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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人物 周祥 自傳
《周祥自傳》連載之三
我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到組訓組辦公，黃組長常跑各學校，或到單位走動，很少坐辦公室。組員陳若淵，也有很多外務。在辦公室整日辦公的只有我一人。江西支團那時還是籌備處，組訓法令全缺。我草擬各種組訓法令規章，到年底已成寸厚小冊了，精印裝訂成活頁本。黃組長每日下班前一定來辦公室簽字，隨手帶來牛肉乾，分配我一些。 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我被升爲組員，和陳若淵一樣，另來了一位由婦幹班畢業成績優異的女同志曹金英。她是一位胖女青年，口齒伶俐。她來了以後，辦公室顯得熱鬧些。我們三人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名叫瓊若軒。瓊是金英的原名，若是若淵，軒是我的別名瑞軒。雖未義結金蘭，實際名異義同。我們相約讀書寫心得並日記，又互勉每周寫篇短文；開始實行認真，漸漸因工作出勤出差，最後金英工作調動，讀書會逐漸散失。 記得我到職才二月，即著手籌辦招考幹部工作。我經辦一切考務，考生大致分二大來源。書記胡軌是戰幹三團政治部主任，受蔣主任之托，挑選一批幹部，蔣主任親自談話。另一面是招考，其來源是助理書記彭朝鈺引來的吉安幫，其次是組訓組長引來的臨川幫，其三是幹事劉已達從泰和推薦來的三女二男共五人。所有參加考試的都經過我辦手續報名，筆試二場後放榜。這五人中有一名程偉，經敍談是南師二期同學，其他四名住小旅館，程則寄我宿舍。因我一人房間是間小教室改的，加張床位有餘，橫豎我是獨身。劉幹事薦的人一個也未取。總務組組員馬詠滄寫榜，我發現戴琦和她的女友羅賢貞、湯曉雲、我的同學程偉均名落孫山。我告訴黃組長謨熙，劉幹事推薦的人全墨。由於說客臨川桂昌宗在臨川見過戴琦，已向黃組長一再推保，黃頗有印象。經我面告榜上無名，黃可能是和好好先生，向書記陳宗瀅請示後，即寫了一張小紙條交給我。我送給馬詠滄，加在榜的末了。她們於是變成革命女幹部了。 青幹班訓期爲三個月十二月開始，次年三月結業，再實習三個月，即爲團的正式幹部。在三個月訓練期中，每周小組會講課，我被指定爲小組指導員之一。 支部每周舉辦周會，這是我的專責之一，多半是蔣主任親來主持，因爲工作關係，主任對我印象不壞。當時在專員公署工作三個科員級的游鯤、王志剛、韋安仁和支部的我，稱爲青年四傑。民國二十九年蔣主任也是行政專員，經常下鄉巡視，常帶韋安仁和我爲隨從人員，韋副官業務爲主，我則工作任務爲重。下鄉都是赤足草鞋，一日走百華里以上，隨地在攤販或小餐館進食。今日的蔣總統、當年的蔣專員，是非常的平民化，到贛南各縣各地巡視，決不打擾地方政府。 有一次，蔣專員帶韋安仁。到信豐縣鄉下巡視，當晚宿在區公所，晚飯後，在他臨時休息處舉行了會議，大概九十點之間，他要我們早點休息，以便明早起趕路或工作。當夜月明如皎，我在草地上和保安大隊長商量，明日一早動身步行去游山，此山可通湖南、廣東、福建三省，是共黨遊擊活動之地。我爲蔣專員明日登山的安全而顧慮。我和吳大隊長站在坪中央，正是皓月當空，蔣專員從宿舍走出來，詢問我們爲何還不就寢。