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

超前思维

理性精神

和经济思想

兼说革命家的理性与经济头脑

中国大陆留学生、历史学博士后   晓 黑

本刊编审吴学灿按语﹕中国自古就有“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思想。孙中山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人。中共由其专制本性所决定，从自私、狭隘、愚蠢、无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孙中山重视经济规律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相反，孙中山先生的最大失误——“联俄容共”，却被中共美化为“高瞻远瞩”。     晓黑先生的文章，立论持平，说理清楚，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本刊主编按语﹕中共在二十年代就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过时了，所以，他们要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结果只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灾难，带给了我们的大陆人民，至今难能解脱；而今，一些要搞民主的人士又说三民主义过时了，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只知马列，不知孙文”，或者干脆是“只认马列，不认孙文”。所以，中国的那个“当代民主运动”，至今也不知“出口”究竟何在……

然而，三民主义究竟有没有过时？ 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中国留学美国的历史学博士晓黑先生的文章，显然可以告诉你一些端倪。

　　中国国内史学界很长时间内甚至一直有一种幼稚的倾向，即夸大孙中山的失败和中共对他的“帮助”，把联俄，联共策略看成唯一的阳关大道。的确，孙中山先生遭遇过很多的失败，但是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比如对民主制度的笃信，对发展民族经济的赤诚，是一以贯之的。另外，人们在谈论国共两党早期领袖时，也通常集中在政治活动一面，而忽略他们的经济思想。事实上，经济思想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迥异的政治选择。尽管在当时险恶的内外社会政治环境中，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在激进的共产党人眼中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然而，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孙中山的理性精神是中国革命者中少有也非常超前的。

　　以最为核心的，也是中共最为骄傲的土地问题来看，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中共主张土地改革，看似没有区别，其实不论在出发点，手段还是最终效果上，两者都不一样。中共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有推翻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在于进行革命煽动，追求一种农民翻身的，夸张的，狂欢节似的效果，从而用土地作诱饵，换取农民的忠诚。并用阶级斗争学说，把同属国家公民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划入另册进行残酷的报复，侮辱和损害。一旦革命成功之后，很快就用集体化的方法，把土地集中到国家手中，要迈向“共产主义”了。且不说这个过程对于农民阶层的欺骗性和残忍性，从经济观点来看，是一种完全为追求政治效果，忽视经济规律的蛮干，其后果早已路人皆知。

　　与此相对，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一方面也要结束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一方面则是从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出发，认为改变土地的过度集中状态，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孙中山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有阶层不断将资本投入土地买卖和占有中。资本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被投放到工商业领域，国家的经济形态则始终处于农业社会的水准。为中共所痛恨的“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也明确指出，一旦平均地权，资本家就会放弃土地占有而投资于机器工业，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土地与资本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在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著作中也有体现，直到今天，仍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课上讨论，被认为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一个有效解释。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认为应当首先由国家下令减少地租，令地主的经济收益缩减，这样占有土地的吸引力就会变小，资本可能转而投向实业，同时核定地价，在地价核定后将来的增值部分由国家抽税。因为土地增值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地主个人的努力，在孙中山看来，应当成为全民的财富。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主持土地改革的陈诚也正是这一经济思想的服膺者。在台湾，整个土地再分配过程通过政府向地主赎买，再转卖给农民的和平方式解决了。如同孙中山预测的那样，从1950年到1955年，22%的农业资本流向非农业部门，有效地促进了台湾工商业的发展。这样，土地问题成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的解决依靠政策和法律，根本不需要宣传，煽动，仇恨和暴力。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大陆内外交困，的的确确没有条件实行平均地权的思想，这一点，不论蒋介石还是陈诚在退守台湾后也都没有否认。

　　再看反帝。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这方面很积极，但是把反帝改造成为一套革命煽动话语，并没有耐心以理性的态度区分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和经济上的全球化趋势，看不到后者积极的一面，而是一味地狂热攻击“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建国后，其极左思潮甚至完全抗拒任何国外资本，执意要“自力更生”。甚至80年代初设立保税区的改革动议都还要冒一定政治风险。其实，假如中共能早点务实，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又何至于因提供不出工作机会把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去农村呢？现在的中国大陆，不也正是一面反对“国际反华势力，”一面持续吸引外资吗？

