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感覺良好…
《王若望自傳》第三卷
1949─2001
本刊主編前言﹕
名傳天下的作家王若望先生，雖然已於前年作古，但他作為一個有骨氣、有豪氣、有人氣的真作家，特別是他那種「雖為共產黨所不要、卻決心不要共產黨以至死不變」的錚錚鐵骨，實在使海內外所有的景仰者無不心悅誠服。因為他代表著的，乃是一種敢於直面的勇氣，是一種敢於獻身的真誠，更是一種敢於矢志不渝的追求，這就與那些「得則長袖善舞、失則心魂具落」的「壯夫」、「精英」們，不可同日而語了。
王若望先生和夫人羊子在
國內某省文聯的歡迎會上
本刊為紀念王若萬先生，特決定將他的未亡人羊子女士為他整理成書的《王若望自轉》第三部於本刊連載，藉以告慰他的英靈，告慰他孤帆天涯的晚歲，以在世態猶為炎涼、人情猶為澆薄的海外，為他，也為我們自己，點燃一支不滅的蠟炬，以磨礪我們理應是「蠟炬成灰淚不干的」心志，象王先生那樣，為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未來，繼續上下而求索。
第一部
進入上海第一程 侵入交通銀行
跟隨解放軍進入上海以前，南下幹部集中在丹陽進行短期培訓。學習解放軍總部的「入城守則」，並將各路英雄按行業和黨、政、文、教等分為十多個支隊，組成接管上海的網路機構，猶如影子內閣那樣的統治班子。我被分派在工會系統，領導人是曾山和劉長勝。這兩人沒在丹陽。劉本是上海地下黨的工運領袖，早就在上海。曾山在解放軍任華東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任，接管上海時他出任副市長。
當時的南下幹部，都像衣錦榮歸的勝利者；作爲中國第一大城市的統治者，過去曾經遭遇種種磨難和挫折，如今都得到雙倍的報償。我們處在高度激昂的興奮狀態中。我們什麽時候出發，要等解放軍完全攻下上海；目下上海還沒有全部解放，京滬鐵路由丹徒至上海的一段還沒有通車。直至我們乘了專列正式出發了，人人都流露出躍躍欲試的焦急，不間斷地唱起八路軍進行曲之類的歌曲。忽然，火車到了真如站，又停下來，原來浦東一角還在交戰。我們一齊下了車，乘坐十幾輛公共汽車駛向上海鬧市，總覺得未能參與解放上海之戰而遺憾，最後在交通大學的「恭綽樓」安頓下來。直等上海局面完全平定了，恭綽樓的南下幹部各奔前程。我跟朱俊欣、周炳坤等前往指定的交通銀行報到。外灘的交通銀行大廈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金融機構，怎麽會接納工人階級的領導班子呢？
憑著我們有解放軍撐腰，消滅資產階級原是順理成章的革命行動。一反掌之間，交通銀行的招牌撤下，換上了上海總工會的牌子，便把偌大的交通銀行大廈據爲己有。雖然街頭張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布告裏，明明寫著「原有政府文教衛生所有人員一律留用；本軍任何人不得進入住宅、商店、寺廟和公共機關等」。
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總工會便佔據了交通銀行大廈，這不是言行不一、明目張膽踐踏自己宣佈的條令和規章嗎？
在丹陽集訓時，就已確定劉長勝出任上海總工會主席。劉是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青年時代他投奔俄國海參威做碼頭工人，組織了當地華工碼頭工會，暗中支援紅軍，劉成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羅斯邊疆黨組織的早期黨員。劉是老資格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工運幹部，暗中支援紅軍奪取政權。他回國後，理所當然地成爲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席也是從蘇聯回國的李立三)，並兼任上海總工會主席。上海總工會(簡稱「上總」)設三位副主席：沈涵、朱俊欣、湯桂芬。他們都是地下黨領導下的幾個産業工會的工人領袖。沈是電力市政工會，後來發展至英商電車、公交公司以及五金工會的工人領袖。湯是紡織工會的主席。在地下党時期，上海工人福利會頻頻爆發大罷工，在一次罷工中，僅紡織工廠即有三十萬工人參加，上海工運鬧得轟轟烈烈。
我被分派至文教部任副部長。部長紀康，地下黨時期從事工運的宣傳工作，曾主持出版《生活知識》和《燈塔叢刊》等。我們二人的分工，紀康謙虛地分管內部事物以及「上總」上下左右的協作；我則負責各産業工會和業餘工人夜校。在與紀康共處中，發覺他沈默寡言，說話有點木訥，只是寫文章或作工作報告卻是條理井然。
頭一年不同性質的産業工會便有二十五個，各産業工會配備文教幹部，確定一個時期的宣傳要點等等，都劃歸我的名下。此外，還創辦了「勞動出版社」，組成了《勞動報》，成立了總工會文工團。至今模糊記得，工會業餘夜校
即有五百多所。考慮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我自己編了四集《工人識字課本》，交勞動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即發行了十五萬套。非常滑稽的是，在我離開「上總」三年以後的反右鬥爭中，「識字課本」本該算作我的貢獻，竟批判爲大毒草，因「識字課本」中有一題爲‘勞資合作，發展生産’，定罪爲抹殺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性，鼓吹階級調和。這是後話，按下不提。本人正是年富力強、精力最充沛年代，常常有一種創造性的衝動使我勇往直前，攬下了上述種種業務還不滿足，又發明了某些新花樣惹得雞犬不寧。想不到正是新花樣的發明，把自己弄得太突出，引起了一系列的杯葛。
知己難得
在上總大禮堂作的報告大受歡迎，那次由紀康部長主持大會。講完以後，我就徵求紀康的意見，他幾乎羞答答地說：「台下反應很熱烈，要是我上臺講話就不自然」。在報告結束時，曾宣佈：「我們打算讓這樣的口頭講話，也推廣到産業工會系統去」。結果大小工會紛紛至文教部要求王某前往，弄得應接不暇，難以應付。這證明占大多數的文盲，最歡迎的還是面對面的有聲有色的現身說法。我的口才，當初在西安安吳堡青年訓練班時期講進化論，做到雅俗共賞，那時便贏得了達爾文的美名。如今做報告依然貫穿著進化論思想加社會發展史的內容。報告完了以後，留出時間讓聽衆提問或質疑，基本上做到有問必答，偶爾碰著解答不了的，我則以本人學識有限，十分抱歉敷衍過去。這時候我的日常工作，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出發到各個産業工會做報告了，弄得分身乏術、舌敝唇焦。紀康在部務會議上研究這個問題，得出一個辦法：讓老母雞孵小雞，何不從各個産業工會挑選能說會道的文教幹部，培養出更多的報告員隊伍？沒料想，第一屆的報告員培訓班，其中有英國回來的博士，還有震旦大學的教授，解放以後落魄的著名書法家，等等，大上海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咧！
