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海外的知识分子

一、“老保钓”们褒中共不保台湾，甚至歌颂“大跃进和文革”，渴望被中共“解放”……

　　一群当年参加“保钓”运动的华人，前一段时间以“老保钓”名义在报上刊登谴责李登辉媚日的广告，同时并请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历史学者唐德刚一同发表声明，声讨李登辉及其卖国言论。美国“世界日报”社论主笔有见及此，乃于零二年十月十五日公开推崇这些老保钓的表现，并以社论“回应保钓老将呼吁，唾弃卖国求荣政客”为题，表示对李登辉的同仇敌忾。

　　李登辉之所以惹起这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接受日本“冲绳时报”记者访问时，居然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这种丧权辱国的言论当然也引起关心钓鱼台归属的华人责备。

　　不过，“世界日报”对老保钓、杨振宁、唐德刚等人赞许推崇，使了解整个保钓运动的海外华人颇感讽刺，甚至感觉不当。道理很简单，老保钓及杨、唐两人，过去三十年来的表现伤害了许多海外华人的感情，甚至或明或暗的对“世界日报”攻击，他们值得“世界日报”这样吹捧吗？

　　一九七一年初，中共积极展开进入联合国运动，并与美国的尼克森政府眉来眼去，国际间共产党的气焰高涨，一批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其中不乏达官贵人的子女）看看台湾大势已去，“解放”在即，决定跟着“世界潮流”转向。向中共靠拢，痛骂国民党，并誓愿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此时，刚好发生钓鱼台事件，日本人登陆钓鱼台，宣示钓鱼台是日本领土，而国府当局因顾全日本的邦交不敢强硬抗议，也不敢派军舰去钓鱼台卫土，于是那些想靠拢中共的台湾留学生找到了转向的借口。他们透过中共在本地与香港的喉舌，痛批国民党丧权辱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号召台湾、香港在美国的留学生站起来反蒋（那时候大陆闭关锁国，不准大陆人到海外深造），展开激烈的“保钓”运动。以示威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护土不力、讨好日本、甘做汉奸。七一年九月，他们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召开“国是大会”，攻击中华民国政府是反动政府、汉奸政权，中外报刊充斥了他们片面及一面倒的言论；而见缝插针的中共地下党更是暗中支持，全面策划，此时保钓组织中的另一批拥护中华民国的留学生立即脱身，并在大会上为国府辩护，指出中共在大陆的残民暴政更可怕，主张反共保台卫土。保钓运动于是一分为二，为了对抗保钓中的亲共份子，那批台湾留学生便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组织，高叫“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

　　那批亲共的保钓份子（也就是世界日报所说的“老保钓”）则继续打着保钓旗号反蒋。到了同年九月廿五日，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共政权取代中华民国的提案，亲共的保钓份子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气焰高涨、神气活现，而反共爱国联盟则如泄了气的皮球，欲振乏力。此时台北的国府当局为了稳定台湾在美留学生的情绪，乃于七一年十二月协助爱盟在华府召开三天“反共爱国会议”，使“反共爱国联盟”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式社团，广泛吸收留学生会员甚至华人社区团体志同道合的人士。

　　中共方面也有反应，他们看准老保钓的主力有很大部份是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内担任中文翻译工作，既然中国代表团已由中共掌控，这些老保钓想保住饭碗就只有投靠他们，今后应更积极打击国府，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与此同时，中共在香港负有统战任务的“七十年代”杂志，主编李怡不沿袭中共八股传统办杂志，他大量采用联合国那批老保钓，翻译洋人捧中共政权的文章，同时也撰写揭露台湾黑暗面的文稿。

　　在联合国担任中文翻译工作的老保钓中，不乏写作高手，其中甚至有台湾名作家。当时中共刚进联合国，而美国的尼克森政府为了讨好中共，分散水门事件的压力，在基辛格牵引下，决定去中国大陆“朝毛”，并与周恩来签订“联合公报”。一时间，中共在美国的声势高涨，而台湾的国府则陷入困局中。此时若干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在趋炎附势的心态下，投机转向，纷纷加入贬蒋捧共的“文字阵”中，在“七十年代”杂志与香港形中实左的刊物上，经常可见这些老保钓、杨振宁、唐德刚的文章，为中共的海外宣传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七零年代初的美国社会，也泛起一股亲共潮，尤其是尼克森与基辛格两人去中国大陆后，美国的传媒每天都有有关中国大陆的报导。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围堵、中共锁国，中国大陆一切都是最高机密，很令美国人关心，也感好奇。