吳失言爲明日警衛問題。蔣專員說不要派任何警衛。我即暗示吳不要多言，並說隨即就寢。當時我密囑吳大隊長派三排人成爲三梯隊，第一梯隊以蔣專員的視線爲距離，二、三梯保持適當距離。黃昏蔣專員抵油山腳，飲泉水並休息。第一梯隊不知蔣專員在山腳休息，繼續前進，被他發現，不僅未見責斥，反將落伍兵士槍枝，親自代背。山頂上有一廟宇，正在修理，工人吃剩殘食，蔣專員饑餓，隨便就食。未幾槍聲大作，三排人應敵，此地區是共匪首領曾山的窩點，二三小時的對峙，互有傷亡。天未明，蔣專員即從後山下山返回贛州。假如那次不是我小心要吳大隊長派人，其後果真難以想像。此事只有韋安仁和我最清楚，現韋已作古。軍聞社長漆高儒，若干年前曾就油山遇險寫了一篇文字，說明蔣總統經國冒險犯難倒是真的，但是其中經過沒有核實。因那時漆在贛州，只知有傷患運至贛州，遇險詳情，既未親身經歷，只是以耳代目，不僅語焉不詳，且有不實之處。 匪首曾山曾在信豐靠山區。我隨蔣專員清鄉，當發現一匪幹，圍追其後，被其逃脫。後匪僞政權成立，曾山曾一度任江西省長。倘那次被吾人捉住，曾山的個人歷史將是兩樣。從信豐回贛州，是一個月亮皎皎的夜晚。戴琦從外縣調來傷兵之友社來工作，已經有一些時日，彼此常來往，已談及婚嫁。因徐玉蘭和程京震結婚，訂在九月十五日，我們決定九月一日結婚。我們依照蔣主任的號召，戰時節約，以榮會形式婚禮。我以最新式請帖用短文表示我們的共同志趣，爲參與革命抗戰建國運動而獻身奮鬥。證婚是蔣主任挂名，正遇出巡，由主任秘書周靈筠代表並蓋蔣主任印章。我們是利用星期日，星期一照樣上班，在戰時我們沒有婚假，我們真正是爲國家而犧牲。算來這時到支團服務剛剛一年。 快到新年的時候，一日蔣主任在專員公署辦公室約見我，要我去吉安當分團主任。我說我來支團工作，僅僅一年，我想在主任身邊工作再長些時候，再到外縣工作。他說，你不願意去，那我去好了。我知道他不高興，我隨即說主任言重了，我惟有遵命。他轉喜，而命我準備，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到吉安到差。支團部助理書記彭朝鈺，組長江海東，招待所負責人蔡希曾，吉安主任楊虞賢，一概免職去重慶。中央派來工作人員只有組訓組長黃謨熙留職。 我于元旦日攜了新婚妻戴琦及一男勤務兵方直東去吉安到職。前任主任楊虞賢，是我同班同學，以後他參加了康澤將軍在星子辦的特訓班。我也曾參加，因家庭反對半途而廢。這次康將軍派了五位學生：彭朝鈺、江海東、楊虞賢、蔡希曾、程京曾到江西支團工作，不知犯了什麽錯誤，一夜之間被蔣主任全部解職。我到達吉安分團部時，楊已離部多日，各股長都是新派的，從幹訓班畢業，雖然新舊主任不銜接，工作仍在進行中。 我接事之後，將附設的中正小學加以充實，學生已達千人，規模相當大。又成立國術班，防空服務隊，有一位年已七十的國醫名鄔傳鳳，其身手矯健若四十的人，除教國術外，並領導防空服務隊。他是跌打損傷中醫師，空襲傷患全由他義診治療。另又成立新生活運動服務檢查隊，實行戰時生活節約運動，雷厲風行。吉安青年會蔡智傳以前曾與蔣專員有過接觸，他對我的工作有所肯定，我並不知道，只有各機關爲戰時各種工作開會時，我覺得蔡先生對我的工作有好感。 年終時在泰和召集全省各分團主任開檢討會時，蔣主任親口講評。他說吉安有小上海之稱，吉安分團是那裏黑暗社會中的一盞明燈。我頓時覺得受寵若驚。 吉安分團部設在原吉安師範學校原址的最後棟，中間住了些民家。他們如何住進來，我也不大清楚。