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花岗起义92周年

黄花岗演义

选自《国民革命演义》上卷第二五、二六回

张凤歧

第二五回  二伟人东京晤面 众志士槟城筹谋

  却说国父接获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的消息后,适值日俄协约告成,若满清与之勾结,则对国民革命前途大有影响,时势急迫,于是便由旧金山改道檀香山,在庚戌年的夏天,到了日本横滨。这时,日本政府限制国父入境的禁令尚未解除,但国父想了解一下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乃千方百计,买通了一个在洋船上做买卖的日本人,写了封信托他带到东京给陈其美与黄克强;又向他买了套日本和服,于夜间乘机潜行登陆。陈其美、黄克强即恭请国父至东京同盟会总部休息。

  国父到了东京,少不得有不少同志来嘘暖问安,绝大多数探询今后革命起事的计划。国父一方面命陈其美通知在东京的同志,准备翌日开会;一面问黄克强革命组织发展的近况。克强报告称:自广州新军起事未成,国内的根据地已没有了;部份党员同志,因迭遭失败,也有些灰心丧志了;也有些革命党人,不听命令,自己组织什么“暗杀团”,因而偾事,与革命之进展也有妨碍;尤其是保皇党人,破坏革命,说革命党人筹款不起事,是种混骗的行为。克强越说越激动,他道:“先生领导我们革命,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合乎潮流,适应时势来创造革命事业,为什么还不能得到国人的同情和谅解?”国父劝慰道:“革命是争千秋的事业,并不在一时的成败。而革命的本务在行仁,唯其行仁。所以革命者必须尽义,必须服务,必须牺牲,只要本着良知良能去做就行了,并不尽然须要获得人家的同情和谅解。比如林肯要解放黑奴,又何尝获取得每个美国人的同情和谅解呢?我们革命者正是如此。”谈话至此,他忽有所忆,乃向克强道:“兆铭怎样了?”克强道:“与黄复生同时被捕了。”国父叹息道:“唉!不值得!不值得!我始终认为,革命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实为下策。要知道满虏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我们革命党人不顾大局,去孤注一掷,其代价实不相当。我不是要冯自由截堵他吗?”克强道:“是啊!可是自河口失败后,先生要他到东印度群岛去筹款,他一无所获,感到没有脸见先生,所以便准备暗杀载沣,以为他个人雪耻,虽然自由(冯自由)拦住了他,可是他在香港没住上十天,就偷偷地跑了,还到东京来拖走了黄复生和喻培伦。谁知,一到北京就出了事。”国父叹喟道:“兆铭聪明过人,只是定力不够,此后共事,克强兄还要多开导他才好。”

  正说间,陈其美已来复命,谓开会通知书均已发出,国父称善。但见窗外有一修长身影伫立,国父问是何人?其美道:“一位日本炮兵联队的候补士官生蒋志清同志,欲谒见先生。”国父道:“怎不早说?请他进来。”其美一招手,即进来一位身着日本士官学校军服、意态雄俊的青年,那位青年见了国父,行礼后即垂手侍立。国父接见这位青年同志,也不作寒喧敷衍语,当先问道:“你在日本学习军事,可知日本强盛之道?”那青年答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进步,因为他们在科学方面学习西方,而在哲学方面却是学习中国的。”国父“唔”了一声,问道:“你对日本振武学堂的功课,可有心得?”那青年慨然言道:“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们有一门功课,是不愿意教中国学生的,这门功课就是武士道。”国父听了这“武士道”三个字,不由心下一震,继问:“为什么?”青年道:“这就是说,日本人教中国学生军事学术,却不教中国军人‘死’的道理,因为日本人希望中国人怕死,希望中国人没有这种哲学修养。”国父像要试探这位青年,遂又转变话题问道:“我听到有些破坏革命的流言,说是‘革命党跳来跳去,只是几个人罢了’。你对此话,有何意见?”那青年昂然道:“这是他们对革命缺乏认识,但我们革命党员自身也要警惕;我认为美国革命领袖华盛顿之所以成为华盛顿,并不是华盛顿一个人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其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人人要作有名的华盛顿,而是人人要做无名的华盛顿,换句话说,在我看来,革命党的同志们,应该不计任何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到底,国民革命才能及早完成。”国父又问些有关革命方略和军事计划的问题,那青年也答得极为中肯。一直谈到深夜,青年必须归营,才相告别。青年走后,国父即对其美、克强道:“蒋同志器识非凡,踏实而不浮夸,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才,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正需要这样一个人。”

