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
的四個表現

辛 灝 年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二）

編輯前言﹕

由於講演稿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明確地指證了 「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樣一個「要害」，故該講演稿始於本刊第五期發表後，反應頗為强烈。許多作者來信來電稱之謂「擲地有聲，無可辯駁」。

        本期發表的「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一文，是「驅」稿的第二部份。該文指證了，在馬列對中華的五大危害之中，其最至最烈的危害，就是造成了當代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喪失。而我們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大表現，就是﹕民族意識的喪失、民族自尊的喪盡、民族自信的破滅和民族意志的沈淪。但因為篇幅關係，本期祇刊出「三個表現」， 「第四個表現─民族意志的沈淪」，將留待下期與「驅除馬列的民族革命就是思想革命」一文同時刊出。

驅除馬列  ─  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還我民國  ─  凝聚中華中國的國家認同

實行民權  ─  確認中華立國的民主方向

愛我中華  ─  追求民主中國的繁榮統一
　

辛灝年在美國OHIO大學講演

（銜上期）

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遭遇的這個「萬古一劫」，究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為可怕的危害呢？因為，我們也祇有對馬列為中華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確深刻的認識，才能使當代中國曾為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對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產生最為痛切的認同，更因為「冤有頭、債有主」，才能對馬列真正地同仇敵愾起來，才能夠凝聚起「非驅除它不可」的民族決心和民族氣概。

如果對我在前面所講的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那末，這第一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對辛亥革命的真正反動和全面反動，造成了已經在「走向共和」的真正新中國──中華民國，遭遇了持久的、全方位的專制復辟和封建復辟，甚至遭遇的是──對中世紀歐洲宗教專制極權統治的全面復辟和「創造性復辟」──對此，我還將要在第二講中作詳細的說明。

這第二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文化之邦，既被殘酷地阻斷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傳承，又被强行地阻隔在精神和物質早已飛躍進步的世界之外。這一部份的內容，除掉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外，我還要在下面，就何謂中華文化，何謂馬列文化；什麼是被馬列圍剿幷坑滅了的中華優秀文化，什麼才是被馬列「創造性」發展到了極端的中華落後文化，作出更詳細的講述。

這第三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晚清腐爛局面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造成了革命的極可能爆發，和惡性造反局面的完全可能出現。這一部份內容，我將在第三講中進行詳細的討論。

這第四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中共一手造成了現代中國長期分裂的痛苦現狀，而當代中共對少數民族的强暴統治、兩手統治、和當代中國社會已經處於革命前夜的實際狀况，又為中國更大的分裂，製造了可怕的「機遇」和「前景」。對此，我雖然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已經作出了明確的闡述，但我還將在第四講中，加以詳細的補充說明。

        我想，這第五個最為可怕的危害，就是在馬列對我們中華民族、中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所有僭奪、篡奪和迫害中，所造成的，最集中、也是最具深度的禍害，也是我今天要特別強調的和詳加說明的，就是──造成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可怕喪失。

因為這個可怕的喪失，實在又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休戚相關。

而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

第一個表現，就是民族意識的喪失

首先，如我前面所說，由於馬列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族權，特別是民族傳承的權力，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幾代中國人，也就對自己到底是「何族」之人，豈但是變得不清不楚起來，而且由於「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和事必奉馬列」，而使得舉國上下都變成了馬列黨族，而非中華民族了！

比如，過去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總喜歡說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康熙乾隆，直到孫中山和蔣介石，但自從中國出了一個馬列子孫毛澤東，自吹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後，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就非但不再提自己的老祖宗，竟反而口口聲聲地說起什麼「馬恩列斯毛」、甚至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來了，幷且，歲歲年年──牆上掛的，書中印的，嘴裡」喊的，便都是那幾個「碧眼黃鬚的馬恩列斯」，而且，豈但是不能「不掛、不印，不喊」，而且，稍有不恭，則不是批判鬥爭，就是勞改槍斃。絲毫含糊不得。更有甚者，自從中國的馬列子孫毛澤東說了一句他「死了便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於是乎，幾代中國人個個都說起「死了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來。從此之後，中國人便不再有人說要向「孔子、孟子、秦始皇、漢武帝，特別是孫中山先生去報到了」！也就是說，那個不要祖國、祖國也不要他的馬克思，雖然連死了，也不能「尸歸故土」，但却成了我泱泱五千年華厦民族的祖宗，幷且我們人人死了，都要向他去報到！這些話，認真說起來，既會令人吃驚，也會令人發笑。然而，一驚一笑之餘，當真就不能痛感到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喪失之哀嗎？

因為──中華民族儼然成了馬列一黨之族，中華兒女竟然祇能去做馬列一黨之族在中國的傳宗接代之輩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到了八九年「六四」中共大屠殺前後，才會不論是在反對官倒、腐敗的遊行隊伍裏，還是在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憤怒洪流中，伴隨著人們撕肝裂肺呼喊的，竟然是共產黨專門用來號召共產革命和消滅中華民族、顛覆中華中國的「國際歌」。那一句「英特勒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嘶叫，實在將這一場中國人民反對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民主運動，變得不倫不類。

如今，由於中共的胡總書記又在會見古巴的馬列子孫卡斯特羅之時，說他一定會「將社會主義堅持到底」，所以，今天的中國馬列黨族，還是會「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的繼續傳承下去。僅此可見，今日華夏，究竟是中華後裔，還是馬列遺後，難道還有什麼看不明白的嗎？

