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讲演稿“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明确地指证了“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这样一个“要害”，故该讲演稿始于本刊第五期发表后，反应颇为强烈。许多作者来信来电称之谓“掷地有声，无可辩驳”。

　　本期发表的“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丧失的四个表现”一文，是“驱”稿的第二部份。该文指证了，在马列对中华的五大危害之中，其最至最烈的危害，就是造成了当代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丧失。而我们民族精神丧失的四大表现，就是﹕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自信的破灭和民族意志的沉沦。但因为篇幅关系，本期祇刊出“三个表现”，“第四个表现─民族意志的沉沦”，将留待下期与“驱除马列的民族革命就是思想革命”一文同时刊出。

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遭遇的这个“万古一劫”，究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为可怕的危害呢？因为，我们也祇有对马列为中华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确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当代中国曾为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对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产生最为痛切的认同，更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才能对马列真正地同仇敌忾起来，才能够凝聚起“非驱除它不可”的民族决心和民族气概。

　　如果对我在前面所讲的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那末，这第一个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对辛亥革命的真正反动和全面反动，造成了已经在“走向共和”的真正新中国──中华民国，遭遇了持久的、全方位的专制复辟和封建复辟，甚至遭遇的是──对中世纪欧洲宗教专制极权统治的全面复辟和“创造性复辟”──对此，我还将要在第二讲中作详细的说明。

　　这第二个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文化之邦，既被残酷地阻断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又被强行地阻隔在精神和物质早已飞跃进步的世界之外。这一部份的内容，除掉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我还要在下面，就何谓中华文化，何谓马列文化；什么是被马列围剿幷坑灭了的中华优秀文化，什么才是被马列“创造性”发展到了极端的中华落后文化，作出更详细的讲述。

　　这第三个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晚清腐烂局面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造成了革命的极可能爆发，和恶性造反局面的完全可能出现。这一部份内容，我将在第三讲中进行详细的讨论。

　　这第四个最可怕的危害，就是中共一手造成了现代中国长期分裂的痛苦现状，而当代中共对少数民族的强暴统治、两手统治、和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革命前夜的实际状况，又为中国更大的分裂，制造了可怕的“机遇”和“前景”。对此，我虽然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阐述，但我还将在第四讲中，加以详细的补充说明。

　　我想，这第五个最为可怕的危害，就是在马列对我们中华民族、中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所有僭夺、篡夺和迫害中，所造成的，最集中、也是最具深度的祸害，也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和详加说明的，就是──造成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可怕丧失。

　　因为这个可怕的丧失，实在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休戚相关。

　　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已经丧失的

　　第一个表现，就是民族意识的丧失

　　首先，如我前面所说，由于马列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族权，特别是民族传承的权力，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也就对自己到底是“何族”之人，岂但是变得不清不楚起来，而且由于“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和事必奉马列”，而使得举国上下都变成了马列党族，而非中华民族了！

　　比如，过去我们中国人，在讲到自己的族谱之时，总喜欢说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康熙干隆，直到孙中山和蒋介石，但自从中国出了一个马列子孙毛泽东，自吹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后，我们中国人，在讲到自己的族谱之时，就非但不再提自己的老祖宗，竟反而口口声声地说起什么“马恩列斯毛”、甚至是“马恩列斯毛邓江”来了，幷且，岁岁年年──墙上挂的，书中印的，嘴里”喊的，便都是那几个“碧眼黄须的马恩列斯”，而且，岂但是不能“不挂、不印，不喊”，而且，稍有不恭，则不是批判斗争，就是劳改枪毙。丝毫含糊不得。更有甚者，自从中国的马列子孙毛泽东说了一句他“死了便要去向马克思报到”的话，于是乎，几代中国人个个都说起“死了要去向马克思报到”的话来。从此之后，中国人便不再有人说要向“孔子、孟子、秦始皇、汉武帝，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去报到了”！也就是说，那个不要祖国、祖国也不要他的马克思，虽然连死了，也不能“尸归故土”，但却成了我泱泱五千年华厦民族的祖宗，幷且我们人人死了，都要向他去报到！这些话，认真说起来，既会令人吃惊，也会令人发笑。然而，一惊一笑之余，当真就不能痛感到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丧失之哀吗？

　　因为──中华民族俨然成了马列一党之族，中华儿女竟然祇能去做马列一党之族在中国的传宗接代之辈了！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到了八九年“六四”中共大屠杀前后，才会不论是在反对官倒、腐败的游行队伍里，还是在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的愤怒洪流中，伴随着人们撕肝裂肺呼喊的，竟然是共产党专门用来号召共产革命和消灭中华民族、颠覆中华中国的“国际歌”。那一句“英特勒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嘶叫，实在将这一场中国人民反对中共北京洋教专制复辟政权的民主运动，变得不伦不类。

　　如今，由于中共的胡总书记又在会见古巴的马列子孙卡斯特罗之时，说他一定会“将社会主义坚持到底”，所以，今天的中国马列党族，还是会“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的继续传承下去。仅此可见，今日华夏，究竟是中华后裔，还是马列遗后，难道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吗？

