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　专栏

序篇：卓越的审美意识──道

　　学者们对于老子的研究已成习俗──由形而上而至形而下。常常是将“道”的体系尽情描述阐发，然后及于政治哲学和人生论，最后是评价。这样做有两个理由。其一、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道经》就自然在前了。现在流行的是王弼本与河上公本，以及唐代的傅奕本，皆按此形而上的《道经》在前的顺序。其二、这样的顺序研究起来方便，先把道的体系透彻论述再及于其它。中国的道家就吸收其形而上而扬弃其形而下的理论；秦代实行法家统治失败以后，法家的信誉扫地，而法家的术道来自老子的政治哲学，因此，在表面上《德经》受到的重视就更少了。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两种本，则将《德经》排在前，《道经》排在后，这排列与《韩非子?解老篇》的顺序相同。无论如何，帛书是现在所知道的最早抄本，而且《韩非子》早于《史记》，这就对我们传统的，先由形而上再至于形而下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疑问。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对超感性的“理式”的“凝神观照”，把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分开来；亚里斯多德的一套理性演绎模式把理性的知识体系推到更重要的境地。所以西方哲学家最长于对本体论、认识论的体系作抽象的演绎。近代中国哲学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而建立，无论实用主义的胡适，实证主义的冯友兰，还是从1950年代开始统治中国的俄国式的经院哲学，都是远离人生的价值取向而进行抽象的思辨，为其过份强调形而上而忽视、或者轻视人生哲学开了方便之门。包括海外的某些学者也是如此。

　　但是中国的古代哲学（钱穆不用外来辞汇“哲学”，而用“学术思想”，姑且用之）深深地根置于人生思想，以人们的价值取向为根本，而后才有形而上的体系，老子哲学照样不例外。《庄子?天下篇》这样概括关尹、老聃之学：“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这是说无（按，即道）是精微的，有是粗浅的，积蓄是因为不知足，故“清廉虚淡，绝待独立而精神”（取自成玄英疏），这完全是一种心灵境界，一种对虚无恬淡生活的执着追求。紧接的是对该学派基本宗旨的归纳：“建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于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刘省斋在《庄子广解》中翻译道：“于是创立教派，以虚无静寂为宗旨，以悟通太极的纯一为主要，以柔和谦虚为行在外面的权智，以空虚没有成见不损碍万物为存在内里的德。”这讲的是为了保身养性而贵柔去巧的人生态度，一切形而上的“道”的体系都包含在其中。庄子与现在讲老子的人不同的是，并不以本体论、认识论作为道家哲学的开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六家之要旨”，关于道家的提纲絜领的三句话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意思是使人的精神合乎自然之道，从而满足万物的需要。这就把形而上的自然之道来依附人的主体，之后才谈及方法，即“其为术也”以下。司马迁的理解和庄子一样，以人的精神追求做为老子哲学的中心。

　　不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论述道家的体系，只是侧重在君主的求存之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有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班固认为道家仅仅是对存亡兴衰的历史的总结，人君从中知道了“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术道。

　　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在隋唐最为流行，此皆以《道经》为始，故《隋书?经籍志》一反汉代之说，重视形而上学，而且以《易》解老，“一阴一阳之谓道”。《隋书》在编写时，参考书应当多来自魏晋，玄学所表现的思辨水平很可能影响到编写者们。

　　以《德经》为开篇的《老子》为原来《道德经》的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

正文：

　　在宗教淡薄的中国，类知识份子离不开庄子。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压迫下，总要寻找出路，寻找安慰自己的方法。而每天日出日落依旧，就只有在精神领域里面寻找超越，获取自由。最普遍的，就是寄精神于山林，在虚无缥缈的云里雾里寄托安静的人生，这是中国文人画的特色；或是像陶渊明一样想像出桃花源，在一个不知道朝代变化的环境中怡然自乐；或者像李白一样遨游天下，狂放歌唱，饮酒作乐。在这些文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庄子的影子。

　　甚至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企图意识自己存在的追求之中，也有庄子的灵魂，已经有不少人对比作过研究。

　　本文试图从庄子的时代，和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及庄子创造性的人生追求上，探讨庄子的道。庄子的道虽然继承了老子道的超经验和语言，但是更贴近人生。

　　现代文明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充足的物质享受，但是也带来了新的人生和环境的危机，物质生活并不能代替更高的精神超越追求。所以人们仍然需要庄子。