因爲這是我未當主任以前的事，。我的臥房前段房子，住了二位瘦高男子及眷屬。那位年長的常常穿著舊瑪古呢軍裝，人也很帥。他的兒子曾任過我的錄事，因他的鋼板字寫得不錯。有一晚，我臥房失竊，叫了警察來看。他說我的勤務兵方直東有很大嫌疑，將他帶去，從此未回來，可是竊案未破案，想方直東是枉死了。後來我入夜特別留意小偷，有二次我在黑暗中發覺人影，追趕時總是向後牆溝地隱逸。我再三考察推理，就是那穿瑪古呢父子嫌疑最大。我因赴重慶受訓，回部時，內人戴琦又去重慶受訓。我隨後又交卸調贛州支部任組長，所以未能貫徹追究。 可是方直東的枉死，是那時大陸特務人員的不負責任，草菅人命的行爲。我覺得，我雖未殺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事經四十五年，我感心內不安。 王昇專員（公署視察），史朝瀛（總務組員），倪豪（分團主任），李德廉（分團主任），王蘊（支團組員），以及我（分團主任），六人赴重慶中央團部青幹班三期受訓，爲期三月，地點爲重慶復興關後馬家寺，四圍高地，中間低地，宿舍課室，操場都在低地，出校必須爬很多坡階，一如復興關。 全班受訓人員約一百五十人，男三分之二，女三分之一，都是全國各支團調來的，也都是帶職受訓。在這三個月中，我是盡全力吸收訓練的精華，所有的活動，儘量參加，實習分團工作職位，須參加競選。我參加的結果，得高票當選，數十位女同學全體投我的票，把四川大學畢業的在四川支團工作的彭家瑞同學刺激得有點嫉妒。演講，辯論比賽，我都僥倖獲得第一名。 結訓時，我們江西六位受訓的同學特赴南溫泉一旅舍休息，並辦了義結金蘭手續，成爲異姓兄弟。 青幹班的全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班主任是三民主義青年團長蔣中正兼任，副主任是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兼，康負實際責任。結訓時，康召見我個別談話。他說，江西支團有少數幹部不識大體，問我有何意見。我說，蔣主任和康處長都是當今的青年導師，爲幹部的不能造成你們之間的誤會；青年團要從幹部著手形成整體的力量，才能有效對內外的敵人戰鬥，獲取勝利。康同意我的意見，並徵詢我的意見，調我去昆明西南聯大分團工作，並限立即動身。我說我返江西吉安辦了交接即來重慶轉昆明到職。返回吉安後，終以小家庭拆散，兩地分離爲苦，乃放棄去昆明帶職求學機會。 未幾，妻戴琦奉中央令調訓，我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奉調支部第三組組長，史朝瀛第一組長，李德廉第二組組長，王升助理書記。我們三期同學負責整個支團工作。 籌辦虎崗夏會營，調高中畢業生千名集訓，蔣主任兼營主任，蔣緯國任大隊長，王升大隊指導員，李德廉訓導組長，我是教務組長，所有中正大學，廈門大學的名教授都網羅來了。課外活動，成立了電話修理、汽車修理、電器修理、機械修理等各種小組教學，由學員自由報名參加，其他體育運動，田徑、游泳、籃球、排球、乒乓球一律齊全，各位學生吃得好，玩得夠，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好的回憶。結業的一天晚上從虎崗到贛縣城，舉行了一個不夜之天的活動，所有籌備工作均由我計劃推動，在贛縣城內舉行了一個活動叫做「萬人舞蹈」，總指揮蔣緯國，通宵達旦。