　　历史和现实都曾痛切地告诉过我们：元人灭宋，便不给汉人知道唐、宋；清人灭明，便不许汉人知道宋，明；五十年来，祇因马列及其子孙当道，我们岂但已经不知中华民族为何族，甚至连自己的祖宗是谁，祖宗的牌位应该放在哪里，祖宗的思想、文化和传统是什么，我们不仅不知道，而且连想都不会去想一想了！如此看来，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是已经像是灭亡了一样呢？

　　然而，一九八九年之后，在中共的阴阳两谋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御用文人，混迹海外的中共民运特务，“中共不要、却偏要中共”的极少数“中共民运人士”，和少数岂止是不解历史、甚至是缺少起码中国历史文化教养的狂妄之徒，在他们明地、暗地制造的一波又一波的“倒孙”恶浪中，连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曾去朝拜南京明孝陵的事，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借口。我们姑且不说孙先生此举确有告知祖宗“汉民族业已光复”的意义，姑且不说孙先生紧接着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大纲，以期能够建立一个对外对内都能够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单就孙先生祭拜的祖宗，既不是美利坚的华盛顿，也不是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女皇，当然更不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新沙皇俄国的首任教主列宁，而祇是我们中华民族地地道道的祖先──这样一个事实而言，这个在少年时代就曾漂洋过海去西方求学的民主革命家，他起码还不是一个“背祖忘宗之人”吧！他起码还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后代子孙吧！然而，当中共已经有能力夺取整个中国大陆的江山，已经有能力建政、建国，已经有能力将国号从它的“工人阶级祖国”──苏维埃俄国钦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卫星国”的统一国号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刘少奇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建国之后，急急忙忙赶着要去恭恭敬敬朝拜的又是谁呢？当然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不是孙中山先生，乃是那个与我中华有着世仇大恨的俄国两代新沙皇、马列党族的两代新族主和马列邪教的两代新教主──死了的列宁和活着的斯大林！

　　应该说，我们几代生活在中共洋教政权和邪教政权残暴统治下的中国人，由于无可奈何的胆怯、麻木和无知，已经使我们连丧失了起码的“民族意识”都不自知。但是，一个真实、有趣而又令人为之一震的故事，却使得本讲演人曾为之一惊，甚至成了我这部讲稿的真正由来。那就是侨居纽约的一位华侨、也是一位名报人的故事。几年前，当他随团访问大陆、在中共浙江省领导人宴请他们时，祇因一位中共书记在向他敬酒时曾对他说，“你就是李勇先生，久仰久仰，我读过你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不过，有些反华的文章还是不要再写为好嘛，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嘛……”

　　谁知道这位李先生倒真是一个横竖不怕、敢爱敢恨的中华儿女。当时，他竟然掼下酒杯，对着这位中共的书记大声喝道﹕“谁反华了？你才反华！告诉你，我才是中华儿女，你才是马列子孙！反华的是你，不是我！是你们占了我们的中国，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我们这些真正的炎黄子孙才被迫逃到了海外……”言罢，差一点当众便把马列子孙用来“统战”他这位海外著名中华儿女的酒桌掀了一个底朝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又是一个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的故事。李先生不过是道出了海外千千万万真正华侨、而非“共侨”的心声。这个故事，对于五十余年来在马列统治下的中华后人来说，是不是有点震聋发聩呢？当代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丧失，是不是造成我们民族精神丧失的第一个原由呢？

　　其次，我要说的是，正是我们丧失了起码的民族意识，所以，我们才会在对国家的认同上，发生一个巨大的“误区”。这个误区，说白了，就是“中华不知亡国恨，岁岁犹颂马列恩”。

　　因为，就像几代中国人，曾经“错把复辟当革命”一样，同样是这几代中国人，祇因为民族意识的丧失，外来马列邪教的强行教化，中共的谎言建国和残暴治国，才终于造成了我们对真正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极度仇视，以至我们个个都把这个中华民国骂成了“旧中国”，骂成了“坏中国”，将这个中华民族的中国看成了自己的“敌国”，还要跟着共产党高唱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却忘记了﹕“有了共产党，才没有新中国”，和“有了共产党，才没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中华民国”这样一个真理！甚至还要跟着共产党，对马列和马列的子孙们山呼万岁，却将自己的真正敌国，一个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之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马恩列斯毛邓江为其族谱的假“共和国”、假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祖国，直到被那个洋教和邪教在中国的子孙们糟蹋得够了，仍然不能自省！甚至能比“五胡乱华”岁月那些“汉儿傍得胡儿睡，便以胡儿傲汉儿”的汉奸们犹过之而无不及，竟然是“汉儿学得马教邪，便依马教杀汉儿”了！