  原来这位叫蒋志清的青年,正是革命建国的继承者──蒋中正先生。要知道,一个伟大人物一生事业的发轫,多在青年时代就已经露出头角。在本书的开头就已经提到,国父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革命,要“推翻满清,创建民国”。蒋先生也是这样。他在青年时代,就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十八岁那年,他在宁波箭金学堂,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就是顾清廉先生。顾先生别具慧眼,认为蒋先生是国家将来的栋梁人材。对他特别偏爱,除了教授一般课程以外,还教他孙子兵法和王阳明传习录,且讲述民族大义。这一年,正值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蒋先生因受内外潮流的激荡,始有出国习陆军之志愿。当时亲友都不以为然,独有王太夫人力排众议,赞成爱儿这种乘风破浪的大志。虽然到了日本,可是限于规定,未能及时进入陆军学校,却结识了陈其美先生。次年,他回国考入河北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科。年底,蒋先生应选留日陆军学生,于第二年春天,二度东游,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当时满清政府日益腐败,列强有瓜分中国之说,蒋先生曾义愤填膺的写了一首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候?”东来之志既不在封候,却是为何?“革命报国”而已!这时候,在国内适值钦廉上思及河口之役遭到挫败,在东京的保皇党乃恣意攻讦革命党,散布革命必败的论调,不少党人也感到失望灰心了。蒋先生却热血沸腾,请求陈其美先生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有关革命起事的军事部署方面,他有很多意见想提供给国父,但国父一直为筹饷而在海外奔波,这一次得以晋见国父,畅谈时政,在蒋先生个人来说,引为生平乐事;在国家命运来说,却是一件大事:这是中华民族两大伟人的第一次见面,从这次见面开始,国父革命事业,继承有人;而蒋先生始师事国父,继承国父遗志,领导国民革命,以迄于今。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国父自与蒋先生晤面后,内心实感快慰。一夜无话,但等第二天召集东京同志,商讨革命大计。不料天刚一亮,日本警察就找上门来,原来清廷使馆的密探知道了国父潜行登陆的消息,就向日本警察厅去交涉,日本警察为了“日清邦交”,也就只好再度“礼请”国父出境。俗语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国父无奈,只得嘱告其美即速通知同志会不开了,同时克强即行束装,跟随国父到南洋槟榔屿去。这槟榔屿又叫庇能,为英属马来亚所管,是国父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而且国父在离开美洲时就决定了绕经日本到槟榔屿的。国父只有在槟榔屿才能召集同志共议大事,因为香港、日本、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地,都有对国父“不许入境”的禁令。

  国父偕黄克强到了槟榔屿,住在四间街的“决醒园”,当地同志吴世荣、黄金庆等善为接待。过了不久,在香港的胡汉民、赵伯先及雷铁翼、国父的胞兄孙德澎先生等都来了。当时国父电邀他们来会商,是想乘机再事大举,但他们却给国父浇了两盆冷水。第一是胡汉民报告的消息:陶成章与章炳麟勾结,对国父肆意攻击,捏造国父“十大罪状”,说国父“假借革命,攫取名利”。国父对此恶毒的诽谤,气得不得了,但他为免除同志们的误会,又不得不声明便气愤地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经营革命,早在甲午以前,那时候并没有留学生替我吹嘘,我求的什么名?自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辈,想也不欲得这个名吧?哦!今天风气渐开,留学生们以革命为光荣的事业了,陶成章辈便妒忌人家得名了。其实我倡导革命,只在赴大义,行宗旨,一般与我共事的同志,也都是这样。没有想到今天竟然有以为名才革命的,这固然是风气之未开,也是道德的退化啊!”国父叹了口气,继对汉民、克强等人道:“至于说我借革命以攫利,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知我,应该知道家兄,多多少少我家在社会经济界中,是有些地位的。若不革命,我家的经济地位不会失,世人所欲贪图的快乐,我们都能享受得到,说我‘革命攫利’是什么意思?从当日广州革命起,拿钱的只不过香港一二人,檀香山有几个人,比较诚心资助的,仅邓荫南、李纪堂数人而已,合起来不过万余元。但这数年的经营,数省的联络,一共需要好多钱?各位是知道的,其余的钱是那里来的?还不是家兄与我出的!若说我以十几年的时间,借革命骗人家四五万块钱,那么我从前卖药行医,那一年不赚上个万把块?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若为图利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折家兄已立的恒产?……”国父越说越激动,克强怕因此而导致不愉快,故意叉开道:“我从来没见先生动过肝火,发过牢骚。”汉民接口道:“这完全是章太炎那书呆子造的谣。”伯先不解道:“章太炎是个有骨气的名士,他何以对先生这样不礼貌?”汉民道:“这话要旧事重提。当初孙先生离开东京的时候,日本志士铃木赠送旅费一万元,孙先生为顾念民报,特别从一万元中分出二千元来放在民报社,但章太炎却以为铃木送一万元要全给民报,而孙先生过手只交出二千,自己落用了八千,自此便对孙先生不满,见人就嚷嚷……!”汉民怕国父听了会更气,就压低了嗓子和伯先咬耳根,继道:“太炎说:孙先生要大家拿钱,自己在海外逍遥,购些过时的军火,叫同志白白的送命,所以要破坏孙先生,正好陶成章要在南洋地带搞光复会,便和太炎勾结,诽谤先生,诋毁革命党人,你说可恶不?!”吴世荣始终没开口,但他是地主,生怕再说下去,会因小碍大,就赧然笑道:“算了算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先生海涵,这事儿就算了,别再提啦!”

  这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此为止,但第二个问题更头痛:在南洋的同志们,以广州新军失败,大好机会失去,而革命党南来的人数众多,日常生活招待维持,已觉得无能为力,对于卷土重来的计划,当然无法进行。同时,党人多多少少也受了陶成章辈诋毁革命的影响,所以对于将来的计划,大家唏嘘叹息,彼此相顾,都拿不出一个主意来。国父气管气,但他有恢宏的度量,个人的毁誉他并不计较,发过脾气也就算了;他真正计较的,是如何达成国民革命的成功,求得三民主义的实现。此时见同志似乎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如果也跟着泄气,那一切都完了,那又“何必当初”呢?所以他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愤火,却对大家慰勉道:“一败是不足气馁的,我以前的失败,几乎为举世所共弃,和今天相比较,当时真是困难百倍。今天虽然我们还是穷困,但革命的风潮已盛,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以后,只怕我们没有计划,没有勇气;如果大家的意志坚决,愿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那么,军需一层,我当全力设法。”伯先接言道:“如果再事大举,必须先遣人带些钱回国接济同志,以免他们散去;然后把他们集合拢,再设立机关,以谋进行,我们也得回香港,与各方接洽。这样,日内就得先筹措个万儿八千的,如事有可为,恐怕非得有十来万不可。” 初步商谈到此为止,德彰就叫国父召集同志开会筹款。于是,国父便发函约各埠同志,前来槟榔屿开会。信函发出,各埠同志果然陆续到来。到了十月十二日,连同当地的负责同志,已经有五十多人了。于是,就开秘密会议于大石街吴世荣的阅书报社。