歷史和現實都曾痛切地告訴過我們：元人滅宋，便不給漢人知道唐、宋；清人滅明，便不許漢人知道宋，明；五十年來，祇因馬列及其子孫當道，我們豈但已經不知中華民族爲何族，甚至連自己的祖宗是誰，祖宗的牌位應該放在哪裏，祖宗的思想、文化和傳統是什麽，我們不僅不知道，而且連想都不會去想一想了！如此看來，我們的中華民族是不是已經像是滅亡了一樣呢？

然而，一九八九年之後，在中共的陰陽兩謀之下，中共在大陸的禦用文人，混迹海外的中共民運特務，「中共不要、却偏要中共」的極少數「中共民運人士」，和少數豈止是不解歷史、甚至是缺少起碼中國歷史文化教養的狂妄之徒，在他們明地、暗地製造的一波又一波的「倒孫」惡浪中，連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曾去朝拜南京明孝陵的事，也成了他們攻擊的藉口。我們姑且不說孫先生此舉確有告知祖宗「漢民族業已光復」的意義，姑且不說孫先生緊接著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大綱，以期能够建立一個對外對內都能够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單就孫先生祭拜的祖宗，既不是美利堅的華盛頓，也不是不列顛的維多利亞女皇，當然更不可能是馬克思、恩格斯或新沙皇俄國的首任教主列寧，而祇是我們中華民族地地道道的祖先──這樣一個事實而言，這個在少年時代就曾漂洋過海去西方求學的民主革命家，他起碼還不是一個「背祖忘宗之人」吧！他起碼還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後代子孫吧！然而，當中共已經有能力奪取整個中國大陸的江山，已經有能力建政、建國，已經有能力將國號從它的「工人階級祖國」──蘇維埃俄國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成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衛星國」的統一國號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劉少奇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建國之後，急急忙忙趕著要去恭恭敬敬朝拜的又是誰呢？當然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不是孫中山先生，乃是那個與我中華有著世仇大恨的俄國兩代新沙皇、馬列黨族的兩代新族主和馬列邪教的兩代新教主──死了的列寧和活著的斯大林！

應該說，我們幾代生活在中共洋教政權和邪教政權殘暴統治下的中國人，由於無可奈何的膽怯、麻木和無知，已經使我們連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都不自知。但是，一個真實、有趣而又令人為之一震的故事，却使得本講演人曾為之一驚，甚至成了我這部講稿的真正由來。那就是僑居紐約的一位華僑、也是一位名報人的故事。幾年前，當他隨團訪問大陸、在中共浙江省領導人宴請他們時，祇因一位中共書記在向他敬酒時曾對他說，「你就是李勇先生，久仰久仰，我讀過你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不過，有些反華的文章還是不要再寫為好嘛，我們都是中華兒女嘛……」

誰知道這位李先生倒真是一個橫豎不怕、敢愛敢恨的中華兒女。當時，他竟然摜下酒杯，對著這位中共的書記大聲喝道﹕「誰反華了？你才反華！告訴你，我才是中華兒女，你才是馬列子孫！反華的是你，不是我！是你們占了我們的中國，殺了我們的父母兄弟，我們這些真正的炎黃子孫才被迫逃到了海外……」言罷，差一點當眾便把馬列子孫用來「統戰」他這位海外著名中華兒女的酒桌掀了一個底朝天……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的故事。李先生不過是道出了海外千千萬萬真正華僑、而非「共僑」的心聲。這個故事，對於五十餘年來在馬列統治下的中華後人來說，是不是有點震聾發聵呢？當代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喪失，是不是造成我們民族精神喪失的第一個原由呢？

其次，我要說的是，正是我們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所以，我們才會在對國家的認同上，發生一個巨大的「誤區」。這個誤區，說白了，就是「中華不知亡國恨，歲歲猶頌馬列恩」。

因為，就像幾代中國人，曾經「錯把復辟當革命」一樣，同樣是這幾代中國人，祇因為民族意識的喪失，外來馬列邪教的强行教化，中共的謊言建國和殘暴治國，才終於造成了我們對真正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極度仇視，以至我們個個都把這個中華民國駡成了「舊中國」，駡成了「壞中國」，將這個中華民族的中國看成了自己的「敵國」，還要跟著共產黨高唱什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却忘記了﹕「有了共產黨，才沒有新中國」，和「有了共產黨，才沒有了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中華民國」這樣一個真理！甚至還要跟著共產黨，對馬列和馬列的子孫們山呼萬歲，卻將自己的真正敵國，一個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之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以馬恩列斯毛鄧江為其族譜的假「共和國」、假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直到被那個洋教和邪教在中國的子孫們糟蹋得够了，仍然不能自省！甚至能比「五胡亂華」歲月那些「漢兒傍得胡兒睡，便以胡兒傲漢兒」的漢奸們猶過之而無不及，竟然是「漢兒學得馬教邪，便依馬教殺漢兒」了！