　　就像三零年代的美国人对苏联着谜一样，此刻的美国人对神秘的中国大陆更有兴趣。为了争取进入中国大陆采访，美国传媒纷纷讨好中共政权，美化他们的“革命”，赞扬他们的“解放”，羡慕他们的“共产”，推崇他们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许多对中共反感的报人、学者、专家，过去对外传文革种种暴行与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曾深感厌恶，等到进入大陆听周恩来如簧之舌一解释，便立即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大陆如不经过大跃进、文革的洗礼，早就变坏变修，哪有七零年代那样雄纠纠、气昂昂的精神面貌。

　　在美国传媒对中共盲目吹捧下，许多从台湾来美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也跟在后面改变，而且积极跟进，更何况中共借“保钓”来打击台北，更使“老保钓”的民族主义热情泛滥，许多没有参加保钓的台湾学者至此也纷纷作中立状或中间偏左状，尤其以杨振宁为首的一批学人组团一再去大陆访问后，这种风气更为昌盛，一篇篇文情并茂的访问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及其他杂志刊出，不少人因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兴奋，不少人因与“敬爱”的周总理彻夜长谈后而对共产党死心塌地，在痛骂台湾的国府反动政权之外，也对“美帝国主义”不满。他们认为，若非“美帝”作梗，老蒋早就垮台，中国早就统一。

　　中共抓住此一机会，开始高叫“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希望台湾与大陆早日达成统一，同享“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在中共这一指示下，写文章的写文章，编歌曲的编歌曲，老保钓一个个忙得昏头转向，得意忘形。他们都相信“台湾骨肉同胞渴望共产党统治”，如非老蒋及他的传人小蒋控制，台湾同胞早就投入“祖国”怀抱，像大陆人民一样“站了起来”！

二、“世界日报”曾是老保钓、台独和媚共教授的“共同靶子”，但今日却要“以德报怨”

　　这种佐共媚共风潮，从七零年初一直延伸到七九年底，整整有十年时间。而我服务的“世界日报”，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国创刊。当时，我是纽约总社唯一从事采访的外勤记者。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台北“联合报”派到香港担任驻港特派员时，就已经躬逢这股左倾浪潮，并与香港的亲共分子短兵相接较量，因此当“联合报”大老板王惕吾派我来纽约参与创办“世界日报”时，我对左倾风潮的兴起早已见怪不怪。

　　那些年月，从台湾来的人如果不反对蒋氏国民党，甚至反而与国民党一致反对中共，那就是“国民党派到海外的爪牙或蒋帮特务”。从中共的立场来看，那就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被中共及其同路人敌视的程度，已然超过了此刻的李登辉及其追随者。

　　在左倾浪潮汹涌之际，许多从台湾来的人只好跟着潮流走，要不就故作中立，对两岸各打五十大板。最微妙的是，反对蒋与国民党最积极的台独分子及台独组织，却成了中共的座上客。他们之中若干领导分子川流不息地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成为中共头目的贵宾，同商打击蒋氏国民党的大计；中共甚至训练台独分子搞爆破、搞暴动、打城市游击的恐怖活动。台湾高官谢东闵被邮包炸断右手，台北忠孝东路联合报大厦电梯被定时炸弹炸坏都与台独组织中的激进分子有关。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廿八日凌晨，有几个台独分子摸黑在华埠街头贴标语主张建立台湾国，被几个路人发现上前质问，从口头争吵演变为互相殴斗，台独分子有两人被打伤。于是中共出资办的“美洲华侨日报”立即大字标题指出是“国民党特务行凶”。他们访问那些亲共的老保钓分子，这些人也跟着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指台独分子的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目的是要推翻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

　　台独分子并不保钓，但反蒋要推翻国民党，把外省人赶回大陆，并高叫台湾是台湾人的，他们的理由是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杀台湾人。老保钓则跟在中共后面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民不堪国民党统治起义，要求结束蒋氏国民党统治。

