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中国的知识分子

三、惊魂岁月及人生之难

惊魂岁月

　　数千年的“旧中国”，都曾给她的读书人留下过最后一条人生之路，那就是“归隐”之途。虽然在归隐者中，有所谓要“曲线做官”者，那些要走“终南捷迳”的便是；但也不乏像陶渊明那样，当真只想做五柳先生、一心只想“采菊东篱下”的的清流。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不得不“归去来者”：他们或为守志，或为守贫，或为避祸，或为弃世，或为穷愁潦倒，或为读书明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不论他们有着何种何样的原因，偌大的中国，还是给了他们那一条可以归隐的去处，甚至给了他们一个安然、甚至是怡然的“野趣乡间”或“城中幽境”，以为他们或读书明志、或相妻教子、或抚琴自怡、或耕读自养、或皓首穷经，或苟全性命，留下了一个个起码的社会条件。

　　高仲膺也是一个从“旧社会和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他之所以敢对许多人垂涎的大学校长的位置不肖一顾，甚至敢在共产党的军代表面前拂袖而去，就因为在他的心底，已然横着一颗“归隐之心”。

　　然而，在共产党的世界里，是不存在可以、并且敢于归隐的知识分子的。因为，所有从“旧中国和旧社会”被“解放”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从此要接受没有尽头的强迫改造。因为，从此之后，中国虽大，却已是“率土之滨，莫非党土”；“普天之下，莫非党奴”了！换言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吃的是共产党的饭”了，所以才会“无处可归”，也“无人敢归”。

　　那一夜，当高仲膺领着家小直从安庆下芜湖之时，似乎归隐之心已决。他凭着自己在芜湖十年办学的经历，和在安徽教育界的声望，而想在不大的芜湖城里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确乎是垂手可得。然而，正值时难年荒，薪水竟只有他过去的十分之一。他因半生靠教书吃饭，为人豪爽，好接济穷人、特别是家乡来的穷乡亲。加上他的妻子因出身名门望族，从来不知“银钱的贵重”，不论是银圆还是钞票，在她的手掌心里，无非是接了进来，便又送了出去，所以，他们这一户恰逢“改朝换代”的家庭，陡然之间，便像是从天上落到了地上。特别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升起了那一轮“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之后，三岁的小儿子因出麻疹，而感染成了肺炎；妻子因正值更年期，竟是“万病齐发”，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唯一的女儿因留在安庆读卫校，食宿沿旧制虽为公费，却也因巴望着家里能够给她寄两块钱零用钱，而望眼欲穿；唯有那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做父亲的虽然管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他还敢不敢再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便要跟着另一个什么党上街去“反饥饿、要民主”，更不知道那三菜一汤和白面馒头如今还有没有得吃了，但是，足以令他欣慰的却是，不过二十来岁的他，却利用寒暑假翻译了几本小册子，其中有两本名谓《佛朗哥西班牙和美帝扩张计划》及《英国无产阶级贫穷化》的书，还很走时出名。因此，他不仅饱了自己的肚皮，而且少年得意，甚至还能给“屋漏偏遭连夜雨”的家中，寄来了几笔令父母感慨不已的救命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住在芜湖城内罗家闸那一座破烂院落里面的“民国异彩”，竟然就面对着那个小小的天井，一个人枯坐在那一片矮矮的屋檐下，看着头上那一小块昏暗的天空，脸上虽很平静，脸色却很憔悴。直到天已经黑下来了，天井四面的几户邻居都已经点蜡烛的点蜡烛，点洋油灯的点洋油灯时，门外或然传来了几声急切的敲门声。

　　高仲膺原来凝神静思的表情，不觉一变，转脸便望着天井前头那黑洞洞的过道，和那两扇被磨掉油漆、早已露出了朽木的大门，直到那敲门声又更急切了一些时，他才压制着心中的不安，也没有招呼别人，便自己站起来，穿过天井和过道，开了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原来，竟然是一个壮年的军人站在门前。

　　高仲膺自然不认识他，更不敢高攀。他还不习惯叫同志，只是怔怔地看着他脱下军帽，露出一头黑发，和一付方面大耳，直至来人突然惊喜地叫了他一声“校长”时，他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竟也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对方有些面善。

　　“请问先生，你是──”他客气地问道，而且问得十分地小心。

　　然而，军人此刻已经猛然用两只手握住了他的双臂，又高声地叫了一声“校长”，然后才说：“我就是周光春，校长，你真地不记得我了？”

　　转瞬之间，高仲膺不仅恍然大悟，而且百感交集：“你，就是，周光春？”

　　他当然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救过的那个年轻共产党。

　　“校长”，周光春还在这样一口一声地叫着，又说：“我从早到晚，几乎挨家挨户地整整找了一天，总算把校长给找到了！”听得出来，他委实是寻师心诚。

　　这个晚上，大约是高仲膺举家迁居芜湖后最开心的一个晚上。他虽然境遇极其窘迫，却还是拿出了两块钱，叫二儿子到附近的鸿运楼菜馆叫了一桌子的菜来，算是盛宴相与了。吃饭之间，他知道了周光春一逃就是十八年的“革命”历史，知道他因听了自己这个校长的话，坚持在上海读了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做他的地下党，后来又去了延安，上了抗大，虽未去过抗日前线，却到敌后太行山共产党的根据地练了多年的兵。直到日本投降，他才随部队打出山来，参加了“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之后，他已经升到了师政委。然后转业济南，做了山东省的财政厅长。但他只做了几个月，便被调到北京，去做李先念的副手──国务院财政办公室副主任。他的学生对他说，“自己要是没有听校长的话，坚持读完了大学的话，怕就不会升得这样地快了”。