  会议开始,国父首先说明会议的重点在商讨“筹款”,他道:“现在时机已迫,我们应当作破釜沉舟的打算,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我们不乏热心的同志,可惜力量太分散,而且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好比临渴掘井,并没有长远的计划。现在检讨以前的失败,所以要集中全力进行,更紧要的是需要有充裕的军需款项,这一次的成功和失败,都由我们现在去决定了。”国父这一原则提出,大家均表赞同,而且决定在广州进行,并先行筹款十万元。但各地的筹款,惟恐当地政府加以干涉,所以捐册上是以“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大家一致赞成,即席就捐得八千余元。

  会议结束后,国父本拟亲自前往各埠筹款,但事为荷人所悉,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而英属的马来亚当局,又为保皇党份子密告,说革命党在槟榔屿开会演说筹款,当地政府乃限令国父离境;同时,香港、日本、越南、暹罗也都不准国父入境。因此,国父只好再去美洲,一方面向美洲华侨筹款,一方面作外交上种种商洽,这一去,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得返国。

  话分两头,且说自槟城会议后,国父将广州起事之军事部署,仍交黄克强、赵伯先等负责。伯先于会后即返香港,保存原有机关,以备起事;黄克强于十二月中旬由南洋返香港,带回了英属各地机关筹得款项五万余元;胡汉民也于辛亥年正月初到了香港,带回了荷属各地机关筹得款三万余元;适国父也从美洲寄汇了七八万元,而各省及在日本的同志也都赶到了香港。人与钱都有了,有了钱就可以购买军械,而这些钱已足够应付这一次的起事了。于是,革命党的同志们便组织统筹部,分职任事。众举黄克强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共分一个处七个课:调度处,掌运动新旧军人之事,姚雨平任之;储备课,掌购备军械之事,胡毅生任之;交通课,掌握江、浙、皖、鄂、湖、桂、闽、滇各省交通之事,赵声任之;秘书课,掌理一切文件之事,胡汉民任之;编辑课,掌草定规则之事,陈炯明任之;出纳课,掌理财政出纳之事,李海云任之;调查课,掌伺察敌情之事,罗炽扬任之;总务课,掌理其它一切杂务之事,洪承点任之。此外,尚有实行部,专事于暗杀及制造炸弹之事。更鉴于以往一机关被破,则连累其它,是以此次决定设立分机关近四十处,且规定各部之事,各不相闻问,以资慎重。至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事,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起事的日期,则定为三月十五日。计议既定,一方面派人分头购买军械,制造炸弹,所有武器,统限于起事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各机关,至输送军械弹药的任务,交由女同志负责。当时的女同志甚多,如卓觉华、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陈璧君、何少卿、胡佩元、宗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及同志杨光汉的嫂嫂吕氏等十余人,都以报国不让须眉,欣然应命;另一方面则遣派同志,联络江、浙、皖、湘、鄂诸省,约定响应。

  有话便长,无话即短。统筹部交付任务后,各同志进行得非常积极,到了三月初旬,已大部准备就绪,在日本及南洋各地购械的同志也有信到香港,谓军械已在起运中。统筹部以时机渐熟,并鉴于以往历次军队及民军发难,因没有同志作发难领导,所以时生困难。这一次便决定甄选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有身,而以必死的决心来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作为发难的先锋。此议一出,有血性的青年同志如林时爽、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罗仲霍、刘梅卿等争相响应,一时竟有八百人之多,这八百位志士,统称为“选锋”。

  选锋有了,统筹部便于三月十日召集重要干部数十人开会,当即由黄克强提出了起事的作战计划,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其计划大略是:黄克强率选锋一百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擒杀张鸣歧;赵声率选锋一百人,攻打水师行台,擒杀李准;莫纪彭与徐维扬率选锋一百人,占领督练分所;胡毅生与陈炯明率选锋一百人,防截旗满界,占领归德门与大北门两城楼;黄侠毅与梁逸率选锋一百人,攻破警署及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率选锋一百人,占领飞来庙,破小北门,接迎新军;李文甫率选锋五十人,攻占石马槽军械局;张六村率选锋五十人,占领龙王庙;洪承点率选锋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的炮营;罗仲霍率选锋五十人,破坏电信局。另加推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皆在其要地,预备临时放火,以扰其军心。革命军方面,以小东营五号,为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但等届期,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民军、海军及会党,一齐响应。