從此江西流行數句諺語：商人的吉安，官僚的泰和，青年的贛州。 江西支團原是籌備處，奉中央令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幹事成立正式支團的幹事會。一日黃昏時，蔣主任臨時召集王升、李德廉、許素玉和我到主任公館座談，由蔣夫人親做俄點享客。我們請示幹事候選人如何産生，他說我們都可做候選人，當時我們都很驚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聽得真實。我任代表大會宣傳組長，大會宣言是我寫的，記得蔣主任只改了一個字。大會向中央提出一個大案，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李德廉負責政治、軍事，我負責經濟、社會。 全省代表大會除了選舉幹事外，還選取了出席中央代表大會代表，當選代表爲王升、許素玉、李德廉、周祥。學生代表胡美璜，他是胡家鳳之子。工人代表是大鎢礦工人王進富，只有十八歲，什麽也不懂。我們到了重慶向大會報到，江西代表孤獨地住在一棟學生宿舍。各省代表都很活躍，只有我們江西代表由蔣主任領我們跑步，到黨國元老吳稚輝住宅晉候，到蔣委員長侍從室參觀二次，所以有侍衛人員結識。以後，被委座派來贛州侍衛蔣主任時，我們已成故知了。 後來我們聽到一點內幕消息，中央組織處長康澤，和書記長張治中意見不一，又和我們的蔣主任也不投緣，所以大會一切消息，江西代表是被封殺的。因爲我們的票是被棄置的，蔣主任對我們也沒有指示，所以一支毛筆圈選，我們只是隨意圈了幾人而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誕生是在一念匆促之間，戰後合併也是在匆促一念之間。黨團之不和，間接助長了敵人的勝利。事後痛定思痛，勝利沖暈了頭腦，是其中一大原因。 由重慶返東南，回到了贛州，蔣主任命我當第三組組長，主管宣傳業務。屬下有一主任組員，組員三，助理三，服務員若干。有一服務員馬浜，後在香港成爲名作家，專寫歷史小說，筆名南宮博，現已作古有年。又有一服務員是一畫家，馬歇爾來中國爲戰後國共調解人，九上廬山見蔣委員長，那名服務員爲馬歇爾畫了一張人像，馬歇爾甚爲高興。 三十二年江西支團部遷到泰和，和省政府相配合，這時蔣幹事長經國辭職，由詹純鏗繼任。我仍任第三組長，我建築青年活動中心、電影隊、平劇隊等。青年報仍在贛州發行，不過名義上受我督導，實際上等於獨立王國。我直接辦了江西青年月刊，計百餘頁；江西青年通信社，發行甲乙兩種稿，業務頗發達。每周還要爲江西民國日報寫一篇專論。年輕的時代，不知道疲勞，也不怕忙，經常不休不眠。抗戰已進入後期，蔣委員長在重慶號召青年從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我籌備江西青年從軍促進會，我任總幹事。我第一個簽名從軍，妻戴琦時任女青年班主任組員，在青年館召開群衆大會時，呼籲青年從軍。她左手戴了一顆純金戒指，因顧慮我從軍危險，右手隨意將左手金戒指，取下又戴上，結果金戒指丟了也不知道。可見她因爲從軍心理有些緊張，後來想起，實屬一個笑話。 幾日簽名者數千人。三十三年四月，贛東上饒蓮荷，黃維將軍辦軍訓班，劉溪清奉青年軍政治主任命辦政工幹訓班，劉是主任，詹純鏗是副主任，我任輔導員。三個月第一期畢業，在江西黎川成立青年軍二０八師，師長黃珍吾，黃埔一期，政治部主任詹純鏗，我被發表第一科之長。