　　周光春的“光荣革命经历”，自然叫当年的校长激动而又高兴。共产党人身上从“旧中国、旧社会”那里残留下来的那一点点人情味，确实使这一对师生因久别重逢而欢喜异常。

　　也不知是校长眼下的窘况，还是学生此番专程寻师，就是为的要报答曾搭救过他的先生，饭后，周光春终于对他的校长说道：“校长，你要是愿意随我去北京，我会为校长作很好的安排。要是一定不愿意离开安徽，那就随我去皖北，去合肥，到那里，我会招呼几个老战友，为你另作安置。在皖南，我几乎没有什么上级和部下……”

　　他的话说得真心实意，甚至满怀企盼。

　　但是，高仲膺一听这话，不觉满脸一愣。然后，他垂下眼皮，笑了笑，才安祥地说：“你的心思我明白。”他顿了一下，又说：“你革命十几年，以至才有今日，也是我这个校长的光荣。但是，我老了，教书糊口，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必为我操心……”

　　校长话犹未完，昔日的学生便急切地打断了他：“可是，校长，”他虽然是诚心诚意地急着想把话再说得明白一些，但是，校长的表情和手势，还是叫他欲言又止了。

　　高仲膺看看他，虽然心存感激，但还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我当年救你，也不是为了今天。如今国家在你们的手上了，只要你们能够把国家的事情做好了，就算我这个校长当年没有白救你……”

　　就在周光春满脸失望的脸上，不觉又闪烁着另一番敬重和敬佩的神情时，已经没有了话说的高仲膺，却突然脸一抬，眼一亮，然后只叫周光春稍坐一刻，便转身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就又转出身来，手里面捧着的，便是那一本已经为他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二十二年的“中共湖北省党部花名册”……

　　当周光春终于明白了校长对他们共产党的这一份深重情怀时，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大官捧着花名册的手，竟觉得那“小折子”也太沉重了些。虽然他看得出来，校长的脸上，已然是一片如释重负的表情。

　　…………

　　显而易见的是，高仲膺的“归隐之志”，害了他；而高仲膺志在归隐的念头，只在周光春走了不到半年，就已经灰飞烟灭。

　　因为，三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抛下病中的妻子，和两个还不谙世事的儿子，在军管会的“通知”下，到“华东革命军政大学”美其名为“学习深造”、实际上是去“改造思想”去了。再半年之后，当他自己卷着铺盖回到芜湖时，“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早已开场。他那个年青时曾做过驻比利时公使秘书、在抗战前曾做过无为县长、甚至为乡民赠送过“高青天”匾额的远房叔叔，不仅被公开枪毙，而且只因芜湖城中三百家商号，“错把新朝当旧朝”，竟然联名为他具保，结果，可怜这三百商人，不是同时被杀，就是跪地陪斩，然后判刑劳改，全部家破人亡……虽然，他那个远房叔叔，不仅在抗战前做无为县长时，曾救过张凯帆等无数共产党大官，而且在“解放军”渡江时，还为共产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这对高仲膺不啻是晴天霹雳，使他突然明白了“这共产党绝不是那国民党”，心里也从来没有过的地有了胆颤心惊的感觉。特别是安徽省第六监狱，就在他搬家后的那条马路对面，那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成卡车拉出去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一群群一大清早就会盘旋在监狱上空的乌鸦，特别是它们那摧人肝肺的凄厉叫声，更是叫他惊魂难定……中国历史上每遇改朝换代，新皇帝不都是要“大赦天下”的吗？毛泽东刚刚开国登基，怎么就大杀起天下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反革命”尚未杀绝，农村里就又大杀起地主和富农来了。如果说他从报纸上看到被杀地主的数目，已经叫他心惊不已，而当他突然从家乡人的嘴巴里知道，他那个靠他接济，才攒了几个小钱，买了几亩地的哥哥，居然在“伟大的杀地主运动”中，“自杀未遂”，而在家乡小镇上被游街斗争。领头斗争他的，竟然就是自己那个嫁给了“贫下中农”的姐姐！

　　他立即要到巢县去，却被他的妻子死死地拖住了。但是，他的妻子却拖不住共产党要叫他丈夫参加“思想改造”的运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三反五反的运动，统购统销的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虽然有许多运动，与他这个穷教书的毫不相干，但是，他还是必须每天都去学习，谈思想，表立场。他那所私立中学，此刻早已被并为共产党领导的公立中学了。学校里讲话算话的，自然已经是党支部书记和团委书记们了。而每一次，当他终于人瘦毛长地被解放回来，惊魂甫定之时，他那一生都不曾惧怕过什么的眼睛，竟也会变得痴呆起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他的长兄高伯纯终于被逼“自杀身亡”之后。

　　虽然，他清醒过来时，依然会对妻子说：“这些运动，我不是都过来了吗？我一生办的都是教育，我不会有事的。”