　　虽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是因为反思的必然，二是因为偶然的机缘，使得中国大陆知识界终于开始了对中华民国历史和历程的反思，而且成果昭彰，对人民的历史性觉醒、即革命性觉醒，功莫大焉。但是，在海外，由于一些所谓的人士们对于中国大陆人民对历史的痛苦反思毫不知情，也不想知情；由于一些人本来就是马列的直系子孙或“另册子孙”，属于马列和共产党不要的，而非不要马列和共产党的；更由于一些号称搞民主的人，对自己故国的现代历史非但丝毫不知，而且脑袋里面装满了的，又全是马列的邪教思想和中共藉以编造历史的谎言和假话，所以，虽然历经了将近二十年反思现代史的大陆人民，正在对自己被马列欺骗和被中共摧残的惨痛历史，痛定思痛，正在思考着如何才能“驱除马列、恢复中华，匡正历史，重建民国”，但是，在海外的某些人士们，虽然仍在领着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中华民国”的津贴，却依然要将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之一部份、并且是最为辉煌痛苦之一部份的中华民国及其历史，视为寇仇。这种令人痛心的政治现象，说到底，还是民族意识的丧失所招致。而也正是民族意识的可悲丧失，才为这些反民族的所谓人士们，带来了民主追求的巨大混乱，和民主道路的巨大偏差，从而也就带来了他们必然的失败现状。

　　再就是好几代中国人，既然不知道中共强迫他们高喊万岁的“新中国”，非但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国，而且是马列子孙的中国；不知道中共强迫他们否定、批判、打倒的“旧中国”──中华民国，才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自己的真正新中国──所以，我们才会认贼作父，认马列为祖宗，认中国的马列子孙──中共，为当代中国的“万岁万万岁”，直至造成了五十年来，我们中国人“不分敌我”和“难分敌我”这一令人痛心状态的出现。同时也造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祇因为他们受够了中共专制统治的欺辱和镇压，才会忘记了他们和汉族人民乃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马列这样一个应该“同仇共愤”的事实。某些少数民族，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和汉族人民一样，同样是遭遇了马列的残酷文化侵略和马列子孙的种种残酷迫害，却将汉族、甚至是中国，当成了自己的民族之敌，虽然富有着鲜明的自我民族意识，却同样是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更不知道这一整体民族意识的丧失，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意义究竟有多大。从而不仅造成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中国的仇视，直至造成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反叛──中国和中华民族将要遭遇分裂的危险，亦因此而横亘在我们的前面。

　　至于当代台湾独立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大陆政权，曾被中国的马列子孙所颠覆；其当前的原因，虽然存在着不堪中共要“促成专制一统”这样一个缘由；其性质，却是政治分裂，而非民族分裂。它不仅为中共所一手制造，而且和那个与中共有着密切历史关系的恶性台独势力密不可分。对此，我将在第四讲中予以详细地讲述。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已经丧失

　　第二个表现，就是民族自尊的丧尽

　　显而易见的是，民族意识的丧失，自然就会带来民族自尊的丧失，甚至是民族自尊的丧尽。

　　而民族自尊丧失的第一个特征，也是民族自尊丧失的最主要表现，就是由于中共北京洋教政权，不仅是一家外来的邪教政权，而且是一家重建了宗教专制制度、复辟了君主专制统治、甚至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政权。它在宗教上的“不二马门”，和它在思想上的“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特别是它既要全面批判摧毁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又要根绝一切近代西方进步文明文化的种种倒行逆施，便实在是将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变成了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几代马列之奴。也就是说，由于马列的思想和文化是伴随着屠刀来进行强制性教化的，幷且早已有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了捍卫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进步文化，而成了马列的刀下之魂，就是我所说过的，中共是“以夺命来夺志”。所以，虽然几代中国人传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本能犹在，但是，在已经长达半个世纪的痛苦岁月里，特别是在毛共残酷统治的时代，我们这几代中国人，也就真的是在思想文化上成了马家的奴才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祇要翻开任何一本当代中国的文史哲著作，甚至是自然科学著作的序言或前言，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弄个一清二白。何况，既然身已为奴，哪里还有什么自尊可言？

　　民族自尊丧失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五十年来，在中共制造的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之后，即便尚有少数心系中华的儿孙们，幷不害怕中共“以夺命来夺志”，但在马列的强势文化侵略之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成了马列主义者，有的甚至成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才会带着一个好人的本能的正义感，在马列精神鸦片的作用下，既能够积极地批判中华优秀文化，明确地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又能够积极参与中共的批判、斗争、镇压、造反、抄家、破四旧、批林批孔之种种“革命行动”。但是，由于正派的做人本能、传统的文化本能和对进步追求的为人本能，一旦使他们对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心存疑惑，甚至是心存反感，直至大胆妄为地也要造中共的反、要向中共这个极端残暴的专制统治集团进行挑战之时，由于他们早已失去了对马列罪恶实行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能力，也就是手中缺少批判否定马列之坚实有力的思想武器，心中缺少应有的传统文化根基和进步文明素养，他们便祇能够在马列邪教的“十八般武器”中，去寻找敌人的枪炮来与自己的敌人作战。然而，这个敌人却是在理论上和行为上拥有着“全副马列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马列邪教的本质早已决定了对该邪教的解释权力，祇有掌权的这一家才能拥有，而绝不容许任何人拥有。所以，挑战者自然不是敌手，甚至祇能败下阵来。一九四九年以来，一些要用所谓的“真正马列”，来反毛、反林、反江青四人帮的英雄们，他们的“成仁取义”，虽然具有极为动人的悲剧美，但是祇需要掌权的马列子孙们定他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罪，他们就祇能够痛苦地、甚至是英勇地在马列子孙的枪声中，去结束他们那“既作为马列子孙、又作为反抗英雄”悲剧人生了。然而，这正是失去了民族自尊、因而也失去了民族思想武器和世界文明武装的英雄们的必然下场。这与欧洲中世纪那些既要反对教权统治、又要维护共同宗教教义的亡命教士们，又有什么两样呢？