江西支團幹部大都分發二０八師政治部。詹純鏗在蓮荷協籌幹訓第二期工作，我率部分畢業學員到黎川籌備成立政治部，一切大致就緒二個月後，詹才就任主任。全師共約一萬二千人，均爲大專中學生，閩贛各半。 師的直屬部隊共計三千余人，初到秩序有點紛亂。每日黃昏時，由黃師長珍吾主持會報，第一團長王大鈞，第二團長王永樹，第三團長陸澄清即直屬營長，政治部由本人代表。政治部管軍風紀，在會報前我照例到直屬各營連巡視一遍，看見任何部隊士兵違紀情形，用小本當場記錄時地人事。當主席要我發言，我不顧慮各部隊長情面。各部隊長初不以爲意。每次師長要我報告，我照例將時地人事逐件報告。師長黃珍吾是黃埔一期，資格老，軍威嚴，每次會報根據我的報告作講演，各部隊長漸漸感到頭大了。各團部隊，我也抽時常去視察，三個月下來，各部隊對我的視察，特別注意。 直屬部隊每周一晨八時，在師部前大廣場集合，首由師長黃珍吾訓話，次由本人作一周時事報告。對日抗戰後期，物資缺乏，數千人大集合，講話沒有麥克風。黃師長聲音洪亮，我報告也要提高嗓門，在土高臺上，盡力大聲叫喊，講完下來，汗將所穿上衣濕透。每周時事報告，我都作了充分準備，報告以後，從師長到士兵，反應相當良好，因此，我對國際國內時事脈絡，相當熟悉瞭解。 黎川縣費縣長，是保定軍校前輩，和江西省主席曹浩森是同學。師長黃珍吾以黃埔一期自恃，費縣長以保定出身不買帳，兩人在師部互相拍桌吵架，僵持不下，詹主任純鏗作和事佬勸散。詹主任，黃師長分別約我談話，要我即刻準備赴江西省政府晉見省府主席曹浩森，三日撤換黎川縣長。黃師長並要我接任黎川縣長。我當時向黃師長表示，我向曹主席建議換費縣長，但我不便薦自己接任。次晨師部派來美國最新軍用小吉普車，由黎川出發，下午三時許即抵達臨時省府所在地寧都，浩公親自接待我在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很婉轉地將黃師長與費縣衝突經過，作了詳細的報告，就退出他的臨時辦公室。記得那時我穿草綠軍服，腳上穿了一雙長統馬靴，精神飽滿。浩公是保定出身，是北伐以來有名的儒將。那時他沒有兒女在身邊，見我是一位二十余歲的同鄉晚輩，加上曹周兩家世誼，視同子侄。他在門前目送我離去，走了很遠回首，他仍在門首遙望，這種長者的親情，令我畢生難忘。當日深夜返回了黎川，向詹主任黃師長復了使命。逾三日，黎川新縣長是陳鏗陽，由湖口縣調來。他是一位任了十餘年的老縣長。湖口都昌兩縣接鄰，讀書人彼此都熟。我在軍中任政治部第一科長，主管民運，和縣長接觸機會正多，一見如故。陳縣長要我把他家視如己家，公餘隨時在他家用餐，加上內人戴琦是黎川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書記，和縣政府工作，關係密切，分團主任魏運約，又是我過去下屬好友，所以我做軍中民運工作，可稱得心應手。 二０八師政治部工作人員，大部份是三民主義青團江西支團部工作人員調來的，主要工作人員如科長、督導員、連指導員，都是經東南政工班受訓畢業的。工作人員工作精神旺盛，意志集中，求好心切，故青年軍十個師政工考績，二０八師政工績效，居然名列前矛。民國三十四年初秋，日本無條件投降未幾，二０八師奉命移福建。我奉命留守，因南昌光復，留守處移南昌。未久，曹主席發表我任南豐縣長。南豐位於寧都南城之間，是曾子固的家鄉，文物茂盛，農業富饒，尤其南豐橘，世界有名。 八年抗戰剛勝利未久到任，民生凋蔽，百事待理。