　　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坚信国际贸易关系就其本质来讲并不具有剥削性质，只要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剥削就变得不可能。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并没有必要扩展到经济上的闭关主义。胡汉民也同样认为中国应当欢迎外国投资，积极利用先进工业国的剩余资本和技术转让及外国专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总体经济战略看，孙中山主张由系统地提升农业地位，改善农业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实施大众教育，利用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外资并同时对幼稚民族工业实行关税保护。同时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和国有资本结合起来，既鼓励民族资本发展，又对重要产业进行国家控制，实行混合型经济，以保证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务实而卓有成效的。台湾的经济发展基本沿袭这一思路进行。八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在事实上也是这种经济思想的体现，因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熟悉的语汇了。如果中国大陆的改革没有系统地研究孙中山的思想，而是自行摸索出一套规律，那么其中的不约而同更加能够证明孙中山思想的理性与前瞻性。

　　为什么中共在政治上如此“高明”，而又在经济上又显得弱智呢？从早期中共历史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并没有多少经过严谨的科学训练，具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但绝不缺少热情的宣传鼓动家。这和学医出身，游历欧美日本，兼具鼓动家的热情和自然科学者的理性的孙中山完全不同。中共的创始人中，李大钊曾经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起初主张英美式议会民主，觉得孙中山的反袁革命是在胡闹。¹ 后期又转向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应该看到，李大钊首先是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在对英美民主产生怀疑后，认为苏俄制度才是一种高形态的真正的民主。李大钊为苏联的制度辩解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暂时的，只是最终自由的一个过渡期。当然他没有机会看见无产阶级在苏联专政了70年，直到最后垮台，人民都没有享有过一天他所憧憬的自由。一套5卷本的李大钊文集中，他写下了大量的国际政治评论，一些诗歌，甚至于“论自杀”这样的文章，但是几乎没有一篇讨论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即使有，也是阐释一点粗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他同时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与阶级斗争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他对“劳工阶级” 的夸大的情绪化崇拜----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不缺少这种情感—在孙中山那里是看不到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地否认无产阶级的决定作用，而认为社会发展是各个阶层合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更多是一种追求最新人类思想成果的文人的热情。

　　另一位中共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原本已准备长征的，因其患肺病组织上没有同意。（参见《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１１７页）后来有人将此说成是无情的抛弃，甚至算到周恩来头上，或许不实，但瞿确实很快落到蒋介石手中并被处决毕竟是事实。这位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临死前在争议颇广的自述“多余的话”中，竟完全怀疑自己革命经历的价值，认为自己在党内的经历不过是“一场恶梦。”是在“扮演角色。” 他认为自己原本是个“十足”的少爷，从小没有煮过一次饭，完全是一个颓废的，脆弱的寄生虫。（同上，１４５页）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仅仅来源于向往一个“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　而阶级斗争则令他感到“有趣。”  他承认，“资本论———我就根本没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１４７页）

　　非常明显，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一些带有浪漫气质的文人，他们热情奔放，豪情万丈，热衷于绝对的社会平等，盲目热衷于狂热的革命运动，但最终却又陷入了绝对的残酷斗争的漩涡和逻辑悖论。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于社会的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从政治和思想的角度认识，而恰恰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经济学的精神。他们中极少人愿意和能够用现代经济学和国家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分析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和孙中山不同，共产党人绝对不会相信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带来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将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动摇。他们认为只有打倒和推翻才是出路。在批判妥协性的时候，中共忽略了一个它自身最终也难以超越的规律──现代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妥协的艺术，而不能够是古时代一言九鼎的暴君体制。于是，革命和破坏本身成为被异化为目的，这种狂欢节心态由毛泽东推倒及至，结果是一场灾难。其实，孙中山并非先知先觉，他只是多了一点理性思考，知道疾风骤雨替代不了经济规律。重要的是，理性正是中国历次社会改造中最缺少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理智在战胜之前，总是要先被狂热摔上几个跟斗，白白付出一些鲜血和人命。^２

2003 年4月21日，纽约

1 见《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 本文关于孙中山，胡汉民经济思想的论述，见A. James Gregor with Maria Hsia Chang and Andrew B. Zimmerman,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