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感觉良好…
《王若望自传》第三卷
1949─2001
本刊主编前言﹕
名传天下的作家王若望先生，虽然已于前年作古，但他作为一个有骨气、有豪气、有人气的真作家，特别是他那种“虽为共产党所不要、却决心不要共产党以至死不变”的铮铮铁骨，实在使海内外所有的景仰者无不心悦诚服。因为他代表着的，乃是一种敢于直面的勇气，是一种敢于献身的真诚，更是一种敢于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与那些“得则长袖善舞、失则心魂具落”的“壮夫”、“精英”们，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若望先生和夫人羊子在
国内某省文联的欢迎会上
本刊为纪念王若万先生，特决定将他的未亡人羊子女士为他整理成书的《王若望自转》第三部于本刊连载，藉以告慰他的英灵，告慰他孤帆天涯的晚岁，以在世态犹为炎凉、人情犹为浇薄的海外，为他，也为我们自己，点燃一支不灭的蜡炬，以磨砺我们理应是“蜡炬成灰泪不干的”心志，象王先生那样，为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未来，继续上下而求索。
第一部
进入上海第一程 侵入交通银行
跟随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前，南下干部集中在丹阳进行短期培训。学习解放军总部的“入城守则”，并将各路英雄按行业和党、政、文、教等分为十多个支队，组成接管上海的网路机构，犹如影子内阁那样的统治班子。我被分派在工会系统，领导人是曾山和刘长胜。这两人没在丹阳。刘本是上海地下党的工运领袖，早就在上海。曾山在解放军任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接管上海时他出任副市长。
当时的南下干部，都像衣锦荣归的胜利者；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统治者，过去曾经遭遇种种磨难和挫折，如今都得到双倍的报偿。我们处在高度激昂的兴奋状态中。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要等解放军完全攻下上海；目下上海还没有全部解放，京沪铁路由丹徒至上海的一段还没有通车。直至我们乘了专列正式出发了，人人都流露出跃跃欲试的焦急，不间断地唱起八路军进行曲之类的歌曲。忽然，火车到了真如站，又停下来，原来浦东一角还在交战。我们一齐下了车，乘坐十几辆公共汽车驶向上海闹市，总觉得未能参与解放上海之战而遗憾，最后在交通大学的“恭绰楼”安顿下来。直等上海局面完全平定了，恭绰楼的南下干部各奔前程。我跟朱俊欣、周炳坤等前往指定的交通银行报到。外滩的交通银行大厦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金融机构，怎么会接纳工人阶级的领导班子呢？
凭着我们有解放军撑腰，消灭资产阶级原是顺理成章的革命行动。一反掌之间，交通银行的招牌撤下，换上了上海总工会的牌子，便把偌大的交通银行大厦据为己有。虽然街头张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布告里，明明写着“原有政府文教卫生所有人员一律留用；本军任何人不得进入住宅、商店、寺庙和公共机关等”。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总工会便占据了交通银行大厦，这不是言行不一、明目张胆践踏自己宣布的条令和规章吗？
在丹阳集训时，就已确定刘长胜出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刘是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青年时代他投奔俄国海参威做码头工人，组织了当地华工码头工会，暗中支援红军，刘成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边疆党组织的早期党员。刘是老资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工运干部，暗中支援红军夺取政权。他回国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也是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并兼任上海总工会主席。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设三位副主席：沈涵、朱俊欣、汤桂芬。他们都是地下党领导下的几个产业工会的工人领袖。沉是电力市政工会，后来发展至英商电车、公交公司以及五金工会的工人领袖。汤是纺织工会的主席。在地下党时期，上海工人福利会频频爆发大罢工，在一次罢工中，仅纺织工厂即有三十万工人参加，上海工运闹得轰轰烈烈。
我被分派至文教部任副部长。部长纪康，地下党时期从事工运的宣传工作，曾主持出版《生活知识》和《灯塔丛刊》等。我们二人的分工，纪康谦虚地分管内部事物以及“上总”上下左右的协作；我则负责各产业工会和业余工人夜校。在与纪康共处中，发觉他沉默寡言，说话有点木讷，只是写文章或作工作报告却是条理井然。
头一年不同性质的产业工会便有二十五个，各产业工会配备文教干部，确定一个时期的宣传要点等等，都划归我的名下。此外，还创办了“劳动出版社”，组成了《劳动报》，成立了总工会文工团。至今模糊记得，工会业余夜校
即有五百多所。考虑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我自己编了四集《工人识字课本》，交劳动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即发行了十五万套。非常滑稽的是，在我离开“上总”三年以后的反右斗争中，“识字课本”本该算作我的贡献，竟批判为大毒草，因“识字课本”中有一题为‘劳资合作，发展生产’，定罪为抹杀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鼓吹阶级调和。这是后话，按下不提。本人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最充沛年代，常常有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使我勇往直前，揽下了上述种种业务还不满足，又发明了某些新花样惹得鸡犬不宁。想不到正是新花样的发明，把自己弄得太突出，引起了一系列的杯葛。
知己难得
