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

对国民党抗战功绩的

颂 扬

宋 复 中

见到《黄花岗》第五期所刊《大陆学者痛说蒋介石》一文，本人深为大陆历史学者的觉醒感到欣慰。众所周知，中共建政的头三十年中，大陆上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只能以“蜗步”来形容，中共修纂的党史、革命史论着对蒋介石领导的全民抗战史实与战绩一笔抹煞，连现代史、通史类著作也全面予以贬抑，说些“国民党片面抗战，不断大溃退”之类的谎言，直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党校编印的《中国近代史干部读本》还以十多页的篇幅声称：“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甚至纵容部下投降日本，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其结论曰：“它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指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作用”，由此笔锋一转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对战胜日本侵略者起了决定性作用”。

恣意贬抑国民党的抗战功劳，而且谎言重复几十年、重复几千次，其恶果乃是贬抑整个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历史地位。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曾景忠教授在《抗日战争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发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一文，慨叹：“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对于“中共主战场论”，曾教授直言“中国抗日战争战场是一个统一战场，不能把抗日战争看成两国三方的交兵。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穿了也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显然，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份军队和根据地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军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府由南京而武汉又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发动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军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旬进攻，东西夹击，使国府腹背受敌，后还妄图进攻四川，在在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府投降。但国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府曾部署部份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论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位“翰林院编修”层级的中共官方历史学家，率直表明了：抗战是国府领导的，主战场是国军承担的，其辉煌战绩是不容抹煞的。这一切，不啻荒漠中的甘泉。

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及海外史学界与大陆同行频繁交流书刊、座谈研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吴相湘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之《抗日御侮》、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所编《抗日战史》等，陆续打开了大陆史学界封闭三十余年的心扉。另有一批思想开明渴求真理的大陆学者走出国门，从美、日等国的解密史料中探讨历史真相，所以长期被扭曲的历史事实得以逐渐恢复她的真貌。有关“国民党抗战”这个敏感话题是一批年轻的大陆学者上世纪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这一股研究热潮随着中共藉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新的统战攻势而蒸蒸日上，从而引起全民反思。这是中共当权者始料所不及的。大陆拍摄的《血战台儿庄》电影使年轻一代觉悟到：原来抗日战争是国军官兵浴血奋战所取胜的；到《血战昆仑关》电影上映后，中共当局急忙下令将这股颂扬国军抗战功绩的电影、书籍立刻降温。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于两岸、美、日官方史料的陆续解密，许多昔日的陈辞滥调渐渐被广大学者所唾弃，而新的论点与研究领域则起了广泛的共鸣，兹从荦荦大端中列举以下数例以飨台湾的同行们：

已往中共的史学论着对发生在九•一八到七•七期间的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与绥远诸役都是忽略不提的，而是集中力量批判国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还把张学良临阵脱逃解读成“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却没人去追究为何张学良在东北不抗日、在热河不抗日，忽然要躲到三千里外的陕西呼吁抗日了？但是，近几年在大陆举行的大型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指出：迄今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个别人的回忆委实难以置信；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用以表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系蒋氏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地方性冲突的方针，而绝非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下的命令，张学良本人则是自觉、自主抱不抵抗态度的。从蒋张的亲密关系看，倘若张想抵抗而蒋不同意，张可以违令奋起抵抗，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中东路事件就是张学良擅作主张应变的对外战争；锦州之役，蒋介石与中枢数次令张抵抗，张却悄悄开溜，更是明证。(见《抗日战争研究》九一、九二年所刊<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等文)。

对于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抗战，过去总说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战，因蒋介石作梗破坏,迫使十九路军撤退云云，直至一九九六年，重庆大学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用书”《中国现代史》还胡扯什么“南京政府不准海军、空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借口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十九路军苦战月余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军事历史研究》所载余子道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和《历史研究》九二年第三期所载金再及文<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均指出：说十九路军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中枢命令的结果，是不符事实的，当时中枢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便是证据，乃以抵抗求妥协。不能战焉能和？

已往中共官方论着总把长城抗战说成是蒋介石“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但是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基本上算是符合客观史实。

关于绥远抗战，二○○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硬说是基于中共“八•一宣言”与毛泽东致傅作义函的影响与领导，但《抗日战争研究》九三年第四期所刊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一书都指出红格尔图大捷与收复百灵庙是在傅作义指挥下取得的胜利，绥远抗战格局的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傅作义的晋绥军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是支持绥远抗战的，中央军是绥远抗战的重要组成部份。