　　他在给妻子饮安慰剂，也在给自己打强心针。因为，他明白，要不是周光春在跟他分手后，曾托省里的领导给那个姓郑的市委书记写过一封信，他怕是走不过这许多关隘的了。他听人说过，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作过中学校长的人，就等同于一个反动县长。因为，如同他这样的人，被杀的，被抓的，被送到青海劳改的，被自己用绳子勒死的，他已经能够报出一大串的名字来……

　　然而，他的内心始终还是冷静的。而冷静之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反思着。特别是当年的武汉街头，那些戴着高帽游街的资本家，那些挂着牌子被斗争的地主，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高喊着要“打倒蒋介石”的妓女们，还有那些神气活现、动不动就要抓人游行、甚至动手打人的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拿着枪的会员，居然时不时地便会在他的脑海里面飘过……当他在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时，共产党一定要他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更要他揭批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一生未说过假话的他，只好将别人的交待掐头去尾地抄写在自己思想改造的汇报上。因为，硬要他说“国民党不抗战，那不是天大的冤枉”！他心里想。他那向来耿直的性情，有一天，终于使他感到，他的腰，怕也要永远地直不起来了……有时，他也会在思想极度痛苦之时，不知不觉地便会悲凉地想到这样一句话：“我的两个小儿子还太小了些，要不……”

　　他那天真的“归隐之梦”，终于被无情地破灭了。

风雪大荆山

　　一九五八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新张的鸠江饭店那一间漂亮餐厅里，高仲膺大儿子热闹的婚宴上，唯独少了他们的一家之主高仲膺。原因便是高仲膺不便参加大儿子的婚礼，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写“交代材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的深夜，尽管高仲膺的“交代材料”已经送上去了无数份，高仲膺还是在这天夜间，与安徽省的一万八千余名知识分子一道，被共产党逮捕归案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的上午，当他的二儿子赶到看守所给他的父亲送衣服被子时，父亲竟然平静地对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都不用害怕。”

　　当然，他不知道，他这个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二儿子，从此以后，便不得不用天天写思想汇报和拼命拉板车炼钢铁，来证明他是怎样与自己父亲来划清界限的了；他当然更不知道，他那个还刚刚十岁的小儿子，从此就和其它与他有着共同命运的小同学们一起，开始被同学们、甚至是老师们公开地指斥为“小右派和小反革命”了。自那以后，他的小儿子的背后，就常常会被人写上“小右派”三个大字，而招摇过市。他的小儿子为此哭过没有，哭过多少，自然没有人知道。但那时，他的小儿子幸亏还没有读过小说“红字”，否则，他的“反动思想”，也许会来得更早一些……

　　然而，高仲膺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于一九五八年被共产党逮捕，一九五九年的春节，他竟因一纸油印的、并且是千篇一律的“判决书”，而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五年。祠后，便被押送到了远离芜湖城二十余里的大荆山劳动改造去了。

　　于是，他那个在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做走红讲师的大儿子，居然就被“解除了党籍”，并且应“自己的要求”，被发配到安徽省芜湖造船厂子弟小学，做起光荣的人民小学教师来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九岁，已经出版过许多著作，就要成名成家。倘若他的老子不当反革命，他理应前程似锦。然而，彼时，他也只能怀着一肚子的哀怨，满心的苦痛，一做便做了二十年的“厂办小学教师”。人间的风霜刀剑，实在给了他太多不堪回首的经历……高仲膺唯一的女儿，一位共产党员女医生，因离自己反革命的家庭太远了些，嫁的又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工程师，从此以后，她虽然时时小心改造，时时小心汇报，却又不得不与哥哥一起，“暗渡陈仓”地给家中寄生活费，瞻养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不得不向党交代时，还要冠冕堂皇地在交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上，写道：“我们这样做，也是想给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减轻负担……”多年以后，那两个成了材、成了器、也成了名的弟弟，对哥哥、姐姐、姐夫的感戴之心，自然不必说。因为他们两人的许多同学，只因爸爸当了右派，做了反革命，竟大都成了“无业游民”，从此竟只能挣扎在、并被蹂躏在社会的最底层了。然而，他们就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都永远是共产党专政和摧残的对像。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不但对那些在满山遍野间砸着石头的知识分子劳改犯来说，实在是太冷酷了些，一个冬天，几乎风雪不断。更可怕的，却是饥饿。正在接受劳改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为让他们吃山芋干、黑面馒头，填不饱肚子，是共产党对他们的惩罚。等到转眼便已是六零年的春天，大荆山的风雪已经日渐其弱的时候，他们竟然连山芋干和黑面馒头也吃不上了。每天由劳改犯们成立的收尸队，要收多少尸，要埋多少尸，还有就是他们自己会在哪一批被埋掉，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每当夜晚，当他们把饿死的同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们，拖出去浅浅地挖一个坑就埋掉时，他们常常因铁丝网外面那几只野狗饿得发红的眼睛，会感到恐惧，却又顿时会“恶向胆边生”──这些从前只要听到耗子叫也会吓得大喊大叫的知识分子，此刻早已瞪着通红的眼睛，巴不得冲出铁丝网，去与那几条反正就要饿死的野狗决一死战，然后大饱肚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在那铁丝网的外面，老百姓们岂止已经在与猪狗争食，而且饿红了眼睛的贫下中农，早已连死人的肉，也敢“大快朵颐”了。