雖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是因為反思的必然，二是因為偶然的機緣，使得中國大陸知識界終於開始了對中華民國歷史和歷程的反思，而且成果昭彰，對人民的歷史性覺醒、即革命性覺醒，功莫大焉。但是，在海外，由於一些所謂的人士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民對歷史的痛苦反思毫不知情，也不想知情；由於一些人本來就是馬列的直系子孫或「另册子孫」，屬於馬列和共產黨不要的，而非不要馬列和共產黨的；更由於一些號稱搞民主的人，對自己故國的現代歷史非但絲毫不知，而且腦袋裏面裝滿了的，又全是馬列的邪教思想和中共藉以編造歷史的謊言和假話，所以，雖然歷經了將近二十年反思現代史的大陸人民，正在對自己被馬列欺騙和被中共摧殘的慘痛歷史，痛定思痛，正在思考著如何才能「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匡正歷史，重建民國」，但是，在海外的某些人士們，雖然仍在領著那個「不認、不要中國的中華民國」的津貼，卻依然要將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歷史之一部份、並且是最為輝煌痛苦之一部份的中華民國及其歷史，視為寇仇。這種令人痛心的政治現象，說到底，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所招致。而也正是民族意識的可悲喪失，才為這些反民族的所謂人士們，帶來了民主追求的巨大混亂，和民主道路的巨大偏差，從而也就帶來了他們必然的失敗現狀。

再就是好幾代中國人，既然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高喊萬歲的「新中國」，非但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而且是馬列子孫的中國；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否定、批判、打倒的「舊中國」──中華民國，才是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自己的真正新中國──所以，我們才會認賊作父，認馬列為祖宗，認中國的馬列子孫──中共，為當代中國的「萬歲萬萬歲」，直至造成了五十年來，我們中國人「不分敵我」和「難分敵我」這一令人痛心狀態的出現。同時也造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祇因為他們受够了中共專制統治的欺辱和鎮壓，才會忘記了他們和漢族人民乃有著一個共同的敵人──馬列這樣一個應該「同仇共憤」的事實。某些少數民族，非但沒有意識到自己和漢族人民一樣，同樣是遭遇了馬列的殘酷文化侵略和馬列子孫的種種殘酷迫害，却將漢族、甚至是中國，當成了自己的民族之敵，雖然富有著鮮明的自我民族意識，却同樣是喪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意識，更不知道這一整體民族意識的喪失，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意義究竟有多大。從而不僅造成了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中國的仇視，直至造成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反叛──中國和中華民族將要遭遇分裂的危險，亦因此而橫亘在我們的前面。

至於當代臺灣獨立的傾向，其根本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大陸政權，曾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所顛覆；其當前的原因，雖然存在著不堪中共要「促成專制一統」這樣一個緣由；其性質，卻是政治分裂，而非民族分裂。它不僅為中共所一手製造，而且和那個與中共有著密切歷史關係的惡性台獨勢力密不可分。對此，我將在第四講中予以詳細地講述。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

第二個表現，就是民族自尊的喪盡

顯而易見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自然就會帶來民族自尊的喪失，甚至是民族自尊的喪盡。

而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一個特徵，也是民族自尊喪失的最主要表現，就是由於中共北京洋教政權，不僅是一家外來的邪教政權，而且是一家重建了宗教專制制度、復辟了君主專制統治、甚至是封建專制統治的罪惡政權。它在宗教上的「不二馬門」，和它在思想上的「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特別是它既要全面批判摧毀中華民族的優秀民族文化，又要根絕一切近代西方進步文明文化的種種倒行逆施，便實在是將我們這幾代中國人，變成了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幾代馬列之奴。也就是說，由於馬列的思想和文化是伴隨著屠刀來進行强制性教化的，幷且早已有無數的中華兒女，為了捍衛中華優秀文化和世界進步文化，而成了馬列的刀下之魂，就是我所說過的，中共是「以奪命來奪志」。所以，雖然幾代中國人傳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本能猶在，但是，在已經長達半個世紀的痛苦歲月裡，特別是在毛共殘酷統治的時代，我們這幾代中國人，也就真的是在思想文化上成了馬家的奴才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祇要翻開任何一本當代中國的文史哲著作，甚至是自然科學著作的序言或前言，我們就能够輕而易舉地弄個一清二白。何況，既然身已為奴，哪裡還有什麼自尊可言？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二個特徵，就是五十年來，在中共製造的一次又一次腥風血雨之後，即便尚有少數心繫中華的兒孫們，幷不害怕中共「以奪命來奪志」，但在馬列的强勢文化侵略之下，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成了馬列主義者，有的甚至成了「堅强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們才會帶著一個好人的本能的正義感，在馬列精神鴉片的作用下，既能夠積極地批判中華優秀文化，明確地否定「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又能够積極參與中共的批判、鬥爭、鎮壓、造反、抄家、破四舊、批林批孔之種種「革命行動」。但是，由於正派的做人本能、傳統的文化本能和對進步追求的為人本能，一旦使他們對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心存疑惑，甚至是心存反感，直至大膽妄為地也要造中共的反、要向中共這個極端殘暴的專制統治集團進行挑戰之時，由於他們早已失去了對馬列罪惡實行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能力，也就是手中缺少批判否定馬列之堅實有力的思想武器，心中缺少應有的傳統文化根基和進步文明素養，他們便祇能够在馬列邪教的「十八般武器」中，去尋找敵人的槍炮來與自己的敵人作戰。然而，這個敵人卻是在理論上和行為上擁有著「全副馬列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馬列邪教的本質早已决定了對該邪教的解釋權力，祇有掌權的這一家才能擁有，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擁有。所以，挑戰者自然不是敵手，甚至祇能敗下陣來。一九四九年以來，一些要用所謂的「真正馬列」，來反毛、反林、反江青四人幫的英雄們，他們的「成仁取義」，雖然具有極為動人的悲劇美，但是祇需要掌權的馬列子孫們定他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罪，他們就祇能够痛苦地、甚至是英勇地在馬列子孫的槍聲中，去結束他們那「既作為馬列子孫、又作為反抗英雄」悲劇人生了。然而，這正是失去了民族自尊、因而也失去了民族思想武器和世界文明武裝的英雄們的必然下場。這與歐洲中世紀那些既要反對教權統治、又要維護共同宗教教義的亡命教士們，又有什麼兩樣呢？