在上总大礼堂作的报告大受欢迎，那次由纪康部长主持大会。讲完以后，我就征求纪康的意见，他几乎羞答答地说：“台下反应很热烈，要是我上台讲话就不自然”。在报告结束时，曾宣布：“我们打算让这样的口头讲话，也推广到产业工会系统去”。结果大小工会纷纷至文教部要求王某前往，弄得应接不暇，难以应付。这证明占大多数的文盲，最欢迎的还是面对面的有声有色的现身说法。我的口才，当初在西安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时期讲进化论，做到雅俗共赏，那时便赢得了达尔文的美名。如今做报告依然贯穿着进化论思想加社会发展史的内容。报告完了以后，留出时间让听众提问或质疑，基本上做到有问必答，偶尔碰着解答不了的，我则以本人学识有限，十分抱歉敷衍过去。这时候我的日常工作，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出发到各个产业工会做报告了，弄得分身乏术、舌敝唇焦。纪康在部务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一个办法：让老母鸡孵小鸡，何不从各个产业工会挑选能说会道的文教干部，培养出更多的报告员队伍？没料想，第一届的报告员培训班，其中有英国回来的博士，还有震旦大学的教授，解放以后落魄的著名书法家，等等，大上海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咧！
正当报告热蒸蒸日上的时节，上总一次党组会议上，有两位负责人对王某的个人突出提出了责难。“个人突出”与出风头是同义词，据文教部的统计：七十万工会会员中，已有五十万人次听过上总的报告，这一数位本应作为文教部的突出成就吧，但在党组会上刘长胜主席挖苦我是“小热昏”！小热昏者，即街头卖梨膏糖唱滑稽者之贬语。另一位部长附和道：“王若望的报告可是代表上海总工会和我们的党哩”。
这次党组会我没参加，碰巧我又在外边作报告，当纪康以婉转的口气透露党组会对我的批评，我简直受不了。我赌气地说：既然领导对我这样不理解，我何必自讨苦吃，顶多不干就是了。如果真的不干，各厂预约请我作报告的，还有二十多家，一旦不去了，文教部就会轧扁头。纪康为难地讲了这样的话：“会上说你的演讲不能代表上总，也不代表党。这种批评不实事求是嘛，谁能保证每一句话都代表党和上总呢？既然党组并未作出决定不让你宣传党的政策，此人也就不能代表党组吧！听我的话，你还是照样去作报告，只是今后你讲话时准备好一份提纲，你代表文教部总是可以的吧？如果回绝了各个产业工会，这个损失不但是文教部的，也是总工会的”。
我满肚子委屈，终于答应草拟好提纲，再去上阵。我说：“我本厌倦了疲于奔命的演讲，就此结束了这个营生也好，这就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骂我小热昏的刘姥姥不明白，把文艺大众化当作谋生手段的小热昏，我们怎能挖苦他呢？”
纪康一个劲儿地鼓励我：“其实，这是一种平均主义在作怪，要是谁个人突出一点，平庸之辈就感到是对他的威胁，骂你是出头的椽子，你说‘木秀于林’倒是很恰当的”。
在下一次党组会上，纪康当着刘长胜等作了一次解释的发言：“我曾作为一个听众听了王若望的演说，台下的工人气氛很热烈，确实有引人入胜之处。台下听众提出许多疑难问题要他回答，这正好给总工会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是亲自下去直接解答职工对我们党的政策存在的种种疑虑。王若望本人好几次向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工人中去接触群众，他提出陈毅市长就是这样的榜样------，他并不愿意单枪匹马挑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是说话结巴，不能作报告，王若望作报告倒是事先准备了提纲，经过我审查的”。
纪康讲这些话的时候，可并不木讷，只是情绪上抑制不住激动，简直是给副部长王若望唱了一曲赞歌，讲得“风必摧之”的反对者面有愧色。后来才知道：对立面也派了一位副部长听过我的报告，这次党组会此人也出席了，不过他未曾发言，大概也没抓到什么把柄吧。
不幸我跟纪康合作的时间不长，他于1954年调至“世界工联”任中方常驻代表(该世界工联驻地在华沙，原受第三国际领导)。刘长胜调离上总比纪康早一年，他任“世界工联”的中方代表团团长。1954年夏，纪康患了一种古怪的病，只得回国治疗，我与他妻子到外滩迎接他的归来，我看到纪康硕大无比的身躯大为吃惊，几乎认不出来。他还能扶着舷梯从船上下来与我握手，他的手就像如来佛的手掌，陪同他回国的同志告诉家属，他得了肥胖病。他的身体竟挤不进汽车，不得不由几个人抬着塞进汽车后座。我到医院看望他两三次，进了医院不到半年，于1963年不治而死，终年五十三岁。大上海的报告热，并不是王某独领风骚，还有两位杰出的报告员颇受上海人欢迎：头一名是陈毅市长，第二名是税务局局长顾准。陈市长的听众大多是党政军市区两级干部。顾的听众则是机关干部和留用人员，顾准年龄比我长三岁。当时我特地登门与顾准拉同乡关系，并向他讨教。想不到他早有心与我结识，他说：“我曾经听过你的一次演讲，给我的印象很好，你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举的例子来自社会底层，正适合工人群众的口味”。
我要求他指出缺点，顾笑笑说：“有的。在您的讲话里，还透露着常州口音”。我要他谈谈做报告的经验，他说：“我的听众跟你不同，听我讲话的大多数是科室留用人员，他们似乎有一种自卑心理，以为自己是被征服者，所以不可有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口吻。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是解释党的政策，听演讲的看作是政治任务，听起来干巴巴，很教条，那就失败了。如果说我的听众是偏右的，那就要注意设身处地，冷静的说理；而你的听众是工人阶级，大概属于偏左的思潮，讲得激昂慷慨肯定受欢迎”。
上述这一席谈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不幸的是顾准在1957年打成右派。他是抗战前就入党的党员，而且去过延安，随着解放军一起进入上海，头一场政治运动他就挨上了。“三反五反”运动中，报纸首批打倒的九名部局长级干部中就有他，受的处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在“大鸣大放”中，他又天真地为自己辩护了几句，正好中箭，一顶右派帽子逃不掉了。他不但不服罪，在某种场合说了一句不妥的话，出于一个不知悔改的右派分子口中，就得罪上加罪了。结果顾准头一顶帽子没摘去，又于一九六五年加冕，当时被称作“双料右派”。而他还是满不在乎，正在全国疯狂似的发动文革期间，竟能在一支烛光下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理想主意到经验主意》等等鸿篇巨著。
在文革最高潮时期，作为“反属”，他的妻子汪璧又受株连，遭受百般侮辱；她在1968年自杀身亡。顾的老母避居在女儿家中，当顾准因肺癌弥留之际，只是要求再见老母一面，无奈吓昏了的妹妹竟忍心阻止母子的生离死别！
一个伟大的天才，活了五十九年于1979年与世长逝！他的著作在死后九年才得出版！
衣锦荣归
进入上海，我是光杆，小家庭还留在丹阳，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来了。一见面，她就怪心疼地说：“怎么搞的？你瘦了许多”！我无言以对，不过心里有数，迎接上海解放，确实忙得不亦乐乎，二来我又顾不上照镜子。我的居室只是暂时住在交通银行楼顶只有十平方米的储藏室里，既没有窗户，又没有镜子；加之四出作报告赶场子，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三餐无定时；饿了，就吃碗阳春面或是油条大饼充饥；困了，就在文教部办公室沙发上过夜。如今一家五口来到上海，(其中一位是山东女佣)上总又没有家属宿舍，行政科关照先在楼顶那间储藏室里安顿几天再说。
