“站了起來”！

二、“世界日報”曾是老保釣、臺獨和媚共教授的“共同靶子”，但今日卻要“以德報怨”

　　這種佐共媚共風潮，從七零年初一直延伸到七九年底，整整有十年時間。而我服務的“世界日報”，則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國創刊。當時，我是紐約總社唯一從事採訪的外勤記者。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臺北“聯合報”派到香港擔任駐港特派員時，就已經躬逢這股左傾浪潮，並與香港的親共分子短兵相接較量，因此當“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派我來紐約參與創辦“世界日報”時，我對左傾風潮的興起早已見怪不怪。

　　那些年月，從臺灣來的人如果不反對蔣氏國民黨，甚至反而與國民黨一致反對中共，那就是“國民黨派到海外的爪牙或蔣幫特務”。從中共的立場來看，那就是反共、反華、反人民的“三反分子”，屬於敵我矛盾的敵人，被中共及其同路人敵視的程度，已然超過了此刻的李登輝及其追隨者。

　　在左傾浪潮洶湧之際，許多從臺灣來的人祇好跟著潮流走，要不就故作中立，對兩岸各打五十大板。最微妙的是，反對蔣與國民黨最積極的臺獨分子及臺獨組織，卻成了中共的座上客。他們之中若干領導分子川流不息地以公開或秘密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成為中共頭目的貴賓，同商打擊蔣氏國民黨的大計；中共甚至訓練臺獨分子搞爆破、搞暴動、打城市游擊的恐怖活動。臺灣高官謝東閔被郵包炸斷右手，臺北忠孝東路聯合報大廈電梯被定時炸彈炸壞都與臺獨組織中的激進分子有關。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廿八日凌晨，有幾個臺獨分子摸黑在華埠街頭貼標語主張建立臺灣國，被幾個路人發現上前質問，從口頭爭吵演變為互相毆鬥，臺獨分子有兩人被打傷。於是中共出資辦的“美洲華僑日報”立即大字標題指出是“國民黨特務行兇”。他們訪問那些親共的老保釣分子，這些人也跟著痛斥國民黨特務，並指臺獨分子的抗爭完全是革命行動，目的是要推翻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

　　臺獨分子並不保釣，但反蔣要推翻國民黨，把外省人趕回大陸，並高叫臺灣是臺灣人的，他們的理由是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臺灣人。老保釣則跟在中共後面說，“二二八”是臺灣人民不堪國民黨統治起義，要求結束蔣氏國民黨統治。

　　當時親共的“北美日報”上曾刊出一篇署名朱子貞寫的長文。先批評臺獨組織內沒有人才，因此他為臺獨處方，訂出明確目標：（一）要徹底、乾凈地把蔣政權推翻，把國民黨這堆渣滓掃下海。（二）要有理論家建立理論。他提出毛澤東的話：“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供臺獨人士參考。（三）要有基本策略以便集中一切反蔣力量去打擊敵人──國民黨蔣政權。中共則公開對臺獨的恐怖行動讚許。

　　那時候左傾的“老保釣”也為這種“革命行動”歡呼，臺獨分子更為興奮，兩種不同立場的人，七零年代居然結合在一起，要為一同推翻蔣政權而努力。所有與他們不一致的人就是敵人，是敵人就要消滅、打擊。“世界日報”的母報是“聯合報”，所有的員工除了我來自香港之外，全部來自臺灣，政治傾向、愛國立場一致，而“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在“聯合報”剛崛起的階段，也就是在臺北康定路二十六號的五層大廈辦公時，就已經定下“聯合報”的言論方針，那就是：“反共、民主、團結、進步”。王惕吾大概不知道，離開臺灣後還堅持反共立場，就會被中共同路人（也就是老保釣）打成反華、反人民、要消滅、打擊，因為共產黨就是華，就是人民。