　　至于当今中国极少数心心念念仍然要追求那个“真正马列天堂”的人士们，他们作为一家外来宗教──实际是邪教的笃信者，其执着的追求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黑发黄皮”的中华后人，却敢于置这一家外来邪教对自己民族制造的滔天罪行而不顾，置这一家外来邪教对自己国家制造的淋漓鲜血而不睬，我们怕也祇能够送他一个“马列子孙”的雅号，幷为他敢于“魂绝中华”而伤心难已了！

　　民族自尊丧失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在中共的改革开放时期，一批既心存改革的理想、又心系中共“红地毯”的所谓精英知识份子们，他们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曾被迫做过马列之奴；在短暂的思想解放的号角声中，他们又曾怀抱过追求真正思想解放的理想。但祇因中共祇号召思想解放，却不允许明辨是非，目的祇是为了拯救和巩固他们的独裁权力；祇因为伴随着中共所谓思想解放之诱导的，竟然是被人民立即抓住了历史契机，便要实现解放自身的真正历史要求──即要从马列邪教的残酷禁锢中解放出去，说白了，就是要从思想解放走向民族、民权和民生的真正解放和彻底解放。于是，那一批在八十年代因身怀改革的理想而走进了中共、或者是已经走上了中共红地毯的所谓知识精英们，也就带着他们被诱“偏”的理想，和他们身上还残存着的马列思想残余，及其对马列、甚至是共产党的“感情”残余，一边虽要充当中共专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锋，一边却又立即做起了阻挡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拦路石。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就是“帮助共产党改革”的道路。他们甚至陶然自得地认为，这“既符合中共的口味，又符合人民的利益”。所谓“鱼与熊掌”，他们皆能够“兼得”。

　　而也正是这条道路，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迅速堕落成了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层层掌权人和腐败者，和中共仅仅是要推行专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锋；却也使得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成了“不敢正面进取、祇敢绕道而行”的“偏锋”。这后一批人，虽有变革之心，却无变革之胆。他们不敢批判和否定马列邪教，却在共产党已经将我们的祖宗和祖宗的文化，批判、推倒、扫光、杀尽几乎数十年之后，又继承了“党的事业”和“马家招式”，专门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又一次的彻底批判，甚至是全面栽赃，直至干脆将马列的一切罪恶、共产党的所有暴行，都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都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劣根性所决定，从而将我们的全部民族性和所有民族文化都列在必须重新打倒、扫荡之列。毛泽东时代那种“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的种种肉麻景象，和“骂尽中华祖宗、烧尽中华四旧”之种种欺祖灭宗的行为，我们就不用去说它了。但是，今天，我们祇需再读一读八十年代以来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一心要“归向凤池夸”的煌煌大作，就祇能让人感到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因为，他们非但不将造成当代中国落后和愚昧的痛苦现实，归咎于马列及其子孙的种种倒行逆施，归咎于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邪教的劣根性，却始终在洋洋洒洒地骂着中国、骂着祖宗、骂着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直至骂尽了中华的天、地、山川、河流、历史和人民，却绝不去骂那个毁坏了中华大好河山、践踏了中华优秀文化、毒害了中华纯朴民性的马列，及其在中国的残暴子孙们。

　　中共改革开放时期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们”，为中共批准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们”，也就是要在中共改革开放时期“混名混利”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们”，就是这样地在思想文化上，将自己应有的民族自尊毁灭殆尽，更积极地使用对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栽赃和陷害，一方面为中共提供了逃脱种种罪行的当然借口，一方面则在思想解放的歧途上，对新一代中华儿女进行了错误、甚至是罪恶的“启蒙”。其流风遗毒，伴随着中共对他们的“既捧又打、先捧后打，和变着法儿又捧又打又勾”，而效应广被。

　　而也正是他们，才将“辱骂中华民族劣根性和中华文化劣根性”的“族骂和国骂”，带到了海外，带到了海外民主运动的阵营之中，甚至造成了一个“隐性中共民运阵营”的出现，直至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九八九之后海外民运的“主流”。于是，一场批判否定中华民族和我们民族文化的共产文化改良运动，竟然就在思想无限自由的海外世界，“旧帽翻新”式地变成了“反对革命、乞求改良，鼓吹分裂、漫骂统一”的“崭新”思想文化武器，从而在中国人民再一次追求民族解放、民权解放和民生解放的万难道路上，自乱了神志，自毁了阵脚，增强了敌营，锐减了战友，直至在海外造成了一派否定中华民族、却不否定共产党，否定民族文化、却不否定马列邪教，敢于大骂中华奴性、却不敢批评马列奴才的“奇异民主运动景象”。这种种景象，自然祇能使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中华、爱中国、爱我们优秀中华文化的华人，竟祇能“他哀而复自哀”而已了……

