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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论战文章之八﹕ 辛灏年先生 “必然”四面楚歌… 旅美中国民运人士 陆 耘
辛明先生的文章“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被“民主论坛”发表并立即张贴于许多网站，重又引起了笔者持续多年的思考，这就是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处境以及如何保持中国民主人士的本色。 中国民主人士，虽然各人信仰的意识形态也有不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对派（笔者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会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尊严，为了使国家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我们怀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许多人为此不断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然而，中共专制独裁者们，却视中国民主人士为其最大敌人，给予残酷打击和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也受到中共及其党羽的攻击。因为中共历来视政权为其生命，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当中共认为其独裁统治收到威胁时，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中共残酷镇压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后，在其内部文件中阐述镇压的合理性时，就提到，如不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国家就要亡了”。我们都知道，一九八九年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只是要求惩治腐败，和提出了有限度的新闻自由及民主要求，不会造成任何“国家就要亡了”的局面。但中共却认为，当他们严厉“排斥任何社会力量”的独裁控制受到挑战时，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他们不认为，除了共产党的利益外，还有国家利益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存在普遍的、超阶级的国家，因而，也不认为存在着普遍的，超阶级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不愿意在共产党的利益之外，考虑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因此，当符合“党的利益”时，他们可以和侵略者合作，可以任命汉奸为副总理，也可以支持分裂国家的组织和个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共有时可以容忍各种反中国的，分裂国家的言行。但是，对中国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却一定是严厉地加以镇压。 中国民主人士来到海外，本应得到理念基本相同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事实上，在蒋经国总统主政时代，中国民主人士曾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和帮助。只是在李登辉主政以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膨胀，李登辉政府及其后的民进党政府，自外于大陆人民，将大陆民主人士视为搜集情报和推行台独政策的工具。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海外的中国民运不仅在组织上不断分裂，而且在理念上发生巨大分歧。一部分人由于思想的糊涂，更多的是由于利益的关系，他们或对“独”派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或逐渐成为“独”派的马前卒。更多的民主人士则同“独”派划清界限，保持中国民主人士的本色。而“独”派对中国民运的利用，深深打击了中国民主运动，他们从另一侧面，与中共遥相呼应，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组织，打击中国民主运动人士，败坏中国民主人士的声誉。需要指出的是，成为“独”派工具的人，他们已经拋弃了中国民主运动，他们已经不是“中国的民主人士”了。但他们打着使他们自己具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民运的旗号，才得到“独”派政府的支持，才获取了中国民主人士所没有的资源。因而，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颇具声势。这些“独”派人士，为了独占“中国民运”的海外舞台，处处打击中国民主人士，直至和中共从不同的方向，围剿着真正的中国民主人士。 这就是为什么坚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王炳章先生，为何在海外处处受到打击和排斥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原因。因为他坚持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愿做敌视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工具，当然会受到来自中共专制独裁统治者和各种“独”派势力近乎围剿的攻击。笔者曾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不同的人谈到王炳章先生的种种缺点和“错事”，但那一件都没有那些受“独”派势力雇佣的“民运人士”做的坏事那么坏，但为什么他们倒没有受到围攻呢？答案是明显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辛灏年先生和他的《谁是新中国》会受到某些“民运人士”排斥和攻击的原因。辛先生怀着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拋弃了中共的专制统治。辛先生怀着对历史的虔敬，要恢复中华民国历史的真相。辛先生怀着对故国人民的关爱，不赞成台独，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健康发展的道路。正象辛先生所说：如果你今天在海外只想为我们自己祖国的人民,我们自己这个可爱的祖国,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尽一份心,你只想为中国大陆十几亿没有讲话权力的人民讲几句话,那就会“四面楚歌”。在海外由某些所谓“民运人士”举行的“研讨会”上，某些些打着“民运”旗号的网站杂志上，充斥着批判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论和文章。他们歪曲历史，为旨在分裂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地方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制造舆论。在有些“民运”“研讨会”上，大部分时间用来论证“分裂中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要讲中国统一，就是大逆不道，就受攻击。这些“民运人士”正在做着近百年来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削弱和分裂进而打垮中国。