　　当时亲共的“北美日报”上曾刊出一篇署名朱子贞写的长文。先批评台独组织内没有人才，因此他为台独处方，订出明确目标：（一）要彻底、干净地把蒋政权推翻，把国民党这堆渣滓扫下海。（二）要有理论家建立理论。他提出毛泽东的话：“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供台独人士参考。（三）要有基本策略以便集中一切反蒋力量去打击敌人──国民党蒋政权。中共则公开对台独的恐怖行动赞许。

　　那时候左倾的“老保钓”也为这种“革命行动”欢呼，台独分子更为兴奋，两种不同立场的人，七零年代居然结合在一起，要为一同推翻蒋政权而努力。所有与他们不一致的人就是敌人，是敌人就要消灭、打击。“世界日报”的母报是“联合报”，所有的员工除了我来自香港之外，全部来自台湾，政治倾向、爱国立场一致，而“联合报”大老板王惕吾在“联合报”刚崛起的阶段，也就是在台北康定路二十六号的五层大厦办公时，就已经定下“联合报”的言论方针，那就是：“反共、民主、团结、进步”。王惕吾大概不知道，离开台湾后还坚持反共立场，就会被中共同路人（也就是老保钓）打成反华、反人民、要消灭、打击，因为共产党就是华，就是人民。

　　令人稍觉安慰的是，纽约市华埠的传统侨社与美国其他大城市的华埠传统侨社一样，从国父孙中山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就一直是中华民国的坚定拥护者，不论日本侵华还是中共夺权都不动摇，更不改变。尤其是四九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之后的镇反、土改运动，曾杀了许多侨胞留在大陆的亲友，共掉许多侨胞的资产，挖掉许多侨胞的祖坟。仅四九年到五七年的十几个政治运动中，侨眷死的死，逃的逃，都与中共结下血海深仇，所以，侨胞当然毫无疑问地要拥蒋反共，认同中华民国。因此，“世界日报”一开办，就租下华埠边的窝克街四十七号（４７　ＷＡＬＫ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作为社址，计划与侨胞打成一片。

　　“世界日报”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面世后，首先遭到的就是以“老保钓”为首的一群来自台湾的左倾分子敌视。他们几乎每天清晨都打电话到“世界日报”骂街，也就是现在说的“电话骚扰”。于是“老保钓”与中共在美国的宣传组织，更对“世界日报”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斗争，除了文字交锋，甚至还用阴谋破坏等手段来威胁人身安全。老保钓分子坐实“世界日报”是“国民党大本营”，所有在“世界日报”工作的人都是“国民党特务”。

　　我前面说过，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我是“世界日报”唯一从事外勤采访的记者，也是五个从“联合报”抽调来美创办世界日报的人选之一。其中除了早已来美国的总编辑马克任是国民党党员之外，其余均与任何政党无关，既是新闻专业人士，也是普通老百姓。但此刻全被中共及其同路人──“老保钓”打成“黑五类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有关“世界日报”来美国创办的历程另有专文报导）

　　最可笑的是，把我们打成“国民党反动派”的“老保钓”，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否则也是国民党高干的子女，这些人及其父母在台湾的时候，动辄就把对方说成是匪谍，是动摇国本的异议分子，结果到了海外，我们又要为他们背黑锅，并被他们的子女欺辱打击，等他们尝完共产党甜头返回台湾，又继续作威作福、骑在我们头上。想起来不但可笑，而且可恨！

　　“老保钓”中有一些蠢血冲动分子，主张效法文革红卫兵的“武斗”精神，在海外与立场不同的反共人士较量。哥伦比亚大学生中有一个由中共出资成立的学生组织，经常在非共人士举办的研讨会或座谈会上传播共产党思想与理论，如果有人反对或持不同异见，他们立即奋身而出、张牙舞爪、伸拳踢脚、大打出手，即使对他们的言论不表示意见，他们也无法容忍，硬指你是国民党派出来、或者是拿国民党好处的人。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在海外发起统战攻势，计划在北美地区各大学校园举办“国共和谈展望”座谈会，请知名学者发表演讲，目的是要透过“两岸三通”、“国共和谈”达成“中国和平统一”。纽约方面，由哥大亲共的学生组织出面，请老保钓崇拜的历史学者唐德刚，从历史角度去伸论“国共和谈”对“统一祖国”的好处。

　　基于职责所在，我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晚参加了座谈会，目的是采访新闻，因为唐是知名学者，哥大是一流大学，座谈会题目与海内外华人关系密切，当然是值得报导的新闻。当我进入会场时，唐德刚一眼看见我，便立即向座谈会的人说：我知道今天座谈会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旁听记录，我不怕国民党人听，相反我希望他们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因此我希望来旁听的国民党特务忠实记录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让国民党人知道，这样会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有贡献。