　　对此，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虽然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助共改良、而不是为民变革的思想和文化，说是为了“保共改良”，也丝毫不能为过，但却将中华民族民族自尊的长期丧失，推向了彻底丧尽的可怕境地……。

　　至于今天那一块已经挂遍了中华大地的“无字招牌”，那读来读去便都是“洋人与狗，可以入内”的八个大字，又该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糟蹋到了何等令人心酸的境地。就不说那些拼命要做“世界公民”，却绝不要做“中国国民”的某些“爱国”者们――他们今天正在和马列邪教政权勾勾搭塔、眉来眼去的“动人情景”了。而那些常常要被某些人挂在嘴巴上的“大中华、大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人的世纪”等等，无非是他们在“心灵空虚时”和“中共需要时”，才会表现出来的一番“虚骄”和“虚假”罢了。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已经丧失的

　　而民族信心破灭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中共用“夺命以夺志”为手段，消磨了我们中华儿女理应推翻马列王朝的血性和志气。因为，五十余年来，中共在使用“夺命以夺志”的决心上，实在是从来也没有动摇过。虽然时弱时强，但是，任何时期，只要谁敢于真正向它的马列王朝挑战，只要谁真正敢于向他们这些马列子孙挑战，甚至只要被它怀疑是在向它挑战，哪怕是在向它表忠心、却又被它怀疑，它都会使出“夺命以夺志”的绝招，毫不含糊，也毫不手软。毛泽东时代的血腥统治就不去说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共在北京屠城和在全国进行残酷镇压的“血染的风采”，就曾又一次地证明了，“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甚至是“不用机关枪扫射、坦克车辗压无辜学生和民众，就不是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列王朝的铁血真理。至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和非人折磨，以及它对法轮功学员已经欠下的成百上千的血债，也无非证明了中共还是中共，和中共为维护这家外来邪教专制复辟政权，将仍然要对中华儿女施行以夺命来夺志的本相。

　　然而，正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对中华儿女的长期疯狂滥杀和长期残暴镇压，和毛泽东之后中共杀人本性虽有收敛，却无根本改变，才造成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无数中华儿女，因长期面对中共专制残暴统治的淫威，而丧失了我们民族血统中敢于反抗的血性和志气。

　　我在一九八零年曾发表过一篇小说“他就是软了点儿”（《延河》文学月刊，一九八零年十月号），虽然当时有许多读者曾夸奖我写出了当代中国人就是“软了点儿”的悲惨人生，但是，中共文坛的领导们，也祇是因为“软了点儿”，而不得不一边打压这篇小说和我那些更“离谱”的创作，一边又要安慰我、鼓励我多写点“社会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我自己差一点点又因此而“软了下去”的危险，则使我更深地明白了，“在马列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之所以都“软了点儿”的根由何在。

　　然而，我在这里犹如骨哽在喉而不得不说的是，如果谁非要将当代中华儿女这种“软了点儿”的变态、变形人格，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幷由我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无数的“陈胜、吴广现象”了；甚至我们只需将民国时代那些不论是拿枪的，还是拿笔的，他们动辄就敢发动武装叛乱，天天都敢横骂、直骂和“曲骂”那个“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历史事实，拿来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同样就会发现，他们是否也太“硬了点儿”呢?所以，当代中华儿女们的“软了点儿”，也就实在是由马列王朝的血腥统治、形形色色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

　　但是，正是这种“软了点儿”，和一再地“软了下去”，才在中共已经长达五十余年的统治下，使我们中华儿女的血性被消磨得几乎“荡然无存”。其后，中共虽在它八十年代的第一度专制改良中，诱惑了、又收买了相当数量早已经不得不“软了点儿”的知识份子，欺骗了和诱惑了一些同样是不得不“软了点儿”的群众，却更在九十年代，如西太后和俄国宰相斯托雷平那样，在不得不推行第二度专制改良以救命的岁月里，在一手抓紧政治镇压、一手放纵经济“改革”的年头，又使用一切向钱看的手段，进一步迅速地腐化了他们自己的层层知识官僚，中国的上层知识份子，以及相当数量的、特别是为专制权力所压迫的生意人和普通人。诚如我在前面所说，从而造成了一派衣食足而礼仪崩的社会腐烂景象。单就这一景象而言，即便要用中国历史上因“五胡乱华”所造成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腐败和士人腐化相比，也都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正是这种由中共所一手制造的腐烂景象，才又在极大的程度上和相当的范围内，消泯了我们中华儿女的血性和志气，特别是消泯了当代“士人”、也就是当代众多知识份子、主要是上层知识份子的志气和血性，使得中国人民对于民族解放、民权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迫切追求，遭遇到了新的痛苦和艰难。