只是要说明的是，辛先生这里所指的“民运人士”，是那些打着民运旗号的，已成为“独”派工具的人，而真正的中国民主人士，却会同辛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学者一起，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还有些朋友，认为只能对共产党“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讲人民对共产党的反抗。对这些朋友，我们只能说，并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和平地解决。人民的民主利益，有时比表面的和平更为重要。 那么，辛灏年先生是否由于肯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华民国，肯定了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并在同共产党的“新中国”比较后，得出由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就在海外面临着“四面楚歌”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中共对一九四九之前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先生，进行了长期妖魔化的攻击，而这些宣传许多都是颠倒黑白的。我们不能奢望那些已经接受中共宣传的人，很快能赞同辛先生的说法。我们相信，历史终归会恢复其本来面目。近二十年来，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同辛先生相同的认识。极端台独势力为了“走出中国”，处处敌视和丑化中国，当然要丑化中华民国历史和蒋介石先生，因此，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倒是一些十分正派的人士，对中华民国历史和蒋介石先生的认识，是否仍然在受着共产党和极端台独势力的影响呢？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华民国，连年战乱，国家怎能进行正常的民主发展，作为合法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到处组织农民和士兵暴动，那个政府能够容忍？中日战争十几年，半个中国沦陷，国家只能全力抗战，无暇它顾，但就是在抗战刚刚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政府即根据自己在战时的承诺，制定了民主的宪法。只是后来由于内战，宪法无法实行。一九四九后，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面对窃据大陆的中共“时刻都要解放台湾”等到威胁和岛内社会主义台独势力的里应外合，自然没有可能立即回归宪政。 当我们讨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以如今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在国家安定时期实行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标准去衡量中华民国的历史。因此，有些朋友对中华民国这段历史的责难，是否是太严苛了些？联系到美国在二次大战时期也有新闻管制；九一一后，在纽约街头发表同情恐怖分子言论者，也被判坐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过度责难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先生。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专制国家，要看其立国基础和其领导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推进和实行民主宪政。有些朋友也承认，在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确实进行了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之逐步转化的努力。但正是由于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使这种努力无法进行下去。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会转化为一个有健全民主自由制度的中国。应当承认，即使在美国，国家利益，民间秩序和民权自由之间，有时也存在着矛盾。九一一后，即有一种理论在美国大行其道，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证民间秩序，一个公民无法行使其自由的权利。美国司法部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甚至包括对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布什等保守派人士显然认为为了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牺牲部分民权。当然，美国有些自由派人士反对这样做。但是，这正说明，在美国这样既有民主传统，又繁荣安定的国家，也有限制民权的时候。有些朋友也许象自由派人士那样，认为这不符合自由的原则，但，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借鉴欧美的主流思想。人权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利益，是欧美各国的立国基础和政府行事准则，不可偏废。 蒋介石先生是民族英雄，这一点毫无疑义。一些朋友所说的，“民族英雄在保卫祖国的领土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的同时，还要尽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从而赋予民族英雄以太多的民主主义的理想色彩。只要在对外战争中，特别是对外反侵略战争中，领导国家和人民，同外敌战斗（即使没有获得胜利），就都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们虽是失败者，虽然更谈不上是深富民主主义的精神，但我们中国人，却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民族英雄。 比较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状况，中共的“新中国”就是在马列旗号下所实行的专制复辟。所以，它是旧中国。中华民国，从她立国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数千年家天下的皇权后，就把她立国的根本理论和基础建立在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的），主权在民（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形态之下，相对于几千年专制的旧中国，中华民国就是新中国。也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相比，那时的中华民国，还远不完美，还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才希望，朋友们能同我们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使中国能在未来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民主。 2003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