李明乘兴而来，看到分配的宿舍还不如鸡窝，撅着嘴表现出很败兴的表情，我苦笑着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上海，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具名的入城守则明明写着：本部所有人员不得随便进入民房、寺庙和公私机关，解放军官兵就在爱文义路的人行道上过夜，这事感动了全上海人民。我们总算还分配这么一间房子，也可以满足了。加之我还兼着党总支书记之职，领导人吃苦在先，要做个榜样嘛，我们住这号房子才问心无愧！
想不到我妻子顶撞了一句：“解放军不住民房，按解放军的入城守则只好睡马路，报上刊出的照片我看到了。不过你们住的这个交通银行，不也是民房吗”？她的反驳有理。我的李明看问题可不简单。
报告热慢慢冷下来，总算有一个星期的空档，我向纪康请了假，打算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常州老家，满足一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故土之恋。自抗战前夕从苏州军人监狱释放，曾回故乡十余日，弹指又历十二年矣。如今拖男带女，在延安结婚的新娘还没见过翁姑哩。我们一家从常州城沿着运河坐班船驶向鬲湖。这一次回乡最大的区别，我参加的解放军是马上得天下的胜利者，胸中有一种“近乡情更怯”和衣锦荣归的感情在膨胀。及至到了丫河镇上，还不让我径直走进自家的门槛，特地在大门外燃起一把豆秸;，让我们远方来的王氏子孙跳过那熊熊火苗，方得进屋。这个古老的风俗，原有越烧越旺，带有兴旺发达的吉祥之意。我则赋予它﹕参加革命，好比跳火坑的寓意。
我的父亲还健在，母亲在抗战前一年去世，父亲曾有过自由恋爱，我母亲亡故后，爸爸即和青年时代名叫修能的寡妇结婚，她是我的继母。爸爸首先把继母介绍给媳妇，李明拽着我一同向父母行了三鞠躬，不过后母有点害臊，一面嚷着“担待不起”，一面忙不叠地躲开了。
只消半个小时，便把十二年来大家族里人亡物故的变化告诉我﹕上一回我领着四位难友回到老家，张罗着招待我们的老祖母已在三年前逝世；我的堂弟寿昌在敌伪时期投奔了新四军；王鹏随八路军南下留在重庆，小弟弟王鹤北上到了安徽合肥，在政府机关工作，两人在外面都结了婚。
左邻右舍对李明有种种议论，年轻的皆赞我妻子的知礼、美貌，年长的则称她生养的姑娘像母亲，而生的儿子像父亲。我们的衣锦还乡大概给平静的市镇生活带来不少可资谈助的素材，使我也一同感到某种自豪！还乡的一个专案，便是驾船游鬲湖，同行的还有一位山东来的保姆。她从未见过湖泊，坐在船上就像孩子似的开心。运河从丫河镇分成两汊，成“丫”字形，一条河道通向鬲湖，一望无边。它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但见成群水鸥时而点水飞翔，时而像鸭子追逐于湖中，对面的陆地即是宜兴县。
如此湖光山色，怎能料到：几年以后竟遭牛塘乡愚人大力破坏 (丫河镇属牛塘乡管辖) ，为了回应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乡党委动员上万农民，经一年多的围湖筑坝将耕地延伸出去一二公里之遥。南方数省的五大湖( 洞庭、太湖、鄱阳、洪泽、巢湖 )，在大跃进时期，所谓走群众路线，围湖造田，结果破坏了平衡，酿成多次水灾。
毛泽东编造的三个“其乐无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围湖垦地包括了“与天斗、与地斗”，可并无一点“其乐无穷”，人民吃足了苦头，倒是“灾难无穷”呀！
回娘家劳师动众
在回上海的途中，李明提议，她也想回故乡一行。我说好呀，我陪你到浙江的奉化走一趟，男女都有衣锦荣归的机会。我抱着女儿亲亲她的脸说：“你还不曾见过外婆咧” 。李明感伤地说：“ 外婆早没了。跟妈妈到奉化，还能见到你的舅舅”。
李明向上总组织部请了假，( 分派在组织部任人事处长 )，山东阿姨留在上海，我们便向浙江进发。连孩子也不带，临行前两个孩子还哭了一场。奉化属宁波地委管辖，李明的老家在奉化斗门桥，离蒋介石的家乡只有二十多里，父母早已亡故，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在斗门桥。
找到斗门桥李明的故居，天已黑下来。她出生于上海，生平第一次来寻根，所以压根儿不知老家的东南西北。她只知道先找叔叔家探听，这情景是悲凉的，当下口占诗一首纪其事：
有弟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衣锦归不得，
故居何处寻？
很不幸的是，只有婶娘还在村中，叔叔到了香港做木匠很发达。他在那里另成了家。难得见到李家门的亲人，成了弃妇的婶婶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李明的小名叫杏菊，妈妈生的两个同胞兄弟，一个妹妹。大弟叫梅芳。
婶婶说他给地主家放牛割草。杏菊问起在哪个村子放牛？她可没在意，只记得前两年他还回到斗门桥过春节，后来换了人家，再也没见过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梅华，他跟着叔叔在香港做学徒。
婶娘说：“ 小妹嫁到离斗门桥五里地的张家巷，生了一个孩子，小日子还过得去”。
杏菊最怀念的是她的外婆，只因爸爸死后，妈妈带着七岁的杏菊到英美烟厂做工，家中留下三个小孩，全靠外婆照料，她并且做粽子上街叫卖补充家用。
李明的母亲脖子上生了个痈疮，本是小毛病，由于没钱看医生，耽误了时机，她妈妈竟送了命！从此，就得由李明挑起全家的担子。
八一三事变，日本飞机炸坏了“大世界”，死了好多人，杏菊在地下党的指引下，必须瞒着家庭离开上海，她不打招呼悄悄地跟着组织去了武汉。
“那么，外婆到哪儿去了呢”?婶娘说“她回斗门桥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李明听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她深深责备自己，含着热泪对我说：“我的不辞而行给了外婆多大的打击呀！外婆在炮火连天声中拖男带女保护了弟妹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没法报答的了”。
在婶娘处扑了个空，李明马上找到附近张家巷妹妹的婆家，妹妹像迎接一个从天而降的救星和亲人，喜出望外地迎接姐姐，当问及外婆的去世，妹妹的脸色变得阴沉了，她含着泪说：“只因大姐你不该不声不响地走了，外婆还担心你大概挨了日本鬼子的炸弹，她日日夜夜等你回来，我们三个只晓得陪着外婆哭，在上海，我们无依无靠，断了生路，后来想法子到宁波同乡会讨着几张轮船票，外婆才把我们领到宁波乡下婶娘家中。叔叔婶婶肯收留我们三兄妹，唯独不肯收养外婆。婶娘公开告诉她：你是二婚头( 即寡妇改嫁过的妇女)， 李家收养你怕败坏了门风。婶娘交给外婆二十块大洋，好让她另寻个吃饭的去处。梅芳已经懂事了( 已十四岁 )，他跪在婶婶的面前为外婆求饶，哭着恳求无论如何要外婆留下来，三兄妹宁肯少吃一顿饭，千万不能让外婆去讨饭。婶娘没良心呀，她板起面孔说：‘谁要把二婚头留下来，我就把你们一同撵出去，你们可知道！若是留她在这儿，她的两个短命鬼会跟在你们后头’。婶娘还骂梅芳是不懂事的孩子。外婆看她义断恩绝，一气之下，二十块大洋一钱不要，哭着骂着走出门去。我们