对于芦沟桥至武汉会战，已往中共宣传品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但八十年代何理的《抗日战争史》则认为国军的“战略防御大量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速战速决的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这是大陆学者站在中国人立场评述抗日战争的划时代转变，他们不再同日本鬼子站在一起辱骂中国政府与中国军队了。

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塘沽协定的签订，《中国近代史干部读本》认为是“蒋介石慑于日本的武力”的产物，但是《史林》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李华兴的《芦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抗日战争研究》九七年第三期蔡德金<对芦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军事历史研究》九七年第一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等文章咸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介石令廿九军增援华北，全军整备动员，各地实施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见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还认定“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一方”。即便《中国近代史干部读本》等官订教科书也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虽然仍受国民政府管辖，但在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关于八•一三战役，过去认为国军被动应战，然而《近代史研究》八六年第六期<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与《抗日战争研究》九六年第三期<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均认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日军挑起虹桥机场冲突后，国府制订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广西师范大学九五年出版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一书指出，八•一三战役国军主力集中到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使淞沪战场代替了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与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此举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延迟了武汉的陷落，促成了日后三次长沙大捷，无疑挫败了日军沿长沙西进的既定战略，确保了陪都重庆的安全。

关于坚持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历来中共史着都刻意指摘蒋介石“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然近年绝大多数大陆著作都对国军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作出正面评价“敌我双方都损失严重，中国军队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成为抗战的重要转折点”。

已往大陆论着强调国府失守武汉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避免大战，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近十年资深教授中似乎很少有人重弹此滥调。《史学月刊》九二年第三期刊出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一文指出：武汉失守后，国府并未消极抗战，她组织了南昌会战、两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等九次大规模战役，占整个抗战期间廿二次会战的百份之四十一，其中有些还是攻势作战，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大多数战役取得积极战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三九年十一月至四O年三月发动冬季攻势，以八十多个师实施攻势作战，遍及皖南、赣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绥西，共毙伤日伪军数万人，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消耗了敌军大量兵力。《抗日战争研究》九四年第二期的雒春普文<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则指出，二战区开展冬季攻势的同时发生了晋西事变，足证抗日与反共并非绝对排斥的，“阎锡山在参与反共的同时，没有完全停止抗日”。

对于一九四四年的抗战，已往大陆史着均恣意渲染豫湘桂大溃退，绝口不谈国军两个精锐师被史迪威调去印度以致华中军力空虚。《近代史研究》八九年第三期张力<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一文则指出国军反攻缅北全歼、重创日军各两个师团，打通了中英公路，对盟军全线反攻贡献极大，但由于致力于国际战场而使国内豫湘桂战事失利，一千多万平民流离失所。中共《党史研究》九五年第五期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九五年第三期刘五书<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都指出，不能因为豫湘桂局部失利而掩盖国军在缅境与西南的胜利，事实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并未能达到摧毁美国空军基地与迫使国府投降的目的。《抗日战争研究》九六年第四期苏盾的<重评一九四四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文认为“一九四四年正面战场已形成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四五年东线战场反攻奠定了基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

《中国复兴枢纽》一书尽情歌颂了国军第一O五师和五十七师死守常德的辉煌战绩，前者师长战死，后者军官伤亡达百份之九十五，连后勤人员亦全部投入一线战斗，守城部队全部壮烈牺牲。常德失守六日后终被援军收复，说“大溃退”，显然对浴血奋战的前辈军人不公。

关于衡阳之战，已往总是说方先觉无耻降敌当了当了汉奸云云。九六年第四期《抗日战争研究》刊出<论长衡战役第二阶段战役>一文，对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守衡阳四十昼夜作出充份肯定。

已往史着往往渲染日军长驱直入攻到贵州独山，归咎于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研究》九六年第四期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一文则指出蒋介石制定的“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战略方针是卓有成效的，日军孤军深入，兵力单薄，故其进攻迅速、撤退也迅速。同一期上赵可的<灵宝战役述评>指出四四年豫湘桂战役中的灵宝战役阻击了日军西犯潼关威逼关中的攻势，从而稳定了西安与大西北后方，战事十分激烈，故不能用“大溃退”“不战而逃”等字眼丑化这一重大战役。

