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人　专栏

　　北方芦沟事变，上海已经人心惶惶。我和谢树楠同学一起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都获得录取。八月下旬，我们同赴无锡入院。我被分在天井边一小房间，仅有一张木板床，朝天井方向是两块木板间隔，中间空隙很窄，秋天又热又凉。在那小室住了一个多月，忽然大烧大热生了病，不省人事；而放在床底下箱内的一百元现大洋，也不翼而飞了。谢同学用黄包车把我送入了美以美医院，单独一房，二十四时有看护守候，喂饮料，把屎尿，无微不至。好像没有费什么钱。这次住院是我平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最美好。虽是以后在汉口进过军医院，以及数年前在纽约进过碧文医院，平均每日近千美元，不仅没有那么美好的印象，简直恶劣之极。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心美好，人道精神高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显然人道精神衰退，其要因之一。外加共产主义思想漫延，仇恨心理受到鼓励，人类悲哀的命运，渐渐降临。我大陆十多亿同胞，过着牛马生活，即可概见。

　　医生告诉我是伤寒病，我的头发几乎全落了。年轻的护士小姐，人人对我都好，也许知道我是一个大学生。有一次，病虽稍减但尚不能起床，因床头边是玻璃，那时已经由芦沟事变，演变为上海八．一三事变。日本飞机疯狂轰炸，无锡等于上海近郊，飞机低飞经过医院上空，激烈空气撞激玻璃的碎裂声，使我惊叫。二位年轻护士小姐不顾自身的危险，以身掩护我。这种神圣的护理精神，使我终生难忘。于今已足足五十年，我仍记忆犹新。

　　谢同学又来接我退院返校，病虽痊愈，但健康未复，身体软弱，步履维艰。返院仍卧床休息，未能上课。但上海战事失利，每日空袭，学校也未按时开课。大概是民国二十六年阳历十一月，学校宣布停课迁校。据说敌军离无锡不远，不知道是学校还是同学，雇好一条槎板船，只有一个平面舱位，约可装五十来人，男女同学混同，前半都是男同学，后半全是女同学。我被安排在同学的最后一排，舱的宽度恰好二人抵脚横卧，我正和女同学为邻。船由无锡入太湖，过太湖需行数日夜，女同学晚上睡相很野，常在熟睡中抱住我，而男同学都不敢乱动。那时男女同相处一舱，男女同学都很理智，从未闹过风流事件。船到芜湖市以后，各自东西。我和谢同学转船经九江抵星子县，康泽将军在星子县城内设了特训班。杨虞贤同学先自上海抵星子，劝我和谢同学入班受训。我入了班，大约一星期，时近年关，星子离我家不远，父母派专人来，不准我再受军训，嘱咐我立即退训回家过年。父母命难违，回家后，自感前途茫茫。每日独自一人自家步行至尧公祠堂内贵宾室自修，中间还一段山路，上下午二次，晚上不敢一人独行。

　　过了旧历年，我和新民联手去南昌求出路。抵南昌寓“都昌同乡会”，本已人满，因我任过同乡会理事，执行对我特别优待，将天井头的小房让出给我一人单住，新民则住入中进大房与多人同室。无事时逛书店，买了些大学政经参考书籍，暇时自修。一日，同乡先辈来同乡会，彼此并不认识。他自动到我卧室访问，见我桌上翻开的书本，是吴世瑞编著的经济学原理。他一翻，即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已经落伍，不要去看。他不知道我是复兴社一份子。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所说的话，我虽未正面抗辩，但我心中颇以为不屑。以后他常常到同乡会来。他总是想方法和我接近，说陕北延安如何如何的好，青年人的前途希望在陕北。我和新民住在同乡会已数月了，真感到前途茫茫，在南昌求半个小学教员，都不可能。快断炊了，总不能再向家中要钱。陕北抗大招生。新民原来的工专校址，驻了新四军的办事处，为陕北抗大招生。很多失业青年向那里走，我和新民也探头探脑进去了。几个女职员和我俩分别谈话，填了表格。事先和新民商妥，如要填表签名用假名，当时就通知，我们二人都录取了。但我们都没有去。

　　记得是民国二十七年阳历三月下旬，在东湖边电杆柱上看见一张招生广告，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期招生，分初中、高中、大学三组，受训半年，实习三月，即正式分发工作。新民和我都很高兴，他考高中组，我考大学组，经过笔试和口试，都取了。是四月下旬，我们在南昌牛行火车站集合，上的火车是装战马的货车箱，没有坐位，车箱有很多干马粪。初上时大家都立着，在途中经过几次日本敌机空袭，上下躲机，车行慢如虫行，站得两脚发麻，不管地板是马粪污泥，席地而坐，那种精疲力竭后的舒适，就非语言可以形容了。