三人哭作一团，哭着叫：外婆呀，你别走呀！”
“在往后的日子里，梅华有一遭赶集市遇见了外婆，她果真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半年不见，老得不认识了，还是外婆先认识外孙，她满头白发，身背佝偻，手拿一根讨饭棒，她对梅华说：‘我把你们三个从炮火里带回乡下，我死了总算对得起你的娘和杏菊了’。讲到这里，姊妹二人不禁抱头大哭。外婆告诉他：她在离斗门桥二里地的地藏庵里过夜，无时无刻不想念你们，我见了你们泪也哭不出，我的泪已经哭干了……”
“我就瞒着婆家悄悄送食给外婆，我住的村子离地藏庵不过两里地，外婆告诉我：梅华和梅芳隔三天五日也偷偷地送些剩菜剩饭，那几天就不用出门乞讨了。”
“第二年的一个三九寒天，梅芳又去送饭，发现外婆已经活活冻死在地藏菩萨神龛下边，梅芳哭着回来报告婶娘，婶娘总算良心发现，拿出二十块大洋买了口棺材把她埋葬了。”
“我为逼外婆走上绝路的婶娘感到羞耻，鲁迅描述的祥林嫂的悲剧果真还在这儿上演！对这位顽固不化的婶婶，我又恨不起来，只是恨透了这个葬送妇女的封建礼教”。
李明又问：“梅芳到哪里去了呢”？
妹妹说：“梅芳哥长到十五岁，他不愿看婶娘的脸色，肚里憋着一口气去本村财东家放牛，这时候叔叔去了香港，把小弟弟梅华带走了。梅芳做到第三年上，他转到三林塘一家地主家放牛，难得回一趟斗门桥，放牛穿鞋很费的。
我每年给他做两双布鞋，春节财东放他几天假，他就到我这里来过年，那时我们还能见面，不知怎么的，第四年过春节他没来，我到斗门桥婶婶那里打听，她说从来没来过，我为他准备的两双鞋，他也没来取，至今还搁在柜子里。我打发你妹夫到三林塘打听他的下落，那边东家说，过了春节他没再干了，也不知去了哪里？这一下，梅芳哥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到哪儿了。不过，姐姐你不用急，我琢磨他还活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保甲长也会寻到斗门桥来的”。
李明一跃而起，说：“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他”。妹夫家准备盛筵接待，她都顾不得吃，连夜赶至宁波地委，要求党组织帮助寻找失散了的兄弟。
刚巧专区正在召开区、乡两级农会筹备会议，地委书记便把寻找放牛娃的事向大会作了报告，并介绍了放牛娃的年龄和特征，会上有两个乡干部说某村似乎有这么一个外来户。李明与他们两个分别谈话，否定了其中一个，大会筹备处马上派人去将可能是弟弟的放牛娃找来认认看。
当放牛娃已经站在地委书记和李明的面前，李明向地委书记直摇头，表示“不是的”，她看着这个放牛娃行动呆滞，个子矮小，不像是个发育正常的二十五岁的青年，她离家以前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的亲兄弟决不会是这副样子。
李明考试式地盘问他：“你阿是叫梅芳”？
放牛娃结结巴巴地说：“我嘛，是的，是梅芳”。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吧”？
梅芳思索了一阵，说：“有弟弟，妹妹”。
李明又问：“还有什么人吗”？
放牛娃艰苦地在记忆的深渊搜索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认出他的大姐了，他吞吞吐吐、口齿不清地终于回答：“记得有，有一个杏菊，是我大姐”。
这个问题是不可替代的，连她的小名都还记得，是了是了，站在面前的确确实实是亲手足梅芳，李明的热泪止不住了，激动地跑近他，捏着他的一双树皮般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你认认，你不记得我是杏菊呀”！
弟弟抽咽着说：“---不敢认呀”！
他们两人如此相逢的场面，使在旁的地委书记动了情，他派了个秘书陪着放牛娃去洗个澡，理了发，并办了一桌酒席庆贺姐弟俩的团聚，请了梅芳所在村子的农会干部作陪，我借光，跟地委书记坐了首席。李明建议把妹妹、
妹夫一同请来，还特地派出一辆吉普车。
妹妹见到梅芳一下子变了人形，心中辛酸而又痛苦，她发觉哥哥还健在，又感到欣慰，便质问哥哥：“最近两年你为啥不来我家了”？
梅芳惭愧地说：“我，我不认路了”。
妹妹说：“你以前不是来过吗”？
梅芳苦笑着说：“只怪我死过去一趟，把什么都忘了”。
农会干部在大家祝酒时刻，讲了放牛娃何以变了人形的底细：他在三年前，患了一场伤寒病，发高烧不退，东家也没有给他请医服药，最后只剩下一口气了，东家就命令伙计把他抬到乱脏坟去埋了，这个伙计发现还有一口气，报告东家等断了气再抬出去，东家答应先把死人抬到猪圈旁边放一放，谁知在那里“放一放”竟救活了他，他在猪圈外边的青石板上躺了一天一夜，没人管他，他自个儿倒爬起来了。梅芳的复活成了本乡的一桩奇迹。只是人虽活了转来，这场病却把他毁了，从此他说话大舌头，讲话勿灵清。十五六岁正是发育年纪，可是以后，他再也不见长高，干活还是好样的，东家只给他吃饱，欺负他老实，不给他工资。我们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如今不是应验了吗？解放军里有你这样的姐姐救他脱离苦海，谁能料得到呢？这不是后福不浅吗？
李明听了之后，深深地感谢这位农会干部，特别要谢谢没急着把弟弟抬出去埋葬的不知名的伙计。她说：“我打算把梅芳带走，在我身边，我好照料他”。地委书记想得真周到，他说：“我们这儿很快分土地了，他跟你去了上海，分田地就没他的份儿，你考虑过吗”？
李明回话道：“我让他到上海做工人阶级，干嘛把他拴在土地上呢”？会餐过后，姐姐和妹夫、妹妹三个人簇拥着穿著叫花子衣服的放牛娃上街置办新行头；妹妹想起压在箱子里的两双布鞋忘了带来，杏菊姐就给他买了双新皮鞋，把个梅芳打扮得像个新上任的农会干部那样。
忆苦思甜风起云涌
李明计划第二天就乘轮船赶回上海，三张船票都买好了，地委书记正式通知李明再在宁波逗留一天，说是要给你的兄弟派上大用场。
李明带着阿弟去向地委书记道谢，问他为啥要在宁波逗留一天？
地委书记拍拍改头换面的梅芳说：“你的阿弟真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呀！他的故事非常动人，我们布置他到农会代表会上去做忆苦思甜的报告，藉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这是最生动的现成的阶级斗争教材呀！我们这里又刚巧集中了从四乡来的贫雇农代表，你就耽搁一天回上海吧”。
李明为难地说：“你这个主意我只能举双手拥护，不过我的阿弟说话结巴，口齿不清，他懂什么叫做忆苦思甜呢”？