正當報告熱蒸蒸日上的時節，上總一次黨組會議上，有兩位負責人對王某的個人突出提出了責難。「個人突出」與出風頭是同義詞，據文教部的統計：七十萬工會會員中，已有五十萬人次聽過上總的報告，這一數位本應作爲文教部的突出成就吧，但在黨組會上劉長勝主席挖苦我是「小熱昏」！小熱昏者，即街頭賣梨膏糖唱滑稽者之貶語。另一位部長附和道：「王若望的報告可是代表上海總工會和我們的黨哩」。
這次黨組會我沒參加，碰巧我又在外邊作報告，當紀康以婉轉的口氣透露黨組會對我的批評，我簡直受不了。我賭氣地說：既然領導對我這樣不理解，我何必自討苦吃，頂多不幹就是了。如果真的不幹，各廠預約請我作報告的，還有二十多家，一旦不去了，文教部就會軋扁頭。紀康爲難地講了這樣的話：「會上說你的演講不能代表上總，也不代表党。這種批評不實事求是嘛，誰能保證每一句話都代表黨和上總呢？既然黨組並未作出決定不讓你宣傳黨的政策，此人也就不能代表黨組吧！聽我的話，你還是照樣去作報告，只是今後你講話時準備好一份提綱，你代表文教部總是可以的吧？如果回絕了各個産業工會，這個損失不但是文教部的，也是總工會的」。
我滿肚子委屈，終於答應草擬好提綱，再去上陣。我說：「我本厭倦了疲於奔命的演講，就此結束了這個營生也好，這就叫做‘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罵我小熱昏的劉姥姥不明白，把文藝大衆化當作謀生手段的小熱昏，我們怎能挖苦他呢？」
紀康一個勁兒地鼓勵我：「其實，這是一種平均主義在作怪，要是誰個人突出一點，平庸之輩就感到是對他的威脅，罵你是出頭的椽子，你說‘木秀于林’倒是很恰當的」。
在下一次黨組會上，紀康當著劉長勝等作了一次解釋的發言：「我曾作爲一個聽衆聽了王若望的演說，台下的工人氣氛很熱烈，確實有引人入勝之處。台下聽衆提出許多疑難問題要他回答，這正好給總工會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這是親自下去直接解答職工對我們黨的政策存在的種種疑慮。王若望本人好幾次向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領導幹部親自到工人中去接觸群衆，他提出陳毅市長就是這樣的榜樣------，他並不願意單槍匹馬挑起如此沈重的擔子，我是說話結巴，不能作報告，王若望作報告倒是事先準備了提綱，經過我審查的」。
紀康講這些話的時候，可並不木訥，只是情緒上抑制不住激動，簡直是給副部長王若望唱了一曲讚歌，講得「風必摧之」的反對者面有愧色。後來才知道：對立面也派了一位副部長聽過我的報告，這次黨組會此人也出席了，不過他未曾發言，大概也沒抓到什麽把柄吧。
不幸我跟紀康合作的時間不長，他於1954年調至「世界工聯」任中方常駐代表(該世界工聯駐地在華沙，原受第三國際領導)。劉長勝調離上總比紀康早一年，他任「世界工聯」的中方代表團團長。1954年夏，紀康患了一種古怪的病，只得回國治療，我與他妻子到外灘迎接他的歸來，我看到紀康碩大無比的身軀大爲吃驚，幾乎認不出來。他還能扶著舷梯從船上下來與我握手，他的手就像如來佛的手掌，陪同他回國的同志告訴家屬，他得了肥胖病。他的身體竟擠不進汽車，不得不由幾個人擡著塞進汽車後座。我到醫院看望他兩三次，進了醫院不到半年，於1963年不治而死，終年五十三歲。大上海的報告熱，並不是王某獨領風騷，還有兩位傑出的報告員頗受上海人歡迎：頭一名是陳毅市長，第二名是稅務局局長顧准。陳市長的聽衆大多是黨政軍市區兩級幹部。顧的聽衆則是機關幹部和留用人員，顧准年齡比我長三歲。當時我特地登門與顧准拉同鄉關係，並向他討教。想不到他早有心與我結識，他說：「我曾經聽過你的一次演講，給我的印象很好，你能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舉的例子來自社會底層，正適合工人群衆的口味」。
我要求他指出缺點，顧笑笑說：「有的。在您的講話裏，還透露著常州口音」。我要他談談做報告的經驗，他說：「我的聽衆跟你不同，聽我講話的大多數是科室留用人員，他們似乎有一種自卑心理，以爲自己是被征服者，所以不可有居高臨下好爲人師的口吻。眼下我們的某些領導人，講話的內容是解釋黨的政策，聽演講的看作是政治任務，聽起來乾巴巴，很教條，那就失敗了。如果說我的聽衆是偏右的，那就要注意設身處地，冷靜的說理；而你的聽衆是工人階級，大概屬於偏左的思潮，講得激昂慷慨肯定受歡迎」。
上述這一席談話，至今我記憶猶新。不幸的是顧准在1957年打成右派。他是抗戰前就入黨的黨員，而且去過延安，隨著解放軍一起進入上海，頭一場政治運動他就挨上了。「三反五反」運動中，報紙首批打倒的九名部局長級幹部中就有他，受的處分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來在「大鳴大放」中，他又天真地爲自己辯護了幾句，正好中箭，一頂右派帽子逃不掉了。他不但不服罪，在某種場合說了一句不妥的話，出於一個不知悔改的右派分子口中，就得罪上加罪了。結果顧准頭一頂帽子沒摘去，又於一九六五年加冕，當時被稱作「雙料右派」。而他還是滿不在乎，正在全國瘋狂似的發動文革期間，竟能在一支燭光下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和《理想主意到經驗主意》等等鴻篇巨著。
在文革最高潮時期，作爲「反屬」，他的妻子汪璧又受株連，遭受百般侮辱；她在1968年自殺身亡。顧的老母避居在女兒家中，當顧准因肺癌彌留之際，只是要求再見老母一面，無奈嚇昏了的妹妹竟忍心阻止母子的生離死別！
一個偉大的天才，活了五十九年於1979年與世長逝！他的著作在死後九年才得出版！
衣錦榮歸
進入上海，我是光桿，小家庭還留在丹陽，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妻子帶了兩個孩子來了。一見面，她就怪心疼地說：「怎麽搞的？你瘦了許多」！我無言以對，不過心裏有數，迎接上海解放，確實忙得不亦樂乎，二來我又顧不上照鏡子。我的居室只是暫時住在交通銀行樓頂只有十平方米的儲藏室裏，既沒有窗戶，又沒有鏡子；加之四出作報告趕場子，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三餐無定時；餓了，就吃碗陽春麵或是油條大餅充饑；困了，就在文教部辦公室沙發上過夜。如今一家五口來到上海，(其中一位是山東女傭)上總又沒有家屬宿舍，行政科關照先在樓頂那間儲藏室裏安頓幾天再說。