至於當今中國極少數心心念念仍然要追求那個「真正馬列天堂」的人士們，他們作為一家外來宗教──實際是邪教的篤信者，其執著的追求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黑髮黃皮」的中華後人，却敢於置這一家外來邪教對自己民族製造的滔天罪行而不顧，置這一家外來邪教對自己國家製造的淋灕鮮血而不睬，我們怕也祇能夠送他一個「馬列子孫」的雅號，幷為他敢於「魂絕中華」而傷心難已了！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時期，一批既心存改革的理想、又心繫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精英知識份子們，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曾被迫做過馬列之奴；在短暫的思想解放的號角聲中，他們又曾懷抱過追求真正思想解放的理想。但祇因中共祇號召思想解放，卻不允許明辨是非，目的祇是為了拯救和鞏固他們的獨裁權力；祇因為伴隨著中共所謂思想解放之誘導的，竟然是被人民立即抓住了歷史契機，便要實現解放自身的真正歷史要求──即要從馬列邪教的殘酷禁錮中解放出去，說白了，就是要從思想解放走向民族、民權和民生的真正解放和徹底解放。於是，那一批在八十年代因身懷改革的理想而走進了中共、或者是已經走上了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知識精英們，也就帶著他們被誘「偏」的理想，和他們身上還殘存著的馬列思想殘餘，及其對馬列、甚至是共產黨的「感情」殘餘，一邊雖要充當中共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一邊却又立即做起了阻擋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攔路石。所以，他們才會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就是「幫助共產黨改革」的道路。他們甚至陶然自得地認為，這「既符合中共的口味，又符合人民的利益」。所謂「魚與熊掌」，他們皆能夠「兼得」。

而也正是這條道路，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迅速墮落成了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層層掌權人和腐敗者，和中共僅僅是要推行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却也使得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成了「不敢正面進取、祇敢繞道而行」的「偏鋒」。這後一批人，雖有變革之心，卻無變革之膽。他們不敢批判和否定馬列邪教，却在共產黨已經將我們的祖宗和祖宗的文化，批判、推倒、掃光、殺盡幾乎數十年之後，又繼承了「黨的事業」和「馬家招式」，專門對我們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的民族文化，進行了又一次的徹底批判，甚至是全面栽贓，直至乾脆將馬列的一切罪惡、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都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劣根性所決定，從而將我們的全部民族性和所有民族文化都列在必須重新打倒、掃蕩之列。毛澤東時代那種「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的種種肉麻景象，和「駡盡中華祖宗、燒盡中華四舊」之種種欺祖滅宗的行爲，我們就不用去說它了。但是，今天，我們祇需再讀一讀八十年代以來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一心要「歸向鳳池誇」的煌煌大作，就祇能讓人感到作為一個中華兒女和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羞耻。因為，他們非但不將造成當代中國落後和愚昧的痛苦現實，歸咎於馬列及其子孫的種種倒行逆施，歸咎於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邪教的劣根性，却始終在洋洋灑灑地駡著中國、駡著祖宗、駡著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直至駡盡了中華的天、地、山川、河流、歷史和人民，却絕不去駡那個毀壞了中華大好河山、踐踏了中華優秀文化、毒害了中華純樸民性的馬列，及其在中國的殘暴子孫們。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為中共批准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也就是要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混名混利」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就是這樣地在思想文化上，將自己應有的民族自尊毀滅殆盡，更積極地使用對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栽贓和陷害，一方面為中共提供了逃脫種種罪行的當然藉口，一方面則在思想解放的歧途上，對新一代中華兒女進行了錯誤、甚至是罪惡的「啓蒙」。其流風遺毒，伴隨著中共對他們的「既捧又打、先捧後打，和變著法兒又捧又打又勾」，而效應廣被。

而也正是他們，才將「辱駡中華民族劣根性和中華文化劣根性」的「族駡和國駡」，帶到了海外，帶到了海外民主運動的陣營之中，甚至造成了一個「隱性中共民運陣營」的出現，直至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成為一九八九之後海外民運的「主流」。於是，一場批判否定中華民族和我們民族文化的共產文化改良運動，竟然就在思想無限自由的海外世界，「舊帽翻新」式地變成了「反對革命、乞求改良，鼓吹分裂、漫罵統一」的「嶄新」思想文化武器，從而在中國人民再一次追求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萬難道路上，自亂了神志，自毀了陣脚，增强了敵營，銳减了戰友，直至在海外造成了一派否定中華民族、却不否定共產黨，否定民族文化、却不否定馬列邪教，敢於大駡中華奴性、却不敢批評馬列奴才的「奇异民主運動景象」。這種種景象，自然祇能使我們每一個真正愛中華、愛中國、愛我們優秀中華文化的華人，竟祇能「他哀而復自哀」而已了……

