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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炳 章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 選載
編者按﹕本刊曾選載過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的部份章節。現在，為配合對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宣傳，本刊將連續選載該書的有關章節，以使我們的讀者能夠從這本書裡，看到王炳章博士的心和國人的心是怎樣一起跳動著的……
六十七問：你主張民主運動以什麽樣的手段達成目標？用和平演進呢，還是革命？ 答：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問題。我的答案有兩點。其一，我們希望以和平演進的手段達成中國民主化的目標，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終專制社會以什麽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不取決於或者說不主要取決於我們，而主要取決於執政者的態度，取決於執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採取什麽樣的回應。綜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社會的邁進可能沿著兩個不同的軌迹進行。一個是演進，一個是革命。演進，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規模的革命和流血衝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國。英國原來是一個國王專制的國家，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王室作了讓步，先把權力轉移給了貴族；然後，在人民的壓力下，貴族又作了讓步，被迫把權力完全轉移給了平民（下議院）。結果，皆大歡喜——王室保留了，貴族院（上議院）也保留了。其間，雖然也有流血衝突，但畢竟沒有發生法國那樣狂風暴雨式的大革命。法國進入民主時代，則經歷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會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讓步，拼命抵擋，觸發了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近年，也有正反實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彈壓民主運動，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後塵。臨近的匈牙利共產黨，則順乎潮流，進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瀑發。海峽的對岸臺灣，蔣經國從訓政走向了民主政治，開啓了歷史新的一頁。不遠的菲律賓，馬可斯死不讓步，被人民趕走，客死異鄉。這些例子說明，執政者對人民要求的回應，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模式。讓步式的良性回應，建立了良性循環。社會沿著演進的軌迹前進。反之，執政者執迷不悟，對人民的要求惡性回應，嚴重鎮壓，則導致惡性循環，早晚觸發暴動，社會沿著革命的軌迹發展。美國前司法部長甘乃迪曾說，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戰爭的最佳辦法。有句話說，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時候爆發的。意思是講，革命發生與否，並不主要取決於主觀的人爲策劃，主要是看有沒有發生革命的客觀社會條件。而革命的條件，住住以是執政者倒行逆施創造出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演進性發展，對人民，對執政者本身，都有好處，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福祉。革命性發展，執政者的下場可能會極爲悲慘。值得提出的是，現在，有個別知識份子提出，要「告別革命」，要當一名」「改良派」。這種宣稱，有著邏輯上的混亂。因爲，要推動社會的進步，一般有兩條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當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到的，只有掌權者才能作出改良。政治改革，說穿了，就是執政者將剝奪自公民的權利還給人民，如辦報紙、辦刊物的權利，選舉的權利，結社組黨的權利等。普通知識分子手中無權，怎麽「放權」給人民，「怎麽實施改革方案」，頂多可以做「改良」的呼籲者而已。反之，「革命」確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確切一點說，是公民的一種天賦人權。當執政者不進行「改良」時，剩下唯一推動社會前進的途徑，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們希望社會以演進的軌迹邁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執政者如何回應、能否放權、能否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作爲民運的積極參與者，要做好兩手準備——既呼籲「改革」、推動演進，但也不能放棄革命、更不能反對革命。當革命大潮來臨時，要敢於迎接革命，並將革命引向正確的軌道。