“这就要借重你这位解放军姐姐了，重头戏要你来唱，由你介绍兄弟的身世，并且介绍一下你和你的弟妹如何失散的，这是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地委书记真会见缝插针，他很善于联系实际为党的事业做宣传！李明只得同意留下来，参加农民协会的忆苦思甜现场会。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忆苦思甜会，地委书记邀请我坐上主席台，我婉言拒绝了。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他们把梅芳看作是地主压迫的活的标本，拙嘴笨舌的梅芳似乎变得聪明点了，他上了台还讲了四句话呢：一句是“我的东家好狠心呀”，往下他说：“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解放军，感谢毛主席”(其实是他姐姐事先告诉他的)。李明在讲到外婆之死和弟弟失去了记忆，她讲着讲着也泣不成声了。地委书记在会上还做了总结，认为长达四天的农会筹备会议，最后的忆苦思甜会讲得最好，是整个会议的高潮。他要求大家回去后，也去寻找本乡本村的苦大仇深的穷人家，普遍召开这样的忆苦思甜会。他的发言还批评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法，“大难”是旧社会给我们的，至于“ 后福 ”的甜，却是共产党救了我们跳出了苦海，大难的结果，未必一定有幸福嘛！
我和李明把梅芳带回上海，才知道忆苦思甜在全国已形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上海总工会也得到党中央指示，必须在工会系统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运动。文教部的工作重心便从“ 报告热 ”转到“ 忆苦思甜热 ”。恰巧我们在宁波专区先走了一步，对这项运动不是那么陌生。就凭这一点，经我的推荐，先在上总礼堂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为了体现上总党组的高度重视，三个副主席和组织部长都来参加了。唱主角的梅芳本可成为忆苦思甜的明星，只怪他大舌头说话不清，只得请他姐姐做解说员。李明以为自己喧宾夺主，不愿干这份差使。上总首次召开的忆苦思甜会，效果比宁波的第一场差得远，解说员李明再不想干这份差使，梅芳的这颗明星就不再闪光了。不过，更多的工会干部知道了梅芳的“苦大仇深”，在上海很容易找到工作，加之他姐姐又在上总组织部任人事科长，梅芳很快派到吴凇机器厂作装箱工，而且很快找到了也是宁波同乡的配偶，结婚办喜酒都是他姐姐张罗的。起初组织忆苦思甜保持着朴素老实的原型本色，慢慢的就向夸张和虚伪方面发展，只在于图一个轰动效应。具体的做法，先物色一个苦大仇深的模特儿，登台控诉遭遇的阶级压迫之苦，台下事先组织好鼓励性口号，喊得最响的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听完忆苦思甜后，听众还得在小型座谈会上“倒苦水 ”，发现谁所谈的身世也是苦大仇深的，此人就被发掘出来，进行培养，用的还是母鸡孵小鸡的方法。各个产业工会，便将泡在苦水里长大的“小鸡”开列名单，再从中选择忆苦思甜的明星。若干年后，提拔劳动模范也是用同样的步骤。
各个产业工会举行该系统的忆苦思甜大会，总希望上级部门派人参加，这时候我又得一天赶几个场子，甚至比当初做报告的场子还要密集，不同之处，做报告是我唱主角，忆苦思甜的场子我只是个旁观者，不过让我坐上主席台，我还得作出记笔记状，表示上级领导很重视的样子。
听得多了，就感到枯燥乏味，并且有千篇一律之感。忆苦思甜教育运动确是中共的一大发明，千篇一律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主题：一个极端是旧社会坏透了，苦极了( 最好能流眼泪 )；另一个极端则是新社会好极了，美得很( 高兴得手舞足蹈 )；把“苦”和“甜”作为对比，这就把人们的思想限制在简单化、公式化的框架里，使迷信共产党成为自身血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某一位报告员讲他挨饿的经历。他讲到小时候挨饿，想办法抓只猫杀了吃，这时他流泪了，这似乎不近情理了，因为饿狠了他有了肉吃，高兴还来不及，眼泪从何而来？可见是挤出来的吧。
忆苦思甜本是和平的、讲故事式的教育运动。不过当它发展到极点，真闹出人命来了。我还记得国棉四厂的一姓徐的女工，她被看中到台上去忆苦思甜。这个女工原是童养媳，男人年纪比她小六七岁，却跟公公的年龄接近。徐某控诉了童养媳的苦恼，后来涨红着脸揭发公公骚情，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这时，引起了台下听众的一阵骚动，因为听众们听过许多场大同小异的忆苦思甜，还没有听过特别吸引人的如此新奇的情节。
三天后，被揭发的公公便服毒自杀。老人死前曾告诉老伴，儿媳完全是无中生有。后经司法人员深入调查，总算给死者还他清白﹕国棉四厂的女工徐某坦白交代，原来是厂保卫科干部指使她添枝加叶，认为她只谈童养媳受苦，还不是接近压迫的“忆苦”，加上这段就一鸣惊人了。
毛泽东玩的新花样，即使是“除四害”的战役，仅消灭麻雀这一项，不知枉死了多少人！我们牛塘小学，爬到屋顶上打麻雀，不小心滚下来的孩子，即有重伤一人，死亡二人。全国总共死伤多少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见，一定是个惊人的数位。
忆苦思甜运动整整折腾了一年，不过它的有害公式却没有死亡。在各种文学、艺术、戏剧、回忆录甚至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忆苦思甜的公式化的影子，大家熟悉的八个样板戏，浩然的《金光大道》，老舍的《龙须沟》，曹禹的《明朗的天》，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文艺批评这个公式又演变为棍子，作品的结尾如果没有解放后迎接新生活的情节，就可以上纲到作家只爱黑暗、对社会光明面不屑一顾的评价。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则打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棍子。
“失救会”的失落
脱离上海总工会
文教部长纪康调往波兰华沙，按中共干部递升的常规，空着的位子，本应提升副部长王若望顶替。结果却是调秘书长李家齐任文教部长。我心中有数，分明是上总主席刘长胜对我不满。
共产党内本无民主可言，按党性要求，我只有服从的份儿。不过自李家齐当了部长，我原有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只得控制自己加强唯唯诺诺的修养。前部长纪康说得对，我们这儿实行的平均主义，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 ”，大家一样拿供给制，发一样的津贴，我又何必争胜要强呢！
我的委屈找到了一个出路：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是我的老上司，何不打个报告向他申诉？构思这份报告应竭力避免把自己放进去，如把自己的委屈直接提出，就不符合党组织的原则，讲起本人受到领导的排挤，只须领导人批一句：“ 这是王某人个人主义往上爬的表现 。”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自讨没趣。我的申诉书着重批评上总党组存在宗派主义倾向，表现在排斥老根据地南下干部，其中举了四个人的事实，一方面又举例证明“上总”用人唯亲，因党组成员多数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有名有姓，经得起检查。这份申诉书还给李明看过，她劝我不必控告“上总”。她的党性比我强，她估计：市委或是“上总”党组会给你扣上分裂党的帽子。果然，这份申诉书捅了马蜂窝了。该申诉书转给上总党组，王尧山部长没有表态，上总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指出我材料有点夸大，并说：这不是缩小内部矛盾，而是挑起地下党和老干部的不团结。被李明不幸言中，我佩服李明的忠告。听了组织部长的谈话，我并不后悔，更没有检讨自己，我的倔强和自以为是终于赢得“自由主义者”的称谓。