一、顺事溟情的养生之道

　　《史记》说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即与孟子也同时了。孟子说那时代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争，杀人盈城。”（孟子：《离娄》）而且争地争城之战数百年不断。庄子所在的宋国，《史记》采《春秋公羊》之说：“宋之乱自宣公庆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并且齐、魏、楚灭宋而三分其地之时，庄子很可能还活着。庄子的生卒年学术界难以确定，但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是确定的。庄子可能目睹了亡国的惨景。因为如果没有世道的剧变，他难以有如此沉痛的描写：“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望。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道，日中穴邳”（《庚桑楚》）他甚至预言“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也”。这是何等惨烈的呼号！由于起码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危机感流露在他的多数篇章。

　　不仅如此，就是能够活下去，社会、自然和人求名利所带来的痛苦也是很多的。《齐物论》说：“一受其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磨，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悲乎？”这段所说的人生的痛苦是怵目惊心的，翻译如下：“人一旦成为人，就不可避免地直到死亡，一辈子就像在刀刃上磨来磨去，就好像骑在马背上疾驰停不下来，不也令人悲伤吗？终身疲役而不见成功，身心都困苦而不知所归，难道不可悲吗？”在《逍遥游》的结尾部份，他描述了野猫的一生是，平时总蹲下暗伏，等侯来往的鸡和鼠，时而东西跳梁，不避高下，说不定还会中机关，死于网罟，这是对艰难人生的比喻，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人在社会生活中就像在鸟笼中一样，“十步一啄，百步饮”。所以《秋水》中的神龟，宁肯“生而曳尾涂中”，而不愿“死为留骨为贵”，虽然其生也艰难，与物相刃相靡（磨）。庄子笔下的社会和人生，震撼了读者。

　　艰难的时世和忧患频繁的人生，并没有把庄子推向神明求救，而是从《老子》中得到启示，并且进而思索、创造。他的《人间世》，提出了在暴虐的统治下求生存之法。该篇中举出一个匠人，在齐国看见一颗大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但是此匠人不屑一顾，匆匆过去。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大树的弟子感到奇怪，匠人回答道，这树木不能做舟、棺木、器皿、房的梁柱，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这种因为“不材”而长寿的赞美还见于《逍遥游》、《山木》等篇章，但《山木》篇多一层意思：当主人款待客人欲杀雁，可雁有能鸣和不能鸣者，主人命杀不能鸣者。故弟子问庄子：“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以何处？”这是对老子的处弱和庄子自己的不材处世哲学的否定。《山木》虽为外篇，实则是内篇《人间世》“处浊世避患害之术”（王先谦语）的发展。庄子在弟子诘问面前，说有两种方法：一是“处材与不材之间”，但此法仍“未免乎累”；最根本的办法，是“乘道德而浮游”，“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的“材”与“不材”的办法，实际是仍然可能会有祸，只好在精神领域自得其乐。多么可怕的时代！所以在《大宗师》里面有最为贴切的陈述，由被动避祸变成主动求乐。

　　老子、庄子在生死这样的大问题上，的确流露出命运压迫下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老子一方面是以贵柔图存，另外是以无为之法去介入政治生活，甚至提出了用兵的原则，还描述了“小国寡民，有十伯之器而不用”的理想的古朴社会。

　　庄子虽然有着由贵柔处弱而来的不材思想，在《养生主》中主张“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但是他提出了更高的摆脱绝对力量压迫的境界：“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两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相忘而化其道。”这里一方面是对于社会的厌倦和失望，进而走入了他的齐是非的相对主义。

　　《大宗师》中描写几个能够看透生死的方外之士相结交为友，其中子舆生病了，病得伛偻弯腰，背脊发露，血管向上，脸面和肚脐并排，肩高过头……，但却能够作到“其心闲而无事”，因为他明白“物不胜天久矣”，明白阴阳变化与造物的自然，所以能够作到“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境界。

　　另外一则关于方外之士的寓言是，一个叫子桑户的死了，仍然活着的两位却临尸而歌。庄子托孔子之口说这些人是不合于世俗而等同于天，进一步编造出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指出摆脱一切压迫人的根本之法，就是忘记仁义、忘记礼乐，最后达到“墯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即道）的“坐忘之法”。

　　庄子在生死这一类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力量面前，是以“不材”的生活方式来保全自己，进而又溟却苦难病痛的艰难而贵生。但是这远远不够，于是庄子追求在精神上天人合一，与道合一，从而达到逍遥物外而游无穷的最高境界。

二、齐万物与道合一

　　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之下，庄子喊出了“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因此就有人以为庄子是一个简单的命定论者，仅仅如是而已。

