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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论战文章之二﹕ 伟大的民族英雄─蒋介石 旅美大陆学人 龙 胜 熊
作者前言﹕本人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台胞，本人只是从大陆来到美国的一位专门研究中共卖国问题的人士。
过去数十年，中共及毛泽东为了打倒蒋介石先生，曾给蒋介石先生加上许多罪名。现在，人们从中共及毛泽东给他们自己的战友、“同志”妄加罪名的伎俩来看，终于可以看出，过去，他们给蒋介石先生所加的种种罪名，都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中华民族应该正确认识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地位，恢复他应有的名誉和光荣。 在二十世纪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发生最重大的事件，可以说有四件。 一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学说，领导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 建立了中华民国。 二是，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 痛苦和损失。 三是苏俄继承沙皇衣钵，继续侵华，侵吞中国外蒙古，割去中国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抢劫了中国大量财富。 四是中共大胆卖国，出卖了外蒙古，承认了前苏联新侵占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承认了历史上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东北和新疆，出卖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这四件大事，都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在上述四件大事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蒋介石先生。蒋先生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伟大理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蒋先生还被迫、 不得已必须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于既倒的重任。历史赋予蒋先生的使命，既十分伟大，又非常艰巨。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蒋先生比任何一国的领袖所遭遇到的情况都要复杂; 比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都要大。 蒋先生需要同来自三个方面的敌人进行斗争， 既有内部敌人，又有外部敌人。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二是苏俄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攻。三面受敌。每一种敌人都要打倒他。蒋先生坚决地、勇敢地与这三方面的敌人进行了终生不懈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功绩是伟大的，不朽的。 最令人钦佩之处是蒋先生曾经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苏俄考察，亲生经历，使蒋先生深刻认识苏俄之本质及其对中国之危害。蒋先生没有被共产主义邪说所欺骗。 1923年9月初至11月末，蒋先生在苏俄考察近三个月，受到苏俄各界的极大重视。苏俄党政军高层 人士，如远东局局长胡定斯基 (即胡定康、魏金斯基)、苏俄外长齐采林、陆军部次长司克亮斯克、参谋总长密热夫、教练总监彼得罗夫斯克、马林、以及苏共第二号人物托洛斯基等，都热情接待了蒋先生，并与蒋先生进行了会谈。蒋先生还访问了彼得格勒，参观了军事院校，并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红场阅兵典礼(当时列宁已是植物人，医生不准列宁会见客人，故蒋先生未见列宁)。经过这三个月的考察，蒋先生以他伟大政治家的睿智，深刻洞察了苏俄政权及苏俄共产党的问题和本质。他回国后，向孙中山先生作了明确的报告。 1924年1月16 日，蒋先生从上海赴广东，携<<赴俄报告书>>并向孙中山先生作了口头说明。他说：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对付革命的敌人的策略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蒋先生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党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是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 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 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1924年3月14日，蒋先生还特别写信给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国民党的大左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影响孙先生“联俄”、“联共”的重量级人物。后来的廖承志，就是他培养的儿子。蒋先生给廖仲恺的这封信，表达了蒋先生在苏俄考察后，对苏俄的深刻认识。 蒋先生在信中指出：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也。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他还指出:“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于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 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俄奴矣。吾兄如仍以为弟言为不足道，而毫无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蒋先生最后说：“弟虽未亡，而实欲兄以此书作亡友遗嘱耳。”蒋先生对廖仲恺真诚规劝，语重心长。 后来，蒋先生写了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谈到他对苏俄的认识。 他说："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 “苏俄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们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 蒋先生对苏俄，经过亲身实地考察，得出对苏俄的上述认识和论述，非常重要。这对他以后领导中国前进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从蒋先生的上述认识，可以充分看出蒋先生的立场、思想和观点。 蒋先生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和坚强、坚定的国家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与共产党人根本不同的最可贵之处。共产党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国家观念。 