對此，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雖然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種助共改良、而不是為民變革的思想和文化，說是為了「保共改良」，也絲毫不能為過，但却將中華民族民族自尊的長期喪失，推向了徹底喪盡的可怕境地……。

至於今天那一塊已經掛遍了中華大地的「無字招牌」，那讀來讀去便都是「洋人與狗，可以入內」的八個大字，又該將我們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糟蹋到了何等令人心酸的境地。就不說那些拼命要做「世界公民」，卻絕不要做「中國國民」的某些「愛國」者們――他們今天正在和馬列邪教政權勾勾搭塔、眉來眼去的「動人情景」了。而那些常常要被某些人掛在嘴巴上的「大中華、大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人的世紀」等等，無非是他們在「心靈空虛時」和「中共需要時」，才會表現出來的一番「虛驕」和「虛假」罷了。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

第三個表現，就是民族信心的破滅

而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中共用「奪命以奪志」為手段，消磨了我們中華兒女理應推翻馬列王朝的血性和志氣。因為，五十餘年來，中共在使用「奪命以奪志」的决心上，實在是從來也沒有動搖過。雖然時弱時强，但是，任何時期，只要誰敢於真正向它的馬列王朝挑戰，只要誰真正敢於向他們這些馬列子孫挑戰，甚至只要被它懷疑是在向它挑戰，哪怕是在向它表忠心、却又被它懷疑，它都會使出「奪命以奪志」的絕招，毫不含糊，也毫不手軟。毛澤東時代的血腥統治就不去說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共在北京屠城和在全國進行殘酷鎮壓的「血染的風采」，就曾又一次地證明瞭，「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甚至是「不用機關槍掃射、坦克車輾壓無辜學生和民衆，就不是共產黨」這樣一個馬列王朝的鐵血真理。至於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和非人折磨，以及它對法輪功學員已經欠下的成百上千的血債，也無非證明瞭中共還是中共，和中共為維護這家外來邪教專制復辟政權，將仍然要對中華兒女施行以奪命來奪志的本相。

        然而，正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對中華兒女的長期瘋狂濫殺和長期殘暴鎮壓，和毛澤東之後中共殺人本性雖有收斂，却無根本改變，才造成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無數中華兒女，因長期面對中共專制殘暴統治的淫威，而喪失了我們民族血統中敢於反抗的血性和志氣。

我在一九八零年曾發表過一篇小說「他就是軟了點兒」（《延河》文學月刊，一九八零年十月號），雖然當時有許多讀者曾誇獎我寫出了當代中國人就是「軟了點兒」的悲慘人生，但是，中共文壇的領導們，也祇是因為「軟了點兒」，而不得不一邊打壓這篇小說和我那些更「離譜」的創作，一邊又要安慰我、鼓勵我多寫點「社會主義的光明面」；特別是我自己差一點點又因此而「軟了下去」的危險，則使我更深地明白了，「在馬列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人」，之所以都「軟了點兒」的根由何在。

然而，我在這裡猶如骨哽在喉而不得不說的是，如果誰非要將當代中華兒女這種「軟了點兒」的變態、變形人格，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幷由我們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那麼，我們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解釋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無數的「陳勝、吳廣現象」了；甚至我們只需將民國時代那些不論是拿槍的，還是拿筆的，他們動輒就敢發動武裝叛亂，天天都敢橫駡、直駡和「曲駡」那個「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歷史事實，拿來作一個簡單的對比，我們同樣就會發現，他們是否也太「硬了點兒」呢?所以，當代中華兒女們的「軟了點兒」，也就實在是由馬列王朝的血腥統治、形形色色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

但是，正是這種「軟了點兒」，和一再地「軟了下去」，才在中共已經長達五十餘年的統治下，使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被消磨得幾乎「蕩然無存」。其後，中共雖在它八十年代的第一度專制改良中，誘惑了、又收買了相當數量早已經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知識份子，欺騙了和誘惑了一些同樣是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群衆，却更在九十年代，如西太后和俄國宰相斯托雷平那樣，在不得不推行第二度專制改良以救命的歲月裡，在一手抓緊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年頭，又使用一切向錢看的手段，進一步迅速地腐化了他們自己的層層知識官僚，中國的上層知識份子，以及相當數量的、特別是為專制權力所壓迫的生意人和普通人。誠如我在前面所說，從而造成了一派衣食足而禮儀崩的社會腐爛景象。單就這一景象而言，即便要用中國歷史上因「五胡亂華」所造成的，東晋南北朝時期的政治腐敗和士人腐化相比，也都是小巫見大巫。然而，正是這種由中共所一手製造的腐爛景象，才又在極大的程度上和相當的範圍內，消泯了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和志氣，特別是消泯了當代「士人」、也就是當代衆多知識份子、主要是上層知識份子的志氣和血性，使得中國人民對於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迫切追求，遭遇到了新的痛苦和艱難。

