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炳 章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 选载
编者按﹕本刊曾选载过王炳章博士《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的部份章节。现在，为配合对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宣传，本刊将连续选载该书的有关章节，以使我们的读者能够从这本书里，看到王炳章博士的心和国人的心是怎样一起跳动着的…… 六十七问：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革命？ 答：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一，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进行。一个是演进，一个是革命。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冲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原来是一个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作了让步，先把权力转移给了贵族；然后，在人民的压力下，贵族又作了让步，被迫把权力完全转移给了平民（下议院）。结果，皆大欢喜——王室保留了，贵族院（上议院）也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血冲突，但毕竟没有发生法国那样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法国进入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会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动，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后尘。临近的匈牙利共产党，则顺乎潮流，进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瀑发。海峡的对岸台湾，蒋经国从训政走向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不远的菲律宾，马可斯死不让步，被人民赶走，客死异乡。这些例子说明，执政者对人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立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人民的要求恶性回应，严重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革命的轨迹发展。美国前司法部长甘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战争的最佳办法。有句话说，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时候爆发的。意思是讲，革命发生与否，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人为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生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而革命的条件，住住以是执政者倒行逆施创造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人民，对执政者本身，都有好处，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革命性发展，执政者的下场可能会极为悲惨。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份子提出，要“告别革命”，要当一名”“改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有两条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当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作出改良。政治改革，说穿了，就是执政者将剥夺自公民的权利还给人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放权”给人民，“怎么实施改革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确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不进行“改良”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执政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作为民运的积极参与者，要做好两手准备——既呼吁“改革”、推动演进，但也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反对革命。当革命大潮来临时，要敢于迎接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六十八问：你确信民主运动一定成功吗？好象在什么地方，你提过民运的双赢前途？ 答：我已说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民主运动一定会获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中共的下台。这一信念并非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筑在共产党政权一个一个崩溃的事实基础上。就是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之前，我都持这种乐观的看法。让我来分析一下。这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演变之路。如果共产党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决定开放民主选举，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斗争活动的空间。按照中共的法律，县、市区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先实行直接民选。前几年，中共开放无非政权的村直选，结果百分之四十七的村长由非共产党员当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层已经变天。一旦开放县级和市区级选举，肯定民主人士将大有斩获。乡镇、县市为基层政权机构，有公安局和武装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权后，将是什么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会一泻千里，中共就会不得不开放更高层次的选举。渐渐地，民主人士将掌控政局，最终在全国建立民主政体。第二条路：革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权，残酷镇压人民。政权继续腐烂，终将触发革命。在革命到来时，由于民主人士作好了准备，将出面收拾残局。你看，两条道路，真正的民运人士是双赢的架势。我为什么对民运没有信心？
六十九问：很多人担心，革命将造成社会的巨大损失，不可为之。你的意见如何？ 答：刚才说明，革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该来就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革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心革命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奉劝执政者：聪明一点吧！让步还不算太晚。至于革命比演进造成更大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装部队，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布实行大选，势必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种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的社会损失最小的行动。实例也证明，革命行动未必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菲律宾人民推翻马可斯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采取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一颗炸弹，马可斯可能负隅顽抗，派他的卫队向人民开枪，反而会造成损失更大的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八九学运，学生们并未有革命的念头，但共产党机枪坦克的血腥屠杀，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老顽固们抓起来；或者，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占领电视台，占领广播电台，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甚至占领中南海，一场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而支持赵紫阳和学生的军官，但中共党内改良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七十问：有人担心，用革命换来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政权。