没过一星期，明显的报复下来了。上总党组通知王若望：调离文教部，撤去总支书记，要我去新成立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报到(以下简称“失救会”)，让我头一次尝到了共产党内的无情报复、赤裸裸而且雷厉风行的滋味。直至我到了“嘉陵大厦”的“失救会”，发觉我给市委报告中提及的山东南下的四位干部，倒有三位同志也调至“失救会”，另一位干部则调至邮电产业工会。交通银行的上海总工会终于成为地下党的一统天下！
南京路上大展鸿图
失救会的主任原是上总副主席朱俊欣同志，他被调出总工会，是不是那儿的宗派主义使然呢？我从侧面了解后，推翻了上述猜疑：朱高高兴兴上任，跟我的调离不一样。我到失救会报到，任教育科长，等于连降两级，是上总党组的安排。
朱俊欣任失救会主任，倒是独当一面的新开辟机关，不像在“上总”有职无权。朱对失业工人的文化教育却是采取放任和旁观的态度，大概他从纪康那里，早就知道我的性格和能力。
这里要补叙一下建立“失救会”的起因，上海的私营企业在三反五反中纷纷倒闭，失业工人加上小业主的队伍几乎占原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余，这就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失救会未建立以前，失业工人团团围住上海交通银行，有的工人拖男带女聚集在“上总”门口要饭吃。上海市委讨论失业工人的办法：“以工代赈”，建立一个新机构来救济失业工人，组织他们从事建筑之类的工程，募集经费，则由不曾倒闭的工商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百分之三交纳“救济费”。这项加税令大小资方哇哇叫，总工会眼红也哇哇叫。这样，又给三分之二以外再加征百分之一，作为在业职工的文教经费。那时节资产阶级经过三反五反，一个个成为惊弓之鸟，加税百分之三，他们也只得认了。
离交通银行不远的嘉陵大厦，以朱俊欣为首的失救会比起“上总”，就显出财大气粗独占鳌头的气概。老上海应该记得，1951--1952年 ，外滩堤岸连续两个黄梅季节被黄浦江涨潮入侵，洪水把南京东路几家大公司的地下室都淹没了，北京路、南京路可以陆上行舟。失救会就请工程师设计垫高堤岸，经四个月上万名失业工人三班制的“以
工代赈”，就在1953年夏天把黄浦江堤岸加高了一公尺。垫高外滩中山东一路和南京路的工程需要大量石块。我被派到苏州的天平山，去干破坏这个风景区的任务。
失业大军来到天平山下，居住的房屋是由解放军借来的行动帐篷，连炸山也是请解放军工兵营代劳。满山遍野布满了蘑菇状的帐篷，每个帐篷挤下二三十人，早上军号呼唤工人们醒来，另外还架设了扩音喇叭，使每个帐篷都能听到。
失业大军按军事化营连编队，我是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上海方面组织了越剧、沪剧、京剧、滑稽戏等名演员，来到天平山进行慰问演出，也请苏州本地的名演员在广播站表演。民工里头也有不出名的歌手和曲艺演员，鼓励他们也到喇叭里唱上一段。
由上海来的地方戏演员，同样招待住进帐篷。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名角们，感到有趣而又新鲜，借此机会我与他们建立了难忘的友谊。开石方的劳动简单而又枯燥，天平山像妇人耸起的两个乳房，猛烈的爆炸无情地把她炸毁，由民工的连队将不规则的石块，用铁榔头分解成鸡蛋那么大的碎石子，经过一道质量检查，运到苏州河的趸船上驶向上海的外滩。这两座山从地球上消失，敲石子的劳动延续了两个月。当时有一位本地的戏曲艺人赞扬我们干的“愚公移山”。他大概是学习毛的著作才这般夸奖上海人。当天平山夷为平地，每个民工的手掌不是起了泡，就是红肿，我才理解这位艺人代表着苏州人的民意，实际上是嘲笑阿拉上海人不过是“愚民”呀！
广播站的建立使乏味的敲石子劳动不会太枯燥，我自封广播站长，除了从外地请来戏剧演员，我本人也在广播台宣讲时事新闻、建设新上海的前景( 集中讲垫高外滩在经济上的价值 )，我在工地上的官衔无人知晓，各个连队皆称我“常州王老师”，因我改不掉常州腔也。
从上海失救会调来的一位山东干部，名叫方育生。我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正是我给市委的报告里，替四位南下干部抱不平，遭到逐出“上总”的处分。
他也是受我株连的。他建议：工地上是不是也兴起一个忆苦思甜教育运动？我回答他：广播站要多多增加轻松愉快的节目，忆苦思甜太严肃，在这里恐怕不适宜推广。这样把他说服了。
天平山民工吐苦水
我在上海的妻子生下第四个孩子，捎信来要我回去一趟，于是我把广播站交托给方育生负责。等我从上海回到苏州，方育生报告了接管广播站的颇为满意的特别节目：“我们以一个连队为单位组织了忆苦思甜，失业工人里苦大仇深的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过也反映了某些民工动机不纯，其中有小业主、商店老板，乘机诉新社会的苦。他们跳出来跟我们搞阶级斗争。听了之后觉得味道不对。我手头就有一份来者不善的名单”。
他对诉苦的民工所作的评判，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总认为又是过去搞阶级斗争的老传统，可是考虑到今后共事的关系，不宜当面批评。在下个周末，上海的朱俊欣正好到天平山视察，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忆苦思甜运动的反效果，我不作否定的结论，存心留给总指挥去做。朱并没有批评方育生，而是约他亲自听取名单上的几个工人如何“忆苦”，这里只介绍一位民工吐出的苦水：
“我回忆起解放前，在老板那里工作，养活家口，吃口太平饭，生活还算是有保障的，老板有时没好颜色看，我也认了。想不到上海一解放，把个好端端的饭碗给砸了，只拿了上千元解散费----只顶现在一百元，连房租也付不起，只有卖光当光，而解放后偏偏当铺也关了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得比说得还好听，只可惜西北风喂不饱肚皮呀，感谢‘失救会’发救济米，首长还是关心我们，我一家还是感激的。连队诉苦会我是这么说，要我上广播喇叭我还是这么说。我有个意见不知能提不能？( 朱鼓励他尽管提出来) 把我们派到这儿来以工代赈，天天敲石子，各人敲多少石方，应该有奖励，‘以工代赈’是啥意思？是不是失业工人干活光给吃饭不给工资；再说，民工的手都敲出血泡，连劳动手套也不发，比资本家还不如，要说共产党给工人带来新生活，实在说不出口呀！”