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二個標誌，就是中共以 「奪知來奪志」，從而造成當代的中華兒女們在重建中華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為，中共不僅以馬列邪教治國，而且以流氓暴力治國，特別是它長期以來以無知來治國和以謊言來治國的愚民國策，特別是他對中華數千年文明文化的殘暴摧殘和滅絕性摧殘，實已造成了當代中華兒女對自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矇然無知。

因此，由於不瞭解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究竟文明在何處，才造成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無所由來。由於不瞭解辛亥革命前後近代中國的真實歷史、甚至為中共所精心編制的虛假歷史深深地欺騙了長達半個世紀，所以，才會不懂得辛亥革命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輝煌意義，更不懂得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在內憂外患之中，曾為捍衛共和、抵禦外侮，而進行過怎樣不屈不撓的殊死奮鬥。而由上述兩種無知所造成的，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無愛、無情、輕蔑、甚至是辱駡，直至毫無信心，豈但早已是另類馬列子孫們的專利，甚至早已經因馬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而使得一些所謂的發憤追求者，也將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當成了自己的「敵國和敵族」了！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某些從大陸逃往海外以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的人士們，他們不論是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際行為上，所已經一再表現出來的，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毫無情意和極端蔑視」；所一再表現出來的，對馬列及其種種邪說异端的「戀情和深情」；所一再表現出來的，仍然要用馬列的思想和方法來反對中共、追求民主的種種奇形怪像；所一再表現出來的，非民族和非傳統的種種思想行為；所一再表現出來的，祇知馬列、不知孫文，甚至是祇認馬列、不認孫文之種種繼續要「背祖忘宗」的言行；特別是他們一定要將孫先生直到今天都仍然極富生命力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民主建國思想，說成是「過時了」──這就不僅與二十年代的中共唱出了同一首濫調，而且連今天因窮途末路，竟然也要拿孫文來騙取歷史正統性和歷史合法性的中共都不如了……

就不說海外某些一涉及到孫文和「三民主義」，就反感，就厭煩，就不屑一顧；一提起馬列來，就會宏論不絕、雄辯滔滔的「海外民運奇觀」了。甚至是一些正在尋找希望的勇士們，甚至是少數十分正派的人士們，祇因爲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所知甚少，祇因為他們在思想內容、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已經與馬列難分難解，所以，他們才會在缺少民族自信的徬惶心態之中，依然要在馬列或馬教落難子孫們的思想裏面，去尋找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出口、道路和方向……

這些現象，一方面雖然證明馬列主義的幽靈，依然徘徊在數十年來中國人民民主追求的營壘之中，證明少數民主追求人士還沒有從共產黨的思想、感情和立場的羅網裏面掙扎出來，脫胎換骨；另一方面，則更加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某些後人們，非但「不識」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本相，而且「不認」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心態」。這個心態說白了，無非就是「即便孫中山是正確的，我們也還是要在、和祇願意在馬列或其它洋人的思想裏面，去尋找指導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而這個心態之所以形成的根由，就是因爲馬列造成了我們民族自信心的可怕喪失、甚至喪盡。

著名的歷史學前輩大師錢穆先生說得好﹕「欲其國民對其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而上述種種因為民族自信喪失、甚至喪盡，才造成的種種「民主運動景象」，實際上都是因為對自己的民族國家毫無真實的瞭解，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失去了真正的愛情所致。

而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三個標誌，就是中共以「奪路來奪志」，從而又一次摧殺了我們民族自信心。

然而，怎麼才叫做奪路呢？我先說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中共改革開放期間第一次學潮將起的時候，我曾在武漢大學作了一次很大規模的講演。在這個講演結束後，有很多學生都向我提了問題，而且問題都集中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上，幾乎與我講的「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這個主題無甚相關。其中有一個學生竟然問我說，「你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我當時不遐思索地就回答他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由倡導改革的黨，在改革的大道中間，壘起了一座不容我們逾越的堡壘。」

我回答之後，有一刻，我眼前那個幾乎能够容納上千人的禮堂，居然靜寂得連一丁點聲音也沒有。但是，沒有過一會兒，就像是有人發號施令了似的，竟突然爆發出了持續的、猶如爆風急雨般的掌聲，我甚至看見那些站滿了窗臺的年輕學生，一個個使勁鼓掌的激動模樣。我知道，他們聽懂了我的話。那一刻，我忽然又為自己的大膽，擔起心來了……

而今，已經十七個年頭過去了。回頭一看，實在不能不說我當年的「妄論」不對，因為我當年的妄論，今天回想起來，確實是說明瞭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正是因為中共這個所謂的改革者，要用奪路來奪志的辦法，將一塊專制頑石橫攔在人民追求真正民主變革的大道上，所以，才會造成某些也想變革的知識份子，祇敢歧途求取，不敢正路進攻，從而造成了方向和道路的必然錯誤，甚至是種種歧途的出現。其主要者有三﹕