　　令人稍覺安慰的是，紐約市華埠的傳統僑社與美國其他大城市的華埠傳統僑社一樣，從國父孫中山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就一直是中華民國的堅定擁護者，不論日本侵華還是中共奪權都不動搖，更不改變。尤其是四九年中共奪得大陸政權之後的鎮反、土改運動，曾殺了許多僑胞留在大陸的親友，共掉許多僑胞的資產，挖掉許多僑胞的祖墳。僅四九年到五七年的十幾個政治運動中，僑眷死的死，逃的逃，都與中共結下血海深仇，所以，僑胞當然毫無疑問地要擁蔣反共，認同中華民國。因此，“世界日報”一開辦，就租下華埠邊的窩克街四十七號（４７　ＷＡＬＫ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作為社址，計劃與僑胞打成一片。

　　“世界日報”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面世後，首先遭到的就是以“老保釣”為首的一群來自臺灣的左傾分子敵視。他們幾乎每天清晨都打電話到“世界日報”罵街，也就是現在說的“電話騷擾”。於是“老保釣”與中共在美國的宣傳組織，更對“世界日報”展開了一場長達十年的鬥爭，除了文字交鋒，甚至還用陰謀破壞等手段來威脅人身安全。老保釣分子坐實“世界日報”是“國民黨大本營”，所有在“世界日報”工作的人都是“國民黨特務”。

　　我前面說過，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我是“世界日報”唯一從事外勤採訪的記者，也是五個從“聯合報”抽調來美創辦世界日報的人選之一。其中除了早已來美國的總編輯馬克任是國民黨黨員之外，其餘均與任何政黨無關，既是新聞專業人士，也是普通老百姓。但此刻全被中共及其同路人──“老保釣”打成“黑五類分子”，必欲除之而後快。（有關“世界日報”來美國創辦的歷程另有專文報導）

　　最可笑的是，把我們打成“國民黨反動派”的“老保釣”，其中有不少是國民黨人，否則也是國民黨高幹的子女，這些人及其父母在臺灣的時候，動輒就把對方說成是匪諜，是動搖國本的異議分子，結果到了海外，我們又要為他們背黑鍋，並被他們的子女欺辱打擊，等他們嘗完共產黨甜頭返回臺灣，又繼續作威作福、騎在我們頭上。想起來不但可笑，而且可恨！

　　“老保釣”中有一些蠢血衝動分子，主張效法文革紅衛兵的“武鬥”精神，在海外與立場不同的反共人士較量。哥倫比亞大學生中有一個由中共出資成立的學生組織，經常在非共人士舉辦的研討會或座談會上傳播共產黨思想與理論，如果有人反對或持不同異見，他們立即奮身而出、張牙舞爪、伸拳踢腳、大打出手，即使對他們的言論不表示意見，他們也無法容忍，硬指你是國民黨派出來、或者是拿國民黨好處的人。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在海外發起統戰攻勢，計劃在北美地區各大學校園舉辦“國共和談展望”座談會，請知名學者發表演講，目的是要透過“兩岸三通”、“國共和談”達成“中國和平統一”。紐約方面，由哥大親共的學生組織出面，請老保釣崇拜的歷史學者唐德剛，從歷史角度去伸論“國共和談”對“統一祖國”的好處。

　　基於職責所在，我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晚參加了座談會，目的是採訪新聞，因為唐是知名學者，哥大是一流大學，座談會題目與海內外華人關繫密切，當然是值得報導的新聞。當我進入會場時，唐德剛一眼看見我，便立即向座談會的人說：我知道今天座談會國民黨一定會派人來旁聽記錄，我不怕國民黨人聽，相反我希望他們知道我說的每一句話。因此我希望來旁聽的國民黨特務忠實記錄下我所說的每一句話，讓國民黨人知道，這樣會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有貢獻。

