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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大論戰文章之八﹕ 辛灝年先生 “必然”四面楚歌…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 陸 耘
辛明先生的文章「辛灝年為何陷入四面楚歌？」，被「民主論壇」發表並立即張貼於許多網站，重又引起了筆者持續多年的思考，這就是海外中國民主人士的處境以及如何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 中國民主人士，雖然各人信仰的意識形態也有不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特別是近現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也有著不同的見解，但都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反對派（筆者不認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同時會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和尊嚴，為了使國家長期健康發展，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專制獨裁統治。我們懷著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許多人為此不斷奮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然而，中共專制獨裁者們，卻視中國民主人士為其最大敵人，給予殘酷打擊和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人士，也受到中共及其黨羽的攻擊。因為中共歷來視政權為其生命，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當中共認為其獨裁統治收到威脅時，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中共殘酷鎮壓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後，在其內部文件中闡述鎮壓的合理性時，就提到，如不採取嚴厲手段鎮壓，「國家就要亡了」。我們都知道，一九八九年席捲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祇是要求懲治腐敗，和提出了有限度的新聞自由及民主要求，不會造成任何「國家就要亡了」的局面。但中共卻認為，當他們嚴厲「排斥任何社會力量」的獨裁控制受到挑戰時，他們「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他們不認為，除了共產黨的利益外，還有國家利益存在，（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存在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因而，也不認為存在著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利益）。或者，他們不願意在共產黨的利益之外，考慮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因此，當符合「黨的利益」時，他們可以和侵略者合作，可以任命漢奸為副總理，也可以支持分裂國家的組織和個人。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中共有時可以容忍各種反中國的，分裂國家的言行。但是，對中國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卻一定是嚴厲地加以鎮壓。 中國民主人士來到海外，本應得到理念基本相同的中國國民黨的支持。事實上，在蔣經國總統主政時代，中國民主人士曾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無條件支持和幫助。祇是在李登輝主政以後，臺灣島內台獨勢力膨脹，李登輝政府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自外於大陸人民，將大陸民主人士視為搜集情報和推行台獨政策的工具。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海外的中國民運不僅在組織上不斷分裂，而且在理念上發生巨大分歧。一部分人由於思想的糊塗，更多的是由於利益的關係，他們或對「獨」派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或逐漸成為「獨」派的馬前卒。更多的民主人士則同「獨」派劃清界限，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而「獨」派對中國民運的利用，深深打擊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從另一側面，與中共遙相呼應，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打擊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敗壞中國民主人士的聲譽。需要指出的是，成為「獨」派工具的人，他們已經拋棄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已經不是“中國的民主人士”了。但他們打著使他們自己具有利用價值的中國民運的旗號，才得到「獨」派政府的支持，才獲取了中國民主人士所沒有的資源。因而，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內會頗具聲勢。這些「獨」派人士，為了獨佔“中國民運”的海外舞臺，處處打擊中國民主人士，直至和中共從不同的方向，圍剿著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 這就是為什麼堅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王炳章先生，為何在海外處處受到打擊和排斥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原因。因為他堅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不願做敵視中國之政治勢力的工具，當然會受到來自中共專制獨裁統治者和各種「獨」派勢力近乎圍剿的攻擊。筆者曾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不同的人談到王炳章先生的種種缺點和「錯事」，但那一件都沒有那些受「獨」派勢力雇傭的「民運人士」做的壞事那麼壞，但為什麼他們倒沒有受到圍攻呢？答案是明顯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辛灝年先生和他的《誰是新中國》會受到某些「民運人士」排斥和攻擊的原因。辛先生懷著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拋棄了中共的專制統治。辛先生懷著對歷史的虔敬，要恢復中華民國歷史的真相。辛先生懷著對故國人民的關愛，不贊成台獨，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健康發展的道路。正像辛先生所說：如果你今天在海外祇想為我們自己祖國的人民,我們自己這個可愛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盡一份心,你祇想為中國大陸十幾億沒有講話權力的人民講幾句話,那就會「四面楚歌」。在海外由某些所謂「民運人士」舉行的「研討會」上，某些些打著「民運」旗號的網站雜誌上，充斥著批判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和文章。他們歪曲歷史，為旨在分裂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地方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製造輿論。