抗戰剛結束，中共叛亂又起，徵兵徵糧，仍難停止。國家整編軍隊，駐南昌近郊八十八軍叛變，經臨川、黎川、南豐、廣昌而去廣東。我習軍事，這回算是用上了。足足兩夜三天在辦公桌邊，未曾上床。桌上排著軍用地圖，左手執著電話筒與省軍事指揮部通話，右手執著電話筒向保警隊指揮作戰，繳下輕機槍、駁殼槍、步槍、手槍不少。叛軍本想進南豐縣城向商家搶劫，因戒備森嚴，繞道沿山區到廣昌。所有叛軍武器，是在南豐山區所截獲，得省方予以嘉獎。 徵糧、購糧是當時要政之一。我到任後照例兼糧食處長，副處長張某是省糧食局派的，我未更換，繼續留用。張某個子魁偉，五十餘歲，貌似忠厚。我那時未及三十，一般傳言是「小孩子縣長」。接任約月餘，一日縣議會議長及議員多人在我辦公室公洽，張副處長親捧一大堆田糧移交清冊，趁多位客人在坐，匆忙中要我簽章會報。他一照面表示公文緊急，我即警覺他有居心。我接過一大堆清冊和公文向手邊桌上一放，口說緩些再說。退出未久，客人仍未走，他又來催促。我板起臉也說，要你急什麽，經喝退了，他不敢再來。當晚我仔細檢查各鄉存糧清冊。次日星期日，我帶衛士親自下鄉查倉，發現存糧顆粒無存，當即將管糧人員一概送縣拘押，共拘押一百餘人，限期數萬石糧歸倉，否則決不放人。張副處長嚇得面無人色。未幾，所有的糧一律歸了倉，重檢無誤後始放人。從此老油條的幹部不敢欺瞞小孩縣長了。 一日，縣紳劉默遠來看我。他指手劃腳，半命令口吻，要我派他的胞弟爲南豐縣城琴台鎮糧庫主任。未得我同意就走了。聽說他是騎在歷屆縣長的頭上。我前任的汪縣長，對劉的話，是百依百順的。我是向來沒有這些習慣，何況青年團的幹部跟著蔣主任經國天天喊著革命。劉紳士這一招，正是革命的對象。劉默遠曾在軍閥時期任過江西省財政廳長。他的子女多受高等教育，他的女婿是英國留學生。他的家財很大，田地很多，果園甚大。聽說抗戰八年期間，他的田莊果園所用的工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年輕人。他不僅不給工資，連伙食都是工人自帶。照蔣專員經國在贛南治理的標準，有殺頭的資格。我當然沒有那個膽量去依法殺他。可是縣議會劉議長向我檢舉劉默遠有一漢奸嫌疑案擱在縣府未辦。經查果然查出，由經辦承審員研究後，呈省保安司令部請示，複示拘提送省法辦。深夜糾集警察局長詳研以後，嚴密部署，清晨將劉氏拘捕，押在警局拘留所。午間，省地政局長劉已達到，由車站迎來縣府，經過庭院時，默遠向局長鳴冤求釋。劉局長疾走而過，未予理會。次日以車押送省府。他的背景是省府民政廳長李中袞，越三日即由李廳長保出。李是江西ＣＣ的首席人，對江西三青團的人，他也無可如何。只有放放謠言，指責駡罵而已。自從頭號土劣被驅逐以後，政府威信大增，政令風行草偃。過去大街向午常見一僕在前引路，一僕手撐高大商用大涼傘在後，中間一老人慢慢走方步，招搖過市的奇景不見了。 縣政工作，千頭萬緒，民、財、教、田糧、田賦、檢察、稅務、役政。中央、省委辦、地方自治，責集一身，權力有限。我乃採取最新辦事方式，每任委辦或自辦，一事一案一卷，凡一事開始，立案一卷，工作完畢，一卷即清理結束。故民國三十六年春天卸任，兩個月所有田糧稅務，一律結清會報，開民國以來，江西八十三縣縣政新紀錄。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黎川青年軍工作時，江西支團的同事楊玉宏，在黎川與南豐之間的南城縣任縣長。