对于美军将领，中共历来是吹捧史迪威而贬抑陈纳德的，盖因前者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上力主军援中共的八路军，而后者则对蒋介石比较亲近。近年大陆学者渐渐学会以国家民族而非个别政党的利益来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近代史研究》八八年第五期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一文指出，陈纳德应蒋介石要求，把对日军发动空中攻势作为在华助战的首要目标，希图使美国空军成为中国战场的主力，然史迪威则只把空军看作地面作战的辅助力量，致使陈纳德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势的希望化为泡影，从而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这一原来纯粹的军事问题，就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了”。这样的结论，对蒋介石在抗战后期要求罗斯福总统撤换史迪威之举，作出了明晰的解释。

已往大陆史学著作一味埋怨国府“没有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而单纯实行消极防御阵地战”。然而《历史研究》九五年第四期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一文则指出，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持续十五个月之久，国军以劣势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其重要战略意义乃是掩护国力西移，为持久战建立西南西北抗战基地，倘指责其过多过大过快的损失，似非公允。事实上徐州、长沙会战都采用过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法。有人批评国府抗日仰赖外援，事实上弱国抵抗强国不能不争取外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府“苦撑待变”是无可厚非的，当时国府在外交上争取友邦、孤立敌人，这才得以反败为胜。

过去大陆史着往往拾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之余唾，口口声声蒋介石“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等等，但大陆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在《抗日战争研究》九二年第二期所刊<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统一>一文中指出，“蒋介石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著作中对国军抗战表现的歪曲，是出于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环境的需要而作出的宣传与报复，未必尽合事实。例如已往总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但是抗战与反共这两者并非积不相能的：就国民党而言，抗战固可以联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战。有反共不抗战而至投降者，如汪精卫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坚持抗战不投降者，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编按﹕问题是蒋介石为什么要既抗日又反共，问题更是在于中共究竟有没有真抗战，甚至是专打友军、不打敌军，岂但是游而不击、而且是一心扩张以准备打天下？如果是这样，则坚持抗战的蒋介石也要反共，到底对不对？）揆诸史实，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军与日军多次会战，还主动发起攻势，这能说她“消极抗战”吗？真相是愈辩愈明的，在今日大陆的史学界，无论老、中、青，仍然顽固地坚持郭沫若陈伯达等人的陈腔滥调者已经为数不多了，因为后者早已在中共自己营垒中被斗倒斗臭，前者则被大陆学术界视为“四大不要脸”之一。随着郭陈之流的身败名裂，大陆史学界已经摆脱了长期的思想桎梏，因而对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整体评价会日趋理性化、科学化，海峡两岸学者在历史研究上也会产生更多的共识。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极左派对大陆绵延三代民众的歪曲宣传，刻意将历史研究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业已形成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以上摘引之拨乱反正言论至今仍仅限于资深研究员、教授的层面，他们比升斗小民、芸芸众生更多接触官方密件与国外、境外文献，所以思想日趋开明、观念也不同凡响。可是，在大陆铺天盖地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通俗杂志、近代史辞典、名人辞典等等，至今仍坚持郭沫若、陈伯达等左王的历史观，后者虽在毛泽东时代早已被斗臭，但他的主要论点与提法仍被大量沿用于低层次的近代史出版物；而从大陆的中央至各省市，教育部门及编写教科书的部门一向是极左派的顽固堡垒，其主事人等迄今死抱着“宁左勿右，左是观点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态度，甚至最近还闹出国务院教育部发出教学大纲指示各地教科书编纂人员“不再视岳飞文天祥为民族英雄”的大笑话；在福建晋江，大汉奸施琅的纪念馆之规格远远超逾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纪念馆，端的是黑白颠倒、忠奸不分。职是之故，欲把高级研究员与资深教授的研究成果融合到各级教科书中，还需要一段漫长而艰巨的历程，这也进一步说明，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在日益兴盛的现代史拨乱反正潮流中起着尖兵作用的，乃是以辛灏年(高尔品)教授、谢幼田教授为首的五十多位大陆留美学者，他们本可在大洋彼岸锦衣玉食，“国家事管他娘！”然而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良知良能，他们慷慨输款在纽约创办了《黄花岗》季刊。他们原本就是大陆有名的专家学者，或电脑专家、跨国公司高级行政人员等等，但却孜孜不倦地澄清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近代史疑题，又透过讲学、出席研讨会等机会，以真理的雨露滋润大陆的同行们。这五十多位大陆旅美学者，与泛滥欧美臭名昭著争钱争名内斗不已的某些所谓“民运份子”截然不同，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良心。从他们身上，世人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

（二○○三年三月卅日于华南某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