六十八問：你確信民主運動一定成功嗎？好像在什麽地方，你提過民運的雙贏前途？ 答：我已說過，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堅信，民主運動一定會獲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中共的下臺。這一信念並非建立在盲目樂觀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築在共產黨政權一個一個崩潰的事實基礎上。就是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之前，我都持這種樂觀的看法。讓我來分析一下。這裏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演變之路。如果共產黨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決定開放民主選舉，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鬥爭活動的空間。按照中共的法律，縣、市區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先實行直接民選。前幾年，中共開放無非政權的村直選，結果百分之四十七的村長由非共產黨員當選。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基層已經變天。一旦開放縣級和市區級選舉，肯定民主人士將大有斬獲。鄉鎮、縣市爲基層政權機構，有公安局和武裝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權後，將是什麽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會一瀉千里，中共就會不得不開放更高層次的選舉。漸漸地，民主人士將掌控政局，最終在全國建立民主政體。第二條路：革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權，殘酷鎮壓人民。政權繼續腐爛，終將觸發革命。在革命到來時，由於民主人士作好了準備，將出面收拾殘局。你看，兩條道路，真正的民運人士是雙贏的架勢。我爲什麽對民運沒有信心？
六十九問：很多人擔心，革命將造成社會的巨大損失，不可爲之。你的意見如何？ 答：剛才說明，革命，不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該來就來的問題，是執政者創造不創造革命條件的問題。既然擔心革命的損失，就有必要通過各種途徑，奉勸執政者：聰明一點吧！讓步還不算太晚。至於革命比演進造成更大損失的假設，也未必正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裝部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頑固不化的執政者，宣佈實行大選，勢必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這種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的社會損失最小的行動。實例也證明，革命行動未必造成巨大的社會損失。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斯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損失？如果羅慕斯將軍不採取果斷措施，派飛機向總統府扔下一顆炸彈，馬可斯可能負隅頑抗，派他的衛隊向人民開槍，反而會造成損失更大的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爭，也未必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八九學運，學生們並未有革命的念頭，但共產黨機槍坦克的血腥屠殺，給人民、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假如當時策動部隊嘩變，把老頑固們抓起來；或者，革命群衆武裝起來，佔領電視臺，佔領廣播電臺，佔領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佔領中南海，一場大屠殺或許可以避免。據說，當時確有想嘩變而支持趙紫陽和學生的軍官，但中共黨內改良派的猶豫錯失了良機。
七十問：有人擔心，用革命換來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革命會不會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這種擔心，是對歷史不瞭解的緣故，是因果絕對論。革命不見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結果。古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近有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革命，人家建成的並不是專制政體。反過來，用和平手段獲得的政權，也不一定是民主政體。希特勒是怎麽上臺的？馬可斯是怎麽上臺的？他們並沒有採用革命手段，他們上臺靠的是選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無比殘暴的政權。結論已很明確：手段與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關鍵是運動領導者的素質和運動領導者的目的。
七十一問：體制內的改良與體制外的革命有什麽關係？可否相互轉化？ 答：這個問題已在六十二問中基本上作了交代。還可以再明確一些，補充一些。首先，體制內改良和體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時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權內、政權外容易理解。進入中共的政權之內，做幕僚，或者做官，再進行改革，叫政權內；在政權之外，以平民身份，從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事業，稱政權外。體制，不一定指政權體制。法律體制、經濟體制，都叫體制。一般而言，討論社會變革時，體制內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內活動，稱爲改良，或叫合法鬥爭，並非特指進入政權體制之內去做幕僚或當官。體制外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外運作，稱爲不合法鬥爭，或稱革命。 