　　黄昏以后，抵达九江，未几转乘长轮，为避免敌机空袭，趁夜向武汉进发，次晨抵武昌，进驻右旗。这是前清满州兵的军营，一字形十二栋营房，一栋正好容纳一连官兵。第一栋是第一中队，是大学生队；第二栋是第二中队，是高中生；第三队以下是初中及社会青年。总称第二总队，计一千四百四十人。

　　团长是蒋委员长中正亲兼，副团长陈诚将军，教育长是桂永清将军，第二总队长是留德的彭将军，一中队长是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排班长一律由桂教育长的教导队调来，都是德籍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新民编在第二中队，一、二中队营房相连，出操时朝夕可以相见。早操和下午操练时，常看见新民双手顶枪，两足半分弯，受违纪处分。我为他可耻，他倒觉好笑。八个月新兵生活下来，在操场或课堂，我从未受过任何处分；相反我得过几次特别假，一人过渡到溪口去游玩。队上的伙食，是由队员中临时轮流去溪口采购的。有些人乘买菜时得点油水。轮到我买菜时，我不仅不揩油，反而贴钱袁大头一元。因为我们受训时，每人每月尚有十二银元零用金。他们抽烟喝酒，我没有任何嗜好，无处用钱。我贴一元菜钱，大家伙食显得特好，所以队长嘉奖，放我的特别假。在军中放特别假，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训练将结束时，举行军事演习。我被任为演习团长，在武昌有名的黄鹤楼后面的蛇山演习。我扮演团长指挥作战，还真像那么一回事。没想到八年以后，我任南丰县长时，遇上南昌郊区战后驻军叛变，经临川黎川过南丰境。我用县保安大队军兵截击，在办公桌上展开军用地图，右手接南昌长途电话，左手用电话指挥保安大队官兵如何埋伏截击。激战二日二夜，缴下轻机枪驳壳枪多支，叛军经过南丰投广而去。这二日二夜的实战，可以说是当初的演习经验发挥了效用。

　　战干团第一期受训完毕，被分发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服务总队工作，离武昌，赴汉口励志社报到。励志社的宿舍如同观光旅馆，伙食营养卫生。所谓训练，是战地伤患救护训练，及战地交通指挥实习。仅仅二周即毕业。

　　一日，传达兵说外面有人要找我。我正奇怪，汉口没有亲友，何人要会我呢！到大门口一探，是一位绅士模样的人找我。他说这里不方便谈话，要我请假外出叙谈。办了请半日假的手续，随他到一大餐馆特别房间，叫了一桌菜。我以为还有他客，结果只有宾主二人食用这桌宴席。当时心中好笑，这位绅士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他频频劝我食菜，而自己连箸都未举。他在饮泣，似乎很伤心。他说我的五姐在景德镇经营瓷器生意，自其丧夫后即与他相好。他说五姐日前去世，在临终前曾有信给他，说她有一位最好的弟弟在武汉受训，要他务必要找到我，给我零用钱。我说公家发我的零用钱，衣食住行都是公家供给，请不要为我担心。他那么伤心，我当时倒是没有哭。原因是国难当头，抗敌观念高昂，无暇计及家人生死。临别，他苦苦塞给了我二十块银元。后来，我经常将这钱束在腰间，绅士的轻泣，亡姐的音容，好像便围绕在我的身边，直到现在。

　　结训后，我们十来位同学被分发到南浔前线服务，派我为小组长。因为事隔四十八年，经过两次大战乱，无数次的迁涉流浪，找不到任何过去的片纸只字，仅凭脑海记忆，很多事已经模糊不清，连九位同学的名字也不记得了。首先，我们从汉口绕湖南到南昌，宿南昌励志社，约数日休息，每日躲避空袭。小型烧夷弹的爆炸，常在头前脚后不远的地方，虽然惊险万状，但是我们同仇敌忾的心志，更加坚决。嗣开赴南浔前线，我们昼伏夜动，指挥战地交通，救助伤患。前线枪炮声震耳欲聋。我们利用田野收割后的稻草堆，搭了小小的草屋，以稻草作床垫，大家蜷伏草堆中，时遇数日雨天，草垫底下全是水，但空袭减少，我们反觉稍为安逸。草屋外冒雨炊饭，大锅菜，吃得津津有味。