革命会不会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这种担心，是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是因果绝对论。革命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人家建成的并不是专制政体。反过来，用和平手段获得的政权，也不一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马可斯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并没有采用革命手段，他们上台靠的是选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无比残暴的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手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导者的目的。
七十一问：体制内的改良与体制外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可否相互转化？ 答：这个问题已在六十二问中基本上作了交代。还可以再明确一些，补充一些。首先，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时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权内、政权外容易理解。进入中共的政权之内，做幕僚，或者做官，再进行改革，叫政权内；在政权之外，以平民身份，从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业，称政权外。体制，不一定指政权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都叫体制。一般而言，讨论社会变革时，体制内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内活动，称为改良，或叫合法斗争，并非特指进入政权体制之内去做幕僚或当官。体制外多指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之外运作，称为不合法斗争，或称革命。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暂时借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表达方式，并作出如下定义：凡绝对排斥革命，主张承认现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或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运作，称之为体制内改良或简称为合法的斗争：凡是根本不承认中共的既定法律，或因策略之考虑而暂时利用中共的法律抗争，但同时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称之为体制外革命，或简称为不合法的斗争。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时增加了定义上的困难。如中共宪法中规定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组织民运团体似乎属于体制内的运作。但它在宪法中又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关键条款，民运团体拒绝服从它的领导，等于否定了它的宪法根本。从这一点说，组建民运团体基本上属于体制外的活动。有时，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交叉，两者也是可能相互转化的。六十二问中，朱嘉明的例子是从体制内转化到体制外，从政权内转化为政权外。台湾许信良是从体制内转化到体制外、又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的例子。许氏曾为国民党员，任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美丽岛事件后，被国民党通辑，流亡海外。其后组建台湾革命党，致力于武装暴动，成了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台湾开放组党后，许氏放弃革命，返回台湾，在宪法内从事选举，又进入了体制内。策略是灵活的，应视条件而调整。体制外的民运，不排除体制内即合法的斗争，或者说，这是策略上的运用。同时，做好革命的各种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如可以进行最高权力的公开选举时，可转化为完全合法的运作。主张完全合法斗争的体制内人士，也不应一味排斥“非法”的体制外运作，因为，体制外的活动在革命未有爆发时，可以逼迫当权者作出让步，给合法斗争扩大空间。如果绝对反对体制外，当革命形势来临时，合法斗争派可能成为反对革命的急先锋，甚至作出破坏革命的不智举措，就象辛亥革命前后的保皇党一样。有些例外值得说明——我们将民运人士派遣到中共内部；或者，中共政权内有人秘密地参加民运团体；再者，中共内部之人士虽未在组织上参加民运团体，但在思想上参加了民运，并从事与革命类似的活动，都应算是体制外。
七十二问：你阐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在民主运动中，有激进派，有温和派，如何相处呢？ 答：首先说明，体制外的革命派并非激进派，体制内的改良派也不见得是温和派。我被看作是体制外革命派的人，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张要温和，不是冒进。同时，我也不会僵化地固守体制外的路线。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开放了，以致可以组织反对党，可以进行国家最高职务的竞选，那我会放弃体制外的路线。可以看出，体制外、体制内，指的是政治路线；激进、温和，指的是态度的策略。不可否认，体制外的革命分子一般都是比较激进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派别都会卖力地表演，这属于正常现象，不足为怪。犹如一个光谱，五颜六色。也象一队乐队，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为如此，乐队听起来才悦耳。变革中的社会，是一个立体的大工程，各种角色都有其作用。民运队伍中，不同意见、不同路线、不同策略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我历来主张，体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挤体制内的一派，体制内也不要看不惯体制外；激进派和温和派也要和平相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发挥角色互补的作用。如同一个乐队，哪能唱一个单一的调子？知名的北京政治反对派人士徐文立，在接受作家安琪的专访中，明确指出：“在一个政治生态的环境当中，不应该只有一种单一的方式，不应该由于我们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政治路线，而轻易地去否决别人的做法，因为政治生态当中需要多种形式，才能产生应有效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没用王炳章和其他先生的一些做法，我们这种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难以存在，或者难以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进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温和改革派。在徐文立二次被捕前，我们时有沟通，就重大事情交换意见，并商议合作方式。我们并没用互相排斥的感觉，反而有合作互补的感觉。不幸的是，民运队伍中两派的争论时有发生。一般的规律是，温和派、体制内的改良派看不惯激进派和革命派，然后，激进派起而反击。这也难怪，体制外一派，不排除体制内的运作，所以对他们是容忍的。犹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体制内的一派，由于在他们的计划中没有体制外的运作，常常认为体制外的做法过于激进，担心会破坏体制内一派的所谓战略部署。在任何一个运动中，温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进派，这好象是个规律。大家记得，八九民运时，有几个工人用油漆泼了天安门毛泽东的挂象。当时，属于激进之举。是谁把这几个工人向公安局报告，以致使之被捕的？是温和派的学生。因为温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头上。但是，温和派因此被记功了吗？最后幸免于难了吗？没有！因此，各个派别千万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据说，当年使那几个工人入狱的学生，在“六四”屠杀之后好象十分后悔。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