李明乘興而來，看到分配的宿舍還不如雞窩，撅著嘴表現出很敗興的表情，我苦笑著做政治思想工作：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上海，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具名的入城守則明明寫著：本部所有人員不得隨便進入民房、寺廟和公私機關，解放軍官兵就在愛文義路的人行道上過夜，這事感動了全上海人民。我們總算還分配這麽一間房子，也可以滿足了。加之我還兼著黨總支書記之職，領導人吃苦在先，要做個榜樣嘛，我們住這號房子才問心無愧！
想不到我妻子頂撞了一句：「解放軍不住民房，按解放軍的入城守則只好睡馬路，報上刊出的照片我看到了。不過你們住的這個交通銀行，不也是民房嗎」？她的反駁有理。我的李明看問題可不簡單。
報告熱慢慢冷下來，總算有一個星期的空檔，我向紀康請了假，打算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常州老家，滿足一下「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故土之戀。自抗戰前夕從蘇州軍人監獄釋放，曾回故鄉十餘日，彈指又曆十二年矣。如今拖男帶女，在延安結婚的新娘還沒見過翁姑哩。我們一家從常州城沿著運河坐班船駛向鬲湖。這一次回鄉最大的區別，我參加的解放軍是馬上得天下的勝利者，胸中有一種「近鄉情更怯」和衣錦榮歸的感情在膨脹。及至到了丫河鎮上，還不讓我徑直走進自家的門檻，特地在大門外燃起一把豆稭，讓我們遠方來的王氏子孫跳過那熊熊火苗，方得進屋。這個古老的風俗，原有越燒越旺，帶有興旺發達的吉祥之意。我則賦予它﹕參加革命，好比跳火坑的寓意。
我的父親還健在，母親在抗戰前一年去世，父親曾有過自由戀愛，我母親亡故後，爸爸即和青年時代名叫修能的寡婦結婚，她是我的繼母。爸爸首先把繼母介紹給媳婦，李明拽著我一同向父母行了三鞠躬，不過後母有點害臊，一面嚷著「擔待不起」，一面忙不疊地躲開了。
只消半個小時，便把十二年來大家族裏人亡物故的變化告訴我﹕上一回我領著四位難友回到老家，張羅著招待我們的老祖母已在三年前逝世；我的堂弟壽昌在敵僞時期投奔了新四軍；王鵬隨八路軍南下留在重慶，小弟弟王鶴北上到了安徽合肥，在政府機關工作，兩人在外面都結了婚。
左鄰右舍對李明有種種議論，年輕的皆讚我妻子的知禮、美貌，年長的則稱她生養的姑娘像母親，而生的兒子像父親。我們的衣錦還鄉大概給平靜的市鎮生活帶來不少可資談助的素材，使我也一同感到某種自豪！還鄉的一個專案，便是駕船遊鬲湖，同行的還有一位山東來的保姆。她從未見過湖泊，坐在船上就像孩子似的開心。運河從丫河鎮分成兩汊，成「丫」字形，一條河道通向鬲湖，一望無邊。它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但見成群水鷗時而點水飛翔，時而像鴨子追逐於湖中，對面的陸地即是宜興縣。
如此湖光山色，怎能料到：幾年以後竟遭牛塘鄉愚人大力破壞 (丫河鎮屬牛塘鄉管轄) ，爲了回應毛澤東的「以糧爲綱」，鄉黨委動員上萬農民，經一年多的圍湖築壩將耕地延伸出去一二公里之遙。南方數省的五大湖( 洞庭、太湖、鄱陽、洪澤、巢湖 )，在大躍進時期，所謂走群衆路線，圍湖造田，結果破壞了平衡，釀成多次水災。
毛澤東編造的三個「其樂無窮」---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圍湖墾地包括了「與天鬥、與地鬥」，可並無一點「其樂無窮」，人民吃足了苦頭，倒是「災難無窮」呀！
回娘家勞師動衆
在回上海的途中，李明提議，她也想回故鄉一行。我說好呀，我陪你到浙江的奉化走一趟，男女都有衣錦榮歸的機會。我抱著女兒親親她的臉說：「你還不曾見過外婆咧」 。李明感傷地說：「 外婆早沒了。跟媽媽到奉化，還能見到你的舅舅」。
李明向上總組織部請了假，( 分派在組織部任人事處長 )，山東阿姨留在上海，我們便向浙江進發。連孩子也不帶，臨行前兩個孩子還哭了一場。奉化屬寧波地委管轄，李明的老家在奉化鬥門橋，離蔣介石的家鄉只有二十多里，父母早已亡故，只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留在鬥門橋。
找到鬥門橋李明的故居，天已黑下來。她出生於上海，生平第一次來尋根，所以壓根兒不知老家的東南西北。她只知道先找叔叔家探聽，這情景是悲涼的，當下口占詩一首紀其事：
有弟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
衣錦歸不得，
故居何處尋？
很不幸的是，只有嬸娘還在村中，叔叔到了香港做木匠很發達。他在那裏另成了家。難得見到李家門的親人，成了棄婦的嬸嬸說著說著就哭出來了。李明的小名叫杏菊，媽媽生的兩個同胞兄弟，一個妹妹。大弟叫梅芳。
嬸嬸說他給地主家放牛割草。杏菊問起在哪個村子放牛？她可沒在意，只記得前兩年他還回到鬥門橋過春節，後來換了人家，再也沒見過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梅華，他跟著叔叔在香港做學徒。
嬸娘說：「 小妹嫁到離鬥門橋五裏地的張家巷，生了一個孩子，小日子還過得去」。
杏菊最懷念的是她的外婆，只因爸爸死後，媽媽帶著七歲的杏菊到英美煙廠做工，家中留下三個小孩，全靠外婆照料，她並且做粽子上街叫賣補充家用。
李明的母親脖子上生了個癰瘡，本是小毛病，由於沒錢看醫生，耽誤了時機，她媽媽竟送了命！從此，就得由李明挑起全家的擔子。
八一三事變，日本飛機炸壞了「大世界」，死了好多人，杏菊在地下黨的指引下，必須瞞著家庭離開上海，她不打招呼悄悄地跟著組織去了武漢。
「那麽，外婆到哪兒去了呢」?嬸娘說「她回鬥門橋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李明聽到這裏，熱淚奪眶而出，她深深責備自己，含著熱淚對我說：「我的不辭而行給了外婆多大的打擊呀！外婆在炮火連天聲中拖男帶女保護了弟妹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沒法報答的了」。