　　唐德剛說完這一段話，主張武鬥的學生組織分子紛紛轉身打量我，參加座談會的其他人也好奇地想看看我這個“國民黨特務”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唐德剛會這樣打量我？原因是“世界日報”在紐約創辦時，不但“老保釣”把在“世界日報”做事的人打成“國民黨特務”，在紐約華埠的左傾僑團與中共資助的“左報”更推波助瀾渲染，於是“世界日報”成了“國民黨大本營”，更不可思議的是，由傳統僑社人士辦的幾份反共並且擁護中華民國的報紙，也跟在他們後面攻擊“世界日報”，並把他們對蔣氏父子不滿的情緒全發泄在“世界日報”工作人員的身上。那時候的“世界日報”可以說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況中，左中右獨人士把“世界日報”視為眼中釘，何況是標榜中立、強調客觀的唐德剛大教授與那批來自臺灣、認同中共的老保釣。

　　我認識唐德剛是在初到美國不久的一個華人社區宴會上，那時候被臺北倚重的學者熊玠還沒有轉向左傾，因此對“世界日報”十分友善，對我也很客氣，在餐會上見面，立即握手，並介紹唐德剛與我認識。當唐德剛聽說我是“世界日報”記者，立即沉下臉說：“你們世界日報陣容很大，有幾十人來美國為國民黨做事吧！”

　　我不知道他說話的意義為何，老老實實告訴他：“我們編輯部有五個人派來，其中祇有一個是國民黨人，我們是為‘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做事的！”

　　“不會這樣簡單吧！”唐德剛帶著懷疑而有幾分嘲諷的口吻說：“沒有什麼，我祇是問問而已，你們心裡有數！”語畢轉身離開，一副不屑的樣子。顯然，唐教授在說這話時，早已忘記他自己“解放前”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動派”了，而且他在美停妻再娶的太太，也是臺灣國民黨大佬吳開先的千金。

　　“世界日報”創辦一兩年間，我從事外勤採訪工作，遭遇過不少類似的菲薄對待，因此見怪不怪，唐德剛的態度雖不好，但我並不在意，但沒有想到唐德剛竟然“坐實”了我是“國民黨特務”的想法，因此他才會在哥大座談會上當眾說我是國民黨派來竊聽的“特務”。我並不意外，祇是心裡很不是滋味，而且十分反感，當場想起立跟唐德剛說清楚。但陪我同去參加座談會的女同事沈珠妮（現任“世界日報”體育版主編）悄悄告訴我，座談會前排坐的都是左派打手，專在哥大搞武鬥，自稱是愛國的“義和拳”，何苦與他們計較。於是，我忍聲吞氣坐下來聽唐德剛演講。當晚我沒有為他的座談會作任何報導，但卻寫了一篇短稿寄去香港，刊登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新聞天地”雜誌上，主編李杞柳兄為此文做了一個醒目的標題：“唐德剛落水作統戰走卒，公然侮辱陳香梅高華德”。

　　“新聞天地”在香港沒有銷路，但在臺北國府所有機構的主管每週都可以收到一本。文章刊出後，國民黨政府官員都看到，因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唐德剛的岳父吳開先既是國民黨的“黨國元老”，在臺北朝野都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當他的女婿在紐約被人攻擊，老人家當然氣憤難當，於是透過他與“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的關係，在該報副刊以全頁位置介紹他的女婿唐德剛如何憂時愛國，如何學富五車，並對批評他女婿的人表示不滿，現在將當時我撰寫的短文轉載如下：

　　“扛著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了廿五年書招牌的所謂史學家唐德剛，不久前在哥大應左派學生組織之邀，發表‘國共和談展望’的演說，列舉各種可談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循歷史軌跡及學術脈絡來探討政治問題，其實揭穿了還是響應共產黨向海外散佈‘和平統一’的統戰濫調。

　　“唐德剛受到港、臺及海外華人注意，是由於哥大教文學的夏志清某次在臺北報上發表文章時提到他，再加上‘傳記文學’雜誌與‘明報月刊’有他的歷史連載，因此那天他演講居然也有三十多名聽眾。