　　曾被共产党封为“民族异彩”的高仲膺君，却依然在大荆山的风雪里，一锤又一锤地敲击着他手中的岩石，还有他已经近似于麻木的心房。虽然，他那颗着的心，究竟还会想些什么，别人当然不知道；那颗心究竟还有几分是活的，别人自然也不清楚。因为他似乎早已成了一个哑巴。但别人知道的，就是他那三个儿子，特别是每一回“接见”都一准会来的小儿子，每一次来，都会把整篮子的食物交给他。然后，他便将这些食物，分送一些给同寝室的“劳改犯们”，余下的，他便压在枕头地下，每天夜里，当他饿得实在不能入睡时，就吃那末一点点。他当然知道，这是家里省下来送给他的。光从小儿子瘦得发青的脸上，他已经大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不会知道的是，每个月用副食品票买下来的那一点饼干、香蕉酥什么的，一家人连指头都不会碰它们一下，而是全部送给他们的“反革命丈夫和反革命爸爸”了……为此，小儿子还要不断地向学校、向班主任写检讨，承认自己与反革命的父亲“划不清界限”……

　　一九六零年的十二月底，也已经饿得差不多的“民国异彩”，突然被一个“政府”召到了“劳改场”的办公室，被宣布“保外就医”，命令他立刻回家。高仲膺那一双饿红的眼睛，此刻竟还敢在那一副贴着脏胶布的黄框眼镜后面，笔直地盯着“政府”，许久才闷闷地问道：“为什么抓我，又要放我？”

　　“政府”看着这个劳改犯，就像吃了一大惊似的，良久，才轻轻地对这个不识抬举的犯人吼出了一句话：“这不是放你，只是放你回家继续接受监督改造，是上面的决定。反正，抓你，放你，都对。”

　　高仲膺干裂的嘴唇，似乎还在努力地掀动着，却终于突然闭紧了。

　　高仲膺拎着一捆小小的行李，顶着一九六零年的风雪，走出了大荆山劳改场，他甚至连回头再看一眼也没有，便上了一条小船。青弋江的水，那时候，还清得能够照见人。高仲膺坐在小船的船首，顶着风雪，看着江中自己的倒影，那一顶发黄的蓝泥解放帽，这一身发灰发白的旧中山装棉袄棉裤，还有他那一双向来软和、如今已是血痕道道的手，然后，他才抬起脸来，看着飘飞着雪花的乌沉沉天空，便在船浆的欸乃声中，任思绪亲情，将他带回到了不堪回首、又不敢前瞻的命运之中……

　　从此，在芜湖市环城西路人行道边，每天清早，不论寒暑，行人都会看见一个戴着旧黄框眼镜的老知识分子，在那里认真地清扫着人行道和街面。因为，按照共产党的专政制度，离开了劳改场的高仲膺，仍然必须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继续用强迫劳动来改造自己。只是这个普通的劳改犯，有许多个清晨，当他走出大门准备扫街时，在环城西路八十四号的大门门坎上，都曾发现包着两块钱、五块钱、甚至是十块或二十块钱的旧信封。那里面，虽然从未有人留下过姓名，却都写着高校长、或高先生收的字样。有一回，那里面还写着这样的话：“高先生，某年某月，我曾借过你十块钱……”；还有一次，那粗糙的信纸上，竟写的是“民国二十三年，在高农，校长曾送给我二十元钱……”

　　每逢这时，他都会将他们装在口袋里，然后，便去向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汇报，要是委员同意了，他才敢收下。然后，当他将领导已经批准他收下的钱交给他的老妻时，老妻的脸上，常会滚出一颗偌大的泪珠。可他的脸上，却总是没有表情，就好像无动于衷。只是他那只交钱的手，每一次都像是有些颤抖，有时甚至抖索得很利害，以致老妻竟会抹着眼角抬起脸来看他，以为他要说什么话。然而，他却是什么话也不曾说过。

京华梦里难为客

　　当高仲膺被“保外就医”回家时，才听老妻说，大儿子已经从南开大学回来做了一个厂办小学的教师。其时，他几乎是颓然地跌坐在饭桌边的那一把旧木椅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久，社会上忽然刮出了一阵“平反”风，说上面要为许多屈打的右派平反，高仲膺沉思良久，才决心写申诉。为了儿女们的前程，他不得不这样做。

　　然而，他的申诉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也抄了、寄了一份又一份，但都是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大儿子的那一句暗示，才像是陡然惊醒了他似的，他心里立即翻滚起那许多的名字来了。当然，第一个便是周光春。他让儿子把他的信寄给了北京国务院财政办公室，竟是音讯全无。多年之后，他才知道，周光春已经被他亲爱的党中央发配到外地“改造思想”去了。第二个便是他的同乡、同学祖三权──就是中共中央的统计局局长，自己毕竟曾将他从树上放了下来，救过他一命。然而，祖三权连亲哥哥正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都不管，怎么还会管他？第三个他才想到了郭述申。他因偶然在报纸上发现郭述申就是现今的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更因儿子们的一再鼓励，他才下决心写了一封信给他，而且老老实实地诉说了自己被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痛苦经历。郭述申的回信倒是及时地寄来了。然而，这位曾叫他思念了数十年的武大同学，他那封回信，只能叫高仲膺读后便木然地靠在那张旧椅子上，却让信纸在他的指间久久地抖颤着──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这位后来做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大人物，只在信中要他“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今后不必再给他去信了……