爲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我們暫時借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表達方式，並作出如下定義：凡絕對排斥革命，主張承認現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範圍之內活動，或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運作，稱之爲體制內改良或簡稱爲合法的鬥爭：凡是根本不承認中共的既定法律，或因策略之考慮而暫時利用中共的法律抗爭，但同時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稱之爲體制外革命，或簡稱爲不合法的鬥爭。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時增加了定義上的困難。如中共憲法中規定有結社和言論的自由，組織民運團體似乎屬於體制內的運作。但它在憲法中又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關鍵條款，民運團體拒絕服從它的領導，等於否定了它的憲法根本。從這一點說，組建民運團體基本上屬於體制外的活動。有時，體制內和體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交叉，兩者也是可能相互轉化的。六十二問中，朱嘉明的例子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從政權內轉化爲政權外。臺灣許信良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又從體制外回到體制內的例子。許氏曾爲國民黨員，任國民黨的桃園縣長，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美麗島事件後，被國民黨通輯，流亡海外。其後組建臺灣革命黨，致力於武裝暴動，成了徹頭徹尾的體制外。臺灣開放組黨後，許氏放棄革命，返回臺灣，在憲法內從事選舉，又進入了體制內。策略是靈活的，應視條件而調整。體制外的民運，不排除體制內即合法的鬥爭，或者說，這是策略上的運用。同時，做好革命的各種準備工作，條件成熟時，如可以進行最高權力的公開選舉時，可轉化爲完全合法的運作。主張完全合法鬥爭的體制內人士，也不應一味排斥「非法」的體制外運作，因爲，體制外的活動在革命未有爆發時，可以逼迫當權者作出讓步，給合法鬥爭擴大空間。如果絕對反對體制外，當革命形勢來臨時，合法鬥爭派可能成爲反對革命的急先鋒，甚至作出破壞革命的不智舉措，就像辛亥革命前後的保皇黨一樣。有些例外值得說明——我們將民運人士派遣到中共內部；或者，中共政權內有人秘密地參加民運團體；再者，中共內部之人士雖未在組織上參加民運團體，但在思想上參加了民運，並從事與革命類似的活動，都應算是體制外。
七十二問：你闡明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關係。還有一個問題，在民主運動中，有激進派，有溫和派，如何相處呢？ 答：首先說明，體制外的革命派並非激進派，體制內的改良派也不見得是溫和派。我被看作是體制外革命派的人，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張要溫和，不是冒進。同時，我也不會僵化地固守體制外的路線。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開放了，以致可以組織反對黨，可以進行國家最高職務的競選，那我會放棄體制外的路線。可以看出，體制外、體制內，指的是政治路線；激進、溫和，指的是態度的策略。不可否認，體制外的革命分子一般都是比較激進的。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過程中，各種派別都會賣力地表演，這屬於正常現象，不足爲怪。猶如一個光譜，五顔六色。也像一隊樂隊，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爲如此，樂隊聽起來才悅耳。變革中的社會，是一個立體的大工程，各種角色都有其作用。民運隊伍中，不同意見、不同路線、不同策略的爭論，更是家常便飯。我歷來主張，體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擠體制內的一派，體制內也不要看不慣體制外；激進派和溫和派也要和平相處，你幹你的，我幹我的，發揮角色互補的作用。如同一個樂隊，哪能唱一個單一的調子？知名的北京政治反對派人士徐文立，在接受作家安琪的專訪中，明確指出：「在一個政治生態的環境當中，不應該只有一種單一的方式，不應該由於我們堅持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這樣一個政治路線，而輕易地去否決別人的做法，因爲政治生態當中需要多種形式，才能産生應有效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沒用王炳章和其他先生的一些做法，我們這種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難以存在，或者難以體現出它應有的價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進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溫和改革派。在徐文立二次被捕前，我們時有溝通，就重大事情交換意見，並商議合作方式。我們並沒用互相排斥的感覺，反而有合作互補的感覺。不幸的是，民運隊伍中兩派的爭論時有發生。一般的規律是，溫和派、體制內的改良派看不慣激進派和革命派，然後，激進派起而反擊。這也難怪，體制外一派，不排除體制內的運作，所以對他們是容忍的。猶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體制內的一派，由於在他們的計劃中沒有體制外的運作，常常認爲體制外的做法過於激進，擔心會破壞體制內一派的所謂戰略部署。在任何一個運動中，溫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進派，這好像是個規律。大家記得，八九民運時，有幾個工人用油漆潑了天安門毛澤東的掛像。當時，屬於激進之舉。是誰把這幾個工人向公安局報告，以致使之被捕的？是溫和派的學生。因爲溫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頭上。但是，溫和派因此被記功了嗎？最後倖免於難了嗎？沒有！因此，各個派別千萬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據說，當年使那幾個工人入獄的學生，在「六四」屠殺之後好像十分後悔。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