　　“唐德剛所說‘國共和談展望’了無新意，但由於他的蘇北腔（按：應是合肥腔）與若干小動作十分諧趣，經常逗得聽眾鬨堂大笑，就聽眾的反應來看，演講算得上很‘成功’，但究竟起了什麼作用，那祇有天知道！

　　“我也因好奇去聽了這次演講，而在演講前也看了唐德剛發表在紐約華文報紙上的一篇有關‘國共和談’的長文，由於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嚮往，對學術研究者的崇拜，不免對唐德剛有著太多的期望，等到親眼看見他在臺上手舞足蹈，再親耳聽著他用帶蘇北腔（合肥腔）的國語與英語在發表意見時，所得印象與原先的期望就完全相反。

　　“唐德剛在演講中不止一次插科打諢的醜化美國國會議員高德華（ＧＯＬＤＷＡＴＥＲ），對陳香梅似乎也深惡痛絕，說到興奮之處，把高德華的名字改為‘金水’、‘銅水’、與‘鐵水’，把陳香梅的名字改為‘陳皮梅’、‘陳爛梅’，似乎用這種方式來羞辱他們才能泄他之憤。我不知道這兩位在美國朝野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士與唐德剛有什麼深仇大恨，為什麼要被唐德剛用這種語句來對他們作不必要的人身攻擊，這樣做，無論如何是‘失格’的。

　　“唐德剛一開始就不承認他的說法是為共產黨做統戰，也不承認他的演講受政治左右。他說：他所說的一切都從學術研究做出發點。但‘此地無銀三百兩’，聽完唐德剛演講後，發現全篇講詞都找不到一點學術味，若不是演講的地方是學府，真使人懷疑唐德剛是在一家茶館的臺上說相聲。

　　”他的演講值得記述的地方不多，如果一定要說出他的演講重點，他顯然是迫切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與共產黨談和。他說如果現在不談，將來失去談和的本錢與條件，再談就占不到上風了。

　　“另外，他用各種可能的語氣來說明共黨對臺灣的武力干擾，語帶恫嚇，較鄧小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道唐德剛所說與學術有些什麼關聯，至少學術論據是全然談不到的。祇看美東兩份共黨報紙大登特登唐德剛的演講，就可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至於楊振寧更不用說，他從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國宣佈解除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封鎖進入中國大陸訪問後，對中共懷疑、仇視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四月十五日他在中共邀請下進入中國大陸訪問，停留四個星期，獲毛澤東、周恩來接見、邀宴，並徹夜長談，從此對毛、周傾心崇拜。於是他肯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發展貢獻”，並讚揚毛澤東提高中國人地位，把大陸描繪成人間天堂，在醫學、科技各方面早已超英趕美，若無文化大革命，中國不但變修而且滅亡，好在文化大革命才使中國有今天的成就。

　　楊振寧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愛因斯坦講座教授，“世界日報”當然對他的一切都有興趣，因此我在一九七七年夏天打電話找到他，想訪問他寫一篇有關學術方面的報導，楊振寧一聽說“世界日報”打來電話，沉默了一分鐘不說話，在我一連串“喂”聲中，他才問我，你們的報紙與臺灣什麼關繫，我告訴他：“‘世界日報’背景是臺北‘聯合報’，‘聯合報’是臺灣銷路第一位的民營報紙（現在已落在“中國時報”之後），我是該報派來紐約辦“世界日報”的記者。”楊振寧接著又問：“你們是不是國民黨人，在美國替國民黨做工作？”我回答說：“我不是國民黨人，我是為我們老闆工作，為美國華人服務，領報社的薪水。”