在有些「民運」「研討會」上，大部分時間用來論證「分裂中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祇要講中國統一，就是大逆不道，就受攻擊。這些「民運人士」正在做著近百年來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情，這就是削弱和分裂進而打垮中國。祇是要說明的是，辛先生這裏所指的「民運人士」，是那些打著民運旗號的，已成為「獨」派工具的人，而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卻會同辛先生這樣深明大義的學者一起，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還有些朋友，認為祇能對共產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講人民對共產黨的反抗。對這些朋友，我們祇能說，並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和平地解決。人民的民主利益，有時比表面的和平更為重要。 那麼，辛灝年先生是否由於肯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肯定了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并在同共產黨的「新中國」比較後，得出由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就在海外面臨著「四面楚歌」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們知道，中共對一九四九之前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進行了長期妖魔化的攻擊，而這些宣傳許多都是顛倒黑白的。我們不能奢望那些已經接受中共宣傳的人，很快能贊同辛先生的說法。我們相信，歷史終歸會恢復其本來面目。近二十年來，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具有了同辛先生相同的認識。極端台獨勢力為了「走出中國」，處處敵視和醜化中國，當然要醜化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因此，他們的說法，不足為據。倒是一些十分正派的人士，對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的認識，是否仍然在受著共產黨和極端台獨勢力的影響呢？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連年戰亂，國家怎能進行正常的民主發展，作為合法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到處組織農民和士兵暴動，那個政府能夠容忍？中日戰爭十幾年，半個中國淪陷，國家祇能全力抗戰，無暇它顧，但就是在抗戰剛剛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政府即根據自己在戰時的承諾，制定了民主的憲法。祇是後來由於內戰，憲法無法實行。一九四九後，退據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竊據大陸的中共“時刻都要解放臺灣”等到威脅和島內社會主義台獨勢力的裡應外合，自然沒有可能立即回歸憲政。 當我們討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進程，以如今西方國家長期形成的，在國家安定時期實行的民主憲政制度的標準去衡量中華民國的歷史。因此，有些朋友對中華民國這段歷史的責難，是否是太嚴苛了些？聯繫到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也有新聞管制；九一一後，在紐約街頭發表同情恐怖分子言論者，也被判坐牢。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過度責難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專制國家，要看其立國基礎和其領導人在可能的情況下，是否願意推進和實行民主憲政。有些朋友也承認，在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確實進行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之逐步轉化的努力。但正是由於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中，使這種努力無法進行下去。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認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會轉化為一個有健全民主自由制度的中國。應當承認，即使在美國，國家利益，民間秩序和民權自由之間，有時也存在著矛盾。九一一後，即有一種理論在美國大行其道，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證民間秩序，一個公民無法行使其自由的權利。美國司法部對「國內恐怖主義」的定義甚至包括對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布什等保守派人士顯然認為為了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可以犧牲部分民權。當然，美國有些自由派人士反對這樣做。但是，這正說明，在美國這樣既有民主傳統，又繁榮安定的國家，也有限制民權的時候。有些朋友也許像自由派人士那樣，認為這不符合自由的原則，但，這就是政治的現實。 為了中國的健康發展，我們需要借鑑歐美的主流思想。人權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利益，是歐美各國的立國基礎和政府行事準則，不可偏廢。 蔣介石先生是民族英雄，這一點毫無疑義。一些朋友所說的，「民族英雄在保衛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犯、資源不被掠奪的同時，還要儘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還要把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為自己的骨肉同胞。」從而賦予民族英雄以太多的民主主義的理想色彩。祇要在對外戰爭中，特別是對外反侵略戰爭中，領導國家和人民，同外敵戰鬥（即使沒有獲得勝利），就都是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們雖是失敗者，雖然更談不上是深富民主主義的精神，但我們中國人，卻世世代代都稱他們為民族英雄。 比較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狀況，中共的「新中國」就是在馬列旗號下所實行的專制復辟。所以，它是舊中國。中華民國，從她立國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數千年家天下的皇權後，就把她立國的根本理論和基礎建立在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的），主權在民（全體國民）的法律意識形態之下，相對於幾千年專制的舊中國，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也許，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相比，那時的中華民國，還遠不完美，還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標準。所以，我們也才希望，朋友們能同我們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使中國能在未來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民主。 2003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