  这个作战大致上说,顾虑得很周详,与会的同志大都赞成。胡子谭人凤自开始就没开腔,这时却独对这作战计划表示异议。他说道:“这个计划我不赞成,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了。什么旗界、警察署、督练公所,这些地方也值得一攻?这几处根本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份在李准手上。我的意思是,不如集中选锋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至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黄克强一听,心中暗道;谭胡子真可恶,大家既已赞成,你又反对个什么劲儿?!于是把他引了出来,向他说道:“谭胡子!你懂个什么?军队作战在乎士气,而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伯先勇敢不勇敢,这个计划大家都赞成了,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好不好?”谭人凤道:“那不行!我不但反对这个作战计划,尤其反对你同赵声都要自领一路去进攻。要知道你们两人是正副总司令,你们也各领一路,使得全军没有了居中调度指挥之人,那怎么成?”二人正议论间,忽胡汉民持一纸电报向众焦急地道:“不好了,不好了!”黄、谭二人一听,也就不再争执了,随众问汉民:“什么事?”汉民道:“吴锐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克强心下暗道:“糟糕!”话还没出口,突见喻培伦从外面三步并作两步的冲了进来,或许他跑得太急了,或许他看到人多而有所顾虑,口中只在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心中却在嘀咕:“怎的今天这样多事?”克强急问培伦:“何事这样惊慌?”而培伦越急越喘,半晌才说出一番话来,经此一说,使得本已通过的作战计划,及已预定的发难日期,不得不有所更改,要知何事有此重大影响?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回  谘议局前烈士录 黄花岗上党人碑

  说香港的革命党统筹部,刚通过了选锋十路并起的作战计划,并决定于三月十五日发难的时候,喻培伦由广州送信来,说同志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但却错认满洲驻防将军孚琦为李准,而把孚琦打死了,目前广州城风声极紧。众人一听,虽对温生才的义侠感到敬佩,但事先他并未与党人商量过,因他这一行动,使得全部起事的计划,都得改变。温生才为什么有此举动?杀了孚琦岂非坏事,为什么会对起事的计划有影响?在此不得不加以补述:

  原来革命党屡次举事于广州,均为清吏所败,而清廷广州水师选督李准,尤为革命党的最大障碍,死于他手上的党人实在不少。因此,这一次计划起事,本拟先杀李准,那么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多。于是统筹部便在庚戌年十二月间,将杀李准的任务,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同志去执行。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完成,黄兴便催促他,说杀死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某阳奉阴违,到了二月中旬,又跑回统筹部要钱,说是自己害了病,要医治,黄兴骂道:“你已领去三百元,足可买三枝枪,负责杀李准,前后两个月了,而今李准尚在,你有何面目相见?”冯忆汉似乎很听话,唯唯说道:“我近日就赶返省城下手。”赵声过意不去,就又拿了一百元给他,同时吩咐道:“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冯应声“是”,返身走了,这一走就没了消息。

  且说当时有位华侨,名叫温生才,本是嘉应州丙村人,在南洋怡保做工时,听过国父一次演讲,对革命宗旨,醉心向往,因而加入了同盟会,愿为革命效死力。他恨李准杀害革命同志,于是在辛亥年元月中旬便秘密返国,住在广州朋友家中,想伺机杀死李准,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行动,并不曾和别人商量过;他更不知道统筹部也有暗杀李准的计划。如果他和同志们商量过,或者统筹部派他而不派冯忆汉,或许会事有可为。但天下事往往就这样阴差阳错。

  温生才在广州住了个把月,每天都徘徊在水师行台衙门附近,但始终未有下手的机会。等着,等着,这一天终于来了。

  三月初十,有冯如者在广州燕塘放飞机,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飞机表演,当然,满清的大小官吏都前往参观。温生才认为这是个机会,吃了早饭,便揣了手枪,到东门谘议局附近,找了个茶馆,沏了壶茶,边喝边等。外人以为他是悠闲晌午的茶客,殊不知他是位对清吏“恨火焚心”的刺客。等到时候,飞机表演完毕,参观的人也都纷纷散去了,忽有军队过来,喝叫回避让道。生才以为能有这般威风,一定是李准了。于是便冲出茶馆,掏出手枪,向着轿子狙击。那些清吏的卫队,都是些胆小怕死之徒,听到枪声,以为是革命党又来了,逃命要紧,便四散夺路奔窜。生才嘿嘿冷笑,再冲向轿子,又放三枪,轿夫也都吓跑了。生才掀开轿帘一看,大失所望,原来卧在轿中的死尸,是将军孚琦,不是水师提督李准。

  生才心想:那李准官大,可能是要孚琦在前开道?那么他一定就在后面。身随意动,踢了孚琦的尸体一脚,骂道:“该死鬼!坏了老子的事。”提了手枪,即向东校场奔去。走不多远,已被后来的卫队及巡警追上。原来那些卫队见枪声过后,革命党只出来了一个人,于是胆子壮了,同时又见将军被刺,不把凶手抓住,回衙也无法交差。于是才折转回头,约了十几位巡警,追上了生才,把生才拘捕。

  生才被捕,两广总督张鸣歧当即大集官员升堂审讯。张鸣歧问道:“你为什么要实行暗杀?”生才冷笑道:“我是明杀。”张鸣歧道:“为什么明杀?”生才用眼扫了下这群清吏,厉声道:“满清政府无道,以致时时引起外患,都是你们这班奴才所为,我现在杀一个孚琦,算得了什么?不过借这一次作为杀你们这批奴才的开端罢了。”李准忍不住,便叫衙役:“掌嘴!”继而问道:“你受何人主使?为什么要杀孚琦?”生才满嘴鲜血淋漓,狠狠地啐了李准一口,道:“算你命大,你该感谢孚琦,他替了你,其实我这样干,纯粹为了救国救民,并不是私人有什么怨仇,更没有人在后台主使。如果你们真要想知道是谁主使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们:那就是天理良心!”张鸣歧唯恐再问没趣,便传令收监,并传各署各部,严密搜查革命党人。