　　民族信心破灭的第二个标志，就是中共以“夺知来夺志”，从而造成当代的中华儿女们在重建中华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为，中共不仅以马列邪教治国，而且以流氓暴力治国，特别是它长期以来以无知来治国和以谎言来治国的愚民国策，特别是他对中华数千年文明文化的残暴摧残和灭绝性摧残，实已造成了当代中华儿女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蒙然无知。

　　因此，由于不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究竟文明在何处，才造成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无所由来。由于不了解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国的真实历史、甚至为中共所精心编制的虚假历史深深地欺骗了长达半个世纪，所以，才会不懂得辛亥革命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辉煌意义，更不懂得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之中，曾为捍卫共和、抵御外侮，而进行过怎样不屈不挠的殊死奋斗。而由上述两种无知所造成的，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无爱、无情、轻蔑、甚至是辱骂，直至毫无信心，岂但早已是另类马列子孙们的专利，甚至早已经因马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而使得一些所谓的发愤追求者，也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当成了自己的“敌国和敌族”了！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某些从大陆逃往海外以志在追求中国民主的人士们，他们不论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上，所已经一再表现出来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毫无情意和极端蔑视”；所一再表现出来的，对马列及其种种邪说异端的“恋情和深情”；所一再表现出来的，仍然要用马列的思想和方法来反对中共、追求民主的种种奇形怪像；所一再表现出来的，非民族和非传统的种种思想行为；所一再表现出来的，祇知马列、不知孙文，甚至是祇认马列、不认孙文之种种继续要“背祖忘宗”的言行；特别是他们一定要将孙先生直到今天都仍然极富生命力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建国思想，说成是“过时了”──这就不仅与二十年代的中共唱出了同一首滥调，而且连今天因穷途末路，竟然也要拿孙文来骗取历史正统性和历史合法性的中共都不如了……

　　就不说海外某些一涉及到孙文和“三民主义”，就反感，就厌烦，就不屑一顾；一提起马列来，就会宏论不绝、雄辩滔滔的“海外民运奇观”了。甚至是一些正在寻找希望的勇士们，甚至是少数十分正派的人士们，祇因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知甚少，祇因为他们在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与马列难分难解，所以，他们才会在缺少民族自信的仿惶心态之中，依然要在马列或马教落难子孙们的思想里面，去寻找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口、道路和方向……

　　这些现象，一方面虽然证明马列主义的幽灵，依然徘徊在数十年来中国人民民主追求的营垒之中，证明少数民主追求人士还没有从共产党的思想、感情和立场的罗网里面挣扎出来，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则更加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某些后人们，非但“不识”孙中山优秀民主传统的本相，而且“不认”孙中山优秀民主传统的“心态”。这个心态说白了，无非就是“即便孙中山是正确的，我们也还是要在、和祇愿意在马列或其它洋人的思想里面，去寻找指导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个心态之所以形成的根由，就是因为马列造成了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可怕丧失、甚至丧尽。

　　著名的历史学前辈大师钱穆先生说得好﹕“欲其国民对其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而上述种种因为民族自信丧失、甚至丧尽，才造成的种种“民主运动景象”，实际上都是因为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毫无真实的了解，才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失去了真正的爱情所致。

　　而民族信心破灭的第三个标志，就是中共以“夺路来夺志”，从而又一次摧杀了我们民族自信心。

　　然而，怎么才叫做夺路呢？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中共改革开放期间第一次学潮将起的时候，我曾在武汉大学作了一次很大规模的讲演。在这个讲演结束后，有很多学生都向我提了问题，而且问题都集中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上，几乎与我讲的“中国新文学的大趋势”这个主题无甚相关。其中有一个学生竟然问我说，“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我当时不遐思索地就回答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由倡导改革的党，在改革的大道中间，垒起了一座不容我们逾越的堡垒。”

　　我回答之后，有一刻，我眼前那个几乎能够容纳上千人的礼堂，居然静寂得连一丁点声音也没有。但是， 没有过一会儿，就像是有人发号施令了似的，竟突然爆发出了持续的、犹如爆风急雨般的掌声，我甚至看见那些站满了窗台的年轻学生，一个个使劲鼓掌的激动模样。我知道，他们听懂了我的话。那一刻，我忽然又为自己的大胆，担起心来了……

　　而今，已经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回头一看，实在不能不说我当年的“妄论”不对，因为我当年的妄论，今天回想起来，确实是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正是因为中共这个所谓的改革者，要用夺路来夺志的办法，将一块专制顽石横拦在人民追求真正民主变革的大道上，所以，才会造成某些也想变革的知识份子，祇敢歧途求取，不敢正路进攻，从而造成了方向和道路的必然错误，甚至是种种歧途的出现。其主要者有三﹕