在嬸娘處撲了個空，李明馬上找到附近張家巷妹妹的婆家，妹妹像迎接一個從天而降的救星和親人，喜出望外地迎接姐姐，當問及外婆的去世，妹妹的臉色變得陰沈了，她含著淚說：「只因大姐你不該不聲不響地走了，外婆還擔心你大概挨了日本鬼子的炸彈，她日日夜夜等你回來，我們三個只曉得陪著外婆哭，在上海，我們無依無靠，斷了生路，後來想法子到寧波同鄉會討著幾張輪船票，外婆才把我們領到寧波鄉下嬸娘家中。叔叔嬸嬸肯收留我們三兄妹，唯獨不肯收養外婆。嬸娘公開告訴她：你是二婚頭( 即寡婦改嫁過的婦女)， 李家收養你怕敗壞了門風。嬸娘交給外婆二十塊大洋，好讓她另尋個吃飯的去處。梅芳已經懂事了( 已十四歲 )，他跪在嬸嬸的面前爲外婆求饒，哭著懇求無論如何要外婆留下來，三兄妹寧肯少吃一頓飯，千萬不能讓外婆去討飯。嬸娘沒良心呀，她板起面孔說：‘誰要把二婚頭留下來，我就把你們一同攆出去，你們可知道！若是留她在這兒，她的兩個短命鬼會跟在你們後頭’。嬸娘還罵梅芳是不懂事的孩子。外婆看她義斷恩絕，一氣之下，二十塊大洋一錢不要，哭著罵著走出門去。我們
三人哭作一團，哭著叫：外婆呀，你別走呀！」
「在往後的日子裏，梅華有一遭趕集市遇見了外婆，她果真成了無家可歸的乞丐，半年不見，老得不認識了，還是外婆先認識外孫，她滿頭白髮，身背佝僂，手拿一根討飯棒，她對梅華說：‘我把你們三個從炮火裏帶回鄉下，我死了總算對得起你的娘和杏菊了’。講到這裏，姊妹二人不禁抱頭大哭。外婆告訴他：她在離鬥門橋二里地的地藏庵裏過夜，無時無刻不想念你們，我見了你們淚也哭不出，我的淚已經哭乾了……」
「我就瞞著婆家悄悄送食給外婆，我住的村子離地藏庵不過兩里地，外婆告訴我：梅華和梅芳隔三天五日也偷偷地送些剩菜剩飯，那幾天就不用出門乞討了。」
「第二年的一個三九寒天，梅芳又去送飯，發現外婆已經活活凍死在地藏菩薩神龕下邊，梅芳哭著回來報告嬸娘，嬸娘總算良心發現，拿出二十塊大洋買了口棺材把她埋葬了。」
「我爲逼外婆走上絕路的嬸娘感到羞恥，魯迅描述的祥林嫂的悲劇果真還在這兒上演！對這位頑固不化的嬸嬸，我又恨不起來，只是恨透了這個葬送婦女的封建禮教」。
李明又問：「梅芳到哪里去了呢」？
妹妹說：「梅芳哥長到十五歲，他不願看嬸娘的臉色，肚裏憋著一口氣去本村財東家放牛，這時候叔叔去了香港，把小弟弟梅華帶走了。梅芳做到第三年上，他轉到三林塘一家地主家放牛，難得回一趟鬥門橋，放牛穿鞋很費的。
我每年給他做兩雙布鞋，春節財東放他幾天假，他就到我這裏來過年，那時我們還能見面，不知怎麽的，第四年過春節他沒來，我到鬥門橋嬸嬸那裏打聽，她說從來沒來過，我爲他準備的兩雙鞋，他也沒來取，至今還擱在櫃子裏。我打發你妹夫到三林塘打聽他的下落，那邊東家說，過了春節他沒再幹了，也不知去了哪里？這一下，梅芳哥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飄到哪兒了。不過，姐姐你不用急，我琢磨他還活著，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保甲長也會尋到鬥門橋來的」。
李明一躍而起，說：「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他」。妹夫家準備盛筵接待，她都顧不得吃，連夜趕至寧波地委，要求黨組織幫助尋找失散了的兄弟。
剛巧專區正在召開區、鄉兩級農會籌備會議，地委書記便把尋找放牛娃的事向大會作了報告，並介紹了放牛娃的年齡和特徵，會上有兩個鄉幹部說某村似乎有這麽一個外來戶。李明與他們兩個分別談話，否定了其中一個，大會籌備處馬上派人去將可能是弟弟的放牛娃找來認認看。
當放牛娃已經站在地委書記和李明的面前，李明向地委書記直搖頭，表示「不是的」，她看著這個放牛娃行動呆滯，個子矮小，不像是個發育正常的二十五歲的青年，她離家以前那個天真活潑可愛的親兄弟決不會是這副樣子。
李明考試式地盤問他：「你阿是叫梅芳」？
放牛娃結結巴巴地說：「我嘛，是的，是梅芳」。
「你家裏還有什麽人吧」？
梅芳思索了一陣，說：「有弟弟，妹妹」。
李明又問：「還有什麽人嗎」？
放牛娃艱苦地在記憶的深淵搜索了相當長的時間，忽然認出他的大姐了，他吞吞吐吐、口齒不清地終於回答：「記得有，有一個杏菊，是我大姐」。
這個問題是不可替代的，連她的小名都還記得，是了是了，站在面前的確確實實是親手足梅芳，李明的熱淚止不住了，激動地跑近他，捏著他的一雙樹皮般的手，十分激動地說：「你認認，你不記得我是杏菊呀」！
弟弟抽咽著說：「---不敢認呀」！
他們兩人如此相逢的場面，使在旁的地委書記動了情，他派了個秘書陪著放牛娃去洗個澡，理了髮，並辦了一桌酒席慶賀姐弟倆的團聚，請了梅芳所在村子的農會幹部作陪，我借光，跟地委書記坐了首席。李明建議把妹妹、
妹夫一同請來，還特地派出一輛吉普車。
妹妹見到梅芳一下子變了人形，心中辛酸而又痛苦，她發覺哥哥還健在，又感到欣慰，便質問哥哥：「最近兩年你爲啥不來我家了」？
梅芳慚愧地說：「我，我不認路了」。
妹妹說：「你以前不是來過嗎」？
梅芳苦笑著說：「只怪我死過去一趟，把什麽都忘了」。
農會幹部在大家祝酒時刻，講了放牛娃何以變了人形的底細：他在三年前，患了一場傷寒病，發高燒不退，東家也沒有給他請醫服藥，最後只剩下一口氣了，東家就命令夥計把他擡到亂髒墳去埋了，這個夥計發現還有一口氣，報告東家等斷了氣再擡出去，東家答應先把死人擡到豬圈旁邊放一放，誰知在那裏「放一放」竟救活了他，他在豬圈外邊的青石板上躺了一天一夜，沒人管他，他自個兒倒爬起來了。梅芳的復活成了本鄉的一樁奇跡。只是人雖活了轉來，這場病卻把他毀了，從此他說話大舌頭，講話勿靈清。十五六歲正是發育年紀，可是以後，他再也不見長高，幹活還是好樣的，東家只給他吃飽，欺負他老實，不給他工資。我們有句老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話如今不是應驗了嗎？解放軍裏有你這樣的姐姐救他脫離苦海，誰能料得到呢？這不是後福不淺嗎？
李明聽了之後，深深地感謝這位農會幹部，特別要謝謝沒急著把弟弟擡出去埋葬的不知名的夥計。她說：「我打算把梅芳帶走，在我身邊，我好照料他」。地委書記想得真周到，他說：「我們這兒很快分土地了，他跟妳去了上海，分田地就沒他的份兒，妳考慮過嗎」？
李明回話道：「我讓他到上海做工人階級，幹嘛把他拴在土地上呢」？會餐過後，姐姐和妹夫、妹妹三個人簇擁著穿著叫花子衣服的放牛娃上街置辦新行頭；妹妹想起壓在箱子裏的兩雙布鞋忘了帶來，杏菊姐就給他買了雙新皮鞋，把個梅芳打扮得像個新上任的農會幹部那樣。
憶苦思甜風起雲湧
李明計劃第二天就乘輪船趕回上海，三張船票都買好了，地委書記正式通知李明再在寧波逗留一天，說是要給妳的兄弟派上大用場。
李明帶著阿弟去向地委書記道謝，問他爲啥要在寧波逗留一天？
地委書記拍拍改頭換面的梅芳說：「妳的阿弟真是個苦水裏泡大的孩子呀！他的故事非常動人，我們佈置他到農會代表會上去做憶苦思甜的報告，藉以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這是最生動的現成的階級鬥爭教材呀！我們這裏又剛巧集中了從四鄉來的貧雇農代表，妳就耽擱一天回上海吧」。
