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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七﹕ 辛灝年〔先生〕 爲何陷入四面楚歌？ 〔——粗評醒世之作《誰是新中國》〕 加拿大 辛明
轉載說明﹕1、〔〕裏面的仿宋體字是發表時被「民主論壇」所刪去的部分；2、（）裡面的一行仿宋字為本刊編者所加。3、黑斜體字為「民主論壇」發表時所加。
〔辛灝年（高爾品）先生是一位有良心、有膽識的作家和學者。他是中國的一級作家，出版有十餘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歷史著作，擁有許多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爲了追求真理，他毅然抛棄了榮譽和地位，放棄了自己駕輕就熟的文學創作，轉而從事現代史的研究。積十數年的刻苦鑽研，終於完成了《誰是新中國》一書。此書的副標題是《中國現代史辨》。顧名思義，此書的宗旨是要對中囯共產黨編造的顛倒黑白的僞歷史進行撥亂反正。辛先生的書既不乏詳盡的史實，又具有理論的闡述，有理有據地告訴我們，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是蘇聯的附庸，之後又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搞武裝割據。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消極抗戰，積極擴充實力，從而搶奪了抗戰的勝利果實，以武力打敗了國民黨合法政府，實現了專制政權的復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中國人民長期受中囯共產黨僞造的、爲該黨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的歷史所蒙蔽，此書宛如一聲炸雷，可驚醒沈睡的國人，故筆者稱之爲「醒世之作」。 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後記》和在新唐人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披露了該書的成書過程。辛先生在國內就基本完成了本書的初稿。爲了防範共產黨的覺察和加害，他每寫好一頁就連忙鎖進抽屜，連老婆都不讓看。每寫好一節或一章，即燒毀或撕毀，有時一連燒、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幾乎達到了可以全文背誦的程度。爲了把書稿帶出國外，辛先生把它寫在幾本厚書的天頭、地腳、中縫和頁邊當作眉批腳註、甚至當作禮品的包裝紙，以防被海關查獲。辛先生所承擔的風險和壓力是一般人無法忍受的。辛先生所付出的勞動和艱辛也是一般人無法支付的。 來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後，辛先生住在簡陋的地下室裏伏案筆耕，終於完成了這一巨著。那麽，辛先生的目前境況如何？他總應該苦盡甘來、春風得意了吧？非也！辛先生〕 （民主論壇發表版從這里開始──本刊編者） 辛灝年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說：他發表了《誰是新中國》之後所受到的壓力比在國內還大。 他說：共產黨恨我，國民黨嫌我，民進黨厭我，民運人士看不慣我。我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 作爲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筆者不屬於這四面的任何一面。筆者想抛開外部因素，僅僅從辛先生的大作本身來分析一下辛先生何以會陷入四面楚歌。筆者對辛先生是十分崇敬的、對辛先生的大作是非常喜愛的。所以請辛先生千萬不要誤會，筆者絕對沒有從第五面對辛先生唱楚歌的意思。 如果對辛先生的大作進行破題解題，那麽辛先生全書論證的就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即是新中國。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從而使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統一了中國。1911年結束帝制後的中國終於結束了軍閥混戰。中國從此不再祇是一個地理名詞，而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統一國家。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在當時，把這個國家叫做新中國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這個「新中國」創建伊始，以蔣介石爲首的中華民國領導人就對它實行了國民黨一黨專制。蔣介石及其各級黨政軍官員在各種媒體上都毫不諱言地自稱其國家爲黨國。在此黨國中，蔣介石大搞個人崇拜、特務統治、重用私人、排除異己，幹盡了獨裁者的勾當。因此，它很快就不「新」了。今天再說它是新中國，不僅共產黨、民進黨、民運人士不能接受，連國民黨自己都無法接受。因爲現在的國民黨人已經今非昔比了。他們接受了多黨政治、民主選舉等進步觀念。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從過去的國民黨中脫胎換骨了。把當年的國民黨黨國當作新中國來推崇，這是與他們目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的，它將影響他們在下次總統大選中與民進黨抗衡。 正如辛先生在書中所述，在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確實進行了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逐步轉化的努力。但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當時的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權會轉化爲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因爲它還在繼續它的特務統治，還在鎮壓異議人士，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它致力於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轉化的誠意還需要考驗，而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進行這種考驗了。 辛先生說，共產黨以武力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是對這種努力的反動和倒退，是一種專制復辟。共產黨在大陸五十多年的統治證明了辛先生的論斷是千真萬確的。因爲，在這五十多年裏，共產黨幾乎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力，幾乎限制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儲安平先生在1947年所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說，雖然都是一黨專制的黨國，但是國民黨黨國比共產黨黨國要好一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國民黨黨國表彰爲「新中國」。特別是在今天，國民黨黨國在大陸和台灣都已經成爲了歷史，就像共產黨黨國將來也必然會成爲歷史一樣。我們應該著眼於現在，放眼於未來。