  温生才杀孚琦被捕,以及清吏严密搜捕党人的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广州城。在广州的同志认为事态严重,当即请喻培伦赶往香港统筹部报告。因他直觉的联想到,此事可能会影响到全盘起事计划,所以一进门就嚷嚷“不好了,不好了。”

  统筹部听完了喻培伦的报告,同时又因为日本与越南的一部份军火尚未运到,所以原定三月十五日发难的行动不得不改期。改在那一天呢?曾为革命党运动得手的广州新军,也被清吏知道了些风声,因此,清廷下令将广州新军二标提前到四月初旬退伍,这样一来,发难的日期,最多只能延缓到三月底。大家一商量,便决定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至于各路选锋,唯恐临时不及照顾,决定分批先期到广州集中。统筹部并请黄克强于三月廿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伯先与胡汉民随后就到。

  且说黄克强如期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这时各路选锋已来了三四百人,手枪已有一百五十枝,大刀有三百把,炸弹正由喻培伦日夜赶制中,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但是广州城的情势却又有了变化:原来两广总督张鸣歧又调来了巡防二营,驻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这对革命党员是极端的不利。很显然,有人将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胡毅生怀疑是陈镜波,说他曾看到陈镜波鬼鬼祟祟的进出于水师行台,而这几天却不见了陈的影子,黄克强也怀疑陈镜波是李准派来“卧底”的,但见不到人,抓不到证据,也无可奈何!眼前的局势该怎样应付?胡毅生与宋玉琳等劝黄克强再度改期。克强可真有点灰心了,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香港的同志勿来,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一面命令已到广州的人再陆续离开。至于已运到的刀枪炸弹,克强准备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受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羞愧之余,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事,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革命起事的障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克强一向处事是颇为果断的,而这两天,他却心乱如麻,甚而懒得思索,整天独自关在小东营五号机关部里睡大觉。本来和他同住的,还有林时爽。可是林时爽见克强已心灰意冷,而清吏对党人搜捕得更严,他怕有意外,所以每天一大早便出去打探消息,剩下克强一人,更显得寂寞。

  到了二十八日的中午,林时爽引了喻培伦来,培伦两眼通红,眼圈发乌,看样子是睡眠不足,他激动的向克强建议道:“我为制炸弹,已经三天三没合眼,未停手,如今已制成了五百多颗,足可用以奋斗一时,而副司令却变了计划。要知道还有很多同志留在广州没走,而巡警又在挨户搜查,大家都很危险,与其副司令你一人单独行动,倒不如召集大家来,在明天大干他一场!”克强道:“云纪啊(云纪是培伦的字)!如今局面不同了,不是你我逞血气之勇的时候,新军及巡防营方面不能响应,是万难成事的。”正计议间,姚雨平与陈炯明也来了。姚雨平向克强报告道:“副司令你知道不?张鸣岐又把顺德的三营调来了,现在已经到了天字码头,兴好这顺德三营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位是同志,我都同他们联络好了,他们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克强一听,精神为之一振,说道:“这真是天助革命党!这样吧!我们决计仍在明天大规模起事,我决定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明天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陈炯明闭目不语,半晌,才沉声问道:“副司令料此事成败如何?”克强断然道:“事已如此,还计较什么成败?请雨平、时爽速召请毅生、纪彭等同志来商谈。”

  不到盏茶时间,胡毅生、莫纪彭都到了。黄克强宣布了他的决定,起事的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正。但因情势改变,不能照原定作战计划进行,所以不得不将十路并起,改为四路并行。那便是由黄克强率一路,攻两广总署;由姚雨平统率一路,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进城;由陈炯明统率一路,攻占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位学生;另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住大南门。计议既定,克强即命同志分头进行,同时又拍电报给香港统筹部,电云:“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已经好转了,希望在香港的同志,大家统统都来。

  这一晚,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坦然。紧张的是时间迫促,赶着准备明天的事儿;坦然的是事已至此,只求置死地而后生,都纷纷向亲友同志,立绝笔书,期万一不成,则以死报革命。

  第二天,正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广州城被阴云笼罩着,老天爷哭丧着脸,像要下雨,却下不来。上午十点钟,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小东营黄兴的寓所,大家面色沉重,彼此低声议论着,原来在一大早,又出了事!有两处机关被巡警挨户搜查之时查破。一处是谢恩里的“革命军总粮台”;一处是二牌楼赵声预定的寓所。赵声虽不在,同志却被捉去了八九人。克强见事态严重,当即派人火速召集同志,并令女同志们,分别假扮红白喜事,将枪刀械弹运来。

  女同志们倒是热心而机警,在下午三点钟以前,都有惊无险的把武器运到了小东营。她们愿意和选锋队一齐去拼命。克强晓以利害,徒死无益,鼓励女士们应为日后事尽力,力劝她们从速出城,众女士才依依而去。