　　唐德刚说完这一段话，主张武斗的学生组织分子纷纷转身打量我，参加座谈会的其他人也好奇地想看看我这个“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唐德刚会这样打量我？原因是“世界日报”在纽约创办时，不但“老保钓”把在“世界日报”做事的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在纽约华埠的左倾侨团与中共资助的“左报”更推波助澜渲染，于是“世界日报”成了“国民党大本营”，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传统侨社人士办的几份反共并且拥护中华民国的报纸，也跟在他们后面攻击“世界日报”，并把他们对蒋氏父子不满的情绪全发泄在“世界日报”工作人员的身上。那时候的“世界日报”可以说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况中，左中右独人士把“世界日报”视为眼中钉，何况是标榜中立、强调客观的唐德刚大教授与那批来自台湾、认同中共的老保钓。

　　我认识唐德刚是在初到美国不久的一个华人社区宴会上，那时候被台北倚重的学者熊玠还没有转向左倾，因此对“世界日报”十分友善，对我也很客气，在餐会上见面，立即握手，并介绍唐德刚与我认识。当唐德刚听说我是“世界日报”记者，立即沉下脸说：“你们世界日报阵容很大，有几十人来美国为国民党做事吧！”

　　我不知道他说话的意义为何，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们编辑部有五个人派来，其中只有一个是国民党人，我们是为‘联合报’老板王惕吾做事的！”

　　“不会这样简单吧！”唐德刚带着怀疑而有几分嘲讽的口吻说：“没有什么，我只是问问而已，你们心里有数！”语毕转身离开，一副不屑的样子。显然，唐教授在说这话时，早已忘记他自己“解放前”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了，而且他在美停妻再娶的太太，也是台湾国民党大佬吴开先的千金。

　　“世界日报”创办一两年间，我从事外勤采访工作，遭遇过不少类似的菲薄对待，因此见怪不怪，唐德刚的态度虽不好，但我并不在意，但没有想到唐德刚竟然“坐实”了我是“国民党特务”的想法，因此他才会在哥大座谈会上当众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窃听的“特务”。我并不意外，只是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十分反感，当场想起立跟唐德刚说清楚。但陪我同去参加座谈会的女同事沈珠妮（现任“世界日报”体育版主编）悄悄告诉我，座谈会前排坐的都是左派打手，专在哥大搞武斗，自称是爱国的“义和拳”，何苦与他们计较。于是，我忍声吞气坐下来听唐德刚演讲。当晚我没有为他的座谈会作任何报导，但却写了一篇短稿寄去香港，刊登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新闻天地”杂志上，主编李杞柳兄为此文做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唐德刚落水作统战走卒，公然侮辱陈香梅高华德”。

　　“新闻天地”在香港没有销路，但在台北国府所有机构的主管每周都可以收到一本。文章刊出后，国民党政府官员都看到，因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既是国民党的“党国元老”，在台北朝野都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当他的女婿在纽约被人攻击，老人家当然气愤难当，于是透过他与“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的关系，在该报副刊以全页位置介绍他的女婿唐德刚如何忧时爱国，如何学富五车，并对批评他女婿的人表示不满，现在将当时我撰写的短文转载如下：

　　“扛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廿五年书招牌的所谓史学家唐德刚，不久前在哥大应左派学生组织之邀，发表‘国共和谈展望’的演说，列举各种可谈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循历史轨迹及学术脉络来探讨政治问题，其实揭穿了还是响应共产党向海外散布‘和平统一’的统战滥调。

　　“唐德刚受到港、台及海外华人注意，是由于哥大教文学的夏志清某次在台北报上发表文章时提到他，再加上‘传记文学’杂志与‘明报月刊’有他的历史连载，因此那天他演讲居然也有三十多名听众。

　　“唐德刚所说‘国共和谈展望’了无新意，但由于他的苏北腔（按：应是合肥腔）与若干小动作十分谐趣，经常逗得听众哄堂大笑，就听众的反应来看，演讲算得上很‘成功’，但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那只有天知道！