蒋先生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深刻批判了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俄奴。 蒋先生明确地认识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敌友观念非常鲜明，与中共认敌为友、认贼作父根本不同。 蒋先生明确指出自立自强的重要，任何妄图依赖他国，投靠他国，都是没有出息的，而且对国家是有害的。 蒋先生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大大高于毛泽东无数倍。 毛泽东是属于政治投机，政治欺骗，大肆鼓吹投靠苏俄，最后竟然走上卖国求荣的可耻道路。毛泽东是在大量卖国之后，才从"一边倒"的泥坑中，慢慢要爬出来，羞羞答答承认苏俄是"社会帝国主义"。然而太晚了太晚了。他的认识，不仅比蒋公的认识远远落后四、五十年；而且，尤为严重的是，他的思想品质太恶劣，有意欺骗全国广大人民。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各国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和决策。都是半斤和八两（按中共大陆的度量衡，应是半斤和五两了！）没有什么差别，更没有所谓"无私"的援助。 在世界上没有替天行道的国家。可是，在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个毛润之先生，却拼命叫嚷苏俄是替天行道的大救星，奉若神明。毛泽东骂别人"崇洋媚外"，骂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他自己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崇洋媚外。人们真是应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才对。 蒋公深刻论述了被毛泽东捧上了天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说它“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加进了大斯拉夫主义和沙皇专制主义而已”。 应该说，所谓“苏联”，只不过是沙皇专制独裁的新包装，换汤不换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掩盖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蒋先生深刻地批判了那些恬不知耻的“俄奴”。被批判者，也包括毛泽东。 蒋先生对苏俄考察后的认识和论述，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在当时，蒋先生的这些论述，不可能被中共左倾份子所接受。时至如今，八十多年过去，再重新学习蒋先生这些讲述，岂不让人感到蒋先生当时的讲述完全正确。恐怕用句句是真理，来看待蒋先生的这论述，也不算为过吧！"造反有理"的俄奴们，对蒋先生的这些论述，能够拿出象样的反驳吗？ 蒋先生坚决抗苏、反共，岂不是完全为中国人民免遭中共的杀害和破坏？岂不是完全为中华民族免受外国欺侮和压迫？岂不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不受损害？ 由于蒋先生坚决反共，中共就拼命攻击和污蔑蒋先生，给蒋先生罗织大量罪名。如今，八十年时间过去，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中共给蒋先生所加的所有"罪名"都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蒋先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和中共是完全错误的。 蒋先生的上述认识，是他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先生义无反顾地继承孙先生的遗志，担负起历史重任。 从蒋先生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肩负起三大重任。这就是抗日、抗俄及反共。面向这三个敌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任务非常艰巨。既要和外部敌人斗，又要和内部敌人斗。内部敌人与外部敌人紧密勾结。内部敌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相号召，掩盖帮助苏俄侵华的本质，欺骗中国大众。 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俄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俄国，包括苏俄是中国的敌人，还是中国的朋友？这是很长时间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自李鸿章起直到毛泽东，形成一群联俄派。他们的理由，就是联俄抗日，联俄制日。毛泽东更多了一个借口，就是“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到毛泽东时期，联俄最彻底，把俄国看成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对苏俄五体投地，无限崇拜，毫无保留全部投入苏俄怀抱。 蒋先生与联俄派根本不同，他明确认识到：俄国，包括苏俄，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中国的敌人。 俄国是最阴险狠毒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更是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独立，危害中国生存的国家。 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存亡，投入苏俄怀抱，成为苏俄侵华工具。所以，蒋先生反共，实质上也是抗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方面在后方不断破坏抗战，一方面又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相互串通，甚至出卖中国政府军事情报给日本。抗战胜利后，又与苏俄公开勾结，在苏俄支持和指使下，不顾一切，拼命攻打政府军。 蒋先生与这三个敌人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前后共达二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和台湾，赢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就是俄罗斯的学术界也都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是领导中国对日抗战的爱国主义者，他致力于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由于苏俄与中共的合伙攻击，蒋先生虽然未能在军事上对这两个敌人取得胜利；但是，蒋先生还是尽最大努力，保住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实现了三民主义理想，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与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过程中，蒋先生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在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已经败相毕露，多次向中国提出求和要求。蒋先生为了维护同盟国的整体利益，拒绝了单独对日媾和。 中国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多次邀请蒋先生访俄，蒋先生坚决拒绝。蒋先生对斯大林的认识，比毛泽东高出无数倍。与帝国主义国家头目，又有什么好谈的？