　　战事节节败退，由前线退到南昌，南昌又告急。我们各小组在南昌集合，编为中队，向湖南进发。路过株州，是江西和湖南交界地，露宿车站，遥见长沙大火，推知湘北战争正急。我们由株州乘火车去衡阳，抵途中一金门小站。该地仅一小屋车站，四围三面童山，一面林山。我和新民正在车站探听行车消息，忽传空袭。我跳奔站旁山凹，忽闻猛烈爆炸声。离我脚后尺许的勤务兵，腹部落进一弹片，哭号哀叫，好不容易把他移到附近村落，翌日即死去。我们已饥饿了二日，清晨看见小贩从童山顶向我们车站走来。新民和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向小贩走去，在童山下坪相遇。大家围做一团，更围住了那一桶熟鸡蛋，于是，竟由抢购变成抢夺。我在数围人圈以外，小贩被围在人圈中。我想我不惯于抢购，只有望贩兴叹。新民个子特高，高过一般人的头。他的手又长，在人圈的外面，一双手越过人头抓起四个鸡蛋，分了两个给我，他自食两个。三日来的饥饿，算是得了一点补偿。火车尚无开发的动静，我和新民在童山上巡走，忽然找到一个窝地，堆了很多麻袋，麻袋的颜色和黄泥土颜色一样，所以还看不清，地上散了一些白米和绿豆。又找到了一个破瓦罐，附近也找到了水，白米和绿豆加点水，掘地生火而煮，不一会豆米饭熟了，新民和我饱食了一顿。不久车也开动了，向衡阳进发。走了一日又因故障停车了，我们下车找食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大村庄，据说叫万户。车站地高，村庄地低，高处一望，这村壮大而茂盛。我们随便找民家觅食，青年女孩都不规避，出而接待我们这些丘八。俗话说无湘不成军。自曾国藩倡导好男要当兵，湖南民情和我们家乡江西，截然两样。我们这些年青的丘八，不仅饱餐饭食，许多年青貌美的女孩接待我们，也使我们饱餐秀色。

　　最后终于抵达了衡阳。衡阳是湖南省有名的城市，有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就在衡阳市不远的郊外。我们被安排在营房，虽然整日无事，但不能个人自由活动。等候康泽将军个别谈话。我躺在二楼的地板上，一夜忽得一梦，我母病重，结果从梦中哭醒。

　　终于等到康将军召见，谈了几分钟，告诉我将到江西工作。次日接到通知，令我和新民到江西樟树镇第五补训处报到。我们俩马不停蹄地到了樟树县郊区第五补训处政治部，报到后，我被派为中尉连指导员。连排长均为行伍出身，士兵均为文盲。第一件事，我代官兵写家书；第二件事，我在营房庭院用石头围了十个小型圆沙盘，操余用沙盘教士兵识字，连排长也自动参加。三个月下来，不仅士兵称我为先生，而连排长也不称我为指导员而改称先生了。因为我是学师范出身，对教学有方法。团督导员及部视察员对我的表现加以肯定，团部更令各连指导员到我连观摩，这时我颇出了些小风头。时近民国二十七年旧历年关，新民和我请了一月假，回乡省亲。

　　母亲真的生了病。我回了家，她高兴，病就自然好了。穿了长统马靴，挂了横皮带，带了蒋委员长送的小配剑，很神气地回了家。这个年过得很甜蜜，不像去年那么旁徨。今年已是国家的干部了。新年天天下雨，渐渐烦恼起来。决定不管天气如何，约了新民正月十六一定动身返回樟树工作岗位。

　　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那日天晴，三哥为我担行李，送我去都昌县城。只走了一半，听到家乡枪炮声不绝，日本鬼子从星子县渡河进占我周家十村了。回头家园，欲哭无泪。三哥抵县，即日间道回家。我和新民在城内连遇空袭，向西门城奔逃，小燃烧弹在我身前身后如雨下。后出西门渡河，守城门卫兵阻止小船渡河，亲眼看见满船老百姓，一个一个中弹倒向河里。我和新民算是幸运，连逃数劫。

　　因为我曾在县府服务，借了一条船直放南昌，新民沾了我的光而同行。抵南昌即转樟树镇回职。未几，日本鬼子攻打南昌，吃紧。我们第五补训处官兵，奉令退迁吉安。没有交通工具。我们行军时正春雨绵绵，冒雨行军，苦中无乐。沿途遇到由前线退下的同学，有说有笑，一见如故，行军的辛苦转变为散步聊天。青春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一切的艰苦。途中遇到一辆卡车，货上可以载人。我一挥手，车即停下，男女同学，即刻攀援而上，有些身手欠敏捷的，只好落伍了。