歧途之一，就是面對著中共絕不容許將思想文化的解放，解放到對馬列甚至是毛澤東思想實行批判和否定的正途上去，而祇想「解放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於是，我們的一些知識份子，便祇敢在側面公開批判和否定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文化，卻絕不敢在正面批判和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而將一場必須推倒馬列專制復辟統治的歷史性變革，又錯誤地引導向對於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批判和否定之中去了。這就不僅在實際上為中共消解了罪行，為中共利用這個歧途來繼續詆毀我們的民族、愚昧我們的人民，帶來了「人賜良機」，而且也在實際上為中共專制復辟統治的所謂「合法性」，製造了歷史的、民族的、甚至是文化的藉口。此後，諸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中華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中國人啊你什麼時候才能不愚昧，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劣根性」這些「理論」的提出、甚至是甚囂塵上，竟導致在文學上也誘發了要尋找和表現中華民族之「劣根」的文學，一時間，表現中華民族歷史性落後、無知和愚昧的荒唐文學竟成為一種時髦的文學潮流──這一切對於進一步維繫中共的統治，進一步打擊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壓迫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急切願望，直至誤導新一代涉世不深的青年，實是起到了令人痛心的作用。

歧途之二，一是製造了一個叫做 「不可取代性」的理論。因為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祇允許施行專制改良，也就是意在維護專制統治的改良，而不是民主改良，就是决不想改到民主制度和真正自由的軌道上去。於是，一批絕然不敢正取者便告訴國人，「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代替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來取代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他們才認為，唯有幫助共產黨改革，推動共產黨的改革，中國才有希望。

二是進一步提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理論，甚至當一些人士因被共產黨趕到海外而要自己組黨搞民主運動之時，他們居然也在自己的「民主追求」裏，喊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和「要幫助共產黨健康力量」的口號，從而表明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本相。

三是在還沒有人提出革命的口號和理論時，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否定革命」，直至在海內外煽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革命、特別是要否定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惡流，理由自然很「悲天憫人」──因為「革命」只會造成天下大亂和人民遭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第一種謬論，是建立在中共和他們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上的。因為他們既然已經徹底地否定了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以，他們才敢於嘎然一剪，就剪掉了我們的四千九百五十年──在他們的眼裡，豈但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是「沒有馬恩列，就沒有舊中華」了！不僅如此，為了證明「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他們還巴望將中華民族的未來，規定在祇有共產黨當家才能存在下去──這樣一種荒誕不經的歷史預言之中。似乎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馬列的中國，中華就會亡族，中國就會亡國。却忘記了﹕正是因為來了馬列、有了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已經亡了族，中華中國才被亡了國，中國人民才遭遇了四千九百五十餘年都不曾遭遇過的痛苦和灾難！那位「成就巨大、人格渺小」的科學家楊振寧先生（參見《黃花崗》雜志第四期李勇先生文），他的父親楊武之，就曾痛恨不已地說過﹕「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未見有如此手段治民的，禁掉所有的書，祇許讀他一人的書，真比秦始皇（焚書）高明一百倍，更狠毒一百倍。」（《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他們的第二種謬論，無非是要告訴別人，共產黨有的是力量，特別是鎮壓的力量，因此，想挑戰共產黨，無異於是想用雞蛋來砸石頭。因此，對一個根本就打不倒的黨，還是識相一點，乾脆不打的好。而中華的江山，只能共產黨坐；中國的改革，也只能共產黨來領導。他們當然忘記了，這個地球沒有任何黨、沒有任何人都會照樣轉的真理。更忘記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遭遇了馬列之難和中共之灾，但是，我們的民族斷不會因此而滅亡，我們的民族也斷不會因此而無路可走了！幷且，只要下决心解决了馬列邪教和共產黨的問題，只要下决心推倒了這個萬惡的共產專制復辟，我們就一定會有真正的和光明的正途可走！至於說到共產黨裏面，有、還是沒有健康力量，我們只能說，一切志在寧願放弃專制權力也要推倒共產專制制度的中共黨內力量，自然可以稱做是健康力量；相反，一切不願放弃權力、甚至祇想幫助中共推行專制改良者，一切祇是根據中共黨內鬥爭需要而利用改革名號者，他們豈但根本就不是什麼健康力量，甚至不過是中共專制統治力量的一個部分罷了。雖然「這一部分」，共產黨倒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根本就不管他們是否還在想著、戀著共產黨，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他們的第三種謬論，無非是藉否定革命，而要否定一切革命；藉反對革命，而反對「反共產黨的革命」，藉反對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而要拼命反對這個真正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再一次爆發。因為共產黨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真是跟慈禧太后推行專制改良時代的中國太像了！雖然就官場的貪腐黑暗而言，就鎮壓的殘酷程度而言，西太后只能自嘆不如。何况，在今天的中國，除掉不爆發革命，只要爆發革命，就一定是人民起來革共產制度的命，所謂「變革天命」。所以，他們才會拼命地反對革命，才會把民主革命描繪得比共產革命還要恐怖可怕，才會假裝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寧與發展，來反對民主革命，似乎是一副「菩薩心腸」……卻無論如何也包藏不住他們意在「保共改良」的用心和真情。

歧途之三，不敢正面否定中共的假民族主義，祇敢從側面藉反對民族主義來反對中共，竟然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批成了「真民族主義」，從而為中共幫了一個「大忙」，更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幫了一個大大的「倒忙」。