  克强打发走了女同志,便回房换了身雪青色的纺绸短衣,扎起了裤脚,神采奕奕,完全是“短打”装扮。刚入大厅,见朱执信提着白长衫的衣摆,踉跄从外进来,见了克强,即上气不接下气地道:“黄胡子,隔邻的机关又被巡警查破了,逮去了同志八个人,你看怎么办?”克强未应,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以祈求的眼光看着克强。克强心想:香港统筹部不知收到了电报没有?人员能否如期赶来?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它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先发制人,索性痛痛快快地干一干。于是,宣布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间十二点,提前到下午五点半。其时,朱执信本另有任务,而对于起事时间的一改再改颇不赞成,但事已如此,他也了解黄兴的苦衷。同时见同志们一个个奋发鼓舞,勇气百倍,也激起他的热血沸腾。于是,开言道:“起事时间不能随便变更,变更多了,便不能发生预期效力。况且选锋队已经遣散,留在城内的同志,不过百数十人,起事成功的希望实在很微。”克强不耐烦的斥道:“老朱!你别泄气!”执信道:“黄胡子!你别忙,我的话还没完。我晓得革命的事,决不能策其万全,大家既已公决,我也愿意服从,而且我也要参加!”众人见执信身穿长衫,拖着“猪尾巴”,都大笑,打趣道:“看你穿着长衫碍手碍脚,怎能冲锋陷阵?”执信莞尔笑道:“不难!不难!”立即取刀将长衫下半截割掉,撕成布条将裤脚捆裹。莫纪彭走来问执信:“老朱随那个队出发?”执信道:“我愿从黄胡子去拼命!”说罢,即走到喻培伦处,拿了两颗炸弹,揣入怀中。

  壁钟正敲四响,小东营黄兴的机关部里忙碌而紧张,只见黄兴坐在中央,指挥着莫纪彭、林时爽、喻培伦、徐维扬等人,向同志们分配枪枝、子弹、炸弹及大刀。

  这时,从门外慌慌张张进来了一位老先生,克强一看是谭人凤。谭人凤在香港,原负责长江一带的布置,此刻来广州,一定有事,但黄克强没时间问他。

  谭人凤进来,也不向别人招呼,对克强道:“请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同你谈。”克强用手一挥,说道:“没时间。”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见大家束装待发的样儿,也知道时间急迫,只得当大家的面,对克强报告道:“伯先特派我搭早船来,向你说明: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了,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搭客甚多,我们没法把票位都包下来,所以,大部份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早晨才能到。”黄克强听得不耐烦,顿脚道:“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好不好。”谭人凤也就不再开腔了,见喻培伦正在忙着分炸弹,乃向培伦道:“你一臂已废,也要去拼命?”原来喻培伦命汪兆铭等去炸摄政王时,因制炸弹不慎,伤了左臂,他最怕人家说他“四肢不全,”今见谭人凤相问,也没好气的答道:“老头儿!别看我四肢不全,总比你这入土半截的人有用得多!谭人凤虽已年近六十,须发斑白,然而雄心未灭,今被喻培伦一激,反而放弃了他受命来劝黄兴的初衷,竟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嚷着要加入。克强婉言劝道:“先生上了年岁,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参加。”人凤大怒,咆哮道:“你们大家都敢死,难道我谭人凤就怕死吗?”克强拗他不过,只得叫莫纪彭给了他两枝手枪。

  谭人凤拿到了枪,把一枝别在腰间,手里拿着一枝拨弄着,像是不懂得运用的方法。克强见状,怕有危险,急忙阻止道:“谭胡子不要胡闹。”话刚出口,忽听砰一声,声震屋檐,一颗子弹已从屋壁穿出,幸未伤人,也未见巡警来盘问。原来是谭人凤真的不内行,手指碰了板机。克强连忙将人凤手中及腰间的两枝手枪夺去,抱怨道:“谭胡子别再闹了,你先生上了年岁,还是休息吧!”人凤无奈,只有吹胡子瞪眼的份儿。

  谭人凤手枪走火,使得黄克强的心情更加急躁,他怕万一这一枪声被巡警听到了,赶来查问,又是麻烦,所以,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一百三十位选锋,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且说黄克强率领的革命党选锋,大家都是臂缠白布,脚穿黑树胶鞋,扎了裤脚,一律是短装打扮,有的拿手枪,有的提炸弹,有的背大刀,浩浩荡荡,威风凛凛。为首的是黄克强,带着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左手拿着螺角,以司吹号,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腰间揣了炸弹,紧随着克强前进。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好不壮观。

  途中,遇到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一枪一个,尽皆打死。革命军一鼓作气,冲抵总督衙门,见有卫队十余人守住。何克夫向他们喊道:“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的,你们也是中国人,请与我们合作,掉转头去,尽杀满虏。”卫队不悟。林时爽性急,即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再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入督署,直冲二门。二门有八九个卫兵,被革命军打散,但两庑及大堂的卫队,则凭栏倚柱还击,杜凤书、黄鹤鸣当场成仁。克强与执信即由大柱后还枪,各伤卫兵一人,其余的尽皆逃散。于是,克强便率同朱执信、林时爽、李文甫、严骥等人,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总督俯中空无一人,原来张鸣岐和其眷属仆从已早从后门溜走了。克强便想在督署举火号召,便找了些床板木料等物,放火后回到大堂,又遇见卫兵一排在大堂下用枪猛击,克强藏身在大堂柱旁,双手持手枪还击,执信、时爽、文甫等人也各取有利地形,对卫兵猛射,杀死了几个卫兵,余皆鼠窜。克强等冲出总督俯。到了门外,不见了喻培伦等人。克强继续率队前进,行至东辕门外,又与李准的卫队遭遇。林时爽曾听赵声说过,这个部队里有同志,便立即赶到前面,大声疾呼:“我们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合力,排除异族,恢复汉土……。”话未说完,突来一排冷弹,林时爽中脑,刘元栋中太阳穴,林尹民中胸,均壮烈成仁,黄克强则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

  克强见势不妙,便把所部分为三路:叫徐维扬率花县同志数十人出小北门,准备与新军接应;叫饶国梁、林觉民等人率同川、闽及南洋同志,进攻督练公所;自己率领了朱执信、方声洞、罗仲霍、何克夫、华金元、徐国泰、阮德三、郑坤、李子奎等十余人,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