　　其实，庄子的“不材”只是顺势，只是他的追求个人自由的第一步，还没有达到老子贵柔处弱的原则。更高的一步是以道观物，与道（天命）合一，让人本身成为绝对，然后才享受绝对的自由。

　　这包括三个问题，一是绝对的道的性质和得道之法；二是得道后以道观物，即齐万物；三是至人、真人的无所待境界和遨游无穷。以下分别叙述之。

　　《老子》开篇就讲过道是超越语言、经验的，只要用言语表达了，就不是道的本质。这个道是恍惚渺溟的，是不可见、不可名、不可搏的，这出自老子的道的性质。庄子说：“夫道，有为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鬼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这里的道，虽然存在，超出了经验感觉；从时间上说，在比太极、天地都要先；从本体上说，连鬼神、天地都是它所生；从空间上讲，存于六合之下。郭象注释这一段关于道的无所不在的妙言：“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无为高，在深无为深，在久无为久，在老无为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在《齐物论》中的论述也同样精彩：“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总的说，道的存在是绝对的：“道无终始，物有终始”（《秋水》）；道“无所不在”，“与物无际”（《知北游》）。

　　而人呢？无可比拟的渺小：“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多少？计中国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秋水》）如此微不足道的人类，采取“安时而处顺”的被动生活，似乎是最恰当的了，但是庄子远不满足。而是寻求与绝对的道合一，一旦如此，就成为了真人、神人、至人、天人，那就非同小可了。

　　《大宗师》中把真人夸得无以复加：在品格方面不夸功，不求名；在生理方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甚至酒后不做梦，醒来不知道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直通脚后跟；在心境方面，不知道欢喜生存，不知道厌恶死亡，把生死来去当做平常事，甚至心中没有思虑；在日常生活中，则把好人、坏人都齐一对待……，这就是《天下篇》所谓的“独与精神往来，而不敖于万物，不谴是非”的境界的写照。

　　如何得道呢？这就包含了长久以来被屈解的认识论。《大宗师》描写了得道的过程，前提是要有圣人之才：“三日而后能外天下（成玄英疏‘既虚寂，万境皆空’）；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成玄英疏‘天下万境疏远，所以易忘；资身之物亲近，所以难遗。守经七日，然后遗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后能外生（郭象注：‘都遗也’）；已外生矣，然后能朝彻（成玄英疏：‘死生一观，物我兼忘，豁然如朝阳初启’）朝彻，后能见独（王先谦注：‘见一而已’）；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郭象注：‘夫系生故有死，恶死故有生，是以无系无恶，然后能无死无生。’宣颖注：‘生死一也，至此，则道在我也’）。

　　《大宗师》的这一段认识道的方法有如下特点：首先，这与老子不出户，不窥牖，不行而知，不见而明的方法完全一脉相承。是在屋子里面忘却天下、万物、古今、生死，是靠直觉暝想的结果，这正是老子致虚守静，涤除玄览的直觉主义的继续；道与万物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感觉、经验、语言、理想，都是认识万物的工具。但是庄子对于认识万物的这些方法是轻视的，《秋水》篇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粗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不能察也，不期精粗也。”不仅如此，这还会构成对道的妨碍。前面所引用《大宗师》中对于道的必须花九天的认识过程，正是老子“墯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的认识原则。再者，道家哲学非常卓越地提出，在天下万物之外，有一个不能用语言、理性来表达的道的体系，《知北游》中用两个人（一个名叫知，另外一个名叫无为谓）的对话生动表述了这一概念，知问道：“何思何谓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连续发问了三次，无为谓都不回答。庄子为此评论：“非不答，不知答也。”成玄英疏：“非无为谓惜情不答，直是理无分别，故不知所以答也。”对于这个语言以外的体系，该篇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这些最了不起的都从来不言、不议、不说，因为道是超越于经验和语言的，表述出来了就不是事物的本质。这和西方的知识体系所仰赖的逻辑理性，和归纳必须的经验完全不同。郭象注释此点：“此孔子所以云‘予欲无言。’”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子思、孟子一派，也被称为心学派，其内省知天的公式是向内寻求精神超越之道，与道家的认识方法相通。这依靠直觉，而不是经验和逻辑理性，影响到了魏晋玄学、佛教禅宗，影响到理学、特别是陆王一派，构成中国文化哲学的一大特色；在当今，西方存在主义等现代人文主义哲学潮流试图接近内省之途；物理学自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出现以后，牛顿时代对经验和逻辑的完全依赖已经过时，直觉在现代物理学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使得中国古代的智慧重新受到重视，而这直觉主义的系统源头就是老子、庄子。