李明爲難地說：「你這個主意我只能舉雙手擁護，不過我的阿弟說話結巴，口齒不清，他懂什麽叫做憶苦思甜呢」？
「這就要借重妳這位解放軍姐姐了，重頭戲要你來唱，由妳介紹兄弟的身世，並且介紹一下妳和妳的弟妹如何失散的，這是多麽豐富的內容啊」？
地委書記真會見縫插針，他很善於聯繫實際爲黨的事業做宣傳！李明只得同意留下來，參加農民協會的憶苦思甜現場會。
這是我頭一次參加憶苦思甜會，地委書記邀請我坐上主席臺，我婉言拒絕了。這個會開得非常成功，他們把梅芳看作是地主壓迫的活的標本，拙嘴笨舌的梅芳似乎變得聰明點了，他上了台還講了四句話呢：一句是「我的東家好狠心呀」，往下他說：「沒有姐姐就沒有我的今天，感謝解放軍，感謝毛主席」(其實是他姐姐事先告訴他的)。李明在講到外婆之死和弟弟失去了記憶，她講著講著也泣不成聲了。地委書記在會上還做了總結，認爲長達四天的農會籌備會議，最後的憶苦思甜會講得最好，是整個會議的高潮。他要求大家回去後，也去尋找本鄉本村的苦大仇深的窮人家，普遍召開這樣的憶苦思甜會。他的發言還批評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說法，「大難」是舊社會給我們的，至於「 後福 」的甜，卻是共產黨救了我們跳出了苦海，大難的結果，未必一定有幸福嘛！
我和李明把梅芳帶回上海，才知道憶苦思甜在全國已形成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
上海總工會也得到黨中央指示，必須在工會系統廣泛開展憶苦思甜教育運動。文教部的工作重心便從「 報告熱 」轉到「 憶苦思甜熱 」。恰巧我們在寧波專區先走了一步，對這項運動不是那麽陌生。就憑這一點，經我的推薦，先在上總禮堂召開一次憶苦思甜大會，爲了體現上總黨組的高度重視，三個副主席和組織部長都來參加了。唱主角的梅芳本可成爲憶苦思甜的明星，只怪他大舌頭說話不清，只得請他姐姐做解說員。李明以爲自己喧賓奪主，不願幹這份差使。上總首次召開的憶苦思甜會，效果比寧波的第一場差得遠，解說員李明再不想幹這份差使，梅芳的這顆明星就不再閃光了。不過，更多的工會幹部知道了梅芳的「苦大仇深」，在上海很容易找到工作，加之他姐姐又在上總組織部任人事科長，梅芳很快派到吳凇機器廠作裝箱工，而且很快找到了也是寧波同鄉的配偶，結婚辦喜酒都是他姐姐張羅的。起初組織憶苦思甜保持著樸素老實的原型本色，慢慢的就向誇張和虛僞方面發展，只在於圖一個轟動效應。具體的做法，先物色一個苦大仇深的模特兒，登臺控訴遭遇的階級壓迫之苦，台下事先組織好鼓勵性口號，喊得最響的有「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等等。聽完憶苦思甜後，聽衆還得在小型座談會上「倒苦水 」，發現誰所談的身世也是苦大仇深的，此人就被發掘出來，進行培養，用的還是母雞孵小雞的方法。各個産業工會，便將泡在苦水裏長大的「小雞」開列名單，再從中選擇憶苦思甜的明星。若干年後，提拔勞動模範也是用同樣的步驟。
各個産業工會舉行該系統的憶苦思甜大會，總希望上級部門派人參加，這時候我又得一天趕幾個場子，甚至比當初做報告的場子還要密集，不同之處，做報告是我唱主角，憶苦思甜的場子我只是個旁觀者，不過讓我坐上主席臺，我還得作出記筆記狀，表示上級領導很重視的樣子。
聽得多了，就感到枯燥乏味，並且有千篇一律之感。憶苦思甜教育運動確是中共的一大發明，千篇一律裏面，其實只有一個主題：一個極端是舊社會壞透了，苦極了( 最好能流眼淚 )；另一個極端則是新社會好極了，美得很( 高興得手舞足蹈 )；把「苦」和「甜」作爲對比，這就把人們的思想限制在簡單化、公式化的框架裏，使迷信共產黨成爲自身血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某一位報告員講他挨餓的經歷。他講到小時候挨餓，想辦法抓隻貓殺了吃，這時他流淚了，這似乎不近情理了，因爲餓狠了他有了肉吃，高興還來不及，眼淚從何而來？可見是擠出來的吧。
憶苦思甜本是和平的、講故事式的教育運動。不過當它發展到極點，真鬧出人命來了。我還記得國棉四廠的一姓徐的女工，她被看中到臺上去憶苦思甜。這個女工原是童養媳，男人年紀比她小六七歲，卻跟公公的年齡接近。徐某控訴了童養媳的苦惱，後來漲紅著臉揭發公公騷情，與她發生了性關係。這時，引起了台下聽衆的一陣騷動，因爲聽衆們聽過許多場大同小異的憶苦思甜，還沒有聽過特別吸引人的如此新奇的情節。
三天後，被揭發的公公便服毒自殺。老人死前曾告訴老伴，兒媳完全是無中生有。後經司法人員深入調查，總算給死者還他清白﹕國棉四廠的女工徐某坦白交代，原來是廠保衛科幹部指使她添枝加葉，認爲她只談童養媳受苦，還不是接近壓迫的「憶苦」，加上這段就一鳴驚人了。
毛澤東玩的新花樣，即使是「除四害」的戰役，僅消滅麻雀這一項，不知枉死了多少人！我們牛塘小學，爬到屋頂上打麻雀，不小心滾下來的孩子，即有重傷一人，死亡二人。全國總共死傷多少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見，一定是個驚人的數位。
憶苦思甜運動整整折騰了一年，不過它的有害公式卻沒有死亡。在各種文學、藝術、戲劇、回憶錄甚至教科書裏，都可以找到憶苦思甜的公式化的影子，大家熟悉的八個樣板戲，浩然的《金光大道》，老舍的《龍鬚溝》，曹禹的《明朗的天》，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文藝批評這個公式又演變爲棍子，作品的結尾如果沒有解放後迎接新生活的情節，就可以上綱到作家只愛黑暗、對社會光明面不屑一顧的評價。這還是輕的，嚴重的則打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棍子。
「失救會」的失落
脫離上海總工會
文教部長紀康調往波蘭華沙，按中共幹部遞升的常規，空著的位子，本應提升副部長王若望頂替。結果卻是調秘書長李家齊任文教部長。我心中有數，分明是上總主席劉長勝對我不滿。
共產黨內本無民主可言，按黨性要求，我只有服從的份兒。不過自李家齊當了部長，我原有的積極性大打折扣，只得控制自己加強唯唯諾諾的修養。前部長紀康說得對，我們這兒實行的平均主義，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就是「出頭的椽子先爛 」，大家一樣拿供給制，發一樣的津貼，我又何必爭勝要強呢！