　　“我也因好奇去听了这次演讲，而在演讲前也看了唐德刚发表在纽约华文报纸上的一篇有关‘国共和谈’的长文，由于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向往，对学术研究者的崇拜，不免对唐德刚有着太多的期望，等到亲眼看见他在台上手舞足蹈，再亲耳听着他用带苏北腔（合肥腔）的国语与英语在发表意见时，所得印象与原先的期望就完全相反。

　　“唐德刚在演讲中不止一次插科打诨的丑化美国国会议员高德华（ＧＯＬＤＷＡＴＥＲ），对陈香梅似乎也深恶痛绝，说到兴奋之处，把高德华的名字改为‘金水’、‘铜水’、与‘铁水’，把陈香梅的名字改为‘陈皮梅’、‘陈烂梅’，似乎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他们才能泄他之愤。我不知道这两位在美国朝野支持中华民国的人士与唐德刚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被唐德刚用这种语句来对他们作不必要的人身攻击，这样做，无论如何是‘失格’的。

　　“唐德刚一开始就不承认他的说法是为共产党做统战，也不承认他的演讲受政治左右。他说：他所说的一切都从学术研究做出发点。但‘此地无银三百两’，听完唐德刚演讲后，发现全篇讲词都找不到一点学术味，若不是演讲的地方是学府，真使人怀疑唐德刚是在一家茶馆的台上说相声。

　　”他的演讲值得记述的地方不多，如果一定要说出他的演讲重点，他显然是迫切希望中华民国政府与共产党谈和。他说如果现在不谈，将来失去谈和的本钱与条件，再谈就占不到上风了。

　　“另外，他用各种可能的语气来说明共党对台湾的武力干扰，语带恫吓，较邓小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道唐德刚所说与学术有些什么关联，至少学术论据是全然谈不到的。只看美东两份共党报纸大登特登唐德刚的演讲，就可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了……”

　　至于杨振宁更不用说，他从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宣布解除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封锁进入中国大陆访问后，对中共怀疑、仇视的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四月十五日他在中共邀请下进入中国大陆访问，停留四个星期，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邀宴，并彻夜长谈，从此对毛、周倾心崇拜。于是他肯定“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发展贡献”，并赞扬毛泽东提高中国人地位，把大陆描绘成人间天堂，在医学、科技各方面早已超英赶美，若无文化大革命，中国不但变修而且灭亡，好在文化大革命才使中国有今天的成就。

　　杨振宁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世界日报”当然对他的一切都有兴趣，因此我在一九七七年夏天打电话找到他，想访问他写一篇有关学术方面的报导，杨振宁一听说“世界日报”打来电话，沉默了一分钟不说话，在我一连串“喂”声中，他才问我，你们的报纸与台湾什么关系，我告诉他：“‘世界日报’背景是台北‘联合报’，‘联合报’是台湾销路第一位的民营报纸（现在已落在“中国时报”之后），我是该报派来纽约办“世界日报”的记者。”杨振宁接着又问：“你们是不是国民党人，在美国替国民党做工作？”我回答说：“我不是国民党人，我是为我们老板工作，为美国华人服务，领报社的薪水。”

　　杨振宁又沉默片刻说：“我不愿意接受你们访问，对台湾我没有什么话说，对国民党我不想说话！”语毕挂断电话，让我在电话这头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共为了在美国展开游说统战工作，促使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正常化，也就是希望得到美国承认，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请杨振宁为总会长，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长田长霖（已经去世）为美西分会会长。他们一同写信给卡特总统，要求他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我为此事打电话给杨振宁及田长霖，他们一听“世界日报”记者打来电话，都表示拒绝接受访问，但当时左倾的“美洲华侨日报”（中共出资创办，现已关门）却刊出了他洋洋洒洒的访问报导，由此可见杨振宁对“世界日报”的成见有多深。

　　但是，今日被杨振宁唾弃的“世界日报”却肉麻歌颂他的“卫土保钓”表现，为了驳斥李登辉而回应曾经仇视的“世界日报”的老保钓，这种“以德报怨”的表现，证明了“世界日报”社论主笔的无知与“一相情愿”。