　　儿女们虽关心自己的前程，却同样关心着父亲的冤情。在大儿子、大女儿和女婿的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打听到了正做着“共和国”建筑工业部陶瓷工业局局长的丁善新叔叔。儿女们于是再一次地哀求他们的父亲，要他把最后的期望寄托在丁叔叔的身上──“爸，他可是你将他送去延安的。”这一句话最终地打动了他。但他还是有当无地写了一封信给丁善新，那以后的许多日子，他甚至害怕邮递员敲门送信的叫声。

　　然而，一个月后，丁善新的回信终于被他的“二哥”捧到了颤抖不已的双手上。他身后儿女们的眼睛，就更是比他们的老子还要快地盯住了那信上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

　　高仲膺没有过地流下了眼泪。丁善新不但依然称呼他二哥，而且要他拿着自己的信，向当地的“人民政府”请假，立即去北京，甚至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已经在邮路上了……

　　丁善新的信，在这个家里，就像是宝贝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然后又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信封里面。当公安局、派出所和环城西路居民委员会都给他盖了准假赴北京探亲的大红章之后，那一声火车的长啸，直把高家全家人的心都叫出了希望，叫出了一片光明……

　　丁善新亲自在北京站接到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在他位于王府一隅的那一大套房子里，细心地安顿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和他的二哥一连谈了几个夜晚，又独自伏案写了几个夜晚，才把两封不同的申诉信亲自递到了“有关方面”……

　　丁善新甚至不避嫌疑地陪伴着他的“五类分子”二哥游故宫，逛长城，虽然他那个也是延安出来的妻子，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这样做，也太不小心了些。

　　高仲膺甚至坐着陶瓷工业局局长的小汽车，去北大访了一次“旧”。然而，那六十位曾赠他“民国异彩”锦旗的名教授们，除了几位已经作古的以外，居然一半以上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也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如今也是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几位幸存的老教授，而今只敢“闭门改造”，不敢“开门接客”，诚然是“访旧半为鬼，同是劳改身”了。

　　他的心不觉惨然泪下。那一夜，他睡在王府大院里，反过来倒过去地想，直到天蒙蒙亮时，他的心里竟突然地想出了一些极危险的话来：

　　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曾无端地残害过全中国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吗？没有。

　　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曾搞过这许多任谁都整、都打、都抓、都残害的政治运动吗？没有。

　　国民党哪里敢像共产党这样啊……

　　他睡在共产党的王府大院里，竟然敢如此地比较着共产党和他的死敌国民党，自己不觉一惊。这一惊，更使他睡意全无了。他不觉又想到了丁善新妻子近日来的脸色。

　　他决心要告辞了。虽然他多么地舍不得他的二弟。至于平反的希望，还是回家去等吧。

　　他告别了二弟，实际便是与他的二弟永诀了。至于丁善新后来为他遭的罪，他只能凭着自己的那一份痛苦的想象，来懊悔是自己害了他。

芜湖城中小台湾

　　高仲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从北京回到家里没有多久，就迎来了派出所、居委会在84号小院里为他召开的批斗会。

　　在环城西路84号的哪一个小天井里，除掉那一口没有井圈的水井以外，全坐满了人。派出所的曹外勤，居委会主任沙老太，还有就是这户小院子里面的一户户老少房客，自然还有他的老妻和小儿子，全都出了场。唯有他高仲膺，被居委会治保委员朴大姐指定站在井沿边。

　　沙老太劈头盖脸地就要叫他交代，到北京是怎么搞翻案的？逼他把要翻共产党案的反动思想兜个底朝天，也让革命群众见识见识，阶级斗争还有没有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刚刚发布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该有多么地伟大和英明！

　　沙老太话说完时，还举起了她那个白净净的小拳头，大喊了一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朴委员便学着她，带大家也喊了一声口号，批斗会便算是正式地开始了。

　　然而，等到高仲膺如实地交代过了他的北京之行之后，沙老太非但不满意，竟逼着小院里的一户户人家揭发高仲膺的反动言论。谁想，被点名的发言人，居然个个都说：“高仲膺虽然是五类分子，倒是个好人，改造也认真，从未说过反动话……”

　　派出所曹外勤的脸上已有了挂不住的样子。

　　沙老太白净的脸上已然是红一块白一块的了。这个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从妓院里解放出来的居委会主任，终于跳起一双大脚，左手插腰，右手挨个儿地指着那一个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不革命群众”，恶狠狠地大声苛斥道：“叫我看，你们84号就是小台湾，简直就是包庇到家了！”

　　她横了一眼陆奶奶，眼一翻，就骂道：“你的女儿逃到台湾去了不是？”

　　陆奶奶低着头，低低地答了一声“是”。

　　沙老太一转眼又盯上了甘先生，薄嘴唇一趔，便骂道：“你那老子也是一个改造不好的老东西！”

　　区税务所的收税员只敢低着头，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等到沙老太再一眼盯着那位在中医院专瞧痔疮的潘医生时，她那柳眉倒树的凶相，才突然地和平了下来，因为她的痔疮一发，靠的就是这个书呆子。她这才咽了一口吐沫，只对潘医生他娘，那个口口声声讲高先生是好人的上海老太婆，丢了一个横眼……