我的委屈找到了一個出路：市委組織部長王堯山是我的老上司，何不打個報告向他申訴？構思這份報告應竭力避免把自己放進去，如把自己的委屈直接提出，就不符合黨組織的原則，講起本人受到領導的排擠，只須領導人批一句：「 這是王某人個人主義往上爬的表現 。」就會吃不了兜著走，自討沒趣。我的申訴書著重批評上總黨組存在宗派主義傾向，表現在排斥老根據地南下幹部，其中舉了四個人的事實，一方面又舉例證明「上總」用人唯親，因黨組成員多數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有名有姓，經得起檢查。這份申訴書還給李明看過，她勸我不必控告「上總」。她的黨性比我強，她估計：市委或是「上總」黨組會給你扣上分裂黨的帽子。果然，這份申訴書捅了馬蜂窩了。該申訴書轉給上總黨組，王堯山部長沒有表態，上總組織部長找我談話，指出我材料有點誇大，並說：這不是縮小內部矛盾，而是挑起地下黨和老幹部的不團結。被李明不幸言中，我佩服李明的忠告。聽了組織部長的談話，我並不後悔，更沒有檢討自己，我的倔強和自以爲是終於贏得「自由主義者」的稱謂。
沒過一星期，明顯的報復下來了。上總黨組通知王若望：調離文教部，撤去總支書記，要我去新成立的「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報到(以下簡稱「失救會」)，讓我頭一次嘗到了共產黨內的無情報復、赤裸裸而且雷厲風行的滋味。直至我到了「嘉陵大廈」的「失救會」，發覺我給市委報告中提及的山東南下的四位幹部，倒有三位同志也調至「失救會」，另一位幹部則調至郵電産業工會。交通銀行的上海總工會終於成爲地下黨的一統天下！
南京路上大展鴻圖
失救會的主任原是上總副主席朱俊欣同志，他被調出總工會，是不是那兒的宗派主義使然呢？我從側面瞭解後，推翻了上述猜疑：朱高高興興上任，跟我的調離不一樣。我到失救會報到，任教育科長，等於連降兩級，是上總黨組的安排。
朱俊欣任失救會主任，倒是獨當一面的新開闢機關，不像在「上總」有職無權。朱對失業工人的文化教育卻是採取放任和旁觀的態度，大概他從紀康那裏，早就知道我的性格和能力。
這裏要補敘一下建立「失救會」的起因，上海的私營企業在三反五反中紛紛倒閉，失業工人加上小業主的隊伍幾乎占原職工人數的百分之三十餘，這就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失救會未建立以前，失業工人團團圍住上海交通銀行，有的工人拖男帶女聚集在「上總」門口要飯吃。上海市委討論失業工人的辦法：「以工代賑」，建立一個新機構來救濟失業工人，組織他們從事建築之類的工程，募集經費，則由不曾倒閉的工商企業按職工工資總額百分之三交納「救濟費」。這項加稅令大小資方哇哇叫，總工會眼紅也哇哇叫。這樣，又給三分之二以外再加徵百分之一，作爲在業職工的文教經費。那時節資產階級經過三反五反，一個個成爲驚弓之鳥，加稅百分之三，他們也只得認了。
離交通銀行不遠的嘉陵大廈，以朱俊欣爲首的失救會比起「上總」，就顯出財大氣粗獨佔鰲頭的氣概。老上海應該記得，1951--1952年 ，外灘堤岸連續兩個黃梅季節被黃浦江漲潮入侵，洪水把南京東路幾家大公司的地下室都淹沒了，北京路、南京路可以陸上行舟。失救會就請工程師設計墊高堤岸，經四個月上萬名失業工人三班制的「以
工代賑」，就在1953年夏天把黃浦江堤岸加高了一公尺。墊高外灘中山東一路和南京路的工程需要大量石塊。我被派到蘇州的天平山，去幹破壞這個風景區的任務。
失業大軍來到天平山下，居住的房屋是由解放軍借來的行動帳篷，連炸山也是請解放軍工兵營代勞。滿山遍野佈滿了蘑菇狀的帳篷，每個帳篷擠下二三十人，早上軍號呼喚工人們醒來，另外還架設了擴音喇叭，使每個帳篷都能聽到。
失業大軍按軍事化營連編隊，我是政治部主任的名義。上海方面組織了越劇、滬劇、京劇、滑稽戲等名演員，來到天平山進行慰問演出，也請蘇州本地的名演員在廣播站表演。民工裏頭也有不出名的歌手和曲藝演員，鼓勵他們也到喇叭裏唱上一段。
由上海來的地方戲演員，同樣招待住進帳篷。在大城市生活慣了的名角們，感到有趣而又新鮮，借此機會我與他們建立了難忘的友誼。開石方的勞動簡單而又枯燥，天平山像婦人聳起的兩個乳房，猛烈的爆炸無情地把她炸毀，由民工的連隊將不規則的石塊，用鐵榔頭分解成雞蛋那麽大的碎石子，經過一道質量檢查，運到蘇州河的躉船上駛向上海的外灘。這兩座山從地球上消失，敲石子的勞動延續了兩個月。當時有一位本地的戲曲藝人讚揚我們幹的「愚公移山」。他大概是學習毛的著作才這般誇獎上海人。當天平山夷爲平地，每個民工的手掌不是起了泡，就是紅腫，我才理解這位藝人代表著蘇州人的民意，實際上是嘲笑阿拉上海人不過是「愚民」呀！
廣播站的建立使乏味的敲石子勞動不會太枯燥，我自封廣播站長，除了從外地請來戲劇演員，我本人也在廣播台宣講時事新聞、建設新上海的前景( 集中講墊高外灘在經濟上的價值 )，我在工地上的官銜無人知曉，各個連隊皆稱我「常州王老師」，因我改不掉常州腔也。
從上海失救會調來的一位山東幹部，名叫方育生。我所以記得他的名字，因爲他正是我給市委的報告裏，替四位南下幹部抱不平，遭到逐出「上總」的處分。
他也是受我株連的。他建議：工地上是不是也興起一個憶苦思甜教育運動？我回答他：廣播站要多多增加輕鬆愉快的節目，憶苦思甜太嚴肅，在這裏恐怕不適宜推廣。這樣把他說服了。
天平山民工吐苦水
我在上海的妻子生下第四個孩子，捎信來要我回去一趟，於是我把廣播站交托給方育生負責。等我從上海回到蘇州，方育生報告了接管廣播站的頗爲滿意的特別節目：「我們以一個連隊爲單位組織了憶苦思甜，失業工人裏苦大仇深的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過也反映了某些民工動機不純，其中有小業主、商店老闆，乘機訴新社會的苦。他們跳出來跟我們搞階級鬥爭。聽了之後覺得味道不對。我手頭就有一份來者不善的名單」。
他對訴苦的民工所作的評判，我抱著懷疑的態度，總認爲又是過去搞階級鬥爭的老傳統，可是考慮到今後共事的關係，不宜當面批評。在下個周末，上海的朱俊欣正好到天平山視察，我向他彙報了開展憶苦思甜運動的反效果，我不作否定的結論，存心留給總指揮去做。朱並沒有批評方育生，而是約他親自聽取名單上的幾個工人如何「憶苦」，這裏只介紹一位民工吐出的苦水：
「我回憶起解放前，在老闆那裏工作，養活家口，吃口太平飯，生活還算是有保障的，老闆有時沒好顔色看，我也認了。想不到上海一解放，把個好端端的飯碗給砸了，只拿了上千元解散費----只頂現在一百元，連房租也付不起，只有賣光當光，而解放後偏偏當鋪也關了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得比說得還好聽，只可惜西北風餵不飽肚皮呀，感謝‘失救會’發救濟米，首長還是關心我們，我一家還是感激的。連隊訴苦會我是這麽說，要我上廣播喇叭我還是這麽說。我有個意見不知能提不能？( 朱鼓勵他儘管提出來) 把我們派到這兒來以工代賑，天天敲石子，各人敲多少石方，應該有獎勵，‘以工代賑’是啥意思？是不是失業工人幹活光給吃飯不給工資；再說，民工的手都敲出血泡，連勞動手套也不發，比資本家還不如，要說共產黨給工人帶來新生活，實在說不出口呀！」