　　楊振寧又沉默片刻說：“我不願意接受你們訪問，對臺灣我沒有什麼話說，對國民黨我不想說話！”語畢掛斷電話，讓我在電話這頭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共為了在美國展開游說統戰工作，促使美國與中共的關繫正常化，也就是希望得到美國承認，成立了“全美華人協會”，請楊振寧為總會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田長霖（已經去世）為美西分會會長。他們一同寫信給卡特總統，要求他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我為此事打電話給楊振寧及田長霖，他們一聽“世界日報”記者打來電話，都表示拒絕接受訪問，但當時左傾的“美洲華僑日報”（中共出資創辦，現已關門）卻刊出了他洋洋灑灑的訪問報導，由此可見楊振寧對“世界日報”的成見有多深。

　　但是，今日被楊振寧唾棄的“世界日報”卻肉麻歌頌他的“衛土保釣”表現，為了駁斥李登輝而回應曾經仇視的“世界日報”的老保釣，這種“以德報怨”的表現，證明了“世界日報”社論主筆的無知與“一相情願”。

三、真假保釣、前後“世界日報”，和“謾罵大陸反共人士者，幾乎全是臺灣華僑”的悲哀……

　　走筆至此，紐約市華人聚居的法拉盛區，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一名來自臺灣的華人，是臺北新黨的海外黨員，他認同中共的“和平統一”，參加了左傾分子花俊雄（老保釣分子之一）所主持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參加他們活動。因此，三月九日，他參加一個活動之後到外面，看見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在緬街發傳單，指責中共政權踐踏人權，聲援被中共拘捕並判重刑的民運英雄王炳章博士，要求中共釋放王炳章，鄧某基於“愛國”（其實是愛共），即主動上前制止，開口便罵民運分子是“民族敗類”，斥王炳章是“恐怖分子”，於是，在其後的爭論中，鄧某竟心臟病發作，猝死在人行道上。

　　死者既來自臺灣，臺灣在紐約的官方機構──經文處，不能沒有表示，於是表態同情。而中共方面由於鄧某十分“愛國”（十分愛共），立即表示支持，除了派共幹去慰問鄧某家屬、包辦喪事之外，還借此機會大罵民運分子，讚揚死者鄧某渴望“統一”的“壯志”是“義舉”。來自臺灣的歷史左傾分子花俊雄更是跳上跳下，大罵民運分子叛國，用了不少“反共反華反人民”濫調，又說民運分子是“賣國賊”，王炳章是“恐怖分子”，其譴詞用句比中共宣傳機器──“新華社”、“人民日報”、“僑報”更為尖銳凌厲。

　　臺灣人罵大陸人反共行動是叛國、賣國，的確令人啞然失笑。假如四九年，鄧某留在大陸不去臺灣，或者蔣老總統不率大軍保護臺灣，讓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就把臺灣統一，讓花某人在“解放”、“共產”中過著“幸福”的“無產階級生活”，我相信，今日在民運活動中最積極的，便一定是鄧某或花某這一類人了。問題祇在，他們是否會像民運分子那樣“幸運“，有機會來美國定居，讓美國政府庇護，從而擁有胡說八道、甚至是胡作非為的“自由”。

　　民運分子來自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的紅旗下出身或成長，五十多年來，他們的家庭、父母、親戚、朋友，甚至他們本身，都經歷過中共長期的苛暴統治，不是妻離子散，就是家破人亡。安居在臺灣省避過共產災難的臺灣人，隔著海峽遙看神州大地一片腥風血雨，除了為自己慶幸之外，是否也應該基於同胞感情，而對大陸同胞的遭遇表示同情，有機會甚至也應該站出來為他們說幾句公道話？尤其是那些已經來到美國，不再恐懼臺灣被“解放”“統一”厄運的中國人，就更應該有此起碼的“道德同情心”了！豈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指責那些受害深重的大陸同胞和他們爭取自由、民主的表現。