三、真假保钓、前后“世界日报”，和“谩骂大陆反共人士者，几乎全是台湾华侨”的悲哀……

　　走笔至此，纽约市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一名来自台湾的华人，是台北新党的海外党员，他认同中共的“和平统一”，参加了左倾分子花俊雄（老保钓分子之一）所主持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参加他们活动。因此，三月九日，他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到外面，看见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在缅街发传单，指责中共政权践踏人权，声援被中共拘捕并判重刑的民运英雄王炳章博士，要求中共释放王炳章，邓某基于“爱国”（其实是爱共），即主动上前制止，开口便骂民运分子是“民族败类”，斥王炳章是“恐怖分子”，于是，在其后的争论中，邓某竟心脏病发作，猝死在人行道上。

　　死者既来自台湾，台湾在纽约的官方机构──经文处，不能没有表示，于是表态同情。而中共方面由于邓某十分“爱国”（十分爱共），立即表示支持，除了派共干去慰问邓某家属、包办丧事之外，还借此机会大骂民运分子，赞扬死者邓某渴望“统一”的“壮志”是“义举”。来自台湾的历史左倾分子花俊雄更是跳上跳下，大骂民运分子叛国，用了不少“反共反华反人民”滥调，又说民运分子是“卖国贼”，王炳章是“恐怖分子”，其谴词用句比中共宣传机器──“新华社”、“人民日报”、“侨报”更为尖锐凌厉。

　　台湾人骂大陆人反共行动是叛国、卖国，的确令人哑然失笑。假如四九年，邓某留在大陆不去台湾，或者蒋老总统不率大军保护台湾，让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就把台湾统一，让花某人在“解放”、“共产”中过着“幸福”的“无产阶级生活”，我相信，今日在民运活动中最积极的，便一定是邓某或花某这一类人了。问题只在，他们是否会像民运分子那样“幸运“，有机会来美国定居，让美国政府庇护，从而拥有胡说八道、甚至是胡作非为的“自由”。

　　民运分子来自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红旗下出身或成长，五十多年来，他们的家庭、父母、亲戚、朋友，甚至他们本身，都经历过中共长期的苛暴统治，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安居在台湾省避过共产灾难的台湾人，隔着海峡遥看神州大地一片腥风血雨，除了为自己庆幸之外，是否也应该基于同胞感情，而对大陆同胞的遭遇表示同情，有机会甚至也应该站出来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尤其是那些已经来到美国，不再恐惧台湾被“解放”“统一”厄运的中国人，就更应该有此起码的“道德同情心”了！岂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指责那些受害深重的大陆同胞和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表现。

　　自从我于一九七六年从台北调来纽约参与创办“世界日报”的廿七年间，我看到攻击台湾国民党政权，否定中华民国，攻击“世界日报”的左倾分子，没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也许背后有共干教唆），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台湾。他们到了美国后，竟然自行投共，甘当左仔，一味打击来自台湾或大陆的反共人士及异乡同胞。

　　八零年代，有若干来美国的国府高官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们对海外左倾分子的活动很有兴趣，问我，这算不算是“国共斗争”的延续，我告诉他，海外华人社会根本没有“国共斗争”这回事。纽约地区所谓左右敌对，全是来自台湾知识分子之间的互斗。有良知或知道中共苛暴的台湾人，对那些没有良知而想投机亲共的台湾人彼此对抗，忙了半天自己人打自己人，一个共谍也找不到，一个共干也不露面。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国民党在台湾垮台，依然至如此。这哪里是什么“国共斗争”呢！

　　我告诉那名来自台湾的国府高官，在纽约华埠侨社的反共人士，十之八九来自香港或中国大陆，来自台湾的人，只有极少数愿与反共人士往来，国府侨务官在华埠侨社受欢迎，均拜中共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所赐，若非中共在大陆胡作非为，迫害侨眷，纽约侨胞怎么会对他们深恶痛绝至今。

　　初到纽约的中共干部也对传统侨社反共立场诧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强大到联合国与美国都要接受的中共政权。居然被传统侨社视为洪水猛兽，不但拒约往来，而且全力反对。侨胞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把中共政权视为叛乱集团、异族、盗匪。台湾虽小，却是他们的希望所寄，大陆虽大，却是不能认同的“匪区”。于是，他们也认为这是国民党居中作祟，是国共斗争的延续。

共产党不检讨他们当年残民祸国的种种罪行，也不肯脱离他们的“祖宗”马列，求取民族独立，即使新上任的中共总理温家宝，虽曾目睹他的老上司赵紫阳在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仍然在记者会中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中国”。