此人稱得上快人快語，總指揮聽了大爲讚賞，當場許諾敲石子按石方多少發給每人計件工資，並且發給每人一副勞動手套，朱對失救會的兩名部下說：「失救會有的是錢，必須用在刀口上，這位民工的建議，看來是從資方那裏學的，就照他的辦法實行，民工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回上海我還要推廣到墊高外灘的工地上，那些國營廠吃的大鍋飯，還不如這兒的失業工人哩」。
臨行以前還特地召開了連營長和政治指導員會議，除了宣佈按石方多少發給計件工資，還批評了照搬憶苦思甜的不當：「———別的行業都可以回憶對比，唯有失救會不能搞訴苦運動，用廣播來倒苦水，矛頭不能針對我們的黨」。
方育生在會議以後悄悄地承認他錯了。
一千萬賺個守法戶
全國解放後第一波的政治運動，便是三反五反，加起來要反的便有八條之多：反貪汙、反賄賂、反浪費、反虛報、反官僚主義等等，誰也說不完全。
第二波政治運動才是憶苦思甜，在天平山工地上，發現上海的老闆在三反五反運動裏遭到打擊，弄得一貧如洗，淪落到失業隊伍裏以工代賑，混碗飯吃。三反五反的結果，造成資方人員的破産和大量工人的失業，於是失業工人憶苦思甜，「憶」在業時的「甜」，「思」失業時的苦；而「不忘階級苦」，又把資方人員當作是苦難的根源。由此看來，解放後頭兩起的政治運動，本是相生相剋的因果關係。把這二者聯繫起來的結合部，兩方面的苦水都針對著偉大光榮的共產黨。
關於憶苦思甜運動，已如上述，這裏補敘天平山失業隊伍裏的幾位資本家的遭遇。
郭玉和，湖北人，在盧灣區開了一家麵館，是他祖上留下來的産業，聽說解放軍快打上海，他對共產黨缺乏認識，以爲共產黨來了要「共」他的産。幸而同業工會有人寬慰他，宣傳共產黨來了如何如何好，他將信將疑，繼續賣他的陽春麵。
想不到「共」他的「産」來得好快也！解放沒幾天，便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還好，六個‘反’裏頭他沒一個沾上邊，他繼續賣他的陽春麵。
自己認爲太平無事了，三反五反的風還是刮來了，上頭派了檢查隊，有一個長官找他談話，用了一句他不懂的新名詞：「自報公議」。這話比三反五反還疙瘩。「自報」是報告本人的動産不動産，包括家具、存款和盈利等等。檢查隊的長官說：不一定開廠開店的都有三反五反的問題，自報一下，你老闆放了心，政府也信得過。「公議」就是核實，資方有沒有不老實的地方？
郭老闆回味三反五反的「自報公議」，原來是共產黨做好了圈套，八個‘反’好比八根絞索，「公議」看來是走群衆路線，叫餐館業大小老闆狗咬狗，咬出來的數位一定比「自報」的加碼大一截。證明你原來的「自報」不老實，這時你只好認了，認了就可以在八個反裏湊兩、三個反，其實他那個小麵館怎麽有那麽些資金呢？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面孔的長官換了個黑面孔的檢查隊長，再把絞索往死裏勒，檢查隊長給他扣了頂「違法戶」的帽子，他說明實在交不出這麽多錢，檢查隊長還是說他不老實，並且用「天上九頭鳥」的話侮辱湖北佬，他只好把妻子的金銀首飾和飯館地皮都繳上去，他橫下心了，索性把小麵館關門大吉。
這一下闖了禍，黑臉長官氣憤地指責他公然反對三反五反，想用摜紗帽對抗人民政府，此人在打佯的麵館門口貼了一張印好的「嚴重違法戶」的條子。他聽說福州路有幾家商號，門口也貼了「嚴重違法戶」的字樣，資方就被公安局抓了去。他又不敢撕下門口那張死刑判決書，就在那天夜裏，公安局真的把他捉到監牢去，去的地方是一家批發商的貨棧，裏面已經有六、七個倒楣鬼被關了，六個囚徒裏有一個正是這個貨棧的東主。此人比湖北老闆還要倔，他穿著長衫，戴一副眼鏡，見到新朋友進來，他就像老大哥似地安撫道：「我這個庫房比監牢好，好就好在它是臨時關人，門外頭不設站崗的，估計關在裏頭不會長」。言談間才知道此人是一家綢布店的老闆，他的隨遇而安的瀟灑，給所有的囚徒留下難忘的印象。
倉庫裏七個資本家，只有郭某的企業是小兒科，每個人講到自己的幾個「反」，發現檢查隊勒緊絞索的步驟大同小異，大家一致的感受：等解放，等共産，如今真的共了産。只要看開點，傾家蕩產之後，變成領導階級，說不定還得福咧。相約千萬不要自殺，勒緊絞索的頭一個回合就頂不住了，就是看不開呀！
關到第四天上，檢查隊長果然真喊郭老闆去談話，頭一句就問郭：「怎麽樣，想通嗎」？，「想通了」。「你究竟貪汙多少呢」？「一塌括之 (滬語：‘全部’之意) 都上交，我那個小麵館關了門，不開店，我還撈個無產階級當當，有什麽想不通的」？長官說：「我沒功夫跟你糾纏，爽氣點，你說個數吧」。「同業工會的尺碼我都認了。把一家麵館全貼上還不夠，連我祖傳的地契都上交了」。
兩個人討價還價就像拍賣行水漲船高，直至湖北佬喊價喊到一千萬。黑臉長官才肯罷休，於是從公事包裏掏出一張印就的「基本守法戶」五個大字的憑據，就算得到寬大處理，郭玉和沒忘了貼在大門上的死刑判決書，請求長官撕下來：「我那個門上的嚴重違法，務必請長官給我消消災」！黑臉長官冷笑一下：「把守法戶的憑據覆蓋了還用得著我嗎」？
郭老闆小心翼翼地把「守法戶」的憑據揣在口袋裏，一副奴才面孔問了一句：「那麽，我從這兒可以回家咯」？
黑面孔長官將肥大的手揮了一下，不耐煩地說：「你可以走了。一千萬元買一張基本守法戶，便宜了你」！
郭老闆敢於跟我講了上述三反五反的內情，大概從廣播喇叭裏聽到「常州王老師」關於憶苦思甜的講話，才敢於跟我倒苦水。他最後說：「有一點我不曾做到，我以爲傾家蕩產落到以工代賑到此地敲石子，賺一個無產階級好名聲，也還值得。誰知連指導員還是要我填表寫上‘小業主’，我問他小業主是啥意思，他說還是資產階級，看來我這個小業主即使已經兩手空空，娘胎裏定下的資產階級恐怕永遠不得翻身了。王老師，你給我一點指示吧」！
1992年8 月我跟羊子來到美國紐約，首場記者招待會由李勇主持，在散會時，有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跟我熱烈打招呼，熱淚盈眶大聲嚷著呼喚我不要走，她嗚咽地說：「你就是我父親的恩人哪，我從小時候就知道你老的大名呀，我爸爸叨念著一位王若望，想不到就是您------」。
她激動以及感人的語言，引起了資深記者李勇先生的注意，他在1992年9 月23日《世界日報》寫了一篇「王若望與他的動人故事」。老實說，若不是這位素昧平生的中年女子邂逅於異邦，她所說的往事在我的記憶中早已忘卻了。