　　这一场在小台湾对五类分子高仲膺的批斗会，虽然有些开不下去，但批斗会的结果，便是高仲膺从此每天早上要多扫一条马路，向派出所和居委会写思想汇报，也从半个月一次升到了一个星期一次。

高仲膺似乎是在无望之中怀着对他的二弟丁善新的希望，苦熬着他在共产党的“狱外专政”和“群众专政”下的劳改岁月，直到那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地被“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发动起来，他的命运又被剧然改变为止。

四、小镇上的葬礼

我愿还乡

　　高仲膺非但望穿京华，也没有等到他的平反通知，而且，连他的二弟丁局长也已经音讯全无了。

　　然而，高仲膺却等来了那一场“史无前例”。

　　在革命的名义下复辟了专制制度，已经实行了十七年史无前例之残暴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又听任它的领袖毛泽东复辟了无需加冕的“帝制”。将被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的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专制统治的极端，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的二百余位皇帝，均自叹弗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高仲膺的小儿子，这个随全班同学爬火车串连到北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杆五星红旗下面，看到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这个站在吉普车上的人，宛如一尊泥菩萨似的“四个伟大”，他那一张无情的面孔，在他早熟的心灵里面，非但引不起一丝一毫的激动，甚至唯有紧张、胆怯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某种厌恶感觉。然而，那一刻，广场上却正在为这一尊菩萨发狂。虽然，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同学，竟敢在此刻对他附耳小声说道：“我要有抢，今天我就……”他不觉猛地扭过脸来，惊惶失措地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大概也是发自“反动阶级”的本性吧……他们对这个空前绝后的专制魔王的感情，实在是不能与那些“红根红苗”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相比的。虽然事后几十年他都对自己的这个中学女同窗深怀敬重，犹如敬重历史上那个敢于刺杀列宁的俄国女人。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一日，高仲膺的小儿子，还有他那个胆大包天的女同学，以及将近三十位所谓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学，便在本班几个“红根红苗”的“驱逐令”下，灰溜溜地滚到了北京车站。

　　然而，火车站广场上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阴阳头”，那一片露着张张苦脸的“地富反坏右”们，还有他们那些尚不懂人事的“狗崽子”，使高仲膺小儿子的心里，就像突然压上了一大块磐石。他很快便听说，他们是在被首都的红卫兵抄家后，押来这里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去的。

　　当他和同班的“狗崽子”们刚刚走进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竟陡然听见了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看见了一道急速飞舞的鞭影，和这鞭影所闪耀出来的血光──那个挨了红卫兵一皮鞭的老太太，顿时满脸飞血地倒身在地，永远也不会再站起来了。然后，便是响彻了候车大厅的“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嘹亮“革命”歌声……

　　南去的火车上，那位老太太像是撕破了喉管的凄厉叫声，就像是渗进了高仲膺小儿子心灵深处似的，使他不时都要感到难以忍受的刺激……他在几乎令人窒息的火车厕所里面，半个屁股压在那小小的洗脸池上，几乎整整十八个小时，才在蚌埠下了车，然后换了另一列火车，最后再挤船过了长江，垂头搭脑地回到了芜湖城。

　　那是九月二日的下午一点钟。高仲膺的小儿子，因自己在北京所见的世面，所目睹的鲜血，所闻到的血腥，使他一到家，就关紧了房门，将他的“见闻”告诉给了他的父母。他甚至对父母说，他庆幸自己被赶出了北京，能够早一点到家。因为，他们班上的红卫兵，肯定马上就要回来，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对他们这种人家大开杀戒了……

　　他看见了母亲满脸的紧张和惶恐，却在父亲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惶失措的样子。他父亲的脸直到死，都永远是那样地平静，平静得连一道皱纹都没有。

　　他急了，终于突口而出地问了父亲一句：“爸，你对我说过，你从前对家乡人很好，常接济他们，是真的吗？”他最后的话里，像是有了不够信任的意思。

　　他的父亲这才猛地抬起脸来，定定地看着他的小儿子，说：“我愿还乡。我自信，家乡人不会恶待我和你母亲。”

　　小儿子憋在胸膛里面的那一口气，就像是顿时舒展了开来。他看着父亲依然显得平静的面孔上，那一丝丝不易觉察的痛苦表情，说：“那我马上就去派出所给你们迁户口，迁完户口我就送你们过江上火车──回老家，一点也不能耽搁了……”十九岁的小儿子第一次表现出了清晰、果断、而又敢于担当的性格。他在自己人生的中，第一次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确实是做对了。

　　下午三点钟，他已经帮父母迁好了户口──“地富反坏右”主动回乡接受改造，派出所一点也没有刁难他们。

　　下午五点钟，84号，这个“小台湾”的所有住户，在得到消息后，居然家家都送来了一包包糕点，还有一个个用红纸包着的几块钱。在那个世道人心就要坏绝、犹未坏绝的时代之初，在民间，和在社会底层，尚有人情可言，怎能不令现今的人感慨不已。

　　“可怜，高爹爹、高奶奶是好人”的话，竟然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他们的嘴上和心头，直到老夫妻俩带着那个只有三岁的小外孙，离开了他们在落难岁月里已经住了整整八年的“小台湾”，好心的邻家们，还在你对我、我对你的唠叨着，有的还在擦着眼角上的泪水。