三、以道观物而逍遥

　　老子虽然重视形而上的超越，但是并没有完全忽视人事，他用政治上的无为和搞阴谋的术道来应付压迫人的环境。庄子不同，他建构了一套理论来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以便遨游于无穷。

　　这套理论主要说明己不知己，己不知人，己不知物，所以齐是非，齐万物，齐物我，最重要的是齐生死。

　　关于齐生死：《齐物论》的开头有一著名的故事，即庄子自己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当蝴蝶高兴地飞舞时，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庄周自己；但是庄周醒来以后，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庄周。他提出一个巧妙而聪慧的问题：“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他认为人生悲欢不定，同梦境难以区别。当人在梦中时，并不知道是梦，并且人生更如梦中作梦，甚至人死了才如一场大梦觉醒。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以为自己是清醒的。

　　关于己不知人：庄子编了一个非常有名而深刻的故事，庄子与惠子在濠水的桥梁之上观鱼，庄子说：鱼儿从容游来游去，好快乐啊。可是惠在说道：你不是鱼儿，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庄子聪明地回答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却说道：“我非子，固不知子之乐；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当代存在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知的，因此人的心灵是非常孤独的，与庄子的哲学非常接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兰西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个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的智慧。这是庄子对于人生哲学的非常深刻的思考。

　　关于己不知物：从物讲，作为认识的对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着，所以难以知道，《大宗师》：“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秋水》：“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时空俱变。没有终始关系可循。作为主体，一则如《秋水》所言，太渺小了；二则是人所依靠的感觉不可信，《天道》：“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同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大乘佛教在论述“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方面，就把视觉、触觉分开，以对人感觉外物的真实性加以怀疑。庄子则对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了极其高卓的智慧。不过印度精神的任何解脱都在来世，在超脱六道轮回，庄子的精神自由在现实。西方在牛顿力学出现以后，对于人的认识外物从能力过份盲目自信，到了康德才提出对感觉的怀疑，这盲目性存在于唯物主义之中，与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格格不入。

　　由于人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庄子就进一步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他认为所有的是非都是人编出来的，所有的物与物的差别都不能够成立：“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日至矣。”《齐物论》的这一段话是说，所有的是非，是在之前就有一是非标准来加以判断，就像今日出发去遥远的吴越，昨天就到达了一样的荒唐。当时百家并立，以儒墨显学对立为最，庄子对这些是非加以全面的否定：“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老子早就对当时的文明加以否定，说“大道废，有仁义”，庄子继续其余绪，对于儒墨的主张贬低为“小成”和“荣华”，是互相发明。所以庄子在《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他的否定不止于儒、墨的主张，还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可言，他说地上的小草和巨大的梁柱之间没有分别，丑的女人和美女没有分别，此就是彼，彼就是此，所有差别是人为所致。

　　齐生死问题，这是庄子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关键。

　　王夫之《庄子解?大宗师》说：“凡立言者，皆立宗以师……夫人之所知，形名象数，是非彼此，吉凶得失，至于死而极。悦生恶死之情忘，则无可不忘，无可不通，而其大莫圉。”王夫之指出把生死都看穿忘记了，就无所不忘，无所不通了。他在解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时，对于世俗之人加以批判：“凡夫狂驰之心，捐道助天，惘于生所自始，而徼求不可知之终，皆说生恶死之心引之岐路也。”他在解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长，天也”时说：“旦与暮，天与人，相为对待，非独立无耦之真也。不生，不死，无对者也，无对，则卓然独立而无耦矣。”只有超越生死，才能够从种种二元对立，从种种法则、规律，即“存在”中“卓然独立”出来，才有真正的精神绝对自由。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真君者，无君也，我即命也，我即君也。”齐生死，就作到了我就是道，我就是天，我就是绝对。

　　所以在《至乐》篇中用三个寓言故事来表现庄子超然独立的思想：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竟然“鼓盆而歌”；庄子虚构两个人到皇帝曾经休息过的地方观玩，其中一人忽然左肘上长出了一个瘤子，此人竟然能够作到处之泰然；骷髅告诉梦中的庄子，为自己是骷髅而得意：“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正因为死后能够过超过帝王的快乐生活，所以对于庄子要骷髅返回人间与父母妻子团聚反而紧锁眉头。《养生主》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是：老子死了，他的友人秦失去吊丧，哭了几声就出来了，并且对那些吊丧客痛哭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被世俗之情感约束而违反天理的。凡是违反天理，就像是在受刑法一样，即“遁天之刑”；他把顺应自然，超越生死当做是一种解放，就像从倒悬状态被解救一样。《大宗师》篇所谓的三日忘天下，七日忘物，九日忘我，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入于不生不死”，这就是得道，就可以逍遥而游于方外了。