　　自從我於一九七六年從臺北調來紐約參與創辦“世界日報”的廿七年間，我看到攻擊臺灣國民黨政權，否定中華民國，攻擊“世界日報”的左傾分子，沒有一個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也許背後有共幹教唆），他們幾乎全部來自臺灣。他們到了美國後，竟然自行投共，甘當左仔，一味打擊來自臺灣或大陸的反共人士及異鄉同胞。

　　八零年代，有若干來美國的國府高官在接受我的訪問時，他們對海外左傾分子的活動很有興趣，問我，這算不算是“國共鬥爭”的延續，我告訴他，海外華人社會根本沒有“國共鬥爭”這回事。紐約地區所謂左右敵對，全是來自臺灣知識分子之間的互鬥。有良知或知道中共苛暴的臺灣人，對那些沒有良知而想投機親共的臺灣人彼此對抗，忙了半天自己人打自己人，一個共諜也找不到，一個共幹也不露面。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國民黨在臺灣垮臺，依然至如此。這哪裡是什麼“國共鬥爭”呢！

　　我告訴那名來自臺灣的國府高官，在紐約華埠僑社的反共人士，十之八九來自香港或中國大陸，來自臺灣的人，祇有極少數願與反共人士往來，國府僑務官在華埠僑社受歡迎，均拜中共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所賜，若非中共在大陸胡作非為，迫害僑眷，紐約僑胞怎麼會對他們深惡痛絕至今。

　　初到紐約的中共幹部也對傳統僑社反共立場詫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強大到聯合國與美國都要接受的中共政權。居然被傳統僑社視為洪水猛獸，不但拒約往來，而且全力反對。僑胞祇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把中共政權視為叛亂集團、異族、盜匪。臺灣雖小，卻是他們的希望所寄，大陸雖大，卻是不能認同的“匪區”。於是，他們也認為這是國民黨居中作祟，是國共鬥爭的延續。

共產黨不檢討他們當年殘民禍國的種種罪行，也不肯脫離他們的“祖宗”馬列，求取民族獨立，即使新上任的中共總理溫家寶，雖曾目睹他的老上司趙紫陽在黨內鬥爭中遭到整肅，仍然在記者會中強調“祇有社會主義才可以救中國”。

　　許多從臺灣來美國的大陸人，對臺獨深惡痛絕，因此，中共抓住這種心理，掀起民族主義的激情，高叫反對分裂國土。於是，大罵臺獨分子的臺灣外省人，因不喜歡臺獨分子的囂張，紛紛在民族主義前倒戈，投入中共反臺獨的口號中。跟著叫和平統一，他們不知道，中共所叫的“和平統一”，祇是想不戰而把臺灣“解放”，把這個小島納入馬列陣營，一同把馬克思、列寧視為祖宗，把屠夫毛澤東視為民族救星。然後便要以社會主義去“救”臺灣！

　　知道中共一貫統戰策略的海外人士都清楚，中共絕非民族主義者，也不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反對臺獨。他們的目的祇是想“解放”臺灣，一統天下。徹底消滅中華民國，廢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把臺灣二千三百萬自由中國人納入共產制度之下。

　　崇洋媚外，把外族人當祖宗崇拜的中共政權，一貫自外於中國，他們把早年的蘇聯當作“父祖之國”（臺灣左傾文人陳映真語）熱愛，把蘇聯的禍國屠夫史達林稱為爺爺，今日蘇聯潰亡，俄羅斯民族翻身，已把鐮刀斧頭的紅旗丟入歷史的垃圾堆，把馬列從神壇扯下來，但中共幹部卻仍把鐮刀斧頭的紅旗當作他們的黨旗，高懸在他們舉行會議的幕前，而馬列兩個邪惡異種，仍然是他們膜拜的神祗，被他們當作祖宗供奉。這樣一個數典忘祖的政權，來自臺灣的左傾分子居然以為他們已經改變，而且有資格代表中國，於是他們才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為反對臺獨而向中共政權靠攏。