  其它两路,已遵命分头行事。且说黄克强这十几人,由克强与声洞在前带路,他们走到双门底,与几百名巡防营的官兵相遇。这带队的哨官名叫温带雄,本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队中党人也很多,但他们都不认识黄克强等人。温带雄是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活捉李准,设立奇功,因此之故,他暂时叫部队不把白布缠在臂上,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谁知这一未佩“臂号”,却坏了大事。他带着这一营,走到双门底,遇到了十几个臂缠白布的革命党人,便用广东话喊道:“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惜的是,走在前头的方声洞听不懂广东话,又见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把温带雄打死了。朱执信等随即冲锋入阵,杀了巡防营十几个兵。巡防营的兵立即开枪还击,双方互射了一阵,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不幸阵亡、徐国泰受伤被俘。朱执信也受了伤,逃到附近一个学生家中,因他拖着猪尾巴──辫子,才得从容出险。其余的同志也都被冲散了,只剩下克强一人。克强且战且前,回顾所部,不见一人,于是便以肩撞破一家洋货店的门板,藏身里面,以门板掩护,出两枪左右射击,打死了七八个兵。巡防营此刻已群龙无首,也就各自散走,克强才乘机逃出了城。

  再说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追随黄兴攻打总督衙门之后,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他们一行四五十人走了不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成两路去迎敌,他自己领一路与水师行台的敌人交锋,打了一阵,维扬便率众由督府街、二牌楼,想绕到敌人的后边,想迂回侧击。不幸,敌人援兵已到,维扬攻不下水师行台,便折转向飞来庙,企图夺下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维扬行至三元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幸而遇到了三元宫的老道郑安,那老道人也是会党中人,他不认识维扬,却在十五年前见过“四大寇”,这老道人替维扬改扮成水火道人,维扬才得逃出城。另一部份花县同志,徐维扬交由徐满凌率领。徐满凌率部走到德宣街口,便和敌人遭遇了,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革命军又被冲散了,徐满凌便带了一位花县同志走进石街的机关部,遇到了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俩的姓名,彼此交谈了几句,才知道大队早已打过了督署衙门。继而,外面有惊天动地的炸弹声裂空而来,枪声亦如新年爆竹,不绝于耳,纪彭独自沉吟道:“我是追随大队杀敌呢?还是就近找喻培伦独当一面呢?”正踌躇间,忽听外面有号筒声,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又听得喻培伦大呼道:“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啊!”莫纪彭即招呼徐满凌二人走了出来,与喻宋二人会面。

  喻培伦是四川人,性情急躁,对广州市区的路径又不熟,他只听到枪声,见不到一个同志,而他已三天三夜未曾休息,左臂又不方便,见了莫纪彭就狂呼道:“你们老广对不起我们外乡人,枪弹都被你们拿走了,临阵又都畏惧逃避。”纪彭急道:“我正在找你,想从你去杀贼哩!喏,我还替你找了两个伴儿。”随将徐满凌等相介绍。这时,喻培伦并未立即答话,只见他身背一篓炸弹,右臂斜背着号筒,右手持手枪,满头尽是灰土,两眼发红,面色威猛,像是要吃人的样儿。一旁的宋玉琳,则一手持短枪,一手持号筒,立于街边,注视左右,沉默无语。莫纪彭上前对喻培伦以四川话打趣道:“你发个啥子脾气?!”培伦面色稍和缓,便把号筒解下交给纪彭,拉着纪彭的手,说道:“老莫,你的路熟,你我俩人领队前进吧!“他们一行四人,即相率前进,将出大石街,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莲塘街密射,莲塘街传来了阵阵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继而又听到瓦面上,有拔引线的声音。向观音山脚方面投掷;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面上的声音。培伦对纪彭道:“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即招二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部,搬出两条梯子,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四个人刚爬上屋顶,就有一排枪向四人处射来,培伦招呼大家伏在瓦上。莫纪彭探头一看,见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短衣的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投掷。莫纪彭对这位美男子,仿佛曾于黄克强左右见过,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姓。一会儿,那美男子以手招呼他们过去,他们四人便跳到美男子身旁,喻、莫二人掏出枪助战。那美男子道:“铳短无力,打不到敌人的阵地,你们把子弹留着,以后有用。”莫纪彭一看,那美男子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里还有半筐炸弹,纪彭乃向美男子问道:“老弟的面孔很熟,就是记不起名姓,我叫莫纪彭,他是喻培伦,那两位是花县同志,今天我们当同生共死,岂能不知姓氏?”那美男子答道:“我姓刘,叫梅卿。”接着向莫、喻等人说道:“这里用不着短铳,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运些炸弹来。”培伦道:“我这里还有十几颗。”当即解下背负的炸弹。刘梅卿道:“不够,不够。”莫等四人认为有理,便欲再回机关拿炸弹。可是原来搬来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莫等刚欲起身,又有一排枪弹射来,弹落屋瓦上,一片屋瓦成了碎块。莫等只好再俯身下来,向这间房子底的老百姓要梯子,纪彭对那位居民说道:“老兄,我们是为光复汉族,才拼死命实行革命的。请借张梯子用一用,我们想下去。”檐下的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便以枪逼着他,那人才拿出梯子。