　　许多从台湾来美国的大陆人，对台独深恶痛绝，因此，中共抓住这种心理，掀起民族主义的激情，高叫反对分裂国土。于是，大骂台独分子的台湾外省人，因不喜欢台独分子的嚣张，纷纷在民族主义前倒戈，投入中共反台独的口号中。跟着叫和平统一，他们不知道，中共所叫的“和平统一”，只是想不战而把台湾“解放”，把这个小岛纳入马列阵营，一同把马克思、列宁视为祖宗，把屠夫毛泽东视为民族救星。然后便要以社会主义去“救”台湾！

　　知道中共一贯统战策略的海外人士都清楚，中共绝非民族主义者，也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台独。他们的目的只是想“解放”台湾，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废弃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把台湾二千三百万自由中国人纳入共产制度之下。

　　崇洋媚外，把外族人当祖宗崇拜的中共政权，一贯自外于中国，他们把早年的苏联当作“父祖之国”（台湾左倾文人陈映真语）热爱，把苏联的祸国屠夫史达林称为爷爷，今日苏联溃亡，俄罗斯民族翻身，已把镰刀斧头的红旗丢入历史的垃圾堆，把马列从神坛扯下来，但中共干部却仍把镰刀斧头的红旗当作他们的党旗，高悬在他们举行会议的幕前，而马列两个邪恶异种，仍然是他们膜拜的神祗，被他们当作祖宗供奉。这样一个数典忘祖的政权，来自台湾的左倾分子居然以为他们已经改变，而且有资格代表中国，于是他们才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为反对台独而向中共政权靠拢。

　　中共建政五十三年来，一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混蒙海外华人，诱骗台湾岛上的愚昧分子，叫他向中共靠拢，反对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五十年代，毛泽东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高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海外许多渴望祖国强大的知识青年、精英学者骗回中国大陆，供共干整肃、批斗、囚杀。六十年代，他们以“要原子弹不要裤子”精神制造了原子弹来试爆，又使一批自卑感深重的海外华人，幻想中国已经强大，向中共政权折腰。到了七十年代，美国为了冷战联中共制衡苏共，又有一大批海外知识分子跟着尼克松、基辛格的足迹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共精心布置下，以为中国已经强大，从而投入中共怀抱。（这次他们不再傻乎乎的进入中国大陆定居报效“祖国”，而是拿着欧、美等国的护照，在能够确保自身身家性命无虞的前提下，在海外各地为中共帮腔并摇旗呐喊）。有了这批投机的“爱国”知识分子作基础，中共便开始借保卫钓鱼台之名去发动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展开保钓运动，大骂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懦弱无能、贪污腐化、丧权辱国、分裂国土。而台湾向外夸耀的经济起飞，在他们的嘴巴里，竟完全是靠台湾人民替洋人做奴工、台湾妇女向洋人卖淫所赚来，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一名定居纽约的台湾客家人黄某，七十年代左倾狂热下，在香港左派刊物发表文章，旁征博引地举例来证明中共对台湾攻击言论的正确性。他说，根据人口统计，台湾五个女人中就有三个卖淫为生，他把台湾的“公娼制度”形容为政府鼓励妇女卖淫，以便从中抽税。

　　中共那个“人民热爱”的“总理”周恩来，在与尼克森会谈时，也曾如此调侃台湾。当尼克森问周：“你们中国有娼妓吗？”周笑着回答说“当然有！”尼克森以为这是周恩来的开明作风，接着问：“在那里？”周恩来则狡猾而恶毒的回答说：“在台湾！”

　　周恩来以这种一石两鸟的方式去攻击台湾，既说明台湾在蒋介石统治下堕落腐化，又说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裂的国土。这种对台湾羞辱的话，竟使得台湾来的知识分子为周恩来喝彩，形容他有“急智”。

　　那些年月，美国的权威杂志──“新闻周刊”为了证实周恩来说的话正确，派洋人记者去台湾召妓，出高价拍下妓女与洋人裸浴的照片刊在“新闻周刊”的封底，使来自台湾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激，纷纷对国民党政权口诛笔伐，甚至国民党内高干大官子女也倒戈投共，为中共在海外帮腔，其左派声势之大，远非今日批李登辉及台独的声势可比。

　　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间，有两艘中国大陆渔船在钓鱼台附近捕鱼，遭到日本派出的战舰驱赶，并开炮恐吓，“世界日报”在第一版刊出这则新闻，并引用日本方面有关人士的谈话来看此一事件。