　　中共建政五十三年來，一貫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來混矇海外華人，誘騙臺灣島上的愚昧分子，叫他向中共靠攏，反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五十年代，毛澤東在鐮刀斧頭的紅旗下高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把海外許多渴望祖國強大的知識青年、精英學者騙回中國大陸，供共幹整肅、批鬥、囚殺。六十年代，他們以“要原子彈不要褲子”精神製造了原子彈來試爆，又使一批自卑感深重的海外華人，幻想中國已經強大，向中共政權折腰。到了七十年代，美國為了冷戰聯中共制衡蘇共，又有一大批海外知識分子跟著尼克松、基辛格的足跡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共精心佈置下，以為中國已經強大，從而投入中共懷抱。（這次他們不再傻乎乎的進入中國大陸定居報效“祖國”，而是拿著歐、美等國的護照，在能夠確保自身身家性命無虞的前提下，在海外各地為中共幫腔並搖旗吶喊）。有了這批投機的“愛國”知識分子作基礎，中共便開始借保衛釣魚臺之名去發動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展開保釣運動，大罵臺灣的蔣介石政權懦弱無能、貪污腐化、喪權辱國、分裂國土。而臺灣向外誇耀的經濟起飛，在他們的嘴巴裡，竟完全是靠臺灣人民替洋人做奴工、臺灣婦女向洋人賣淫所賺來，一點也不值得驕傲”。

　　一名定居紐約的臺灣客家人黃某，七十年代左傾狂熱下，在香港左派刊物發表文章，旁徵博引地舉例來證明中共對臺灣攻擊言論的正確性。他說，根據人口統計，臺灣五個女人中就有三個賣淫為生，他把臺灣的“公娼制度”形容為政府鼓勵婦女賣淫，以便從中抽稅。

　　中共那個“人民熱愛”的“總理”周恩來，在與尼克森會談時，也曾如此調侃臺灣。當尼克森問周：“你們中國有娼妓嗎？”周笑著回答說“當然有！”尼克森以為這是周恩來的開明作風，接著問：“在那裡？”周恩來則狡猾而惡毒的回答說：“在臺灣！”

　　周恩來以這種一石兩鳥的方式去攻擊臺灣，既說明臺灣在蔣介石統治下墮落腐化，又說明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裂的國土。這種對臺灣羞辱的話，竟使得臺灣來的知識分子為周恩來喝彩，形容他有“急智”。

　　那些年月，美國的權威雜誌──“新聞週刊”為了證實周恩來說的話正確，派洋人記者去臺灣召妓，出高價拍下妓女與洋人裸浴的照片刊在“新聞週刊”的封底，使來自臺灣的知識分子大受刺激，紛紛對國民黨政權口誅筆伐，甚至國民黨內高幹大官子女也倒戈投共，為中共在海外幫腔，其左派聲勢之大，遠非今日批李登輝及臺獨的聲勢可比。

　　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間，有兩艘中國大陸漁船在釣魚臺附近捕魚，遭到日本派出的戰艦驅趕，並開炮恐嚇，“世界日報”在第一版刊出這則新聞，並引用日本方面有關人士的談話來看此一事件。

　　“世界日報”站在新聞報導的立場，刊出此一新聞，卻招來那批“老保釣”的憤怒攻擊，他們連續幾天一大早就打電話來“世界日報”，罵“世界日報”是漢奸報，把接電話的小姐吳麗瓊（現在是世界書局皇后區的經理）嚇得手足無措，淚流滿面，於是我叫這位小姐凡接到這種電話，均交由我處理。

　　我從電話中知道，這些打電話的人都是現在“世界日報”讚揚並回應的老保釣，其中有人在中共辦的報紙工作，有人在聯合國擔任翻譯──這些家伙是在電話中被我痛罵一頓後，才暴露出他們的身份與姓名，這才知道他們都來自臺灣，其中甚至還有我在臺北就認識的新聞同業。現在這些人垂垂老矣，他們住紐約州市，已經另換一個角度來繼續熱愛他們的馬列集團──中共政權。