這位女子的父親是從香港回歸大陸的愛國資本家，他對中共一向有好感，故在大陸解放後，他寧願結束了香港的生意，將資金拿到上海開了一家五金行，不料開張第二年就來了一場三反五反的大地震，起初把他隔離，並作爲嚴重違法戶遭到清算，這家五金行宣告停業。該店的失業員工中有一位知識份子，他平時看《勞動報》，我是該報的創辦人之一，並常常在上面寫些小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批評極左的東西。這位員工眼見著老闆抱著一片熱忱回滬參與祖國建設，遭到如此待遇，自己的飯碗也一齊砸了，心有不平，便寫信給我，要我解答他心中的困惑和疑問。我親自訪問了他，根據他的陳述，就寫了一篇稿子登在《勞動報》上。
當時我不僅是《勞動報》的撰稿人，還有一個官銜是總工會的宣傳部副部長，而解放初期，總工會的權威甚至超過人民政府。上海市工商局看到《勞動報》的這篇文章，馬上允許老闆回家，並繼續營業，過了一個月還發給他一張「基本守法戶」的鐵卷。這位女士的父親與店裏的那位職工打電話給我，要在某飯店設宴招待我全家，以示感恩不盡之意。我謝絕了設宴招待，但我同意與這位未曾謀過面的愛國資本家見見面。於是，由那位員工領路，到老闆家中走訪，所談的一切不復記憶，在他家中尚有兩位不足十歲的雙胞胎小姐妹。沒料想，正是這位未成年的小姑娘，在她四十年後成爲這個動人故事的穿針引線人！我們又在紐約重逢。
即使我個人一心行善，但無法減輕無產階級專政下殺人如麻的罪惡於萬一，我只是在處理個案時，憑藉手中有限的權力幫助一兩個受害人鬆綁，僅僅求得良心上的平衡而已。
即以這位老實的香港資本家而言，他逃過了初一，仍然沒能逃過十五，在四年以後的鎮反運動中( 已開始大反胡風反革命集團了 )，此公又被囚禁于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我也不知其生死，直到四十年後，我到紐約，才從他女兒的口中，得知此公早就冤死在白茅嶺。他的遭遇比湖北人郭玉和還要慘！
這位中年女士來到美國已有二十多年，膝下子女也成家立業。但中共的紅色恐怖還給她留下心有餘悸的精神虐待創傷，李勇先生的文章，一開頭就聲明道：「爲了她的安全，不便公開她的姓名」。可憐的中國同胞哪，時隔半個世紀，又生活在最安全的美國，她還害怕中共的專政機器有朝一日株連她的後代，在國外講動人的故事也必須隱姓埋名，可見中共暴政的魔杖有無遠弗屆的威力呀！
轉業吳淞機器廠----永久的紀念碑
上海外灘黃浦江堤壩加高的工程還沒有結束，失救會又把我調到吳淞機器廠( 後改名「上海柴油機器廠」 )，是用上總派的工作組名義，去發動群衆三反五反，工作組長是上總的勞保部長許炳根。進到工廠裏，不問三七二十一，目標就瞄準廠長楊錦山。他是上海地下黨員，反正有八個‘反’，按照上級的指示總能找到幾個‘反’把楊打倒；就由許炳根鵲巢鳩佔，任該廠黨委書記，我任廠長。
兩個月後，撤銷了工作組，許炳根調回上總，華東工業部部長馬天水派了山東南下幹部姓刁的任黨委書記。
這個廠地處上海遠郊區，職工大多住在市區，上下班由十多輛大棚車組成的汽車隊接送。我也不能每天回家與家庭團聚；不得不恢復「禮拜六」制度，平日我搬到廠裏與總工程師吳梅生住在一起。
做廠長的，能不能解決交通問題，成了最迫切的當務之急。這時全國上下都「一邊倒」倒向蘇聯，特別是中共幹部不懂工業管理，也只有跟蘇聯亦步亦趨。
蘇聯管理工業生産實行廠長負責制，並且從上繳利潤中撥出百分之五給職工辦福利或頒發獎金，這筆款項在廠長名下動用，叫做‘廠長基金’。誰知‘廠長基金’之設立在工業部門誘發了一場火爆的爭論。
廠長基金的命名，即意味著沒有黨委書記的份兒。在1949年後，大陸所有的單位都是黨委書記大權獨攬。由此連同廠長負責制也是削弱了黨委的權力。這樣就自然地形成了兩大陣營，黨委書記反對廠長負責制，過去「小老婆養的」廠長們則擁護「廠長負責制」和「廠長基金」。
這一場權力之爭，最後只好請示國務院工業部部長黃敬( 此人系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在1958年11月，神經錯亂跌斷了腿而死 )，他作出調和的指示，改稱「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不過實行起來還是黨委權力大。
本人的興趣只要「廠長基金」，至於黨委負責或是廠長負責並不重要。我授意工會主席在職工代表會議上，提出使用廠長基金建造公共宿舍的提案，全體代表舉手贊成他的提案，同時還以熱烈鼓掌來表達興奮之情。
我與同宿舍的吳梅生合計過，建造工人宿舍的資金，以一層樓九戶人家爲一個單元，一年下來，百分之五的上繳利潤，打得寬一點只能造二十個單元，而住在市區的職工足有二十個單元的三倍。我和吳總工程師討論，得出的解決途徑：分期分批施工，廠部發動生産競賽，刺激工人增産，增加上繳利潤的基數。於是廠長辦公室在壁報上公佈了「建造新工房籌建組」的名單，頭一名是刁書記，其次是吳梅生和工會主席譚壽甫，還有基建科科長等等。工會主席同時發起了百日生産競賽運動。
我帶著職工代表會議一致通過的創議和成立新工房籌建組的名單去見馬天水部長( 馬任市委副書記兼任工業部長) ，他對我在吳淞廠發動百日競賽一事頗爲讚賞，我提出百分之五的廠長基金不夠造幾幢房屋，是不是可以動用明年的廠長基金？希望得到部長的許可。
馬部長不同意挪用明年的基金，說什麽：「我答應了你，別的廠效法，我就被動了」。
我當即回答說：「家屬宿舍造好，就解決了遠端接送工人上班的交通問題，廠裏負擔運輸車隊的經費，就可節省下來，職工的生産幹勁大，又節約了運輸隊的費用，這可是一舉兩得的改革咧」。
馬天水還是不肯點頭。後來我開後門去說服工業部財務處長，要他在帳目上預支明年的運輸費用。馬天水這才鬆口，要我在減去明年的運輸費用上簽字。我雖同意簽字，但給自己留個餘地，我說：「扣除運輸費的年月，應以職工宿舍落成之日爲起點，做廠長的盲目簽字，如果辦不到工人可要看不起」。
我滿意而歸，馬上著手買下農民的土地，好在農民的土地已經歸公，每畝地作價只有三百餘元，農會代表提出失去耕地的農民應吸收子弟進廠就業。農民一下子成了工人階級，皆大歡喜。
離廠半里之遙的工人宿舍，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裏宣告落成。由工會派人驗收後，在廠長基金裏支錢辦了幾桌酒席，犒賞建築隊、新工房籌建組和剛剛轉爲工人的農民。在慶祝筵席上，有人提出第一批新工房叫個什麽名稱呢？
我站起來提出：何不叫它工農新村呢？
至今，「工農新村」成了公交汽車站的站名，在上海地圖上也標明這個新站名。從頭到尾，王廠長注入了全副心血。與閔行的幾家有名的國營工廠如上海電機廠、汽輪機廠以及附近的上海機床廠比起來，他們都有廠長基金，可惜只用在每人發一套呢制服，或是改建公共食堂之類，缺乏深謀遠慮的眼光( 第二年在老地方又建造了十多幢三層樓工房 )。王廠長感到自豪者，我在離廠以後屢次被鬥得不是人，而矗立在上海地圖上的「工農新村」卻是打不倒砸不爛的永久紀念碑！
（第一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