　　抵吉安市，我找了一间尚清洁的旅馆，单人房也颇宽大。记得当时旅馆客饭，一人一餐一角，菜饭可口。有八九位女同学，跟我同车到我们旅馆歇脚，即歇脚而不住在旅馆。她们另有女同学队部，所以到我房内走走，吃饭由我请客。女同学中有几位湖南的，都健壮强悍，其中有一位湖北溪口的，据说她父亲是邮政局长。她姓杨，属美丽娇小型。还有一位是陕西人，高瘦型，颇温弱。抗战时的棉沙袜最不坚固了，穿一会就穿洞了。女同学吃了我的饭，大家争着为我洗袜补袜。那位陕西女同学，似乎特别有点暗示，每日从县府附近的队部走到我寓所，包办了我的破袜子。我对所有来往十来位女同学一视同仁。抗战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我们这一代青年算是有些汗马功劳了。

　　第五补训处已迁至吉安乡下，步行约二十华里。我退掉旅社房间，清理了欠账，携了半肩行李到乡下报到。一日黄昏，我们三五同学同事，正在乡下散步，忽闻风琴声，大家循琴声走到一座颇大规模的砖材建筑物，户外草地花木，环境清幽。因没有围墙，我们穿过花木走近琴声窗户，弹琴者是一年轻女士。她受惊动，我们都穿了军服，戴了军帽，一律和尚头。我们四五位同行人，她都觉得陌生。当我叫她一声朱小姐朱同学时，她眼睛一亮，随即认出我是周同学。其他几位同伴，见我和她认识，故意散开并窃笑。女孩子敏感，更加显得害羞。朱小姐是我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有些同班上课。她的作文成绩甚佳。在校时只是曾一起和同学们到吴淞野餐过，上课时点点头，并无密切交往。不过她和杨同学交往较多。她看见我们穿上丘八衣服，加上光头，寒暄一会就分手了。

　　政治部直属成立四个学兵队，调我为队指导员。队上派了两个勤务兵给我，而我又带了四姐的次子跟随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四姐来看母亲，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当我临动身前，母亲郑重地说：“你母亲我，原出生在傅家，后随你外祖母带到赵家长大，赵家的外公待我如己出，为了感激赵家，所以你四姐才嫁给赵家表哥。表哥早故，余下二子，大子孝顺留在家中，次子较顽皮，就在身边加以管教，算是你替母亲报答赵家。”我无法抗拒，只好将十二三岁的外甥带在身边，暂充勤务兵，也有一份口粮。暇时教他读书识字。我对自己这一份工作，并不感兴趣。这时，我想起在武昌受训时，中央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我是第一批一千名入团者之一。宣誓入团，由蒋委员长兼团长亲自监誓训话。于是，我写信给中央团部要求调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工作，同时也写信给桂教育长请调工作。桂教育长复信较快，介绍我到临川师管区师部工作。一日，请假去临川师管区师部所在地南城，步行到吉安车站，无班车可乘，加之身边也缺川资，就找到一辆邮件卡车，上面没有乘客坐位，只能坐在邮包上。车上已坐了好几位，我就自行登车。站长周某人是个破嗓子，大叫要我下车。我缄默不理，他就破口大骂。我仍是相应不理，车终于发动了，辗转到了南城。我到师部一看，死气沉沉，比补训处还不如学兵队，只好随即返回吉安的工作岗位。未几，奉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陈诚介绍信，是给江西支团蒋主任经国的信。另有一位姓易的同学也得到介绍信，我俩相约同请假，同去赣州。吉安去赣州，每日有公路班车，一日行程即到。到达当时，即刻安排在青年招待所食宿。有位女职员名徐玉兰和我同席用饭。她年轻美丽，也好像很神气。我只是看在眼里，既未表示任何意见，也未和她谈话，只是每餐默默吃饭，吃完了就走。

　　首先由助理书记彭朝钰个别谈话。在我自吉安动身赴赣州之前，我同班同学杨虞贤正任吉安分团主任。我去看他，他坚留我任他的组训股长。我心想，你杨同学虽着了先鞭，你在学校成绩落后我很多，我怎能做你的部属，坚辞之。他乃介绍我给彭，说我在学校成绩比他好，又是复兴社同志。彭听闻过一些复兴社的事。我说，在江西省立南师及上海大夏大学求学时，我和杨虞贤是同班同学。彭对我的印象似乎颇佳。他征询我愿否到外县去服务。我坚决表示愿留支部学习。逾日，蒋主任经国约面谈。他和彭的谈话完全不同。彭注重我学历思想背景，蒋则注重我对青年团的意见，及对时局的看法。我经过战时干部训练团八个月的严格训练，对中共的祸国，及对日抗战是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意义，颇有更深的认识，再稍加发挥，写成报告，蒋主任似表满意。次日，派我为支部组训组助理员。组训组工作人员连我在内共三人。组长临川黄谟熙，组员临川陈若渊，以及我这个助理员。这就是这样开始在经国先生身边工作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