此人称得上快人快语，总指挥听了大为赞赏，当场许诺敲石子按石方多少发给每人计件工资，并且发给每人一副劳动手套，朱对失救会的两名部下说：“失救会有的是钱，必须用在刀口上，这位民工的建议，看来是从资方那里学的，就照他的办法实行，民工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回上海我还要推广到垫高外滩的工地上，那些国营厂吃的大锅饭，还不如这儿的失业工人哩”。
临行以前还特地召开了连营长和政治指导员会议，除了宣布按石方多少发给计件工资，还批评了照搬忆苦思甜的不当：“———别的行业都可以回忆对比，唯有失救会不能搞诉苦运动，用广播来倒苦水，矛头不能针对我们的党”。
方育生在会议以后悄悄地承认他错了。
一千万赚个守法户
全国解放后第一波的政治运动，便是三反五反，加起来要反的便有八条之多：反贪污、反贿赂、反浪费、反虚报、反官僚主义等等，谁也说不完全。
第二波政治运动才是忆苦思甜，在天平山工地上，发现上海的老板在三反五反运动里遭到打击，弄得一贫如洗，沦落到失业队伍里以工代赈，混碗饭吃。三反五反的结果，造成资方人员的破产和大量工人的失业，于是失业工人忆苦思甜，“忆”在业时的“甜”，“思”失业时的苦；而“不忘阶级苦”，又把资方人员当作是苦难的根源。由此看来，解放后头两起的政治运动，本是相生相克的因果关系。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结合部，两方面的苦水都针对着伟大光荣的共产党。
关于忆苦思甜运动，已如上述，这里补叙天平山失业队伍里的几位资本家的遭遇。
郭玉和，湖北人，在卢湾区开了一家面馆，是他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听说解放军快打上海，他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以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他的产。幸而同业工会有人宽慰他，宣传共产党来了如何如何好，他将信将疑，继续卖他的阳春面。
想不到“共”他的“产”来得好快也！解放没几天，便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还好，六个‘反’里头他没一个沾上边，他继续卖他的阳春面。
自己认为太平无事了，三反五反的风还是刮来了，上头派了检查队，有一个长官找他谈话，用了一句他不懂的新名词：“自报公议”。这话比三反五反还疙瘩。“自报”是报告本人的动产不动产，包括家具、存款和盈利等等。检查队的长官说：不一定开厂开店的都有三反五反的问题，自报一下，你老板放了心，政府也信得过。“公议”就是核实，资方有没有不老实的地方？
郭老板回味三反五反的“自报公议”，原来是共产党做好了圈套，八个‘反’好比八根绞索，“公议”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叫餐馆业大小老板狗咬狗，咬出来的数位一定比“自报”的加码大一截。证明你原来的“自报”不老实，这时你只好认了，认了就可以在八个反里凑两、三个反，其实他那个小面馆怎么有那么些资金呢？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面孔的长官换了个黑面孔的检查队长，再把绞索往死里勒，检查队长给他扣了顶“违法户”的帽子，他说明实在交不出这么多钱，检查队长还是说他不老实，并且用“天上九头鸟”的话侮辱湖北佬，他只好把妻子的金银首饰和饭馆地皮都缴上去，他横下心了，索性把小面馆关门大吉。
这一下闯了祸，黑脸长官气愤地指责他公然反对三反五反，想用掼纱帽对抗人民政府，此人在打佯的面馆门口贴了一张印好的“严重违法户”的条子。他听说福州路有几家商号，门口也贴了“严重违法户”的字样，资方就被公安局抓了去。他又不敢撕下门口那张死刑判决书，就在那天夜里，公安局真的把他捉到监牢去，去的地方是一家批发商的货栈，里面已经有六、七个倒楣鬼被关了，六个囚徒里有一个正是这个货栈的东主。此人比湖北老板还要倔，他穿著长衫，戴一副眼镜，见到新朋友进来，他就像老大哥似地安抚道：“我这个库房比监牢好，好就好在它是临时关人，门外头不设站岗的，估计关在里头不会长”。言谈间才知道此人是一家绸布店的老板，他的随遇而安的潇洒，给所有的囚徒留下难忘的印象。
仓库里七个资本家，只有郭某的企业是小儿科，每个人讲到自己的几个“反”，发现检查队勒紧绞索的步骤大同小异，大家一致的感受：等解放，等共产，如今真的共了产。只要看开点，倾家荡产之后，变成领导阶级，说不定还得福咧。相约千万不要自杀，勒紧绞索的头一个回合就顶不住了，就是看不开呀！
关到第四天上，检查队长果然真喊郭老板去谈话，头一句就问郭：“怎么样，想通吗”？，“想通了”。“你究竟贪污多少呢”？“一塌括之 (沪语：‘全部’之意) 都上交，我那个小面馆关了门，不开店，我还捞个无产阶级当当，有什么想不通的”？长官说：“我没功夫跟你纠缠，爽气点，你说个数吧”。“同业工会的尺码我都认了。把一家面馆全贴上还不够，连我祖传的地契都上交了”。
两个人讨价还价就像拍卖行水涨船高，直至湖北佬喊价喊到一千万。黑脸长官才肯罢休，于是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印就的“基本守法户”五个大字的凭据，就算得到宽大处理，郭玉和没忘了贴在大门上的死刑判决书，请求长官撕下来：“我那个门上的严重违法，务必请长官给我消消灾”！黑脸长官冷笑一下：“把守法户的凭据覆盖了还用得着我吗”？
郭老板小心翼翼地把“守法户”的凭据揣在口袋里，一副奴才面孔问了一句：“那么，我从这儿可以回家咯”？
黑面孔长官将肥大的手挥了一下，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走了。一千万元买一张基本守法户，便宜了你”！
郭老板敢于跟我讲了上述三反五反的内情，大概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常州王老师”关于忆苦思甜的讲话，才敢于跟我倒苦水。他最后说：“有一点我不曾做到，我以为倾家荡产落到以工代赈到此地敲石子，赚一个无产阶级好名声，也还值得。谁知连指导员还是要我填表写上‘小业主’，我问他小业主是啥意思，他说还是资产阶级，看来我这个小业主即使已经两手空空，娘胎里定下的资产阶级恐怕永远不得翻身了。王老师，你给我一点指示吧”！
1992年8 月我跟羊子来到美国纽约，首场记者招待会由李勇主持，在散会时，有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跟我热烈打招呼，热泪盈眶大声嚷着呼唤我不要走，她呜咽地说：“你就是我父亲的恩人哪，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你老的大名呀，我爸爸叨念着一位王若望，想不到就是您------”。
她激动以及感人的语言，引起了资深记者李勇先生的注意，他在1992年9 月23日《世界日报》写了一篇“王若望与他的动人故事”。老实说，若不是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年女子邂逅于异邦，她所说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忘却了。