　　此刻“世界日報”所讚揚的“老保釣”。當年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他們唆使來自香港的左傾分子來華埠窩克街四十七號的“世界日報”社鬧事，在世界日報大門外貼大字報，衝進“世界日報”扯電話線，說是要打電話叫“同志”來世界日報“除國賊”。這些來自香港的小左仔屬於華埠的一個左傾激進團體，主持人是一名來自臺灣的王姓女子，此女子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的常委，權傾一時，但他的女兒卻在美國與共產黨打成一片，並組織第一批臺灣留學生去中國大陸求見周恩來，表示願意回去報效祖國。周恩來這個老狐貍有過陳若曦在海外寫“醜化祖國”文章的前例，知道不能讓這批天真爛漫的老保釣分子在大陸定居，婉拒他（她）們留在大陸。周恩來向他們說：“你們留在美國，可以為祖國做更多的事情！不必要留下來！”

　　王姓女子回到紐約，發展組織，強化左傾激進團體，拉了一批少不懂事“小香港仔”為她做馬前卒，她利用他們會說廣東話的身份去對抗傳統僑社的老廣東人，現在，這些“小香港仔”已經長大懂事不再左傾，同時接管了那個激進團體，切實為僑胞服務，受到州、市政府的注意，每年撥出不少經費給他們從事社區工作。

　　但也有例外，在激進團體的左傾中，有一個來自香港，是在臺灣政治大學讀書的僑生邱立本，此人現在香港替一份打著“亞洲”名銜的雜誌做編輯，然後透過“世界日報”在香港的辦事處，一個左傾分子薛某讓他在“世界日報”香港副刊上發表專欄文章。

　　想當年，邱立本也跟老保釣分子到“世界日報”鬧事，曾率左傾分子在“世界日報”門前示威，更厲害的一招是唆使一名從事工運的林姓左傾分子在華埠發傳單，叫華人不要看臺灣來人辦的“世界日報”，因為“世界日報”是“國民黨的宣傳機器”。

　　從邱姓男子的表現看，現今“世界日報”已被老保釣分子滲透，他們不但左右言論，甚至操縱言論，不知道那篇“讚揚老保釣與揚振寧，唐德剛”的社論，是不是出自這些餘孽的手筆！

話說回頭，當“老保釣”以種種卑鄙惡毒方式對付“世界日報”不久，中共高幹耿彪（副總理），廖承志、王曉雲（外交部）宣告向日本道歉，並說“中國漁船駛入釣魚臺海域是偶發事件”，另一個副總理鄧小平又正式向日本保證：“中國漁船在釣魚臺海域內捕魚事件不許重演”。這種間接視釣魚臺是日本領土的說法，終於向那些親共的“老保釣”打了一個大耳光，因此他們才停止了對“世界日報”的攻擊與侮辱。

　　就在這時，一批參加保釣而又不甘被中共利用的臺灣留學生，透過“反共愛國聯盟”、及“保釣行動委員會”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舉行保釣示威大會，向中共設在林肯中心附近的“駐聯合國代表團”大廈抗議，這時候親共的老保釣竟全部龜縮不再表態，當然更不敢指責中共幹部喪權辱國的表現。

　　反共保釣留學生在一封“給海外華人的公開信”中說，中共為了要與日本簽訂和約並向日本借錢，居然把釣魚臺當作祭品，請問那些自詡愛國的老保釣為什麼七年前慷慨激昂，七年後卻噤若寒蟬？

　　今日《世界日報》以社論讚揚老保釣的表現，令人啼笑皆非；而臺灣來的左派分子如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應該使人感到，他們倒是應該被中共“解放”──因為，豈可祇讓大陸同胞接愛中共的批鬥、欺辱和囚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