  莫等四人缘梯而下,所下处正是人家的后园。他们打开了后门,山上的排枪如急风骤雨而来,一弹中了喻培伦已废了的左臂手指,又一弹掠耳而过,莫等急避至门外墙根,定目张望,原来这里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的行动,被山上的敌兵看得清清楚楚,发枪比对屋瓦上更密更烈。纪彭心想;完了,敢不成此地就是归宿?!便和培伦等人,一面挨着墙根走,一面高呼:“老熊!我们在这里哟!”他在叫熊克武。熊克武在大石街机关部,他尽管叫,却没有人答应。于是,他又大叫:“快搬炸弹来!快搬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他。 所好,过没多久,天色已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排枪声已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归于沉寂。原来刘梅卿的炸弹也摔完了,他也爬了下来。

  他们汇合在一起,手携着手,身挨门墙,潜行转回大石街。见街上有三三两两同志,围着烛光而聚。宋玉琳默然屹立于墙隅。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涔涔直流。莫纪彭关心地问道:“你中弹了吗?“但懋辛手指着喻培伦说道:“老喻用刀砍我的手!”纪彭问培伦:“这是怎么回事?”培伦不答。熊克武把莫纪彭拉过一旁,低声解释道:“是这样的,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暗将喻培伦已装好的炸弹推了十几颗到井里去。老喻恨他,怀疑他有二心,因此就吹了他一刀。”

  这时,喻培伦正在同几位川省同志攀谈。莫纪彭点了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正可结为一个小队。于是大家公推喻培伦为领队。喻培伦对莫纪彭道:“老莫!此间莲塘街陈炯明的分机关里,一定还有很多同志没出来,不妨去请他们来参加。”过了一会儿,莫纪彭回来了,说是到了莲塘街分机关,除了看见两位女同志外,并没有看到其它人。培伦道:“没人就算啦!”这时候,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筐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面。此外,仅有手枪四五枝,驳壳枪三枝。莫纪彭问道:“目前我们应作何打算?”宋玉琳这时也开了口,奇怪道:“为什么别处也没枪声了?”喻培伦也道:“姚雨平专任新军部份,怎么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呢?”莫纪彭道:“新军的人我也很多熟识的。我们爬出城墙,直向燕塘去向新军求援好不好?”大家听了,极为赞成。喻培伦即高声呼道:“我们这一队即向东门进发!”转对莫纪彭道:“老莫!请你也向老广们说明。”于是莫纪彭就把喻培伦的话转述给花县同志听。大家乃次第而行。

  他们走过了大石街口,进入了华宁里,这里有一个小警察区,他们刚到区首,即被警察发觉,警察即开枪猛射,莫纪彭掩身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半个多小时,枪声渐止。莫纪彭探头后望,街上不见半个人影,他不敢再过警区,乃转身北向,想绕过这警区前街去追寻喻培伦等人,但他心慌脚乱,竟然走到了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惊觉自己是走错了路。无奈,只好暂时匿于城中。

  再说喻培伦等人,在和莫纪彭失散以后,因为路径不熟,左冲右突,始终走不出东门。大家且战且走,糊里糊涂地走到了大北门,遇到的清兵有四百多人,这队清兵是由李准的得力干部吴宗禹所指挥。喻培伦见敌人太多,只得率众闯入“元盛米店”,用米包代沙包,与来攻的清兵作殊死战。一直打了一天一夜,打死了清兵一百多人,而革命军也只剩下八、九个人了。清兵对革命军喊话,说再不投降,他们就要烧街。喻培伦为了同志,便叫大家突围,由他作掩护。八个人突围,当场死了五个,有三个人穿越屋顶而脱险。培伦见大家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米店里只有他一人,而外面的清兵仍层层包围着,他可急了,他知道此刻再无生望,便拉开炸弹引线,拼命往敌人阵地跑,轰然一声,培伦和十几个清兵,静躺在地上,血流满地,结束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事败之后,清吏对于革命党,可谓恨之入骨,对于烈士的尸首,要暴骨扬秽于东门之臭岗。那臭岗本是刑场。时有党人潘达微同志,以烈士死战,铮铮侠骨与犯人同葬,理不能平,心奚能安?于是,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磋商,才将寻获的红花岗作为烈士们的葬身之处,但因认为“红花”不若“黄花”优美,且“红花岗”三字实不足以显出诸位烈士的悲壮志节,逐将地名改为“黄花岗”。事后还发布了一项新闻,用了“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标题,真是令人望风景仰,触目与悲,而黄花岗之名,终与民国历史一起而永垂不朽。

  再说黄花岗一役失败后,脱险的各同志已先后逃离广州。黄克强也幸为女同志徐宗汉为之裹伤、变装,并护送他于四月初二到了香港,见到赵声,二个抱头痛哭。伯先竟以尤愤过甚而病,于四月十九日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二岁,诸同志深为悼惜,誓雪国恨友仇。

  黄克强经此打击,更是痛心疾首,他知道这次起事的失败,主要在没有后援,但是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这三路人马为什么毫无动作?克强认为,如果姚、陈、胡的三路大军和他一齐动作的话,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如今,伯先也气死了,克强痛心多数青年同志的损失及海外侨胞民款之虚掷

  ,遂决亲至广州实行暗杀一二满清大员,以振作全国之民气。胡汉民劝阻他,他不听,汉民便电报国父,说“克强决心行险”。国父马上电嘱克强:“不可轻生偾事,致碍大局”。时国父正在美洲筹款,克强接电,乃要求国父请先汇款二万元,谋在广州设立暗杀机关,始允不亲自出马。国父如数照汇。克强得款,便想复在广州策动大举,正找同志计划间,忽一人闯了进来,大叫道:“黄胡子从前我的意见你不听,这回你的想法,我非反对到底不可!”克强一看来人,心想计划要糟。要知反对者是谁?革命的进展又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