这位女子的父亲是从香港回归大陆的爱国资本家，他对中共一向有好感，故在大陆解放后，他宁愿结束了香港的生意，将资金拿到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行，不料开张第二年就来了一场三反五反的大地震，起初把他隔离，并作为严重违法户遭到清算，这家五金行宣告停业。该店的失业员工中有一位知识份子，他平时看《劳动报》，我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并常常在上面写些小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批评极左的东西。这位员工眼见着老板抱着一片热忱回沪参与祖国建设，遭到如此待遇，自己的饭碗也一齐砸了，心有不平，便写信给我，要我解答他心中的困惑和疑问。我亲自访问了他，根据他的陈述，就写了一篇稿子登在《劳动报》上。
当时我不仅是《劳动报》的撰稿人，还有一个官衔是总工会的宣传部副部长，而解放初期，总工会的权威甚至超过人民政府。上海市工商局看到《劳动报》的这篇文章，马上允许老板回家，并继续营业，过了一个月还发给他一张“基本守法户”的铁卷。这位女士的父亲与店里的那位职工打电话给我，要在某饭店设宴招待我全家，以示感恩不尽之意。我谢绝了设宴招待，但我同意与这位未曾谋过面的爱国资本家见见面。于是，由那位员工领路，到老板家中走访，所谈的一切不复记忆，在他家中尚有两位不足十岁的双胞胎小姐妹。没料想，正是这位未成年的小姑娘，在她四十年后成为这个动人故事的穿针引线人！我们又在纽约重逢。
即使我个人一心行善，但无法减轻无产阶级专政下杀人如麻的罪恶于万一，我只是在处理个案时，凭借手中有限的权力帮助一两个受害人松绑，仅仅求得良心上的平衡而已。
即以这位老实的香港资本家而言，他逃过了初一，仍然没能逃过十五，在四年以后的镇反运动中( 已开始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了 )，此公又被囚禁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我也不知其生死，直到四十年后，我到纽约，才从他女儿的口中，得知此公早就冤死在白茅岭。他的遭遇比湖北人郭玉和还要惨！
这位中年女士来到美国已有二十多年，膝下子女也成家立业。但中共的红色恐怖还给她留下心有余悸的精神虐待创伤，李勇先生的文章，一开头就声明道：“为了她的安全，不便公开她的姓名”。可怜的中国同胞哪，时隔半个世纪，又生活在最安全的美国，她还害怕中共的专政机器有朝一日株连她的后代，在国外讲动人的故事也必须隐姓埋名，可见中共暴政的魔杖有无远弗届的威力呀！
转业吴淞机器厂----永久的纪念碑
上海外滩黄浦江堤坝加高的工程还没有结束，失救会又把我调到吴淞机器厂( 后改名“上海柴油机器厂” )，是用上总派的工作组名义，去发动群众三反五反，工作组长是上总的劳保部长许炳根。进到工厂里，不问三七二十一，目标就瞄准厂长杨锦山。他是上海地下党员，反正有八个‘反’，按照上级的指示总能找到几个‘反’把杨打倒；就由许炳根鹊巢鸠占，任该厂党委书记，我任厂长。
两个月后，撤销了工作组，许炳根调回上总，华东工业部部长马天水派了山东南下干部姓刁的任党委书记。
这个厂地处上海远郊区，职工大多住在市区，上下班由十多辆大棚车组成的汽车队接送。我也不能每天回家与家庭团聚；不得不恢复“礼拜六”制度，平日我搬到厂里与总工程师吴梅生住在一起。
做厂长的，能不能解决交通问题，成了最迫切的当务之急。这时全国上下都“一边倒”倒向苏联，特别是中共干部不懂工业管理，也只有跟苏联亦步亦趋。
苏联管理工业生产实行厂长负责制，并且从上缴利润中拨出百分之五给职工办福利或颁发奖金，这笔款项在厂长名下动用，叫做‘厂长基金’。谁知‘厂长基金’之设立在工业部门诱发了一场火爆的争论。
厂长基金的命名，即意味着没有党委书记的份儿。在1949年后，大陆所有的单位都是党委书记大权独揽。由此连同厂长负责制也是削弱了党委的权力。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两大阵营，党委书记反对厂长负责制，过去“小老婆养的”厂长们则拥护“厂长负责制”和“厂长基金”。
这一场权力之争，最后只好请示国务院工业部部长黄敬( 此人系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在1958年11月，神经错乱跌断了腿而死 )，他作出调和的指示，改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过实行起来还是党委权力大。
本人的兴趣只要“厂长基金”，至于党委负责或是厂长负责并不重要。我授意工会主席在职工代表会议上，提出使用厂长基金建造公共宿舍的提案，全体代表举手赞成他的提案，同时还以热烈鼓掌来表达兴奋之情。
我与同宿舍的吴梅生合计过，建造工人宿舍的资金，以一层楼九户人家为一个单元，一年下来，百分之五的上缴利润，打得宽一点只能造二十个单元，而住在市区的职工足有二十个单元的三倍。我和吴总工程师讨论，得出的解决途径：分期分批施工，厂部发动生产竞赛，刺激工人增产，增加上缴利润的基数。于是厂长办公室在壁报上公布了“建造新工房筹建组”的名单，头一名是刁书记，其次是吴梅生和工会主席谭寿甫，还有基建科科长等等。工会主席同时发起了百日生产竞赛运动。
我带着职工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创议和成立新工房筹建组的名单去见马天水部长( 马任市委副书记兼任工业部长) ，他对我在吴淞厂发动百日竞赛一事颇为赞赏，我提出百分之五的厂长基金不够造几幢房屋，是不是可以动用明年的厂长基金？希望得到部长的许可。
马部长不同意挪用明年的基金，说什么：“我答应了你，别的厂效法，我就被动了”。
我当即回答说：“家属宿舍造好，就解决了远端接送工人上班的交通问题，厂里负担运输车队的经费，就可节省下来，职工的生产干劲大，又节约了运输队的费用，这可是一举两得的改革咧”。
马天水还是不肯点头。后来我开后门去说服工业部财务处长，要他在帐目上预支明年的运输费用。马天水这才松口，要我在减去明年的运输费用上签字。我虽同意签字，但给自己留个余地，我说：“扣除运输费的年月，应以职工宿舍落成之日为起点，做厂长的盲目签字，如果办不到工人可要看不起”。
我满意而归，马上着手买下农民的土地，好在农民的土地已经归公，每亩地作价只有三百余元，农会代表提出失去耕地的农民应吸收子弟进厂就业。农民一下子成了工人阶级，皆大欢喜。
离厂半里之遥的工人宿舍，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宣告落成。由工会派人验收后，在厂长基金里支钱办了几桌酒席，犒赏建筑队、新工房筹建组和刚刚转为工人的农民。在庆祝筵席上，有人提出第一批新工房叫个什么名称呢？
我站起来提出：何不叫它工农新村呢？
至今，“工农新村”成了公交汽车站的站名，在上海地图上也标明这个新站名。从头到尾，王厂长注入了全副心血。与闵行的几家有名的国营工厂如上海电机厂、汽轮机厂以及附近的上海机床厂比起来，他们都有厂长基金，可惜只用在每人发一套呢制服，或是改建公共食堂之类，缺乏深谋远虑的眼光( 第二年在老地方又建造了十多幢三层楼工房 )。王厂长感到自豪者，我在离厂以后屡次被斗得不是人，而矗立在上海地图上的“工农新村”却是打不倒砸不烂的永久纪念碑！
（第一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