　　“世界日报”站在新闻报导的立场，刊出此一新闻，却招来那批“老保钓”的愤怒攻击，他们连续几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世界日报”，骂“世界日报”是汉奸报，把接电话的小姐吴丽琼（现在是世界书局皇后区的经理）吓得手足无措，泪流满面，于是我叫这位小姐凡接到这种电话，均交由我处理。

　　我从电话中知道，这些打电话的人都是现在“世界日报”赞扬并回应的老保钓，其中有人在中共办的报纸工作，有人在联合国担任翻译──这些家伙是在电话中被我痛骂一顿后，才暴露出他们的身份与姓名，这才知道他们都来自台湾，其中甚至还有我在台北就认识的新闻同业。现在这些人垂垂老矣，他们住纽约州市，已经另换一个角度来继续热爱他们的马列集团──中共政权。

　　此刻“世界日报”所赞扬的“老保钓”。当年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唆使来自香港的左倾分子来华埠窝克街四十七号的“世界日报”社闹事，在世界日报大门外贴大字报，冲进“世界日报”扯电话线，说是要打电话叫“同志”来世界日报“除国贼”。这些来自香港的小左仔属于华埠的一个左倾激进团体，主持人是一名来自台湾的王姓女子，此女子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的常委，权倾一时，但他的女儿却在美国与共产党打成一片，并组织第一批台湾留学生去中国大陆求见周恩来，表示愿意回去报效祖国。周恩来这个老狐狸有过陈若曦在海外写“丑化祖国”文章的前例，知道不能让这批天真烂漫的老保钓分子在大陆定居，婉拒他（她）们留在大陆。周恩来向他们说：“你们留在美国，可以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不必要留下来！”

　　王姓女子回到纽约，发展组织，强化左倾激进团体，拉了一批少不懂事“小香港仔”为她做马前卒，她利用他们会说广东话的身份去对抗传统侨社的老广东人，现在，这些“小香港仔”已经长大懂事不再左倾，同时接管了那个激进团体，切实为侨胞服务，受到州、市政府的注意，每年拨出不少经费给他们从事社区工作。

　　但也有例外，在激进团体的左倾中，有一个来自香港，是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的侨生邱立本，此人现在香港替一份打着“亚洲”名衔的杂志做编辑，然后透过“世界日报”在香港的办事处，一个左倾分子薛某让他在“世界日报”香港副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想当年，邱立本也跟老保钓分子到“世界日报”闹事，曾率左倾分子在“世界日报”门前示威，更厉害的一招是唆使一名从事工运的林姓左倾分子在华埠发传单，叫华人不要看台湾来人办的“世界日报”，因为“世界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器”。

　　从邱姓男子的表现看，现今“世界日报”已被老保钓分子渗透，他们不但左右言论，甚至操纵言论，不知道那篇“赞扬老保钓与扬振宁，唐德刚”的社论，是不是出自这些余孽的手笔！

话说回头，当“老保钓”以种种卑鄙恶毒方式对付“世界日报”不久，中共高干耿彪（副总理），廖承志、王晓云（外交部）宣告向日本道歉，并说“中国渔船驶入钓鱼台海域是偶发事件”，另一个副总理邓小平又正式向日本保证：“中国渔船在钓鱼台海域内捕鱼事件不许重演”。这种间接视钓鱼台是日本领土的说法，终于向那些亲共的“老保钓”打了一个大耳光，因此他们才停止了对“世界日报”的攻击与侮辱。

　　就在这时，一批参加保钓而又不甘被中共利用的台湾留学生，透过“反共爱国联盟”、及“保钓行动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举行保钓示威大会，向中共设在林肯中心附近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大厦抗议，这时候亲共的老保钓竟全部龟缩不再表态，当然更不敢指责中共干部丧权辱国的表现。

　　反共保钓留学生在一封“给海外华人的公开信”中说，中共为了要与日本签订和约并向日本借钱，居然把钓鱼台当作祭品，请问那些自诩爱国的老保钓为什么七年前慷慨激昂，七年后却噤若寒蝉？

　　今日《世界日报》以社论赞扬老保钓的表现，令人啼笑皆非；而台湾来的左派分子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应该使人感到，他们倒是应该被中共“解放”──因为，岂可只让大陆同胞接爱中共的批斗、欺辱和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