　　歧途之一，就是面对着中共绝不容许将思想文化的解放，解放到对马列甚至是毛泽东思想实行批判和否定的正途上去，而祇想“解放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于是，我们的一些知识份子，便祇敢在侧面公开批判和否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文化，却绝不敢在正面批判和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而将一场必须推倒马列专制复辟统治的历史性变革，又错误地引导向对于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批判和否定之中去了。这就不仅在实际上为中共消解了罪行，为中共利用这个歧途来继续诋毁我们的民族、愚昧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人赐良机”，而且也在实际上为中共专制复辟统治的所谓“合法性”，制造了历史的、民族的、甚至是文化的借口。此后，诸如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中华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啊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愚昧，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劣根性”这些“理论”的提出、甚至是甚嚣尘上，竟导致在文学上也诱发了要寻找和表现中华民族之“劣根”的文学，一时间，表现中华民族历史性落后、无知和愚昧的荒唐文学竟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学潮流──这一切对于进一步维系中共的统治，进一步打击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压迫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急切愿望，直至误导新一代涉世不深的青年，实是起到了令人痛心的作用。

　　歧途之二，一是制造了一个叫做“不可取代性”的理论。因为中共在政治经济上祇允许施行专制改良，也就是意在维护专制统治的改良，而不是民主改良，就是决不想改到民主制度和真正自由的轨道上去。于是，一批绝然不敢正取者便告诉国人，“共产党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代替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才认为，唯有帮助共产党改革，推动共产党的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二是进一步提出了“共产党是打不倒的”理论，甚至当一些人士因被共产党赶到海外而要自己组党搞民主运动之时，他们居然也在自己的“民主追求”里，喊出了“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和“要帮助共产党健康力量”的口号，从而表明了他们追求民主的本相。

　　三是在还没有人提出革命的口号和理论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否定革命”，直至在海内外煽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革命、特别是要否定孙文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恶流，理由自然很“悲天悯人”──因为“革命”只会造成天下大乱和人民遭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第一种谬论，是建立在中共和他们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历史的彻底否定上的。因为他们既然已经彻底地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以，他们才敢于嘎然一剪，就剪掉了我们的四千九百五十年──在他们的眼里，岂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且是“没有马恩列，就没有旧中华”了！不仅如此，为了证明“共产党是不可取代”的，他们还巴望将中华民族的未来，规定在祇有共产党当家才能存在下去──这样一种荒诞不经的历史预言之中。似乎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马列的中国，中华就会亡族，中国就会亡国。却忘记了﹕正是因为来了马列、有了共产党，中华民族才已经亡了族，中华中国才被亡了国，中国人民才遭遇了四千九百五十余年都不曾遭遇过的痛苦和灾难！那位“成就巨大、人格渺小”的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参见《黄花岗》杂志第四期李勇先生文），他的父亲杨武之，就曾痛恨不已地说过﹕“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未见有如此手段治民的，禁掉所有的书，祇许读他一人的书，真比秦始皇（焚书）高明一百倍，更狠毒一百倍。”（《世界日报》古今上下版，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他们的第二种谬论，无非是要告诉别人，共产党有的是力量，特别是镇压的力量，因此，想挑战共产党，无异于是想用鸡蛋来砸石头。因此，对一个根本就打不倒的党，还是识相一点，干脆不打的好。而中华的江山，只能共产党坐；中国的改革，也只能共产党来领导。他们当然忘记了，这个地球没有任何党、没有任何人都会照样转的真理。更忘记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然遭遇了马列之难和中共之灾，但是，我们的民族断不会因此而灭亡，我们的民族也断不会因此而无路可走了！幷且，只要下决心解决了马列邪教和共产党的问题，只要下决心推倒了这个万恶的共产专制复辟，我们就一定会有真正的和光明的正途可走！至于说到共产党里面，有、还是没有健康力量，我们只能说，一切志在宁愿放弃专制权力也要推倒共产专制制度的中共党内力量，自然可以称做是健康力量；相反，一切不愿放弃权力、甚至祇想帮助中共推行专制改良者，一切祇是根据中共党内斗争需要而利用改革名号者，他们岂但根本就不是什么健康力量，甚至不过是中共专制统治力量的一个部分罢了。虽然“这一部分”，共产党倒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根本就不管他们是否还在想着、恋着共产党，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他们的第三种谬论，无非是藉否定革命，而要否定一切革命；藉反对革命，而反对“反共产党的革命”，藉反对孙文革命和辛亥革命，而要拼命反对这个真正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再一次爆发。因为共产党推行专制改良的中国，真是跟慈禧太后推行专制改良时代的中国太像了！虽然就官场的贪腐黑暗而言，就镇压的残酷程度而言，西太后只能自叹不如。何况，在今天的中国，除掉不爆发革命，只要爆发革命，就一定是人民起来革共产制度的命，所谓“变革天命”。所以，他们才会拼命地反对革命，才会把民主革命描绘得比共产革命还要恐怖可怕，才会假装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宁与发展，来反对民主革命，似乎是一副“菩萨心肠”……却无论如何也包藏不住他们意在“保共改良”的用心和真情。