當我由黎川赴南昌時經過南城，他帶一秘書在辦移交；等我由南昌去南豐赴任，再經南城時，他一人在辦移交；等我由南豐卸任，兩個月移交清楚以後，三經南城時，他還在辦移交。他做一年縣長，辦了三年的移交。我從三十四到三十六的三個年頭的移交，僅僅兩個月，即清結前後任會報了。所以行政三聯制，分層分級負責，一事一案一卷的方法辦事，確實有良好的效果。可是當我移交會報以後，四經南城時，他一人還在那裏辦移交，我計算他做縣長一年，辦移交已三年矣。 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決定合併，江西支團的幹事，變成江西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江西支團部的業務，由省執委會下新設青年運動委員會接管。我任執行委員兼青運會主任委員。那時南昌大專學校學生響應上海北平鬧學潮（所謂反饑餓運動），青運工作，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南昌的學運，算是在平安中渡過。稍後因公到南京，特別到政治大學訪問，學潮的遺迹仍在：如對蔣夫人、蔣經國先生的侮辱標語文字，很多仍殘留。足見中共地下工作，做得非常兇猛毒狠，具有麻醉青年的獨到工夫。中國共產黨走過五十年時程，昔日那種對青年的魔力，現在完全消失，共産祖國蘇聯，也給時代巨輪輾得粉碎。共產黨帶來人類極大的災害，促使全人類覺醒。中共忙著改頭換面，藉著中國文化蔽羞，尚且苟延殘喘地撐著，但是遲早要被傳統文化與時代巨輪所淘汰。 民國三十八年新年，蔣總統宣佈下野，全國人心浮動。徐埠會戰失敗以後，共軍力圖渡江。三四月，白崇禧部隊紛紛經南昌後撤。我本供職省府新聞處副處長之職，對前方戰事消息靈通。我與同事李德廉商量後，擬將江西省各大專學生組織起來，成立遊擊總隊。因我是青運會主任委員，由我兼總隊長，準備動用保安團隊的裝備。提經省執行委員會討論，方主席兼省主任委員主持會議，對動用保安團隊裝備，不敢負責。組總隊不成，省府南移離開南昌，我也包車攜眷赴福州。王升家眷一妻二子與我同車抵福州。因事先與省銀行總經理吳仕漢洽妥，妻戴琦本在省行工作，急調福州分行。分行在福州蒼前山設有招待所，同車朋友徐貴庠一家，向玉梅女士等，均隨同住招待所。陳元同學家住福州，大概陳元設法，王升眷屬、徐貴庠一家與向玉梅先後搭便船赴臺灣。我因妻戴琦在分行工作，未急赴台。至六月福州局勢緊急，地方由薩鎮冰出任維持會，街上要衝，均裝大木柵門，人心惶惶。蔣總統侍衛張毓中從臺灣來了福州，他的太太在分行和琦相識，一見如故。張毓中在鳳山輪代購到三張大人一張小孩的票，時大雨滂沱連日，幾經艱苦，才登上了鳳山輪；無臥處，又費了二十元袁大頭銀元，水手讓了臥鋪位給我。遇颱風，船顛簸得曆害。我暈船，嘔吐不停，如得大病。好不容易挨到基隆外海停船，頭暈乃止。晨，登船頂呼吸新鮮空氣，忽有一官長走過來，向我立正敬禮。原來他是憲兵團長，數年前是憲兵連長，駐贛州。一次，蔣專員將支團部人員與軍警編成臨檢小組，我是小組長之一，剛好憲兵連長是配在我的小組。多年不見，他任憲兵團長駐上海。他由上海撤退到臺灣，我正沒有臺灣入境證。他知道後，立即送來制服和名牌，我臨時做了他的上尉書記官；一會兒登了岸，退還制服和名牌。次日赴臺北，從此未再與憲兵團長會過面，至今我懷念不已。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