如果我們一定要爲中國人民找到一個新中國的話，筆者認爲目前台灣的多黨制的中華民國可以算得上。因爲在那裏沒有經過動亂就實現了全民的共同富裕，那裏已經實現了多黨政治和總統直選，那裏的人民已經在享受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辛先生的大作把蔣介石捧爲民族英雄，這可能是使辛先生陷入四面楚歌另一個原因。總結辛先生在「民族英雄——蔣介石」一節中把蔣介石封爲民族英雄的四大理由，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取得了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但是，如果我們由此推而廣之，祇要領導衛國戰爭取得了勝利的人就可以稱爲民族英雄，那麽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稱爲民族英雄（辛先生是這麽說的），因爲他領導蘇聯人民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依此類推，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許多封建帝王，祇要在對外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就都可以算做民族英雄。那麽，民族英雄未免太多了，也未免太容易當了（祇要具有領導人的地位，並且在對外戰爭中獲勝）。 蔣介石是受到各個方面的很多人所共同憎惡的獨裁者（儘管辛先生叫他「新權威）。他把總統職位傳給兒子蔣經國（儘管辛先生說，「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體現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思想。在他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除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囯共產黨外）同仇敵愾，堅持抗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這裏有他個人的功勞，但不全是他個人的功勞。我們不可以僅僅因爲這一點就認爲他是民族英雄。 在保衛國家的戰爭中，獨裁者和民族英雄一樣，也可能很堅決、很頑強，因爲在獨裁者的心目中，國家就是他個人的私産，他當然不容許他人染指。獨裁者和民族英雄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獨裁者以保衛國家政權爲目的，理直氣壯地要求人民爲他作出犧牲，不考慮人民的願望和死活，而民族英雄在保衛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犯、資源不被掠奪的同時，還要儘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還要把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爲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爲自己的骨肉同胞。筆者認爲，恰巧在這一點上，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視人民爲草芥，使中國人民付出了許多重大的並不必要的犧牲。 首先讓我們以辛先生提到的花園口決堤爲例來說明這個問題。1938年，爲了延緩日軍沿隴海路西進，蔣介石聽信兩個小參謀的餿主意，決定「以洪水掩擋敵軍」，命令商震的部隊在6月9日在鄭州北面的花園口用重炮轟開黃河大堤。滔滔不絕的洪水淹沒了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四十四縣的大片土地，使百餘萬人身葬魚腹，千餘萬人流離失所。給華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日軍祇損失了一些來不及轉移的輜重，祇淹死了幾千個日本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部早就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他們估算，如果要淹死日軍三個師，至少會淹死三百萬中國老百姓。於是，他們得出結論，任何政府對自己的老百姓都不會這麽殘忍，國民黨政府不可能使用這一下策。但是，蔣介石讓他們失算了。因爲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把中國老百姓當人看。對於他來說，保衛他的國家是第一位的。他的子民反正是可以子子孫孫、繁衍不絕的。 辛先生說，「『棄一方之衆，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我們就來看看這一舉動的歷史功過吧。在花園口決堤以後，黃河改道流行，富饒的華北平原之一部從此變成十年九澇、人煙稀少的黃泛區。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華北糧倉的面積從此大爲減小。更爲甚者，1943年，改道的黃河再次泛濫成災，造成河南省的特大饑荒，餓死了將近一千萬人。這真是「歷史功過自明」啊！ 花園口決堤僅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草菅人命的一個典型範例。別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如發生在筆者故鄉長沙的「長沙大火」。（也許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夠，好像辛先生根本沒有提及此事。）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進入湘北。蔣介石慌了手腳，命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搞焦土抗戰，在日軍到來之前把長沙燒爲灰燼。自11月12日晚間縱火，至14日熄滅，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把古城長沙的房屋幾乎全部燒光，兩萬多名老百姓被活活燒死。而且，問題還在於，古城長沙被燒爲灰燼之後，日本鬼子並沒有來。第一次長沙會戰是在將近一年之後的1939年9月到10月才打起來的。因此，焦土的結果並沒有抗上戰，而是讓幾十萬長沙老百姓在數九隆冬裏露宿風餐。這怎能不讓老百姓義憤填膺呢？面臨無可壓制的民憤，蔣介石爲了推卸責任，下令槍斃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三人，就算把事情了結了。但是，葬身於火海的兩萬多冤魂卻並不能因此而復生！ 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授於這樣一個隨意把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不是形容，是實指：水深：花園口；火熱：長沙市）之中的人，恐怕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和民運人士四面的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作爲第五面，筆者也無法接受。 歷史研究是很嚴肅的科學活動，來不得一點感情用事。我們不能因爲共產黨黨國邪惡，就肆意拔高國民黨黨國，就神化國民黨黨國的領袖——獨裁者蔣介石。從事歷史研究，應該把客觀、公允、事實求是和恰如其分當作座右銘。筆者以此與辛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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