蒋先生这些崇高品质，与毛泽东削尖脑袋要去访苏相比较，更可看出蒋先生之伟大！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叛逆，是历史的罪人。蒋先生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蒋先生虽然未能战胜苏俄及中共，但这丝毫无损蒋先生的伟大和光荣。中国历史上很多忠臣和英雄，都难免遭到挫折和失败，甚至被害，这不奇怪，也无损于这些英雄和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岳飞被秦桧所害，林则徐被琦善诬陷，等等，多不胜举。在二十世纪之中，蒋先生在大陆的军事失败，败于毛泽东之手，实际上是等于败于奸臣之手。毛泽东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奸臣。他奸在忍敌为友，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勾结苏俄帝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合伙，破坏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出卖中国领土。倘若没有毛泽东勾结苏俄，共同反对蒋先生，蒋先生不会在军事上失败，中国也不会失去外蒙古。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于蒋先生的坚决反共，才遭到中共的恶毒攻击，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这丝毫无损于蒋先生的伟大。蒋先生的坚决反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保护了一部份地区和人民的安全，使他们免遭中共的蹂躏和残害。所以，蒋先生的坚决反共，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设想，如果当年蒋先生反共更彻底，不让中共得逞，中国不会失去外蒙古；中国大陆不会发生数千万百姓被中共残害致死，中国整个国家也不会象如今之大陆，贫困，落后，整个国家不会山河破碎。 苏联文豪索忍尼辛，在一九八二年就说：由于海峡辽阔，台湾就成了中华民国所留下来的一块复兴基地。就在这三十三年来，它不断地向全世界显示着，如果中国大陆不沦入共党之手，整个中国都会达到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水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世界周刊>载）。索忍尼辛这个评论非常公正和准确。 如果说蒋先生有错误，可能还是在于反共不够彻底。之所以会如此，这或许是由于蒋先生过分讲究信义。如西安事变后，蒋先生返回南京，完全可以将东北军调离陕西，由中央军接任剿共任务，把中共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则可不致于留下后患。又如，抗战兴起之后，不收编共军，不给共军发军饷；不令其发展，则后来可能会好得多。 共产党人是俄国人训练出来的，他们学习和继承了俄国人阴险、狡猾的习性，失去了人性，与这些人交往，和与常人交往，根本不同。他们是根本不讲什么信义的。他们可以连父母都不要，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儿子斗老子。土改时，地主家庭出生的中共党员，父亲被斗死、被饿死，也不许这种党员去问一下自己的父亲如何。就是要借此考验这位党员的坚定性，考验这位党员的“党性”。和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怎么能讲信义！ 在中共来说，他们自然要把中共的胜利，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二十世纪的头等大事。当然，中共的胜利，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事。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是俄、日侵华的产物。有俄、日侵华才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俄、日侵华，也就根本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共的定位是，它是俄、日侵华的副产品，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帮凶，是俄日侵华的工具。俄、日侵华，即是重要大事，中共作为俄、日侵华的副产品和帮凶，自然也就抬不上与俄、日侵华事件平等的地位。 中共的胜利，及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于使中国大陆改变什么颜色，而在于它使中国大陆沦为俄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是最关键问题之所在。中共的胜利，标志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中共没有自己治国的理想和方案。它只是斗争和夺权。毛泽东就公开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所以，夺取政权就是他的目的，除了夺取政权，他没有其他目的。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是治国和强国，而是七斗八斗，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大陆，斗得七零八落，乱七八糟。一切都搞糟了！ 中共的胜利，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有的事业都以失败而告终，从“革命”起，到夺取政权的一切措施，全面失败。最后，他们也必将象苏联一样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所以，中共的胜利，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不上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它只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一股逆流，一种倒退，一种反动。 孙中山先生早已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共产党人不听从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背叛孙中山先生，迷信于“苏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投靠苏俄，在中国大地不遗余力推行阶级斗争，结果不出孙先生所料，一事无成。 现在，蒋先生终生与之奋斗的三个敌人，日本侵华以失败而告终，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俄国侵华依然在进行，中共尚在残存。这后两国敌人尚未退却，中国已经山河破碎。中国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进行的现实和未来。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垂危的命运，中国人应该继承蒋先生的遗志，继续进行抗俄、反共的伟大事业。反共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实行的制度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中共卖国，把中国卖给了俄国。只有中共政权彻底垮台，俄国侵略势力全部退出中华大地，中国才有前途和希望。 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蒋先生为实行三民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不息。这才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