　　歧途之三，不敢正面否定中共的假民族主义，祇敢从侧面藉反对民族主义来反对中共，竟然将中共的假民族主义，批成了“真民族主义”，从而为中共帮了一个“大忙”，更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这种危险状况的出现，第一是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这一部现代历史完全没有了解，或者说，他们早已将中共这个胜利者精心编造的历史，当成了真实的和真正的历史了。这不怪他们。但是，我们却要敦促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务要记住胡耀邦先生的名言──“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以在你们已有的历史反思的成就上，继续地和迅速地作出贡献，以使得历史的大是大非能够更多更快地得以澄清。而只要使我们的国人、我们的青年、特别是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中华儿女，明辨了这个是非，认清了中共这个“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曾彻底出卖民族国家的历史罪恶，认清了中共这个马列子孙集团曾疯狂屠杀中华儿女、灭绝中华文化的历史罪行，就会因为“是非昭彰”，而从根本上戳穿他今日一心想操之在手的“民族主义大旗”。虽然，挥舞这面大旗，如今竟然是他唯一能够在国内蒙骗国人、在海外诱骗华侨、对台湾则可与恶性台独势力们一唱一和的唯一看家本领了。再就是，这虽然是中共最后一张有用的“王牌”，但因为它祇是一张“假牌”，所以，我们才必须将它揭穿，使它不能继续行骗。而戳穿这张“假牌”的结果，就是我们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复，和对民族主义正确认识的复归。当然，之所以会出现对中共今日鼓吹民族主义“信假为真”这样一种现象，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和民族信心已经丧失所致。

　　第二、则是他们在将中共的假民族主义错误地认作了“真民族主义”之后，便要以批判民族主义作为手段，企图以批倒民族主义来瓦解中共，甚至一边拿辛亥之后各省独立从而造成满清王朝的崩溃为例，一边又将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较量阶段，大小军阀们曾张扬过所谓“联省自治”为名，竟希望以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形式，来瓦解或推翻中共。殊不知，就前者而言，辛亥之后，各省宣布的是独立，而不是分裂，祇是要从满清王朝中央政权里面独立出来，而不是要从中国里面分裂出去，更不是从此不认中国，不要中国。这实在与今日海外那些要支持藏独、台独人士们的背景和目的，完全不同。就后者而论，所谓联省自治，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说，那无非是在大军阀要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情势之下，小军阀们要以“联省自治”来自保而已。自治，不过是他们在口号上要“借乎潮流”罢了。这才是二十年代各地军阀们提倡“联省自治”的名实关系。然而，它却被一些不解历史的“精英”们，拿来作为攻击孙中山先生、甚至是鼓吹中国应该分裂的“法宝”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从对真假民族主义的辨识中，认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绝不能中共喊什么、干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无数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共是一个“假话说遍，谎言说尽，阴阳两谋用精”的党，如果今天我们竟仍然要根据中共的假话、谎言和行径来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还是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将大错特错。今天，之所以会出现“中共要纪念辛亥革命，有人就要反对辛亥革命”；“中共要纪念孙中山，有人就要否定孙中山”这样一些十分混乱的现象，其一部份根由，都出在这里。因为，只要我们不能、或没有能力辨识当今中共种种言行的真正用心，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做我们就会上了它的“大当”！比如说，如果我们不能识别它要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传人和辛亥革命继承者的真正用心，不过是它要在共产革命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崩解之时，企图骗取历史的合法性，于是，我们竟然因为“中共现在要肯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了，我们就要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那岂非是大错特错？最近，中共先是在《走向共和》这一部电视剧中删掉了孙中山有关“什么才叫做真正共和”的讲演，后来则干脆禁播《走向共和》，也就实在将它对孙中山究竟是敬、还是怕，是真想传承、还是假想传承的心态，表露无遗。至于它今天要高举那一面虚假的民族主义大旗，幷且将它玩得煞是好看，亦不过是要内骗国人以鼓吹所谓民族情绪、外骗台湾海外以继续搞它的统战罢了。

　　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些恋共、保共的言论和理论，也正是上述种种对历史的不解、甚至是善良的糊涂，才在当今中共推行专制改良的中国，起到了再一次消磨我们民族信心的很坏作用，甚至对中华民族民族自信心的复苏，进行了又一次的扭曲和破坏。特别是在一个号称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将本应该是正取的历史方式，活生生地又诱导向了各种各样的歧取之中，从而予共产党以喘息，予人民以迷惘，推迟了真正变革的到来，延缓了对于“和平革命”的积极准备，直至将一个早已经应该到来的民主变革时代，变成了中共层层统治集团发展疯狂腐败和中国大陆普通民众遭遇更加痛苦的岁月……

　　然而，使中共真正感到可悲的是﹕中共层层级级的官员们，之所以必须疯狂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更加彻底地看清了马列王朝必然灭亡和就要灭亡的伤心景象；使我们感到十分悲哀的却是﹕当代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巴不得中共早一天垮掉、却又害怕天下大乱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中华民族自己还能不能“从头收拾好山河”，丧失了自信心；至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们，中共的上层知识分子、和中共游走海内外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们”，他们虽然明知中共要垮，却又时时要为中共出谋划策，总希望中共还能藉改革以救命，所谓时时处处，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歧求而非正取，就是因为他们早已“自信”全无，祇能将自身的名利荣辱系于中共一身罢了。

　　朋友们，“民族自信”的破灭，所给我们带来的，也祇可能是上述这一番令人伤感甚至愤怒的“末路”景象了！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已经丧失的第四个表现，就是民族意志的沉沦将在本刊第七期、零三年十月号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