　　拥挤的轮船与火车，孤落落的乡间小火车站，黑漆漆的小镇街道……当巢县烔炀河镇的这个夜晚，终于迎来了于“难中落难”的这一家子时，高仲膺那个孤守在家中的老嫂子，这个被儿子划清了界限的老地主婆，便将她的小叔子一家安顿在那空荡荡的破屋里，准备等天亮之后，再请人来将前屋打扫干净，让他的弟弟和弟媳妇住。

　　炀河依旧流在高家祖宅的前面，只是这祖宅已经太破败了些，只能遮挡些许的风雨了。

　　小儿子安顿好了父母，返身便又上了火车，过了江，在大雨中赶回了84号，那已经是夜间三点钟了。未想，他只轻轻地拍了两次大门，他那两个留在家中的小外甥女，居然就哭着一下扑到了他的怀中，告诉他说：“小舅，我们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红卫兵砸断了。”

　　他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样快。好险哪！

　　这个夜晚，直到黎明，他都没有瞌眼。他只是将两个外甥女一边一个地搂在怀中，坐在地板上，看着小屋被抄家后的那一片狼籍和凄凉景状，他的心里不觉又想起了那位女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上悄悄对他说过的话，他好佩服她。

　　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绝不参加这一场“绝人性、灭人伦”的文化大革命。

　　虽然十九岁的他，此时还不够明白，这一场要大革“人命和文化命”的大革命，不过是十七年来共产党“灭人性、绝天理”的疯狂继续和极端发展而已。

　　然而，从十岁那年起，他心灵深处就已经开始闪忽着的，那一点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反动思想”，似乎就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便突然地清晰和坚定起来了。此后，他虽然在毛泽东那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水火棍”下，胆颤心惊地一路走了过来，然而，他却又是在他们那一拨又一拨的“水火棍”下，走上了对于共产党及其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进行彻底反叛的不归之路……

再救共产党

　　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小儿子送回了老家的这一对老夫妻，在女儿从东北赶回来接走了他们的三个外甥之后，这一双老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只因高仲膺在做“民国异彩”时，非但没有对不起过他的贫下中农乡亲们，而且曾给过他们许多的接济与帮助，所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家乡虽然也被叫得震天价响，甚至家家都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供一个“宝书台”的伟大发明，就发源在这个小小的巢县烔炀河镇，但是，高仲膺在乡亲们的眼睛里，却是一个“好阶级敌人”。大约，那些正在掌权的革委会头头们，都在家里受了他们父母的糊涂阶级观念的影响，在高仲膺人已还乡，并且他的反革命档案也很快还乡之后，他们也只将高仲膺例行公事似的找去训了一顿话，然后，还是叫他扫地──每天清晨，只需将烔炀镇东头那条青石板的小街打扫干净，就算是他的改造有了表现……彼时，甚至不时地便有一些乡亲来探望他们，还总是要带些高仲膺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家乡名产──烘糕、麻饼、和特制的大玉带糕──那可是明朝皇帝钦点的贡品。在这个小镇上，“人情人性”和“阶级斗争”似乎仍在暗中苦苦地较量着和对抗着……

　　那个时候，高仲膺的大儿子已经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剃花头、游街和批判斗争；他的大女儿在东方的莫斯科，也天天都在写检查交代，深挖狠掘自己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的思想根源。但他们还是将生活费偷偷地寄给他们的小弟弟，再由他带回老家。他们那个大学毕业就欣逢文化大革命的二弟，此刻，还在以大学生的身份，混迹在省城大学的造反团里“躲避风雨”；他们那个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参加这场残酷革命的小弟弟，此刻，在送走了父母之后，已经飘零在同学的屋檐底下，偷偷地苦读着那些被红卫兵造反派抄来又扔掉的“封资修”反动文化遗产。虽然老夫妻俩心里悬着儿女们的命运，但日子却平静得就像要流干的炀河水一般。只因高仲膺排行老二，回乡不久，便被调皮的后生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哑巴二爷”。因为高仲膺回乡之后，几乎已经成了真正的“哑巴”。

　　然而，这个哑巴二爷，却在中央专案组派人来到烔炀河镇的那一天，不但说了话，而且拍了桌子，差点便吼了起来。以至中央来的人，竟觉得这个乡下的阶级敌人，气焰也太嚣张了些。

　　中央专案组来的那两个人，在乡镇革委会头头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找到了高仲膺。当然不需要什么客气话，开门见山地就要高仲膺交代周光春在一九三一年叛党的历史。

　　坐在破方桌边上的高仲膺，他那一双眼睛，此刻却在那付旧黄框眼镜后面睁得老大。他看着中央来的专案组，像是不明白他们要他谈什么。而等到“专案组”已经很不耐烦地又对他问了一遍之后，他便定定地瞧着那两位“专案组”，嘴唇哆嗦了一刻，才突然说道：“周光春他们没有叛变，没有做叛徒，是我放走的他们，这不会错……”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硬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个“专案组”不觉拍案而起，涨红着脸，指着这个阶级敌人，大声呵斥道：“周光春自己已经交代叛变了革命，你还想为他辩护？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

　　哑巴二爷突然抬起脸来看着他，竟也猛地将手掌心拍到了方桌面上，颤抖着身子站起来对着那位“专案组”说：“他自己承认叛变了革命，不是他不老实，就是被你们逼打成招！我说他没有，就是没有。我是他的校长，是我亲自救的他们……”