這種危險狀况的出現，第一是證明瞭他們對中國的這一部現代歷史完全沒有瞭解，或者說，他們早已將中共這個勝利者精心編造的歷史，當成了真實的和真正的歷史了。這不怪他們。但是，我們却要敦促中國的歷史學者們，務要記住胡耀邦先生的名言──「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推翻我們了」，以在你們已有的歷史反思的成就上，繼續地和迅速地作出貢獻，以使得歷史的大是大非能够更多更快地得以澄清。而只要使我們的國人、我們的青年、特別是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中華兒女，明辨了這個是非，認清了中共這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曾徹底出賣民族國家的歷史罪惡，認清了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曾瘋狂屠殺中華兒女、滅絕中華文化的歷史罪行，就會因為「是非昭彰」，而從根本上戳穿他今日一心想操之在手的「民族主義大旗」。雖然，揮舞這面大旗，如今竟然是他唯一能够在國內矇騙國人、在海外誘騙華僑、對臺灣則可與惡性台獨勢力們一唱一和的唯一看家本領了。再就是，這雖然是中共最後一張有用的「王牌」，但因為它祇是一張「假牌」，所以，我們才必須將它揭穿，使它不能繼續行騙。而戳穿這張「假牌」的結果，就是我們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復，和對民族主義正確認識的復歸。當然，之所以會出現對中共今日鼓吹民族主義「信假為真」這樣一種現象，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民族意識、民族自尊和民族信心已經喪失所致。

第二、則是他們在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錯誤地認作了「真民族主義」之後，便要以批判民族主義作為手段，企圖以批倒民族主義來瓦解中共，甚至一邊拿辛亥之後各省獨立從而造成滿清王朝的崩潰為例，一邊又將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較量階段，大小軍閥們曾張揚過所謂「聯省自治」為名，竟希望以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形式，來瓦解或推翻中共。殊不知，就前者而言，辛亥之後，各省宣布的是獨立，而不是分裂，祇是要從滿清王朝中央政權裏面獨立出來，而不是要從中國裏面分裂出去，更不是從此不認中國，不要中國。這實在與今日海外那些要支持藏獨、台獨人士們的背景和目的，完全不同。就後者而論，所謂聯省自治，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那無非是在大軍閥要用武力統一中國的情勢之下，小軍閥們要以「聯省自治」來自保而已。自治，不過是他們在口號上要「借乎潮流」罷了。這才是二十年代各地軍閥們提倡「聯省自治」的名實關係。然而，它却被一些不解歷史的「精英」們，拿來作為攻擊孫中山先生、甚至是鼓吹中國應該分裂的「法寶」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從對真假民族主義的辨識中，認清楚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在當前，「絕不能中共喊什麼、幹什麼，我們就反對什麼」。無數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中共是一個「假話說遍，謊言說盡，陰陽兩謀用精」的黨，如果今天我們竟仍然要根據中共的假話、謊言和行徑來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還是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將大錯特錯。今天，之所以會出現「中共要紀念辛亥革命，有人就要反對辛亥革命」；「中共要紀念孫中山，有人就要否定孫中山」這樣一些十分混亂的現象，其一部份根由，都出在這裏。因為，只要我們不能、或沒有能力辨識當今中共種種言行的真正用心，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這樣做我們就會上了它的「大當」！比如說，如果我們不能識別它要將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傳人和辛亥革命繼承者的真正用心，不過是它要在共產革命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崩解之時，企圖騙取歷史的合法性，於是，我們竟然因為「中共現在要肯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了，我們就要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那豈非是大錯特錯？最近，中共先是在《走向共和》這一部電視劇中删掉了孫中山有關「什麼才叫做真正共和」的講演，後來則乾脆禁播《走向共和》，也就實在將它對孫中山究竟是敬、還是怕，是真想傳承、還是假想傳承的心態，表露無遺。至於它今天要高舉那一面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幷且將它玩得煞是好看，亦不過是要內騙國人以鼓吹所謂民族情緒、外騙臺灣海外以繼續搞它的統戰罷了。

……

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些戀共、保共的言論和理論，也正是上述種種對歷史的不解、甚至是善良的糊塗，才在當今中共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起到了再一次消磨我們民族信心的很壞作用，甚至對中華民族民族自信心的復蘇，進行了又一次的扭曲和破壞。特別是在一個號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將本應該是正取的歷史方式，活生生地又誘導向了各種各樣的歧取之中，從而予共產黨以喘息，予人民以迷惘，推遲了真正變革的到來，延緩了對於「和平革命」的積極準備，直至將一個早已經應該到來的民主變革時代，變成了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發展瘋狂腐敗和中國大陸普通民衆遭遇更加痛苦的歲月……

然而，使中共真正感到可悲的是﹕中共層層級級的官員們，之所以必須瘋狂腐敗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比誰都更加徹底地看清了馬列王朝必然滅亡和就要滅亡的傷心景象；使我們感到十分悲哀的卻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巴不得中共早一天垮掉、卻又害怕天下大亂的原因，就是因爲對中華民族自己還能不能「從頭收拾好山河」，喪失了自信心；至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們，中共的上層知識分子、和中共遊走海內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他們雖然明知中共要垮，却又時時要爲中共出謀劃策，總希望中共還能藉改革以救命，所謂時時處處，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歧求而非正取，就是因爲他們早已「自信」全無，祇能將自身的名利榮辱繫於中共一身罷了。

朋友們，「民族自信」的破滅，所給我們帶來的，也祇可能是上述這一番令人傷感甚至憤怒的「末路」景象了！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第四個表現，就是民族意志的沈淪將在本刊第七期、零三年十月號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