　　什么是“逍遥”？郭庆藩引用支道林语：“夫逍遥，明至人之心也。”这是得庄子之精义。《逍遥游》中的鲲鹏，都有所待；能够御风而行的列子也同样。成玄英疏解道：“乘风轻举，虽免步行，非风不进，犹有须待。自宰官以下及宋荣、御寇，历举智德优劣不同，既未洞忘，咸归有待。”而无所待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与物溟”，“玄同彼我”的心境。

　　《齐物论》一开始就描写了得道者的外部状态：“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形……如槁木”；内心则是：“心……如死灰”，“吾丧我”。关键是内心，成玄英疏解道：“凝神遐思，仰天而叹，妙语自然，离形去智，答焉坠体，身心俱遣，物我皆忘。”其中最重要的是“凝神遐思”、“物我皆忘”。

　　外篇大都是发挥内篇的宗旨，《天地》篇就此说道：“有志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之入于天。”所谓“入于天”，就是忘记物、天、己，就是得道。《在宥》篇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这里强调的是排除感官对外界知觉的昏昏然状态。

　　总起来，要到达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的境界只有两个字，一是“忘”，忘天下，忘外物，忘生死，忘己；二是“无”，无视，无闻，无知。这就是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的系统化。这不是庄子为遁世而编造的一种浪漫主义的境界，而是通过一种直觉领悟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认识道──实际上是摆脱种种干扰，恢复一颗与外界没有对立的心。

　　《齐物论》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关于“道枢”，郭庆藩注释道：“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曾有对于天下也。枢，要也。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以应付无方也。”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即通过前面所说的种种“忘”的手段，使感官不接受外界环境的干扰，最终达到没有彼此对立的“枢要”境界。所谓的外界，是感官通过语言、文字、经验、理性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而人心之先，已经不自觉地设定下时空、因果等法则，来作为形成知识体系的条件。心要真正地独立，只有抛弃这些，只有真正地独立了，才能够认识道。这样，心才可能居于无穷变化的宇宙的核心，而作真正地逍遥游了。庄子的智慧何等地高妙！

　　中国文化和西方的巨大差别中有一条是，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对外部知识感兴趣，想像世界由水或者数构成，并且亚里斯多德就开始形成理性逻辑的认识体系，这体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以另外的形式继续着，加之后来的归纳法和对经验的重视，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中国，从老子、庄子的道，子思、孟子的向内寻求知天超越之途，到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到禅宗的悟禅，以及理学陆王学派的心学，完全是一脉相传的心学传统。日本的禅学大师玲木大拙就指出过，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方法，是一条挣脱桎梏的工具。朱熹曾经说过《庚桑楚》全篇都是禅，不无道理。当然，禅宗与庄子是大不同的，庄子乐观的人生态度，逍遥狂放的求乐精神，都是任何佛教的教派所没有的；但是禅宗的一套开悟的训练方法，也是庄子所没有的；其它佛教教派的印度精神，如讲究因缘、轮回、涅盘，就更是庄子所没有的。

　　庄子指出的是一条人生的求乐之路。只要认识了道，精神就达到了更高的超越。既不是现实面前的退弱，也不是人格的扭曲，而是摆脱现实压迫的人的精神的升华，充满着积极人生的进取。《在宥》篇说：“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人皆以为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乎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穷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无常，当我，缗乎！远我，泯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这是对宇宙的颂歌，对道的颂歌，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颂歌。如果有悲剧心理的话，就是对于“百昌”（欣欣向荣的万物）生于土而返于土的痛切怜悯。生死已经合一，无去无来，就“独存”了。

　　庄子将老子冷漠的道赋予那样多的热情和欢乐，并且最终与之合一，使得现实中的艰难的人生变得超然和自由，这体现着庄子卓然的智慧。

　　对于后世的影响不可能没有消极的东西，没有消极的东西不存在。当然，现实需要儒家的入世，需要积极关注社会生活和进取的人生态度，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辉煌都与儒家最为密切，儒家的仁政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深远的意义，这是儒家的长处和特点，因而，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当然的。但是，儒家需要道家的补充，所谓的儒道互补是也。单凭庄子给世世代代苦难的知识份子带来了多少希望与光明这一点，庄子就是不朽的。更何况庄子的影响已经越过了国界，越过了人生论的樊篱，而影响到了陷于理性困境中的西方社会。

　　庄子思想是中国，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