　　从北京来的中央专案组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连刘少奇在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是个丝毫不敢反抗的角色，这个乡下的阶级敌人，居然……，

　　镇上的革命委员会头头看着中央专案组那满脸上的怒火，又气又恨又奈何不得的样子，忙站起身来，对高仲膺发狠似地喝斥道：“高仲膺，你是忘记了自己如今的身份了！怎么敢跟中央来的同志这么讲话？”

　　高仲膺看看他，慢慢地坐回到了椅子上，双眼向前凝视了一刻，然后便突然将眼睛闭上了。此后，任他们拍桌子，还是打板凳，他便死也不再开口，干脆又做起他的哑巴二爷来了。

　　……

　　高仲膺又救了一回共产党，虽然共产党直到他死都在蹂躏着他。

　　多年之后，当周光春──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老干部又一次东山再起时，只要他一想起他的校长，他便会喟然一声长叹，心中更会涌现出无数个“对不起”来。也不知是为他那个恶党，还是为他自己。在那个被毛家后宫大乱朝纲的岁月里，漫漫中国又能够找出几个像他的校长那样有骨头的知识分子来啊！然而，二救周光春的高仲膺，当时，却不得不为他遭受了一次“全镇人民批斗反革命分子高仲膺”的命运，虽然对镇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来说，也就是要做一场戏来给中央专案组的人看……但对高仲膺来说，这却是他十年返乡唯一一次被大规模地“当众凌辱”。虽然他从来没有怪罪过那些要“斗争”他的镇上“父母官”们，还有，就是那些不得不参加批斗他大会的老少乡亲们……

高仲膺之死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夕，在家乡熬过了几乎整整十年文革的高仲膺，就像是突然心血来潮似的，天天写信给他的四个儿女们，要他们一定要回到老家过年。孝顺的儿女们，也愿意承担着与父亲划不清界限的罪名，都在春节之前赶回了老家烔炀河。

　　这是高仲膺自打成右派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旧历年。因为他那些还不谙世事的孙子、孙女、外孙男女们几乎全随着父母回来了。特别是十年不敢回乡探望父母的大儿子、大女儿，一回家，就关上房门下跪在自己的一双老父、老母面前。这在高仲膺和他的老妻，又该是何等的安慰。

　　那几天，哑巴二爷仿佛将十八年的辛酸苦恨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享受着他的天伦之乐，却在年初四一早，当他将儿女们一起招到膝前时，他那嘴巴突然间虽开合了几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临了才吃力地、并且是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对得起，共，共产党，共产党对，对，对不起，我……”

　　说完，他又最后地盯着他的儿女们看了一眼，便突然地歪倒在地上。

　　八天之后，高仲膺便在他的故乡溘然长逝了。

　　他的死讯，霎时间便传遍了小镇和乡下。平常就跟他划不清界限的乡下人，突然间，竟流水似地来到了他那两间破烂的草房前面，他们依然要按照乡俗，向死人磕头──人死为大，管他是不是阶级敌人！而当一口油得发亮的棺材，突然被七、八个年轻人抬进草屋时，高仲膺的老妻和后人才知道，那竟是现今烔炀镇革委会主任的八旬老母，逼着他的儿子叫人抬来的。那老母对自己的儿子倒有三条理由：一是高二爷是一个好人，二是高二爷是烔炀的第一个大学生，三是高二爷对家乡人有恩……

　　绝不敢铺张扬励的高家子孙们，虽只想低调地办完父亲的丧事，但出殡的那一天早晨，当高仲膺的棺材刚刚抬出草屋，走过稻场，走上镇东的小街，还未抬过炀河上那一弯长长的青石板大桥时，棺材后面的烔炀镇东街上突然鞭炮大作，棺材前头的一户户农家，户户家门大开，高家送殡的子孙身后，也突然跟上来、挤上来许多老少乡亲。他们虽然头无孝帽，身无白花，但是，他们那一脸的深情，却给高仲膺最后的这一程人生之路，带来了难言的慰藉，和无言的“反抗”──这可是在给一个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送葬啊！那时节，至少连毛皇后江青都还没有被共产党自己人抓起来呢。

　　高仲膺，这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个不仅是跨时代、而且是跨了“两个中国”的读书人和教书人，当他已经永远地躺在自己家乡那一片高高的黄土岗上时，他比中共的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共产党的大人物们，还有一九四九年后，遍中国无数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已经多了太多的福气了！

　　“民族异彩”高仲膺君，共产党岂只是对不起你，这普天之下，它又对得起谁呢？

高仲膺身后记事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高仲膺的未亡人秦韵梧老太太，在安徽省芜湖家中心脏病突发。因儿女均不在身边，便由他小儿子早已打好招呼的老同学们，和儿女们专为他请的保姆，将她立即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在病情刚刚好转过来的那一会儿，一位大夫曾笑问她说：“老太太，样子好福气。有几个儿女？都在做什么？”

　　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那位医生，然后笑嘻嘻地告诉他说：“我大儿子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二儿子是省里大学的校长，小儿子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女儿在哈尔滨做了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

　　老太太笑呵呵地说着，医生护士都在为她高兴，那问他话的医生正笑着说“您老真有福气呢”，没想，老太太又兀自呵呵地笑了一声，然后便往身后一仰，居然含笑而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