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跨文化的传播者

——法国学者论孙中山

作者：Marie-Claire Bergere 

晓 黑   译
　

　　在追寻历史真实的名义下，多数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家持续地质疑孙中山的人格及其贡献，强调他作为个人的弱点，作为思想家的缺少连贯性，以及作为革命领导人的诸多失败之处。为了破坏历史神话，他们推出了无懈可击的研究专着，强调他们的科学和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中国同行的观点有多么不同。

　　由此，有关孙中山的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模式冲突的重要地带，也成为中西学者相互隔阂的一个无尽的源泉。对孙中山的研究既被造神的努力、也被消解神话的意图所扭曲。面对中国历史学家的政治建构，西方学者锁定了一个实证主义的立场， 这一立场在破除英雄崇拜的旗号下看似无懈可击，但同时他们也受到这一方法的局限。1979年以后在中国重新兴起的对孙中山的研究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反响。在西方年轻学者当中，对孙中山崇拜的拒绝导致了对因这一崇拜所产生所有分析的排斥。例如，对西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中国沿海地区在民族主义觉醒中的作用等课题。孙中山在中国史学界之无处不在的影响，与他在西方的全面淡出形成了鲜明对照。

　　毋庸置疑，现在到了结束这一矛盾现象的时候。在公式化的中国官方史学和西方专着支离破碎的视角之间，难道再没有空间对孙中山的生活与事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本书正是这样一个努力。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层面的变革从事了大量研究之后， 我感到转而研究这个通常被看作促进者、理论家和革命象征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孙中山，一个成长在夏威夷和香港的广东人，不折不扣是沿海中国的产物， 这是一个由沿海省份，海外华人社群构成的，对外国影响开放的中国。旅行，交际，以及这个农家子弟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促使他走入现代世界，并激起了他心中的一个欲望：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中国找到一个相称的地位和作用。

　　起初，他和秘密会社联络，集中精力组织起义，但最终他使自己为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接受，并且成为民族和共和革命党“同盟会”的领导人。1911年革命后，孙中山短暂地担任了共和国的总统，但共和国随即蜕化为独裁和无政府状态。孙中山对中国民族命运和自身使命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 他在广东建立起基地，组织进步力量向北京军阀夺取政权。1924年，西方国家的敌视迫使孙中山和苏俄结盟，并从这一模式中获取灵感，对他的党—国民党—进行了重组。

　　基于这些事实，孙的赞美者为他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理论家，由狂热的爱国热情驱动的行动者，他完全了解现代化的要求，但是却被他的 缺陷或社会经济本身的落后所制约。

　　真实的孙中山不是被他的赞美者所描述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通过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失败所表现出来的孙中山几乎是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一个传播者，一个媒体天才，他几乎是为喷气式飞机，传真机和电视的时代而生，尽管他在当时只能依赖轮船，电报和报纸。虽然17世纪末叶的法国可以称为“路易十四的法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却不是“孙中山的中国”，但孙本人仍为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所规定，而他也正象征了这一历史情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

变革问题，仿效西方模式问题，拒绝或是转化传统的问题向来都应该是通过思想文化辩论和知识分子的思考来展开。但此刻，这一过程却是通过孙中山这个本能地抓住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理解时代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人来传播的。在清帝国将要终结的时候，他把对朝廷的仇恨变为所有反对派的热门议题，接下来， 在20年代， 他集中于倡导反帝的民族主义，在上述两方面都为革命聚集了支持力量。

　　他本能的天赋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虽然这些发展本身才刚刚起步。他预见到技术官僚对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危险，他强调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企盼建立一种新型的外交和国际经济合作关系，以超越或化解旧的敌意。他的这些“乌托邦”设想虽然被他的同代人讥笑，现在看来很多都是先知式的预言。

　　孙中山敏锐的眼光得益于他本人在社会上长期所处的非中心的，边缘的位置。他出生于广东省南端，长在夏威夷，在香港受教育。直到1912年， 他46岁时回国之前，他一直居住在中国以外，在日本，东南亚，美国，欧洲间旅行和活动。

　　不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中国移民，商人，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一相互联系的海外中国人群体仍然与祖国保持着多重的联系——家族，宗教，方言，和经济的。这种紧密联系超越了疆域和民族的界限，使孙中山持续地认同儒家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同时又鼓励他转向现代化。他从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庞大的海外华人的网络中从一个连接点走向另一个连接点， 这使得他既发现了世界，又没有与中国文明隔断。于是，他以一种世界性的观察者的批评眼光来看待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但又并非置身事外——他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评判着中国，却又作为儿子来深深爱着他。

　　孙中山为了革命事业足迹踏遍全球。他承担的，或者说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是一回事）就是拯救他的国家。 为了这个壮志，他献出了他的生命，精力，和才能，但不仅是作为理论家，组织者和将军（虽然他也担任过这些职务）和才能， 而是作为一个传播和交流者的才华。

他极大的地域流动性 赋予他的思维和性情同样大的的灵活性。他能够象跨越地理障碍一样轻易地跨越文化障碍，适应各种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一些批评家把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看成前后不一甚至一种欺骗， 但是，孙中山最主要的力量在于他的说服力。他知道，要说服一个人，就必须用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本人的语言说话。他既擅长在传教士的圈子里，也能在秘密会党的会所，各种行会和学生的文化社团从事政治活动。不论在东京，伦敦，旧金山，他都可以如同在香港，河内和新加坡一样活跃。

　　他随时随地地学习各种思想观念，并随时随地传播它们，孜孜不倦地向各类背景迥异的人们呼吁他的诉求。他始终在找寻合作者和同盟，试过包括中国军阀，美国银行家，法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在内的不同势力。的确，这种复杂的接触给人一种至少是杂乱无章的印象。孙中山从在西方被认为是二流思想家---亨利·乔治，莫里斯·威廉---的人中汲取思想， 从冒险者，外国人，理想主义者和被自己的社会排斥的极端分子中寻找着朋友。

　　然而，这难道不正是那些在两个或多个文化的边缘活动，试图建立某种联系的人们的共同命运吗？孙中山所完美地代表着的文化中介或“跨越边界者”阶层，本来就不会出自传统的学术和权力精英，而恰恰是从被排斥的，凭借信念和雄心自学成材的人中间诞生。他们熟悉几种文化，但未见得精通其中一种。孙中山在中国古代经典方面可能不如一个低级的满清官员，但是他当他1896和1897年间住在伦敦的时候，他知道如何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去赢得英国公众舆论的同情，怎样去“促销中国”—借用今天的广告用语。 他关于民族主义，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见解并不比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更犀利，但是正是通过孙中山， 住在广东，上海和北京的人们了解了西方的思想和制度。

　　追溯孙中山的道路就是重构一个关于边界跨越的历史。它意味着偏离正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阳关大道而试图从后门走进去，接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孙中山的一些看似平凡的经历全都充满跨文化交流的意味。

　　这个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旗帜下行将结束的二十世纪怎能不承认孙中山是它的孩子？现代中国怎能不把孙中山看作创始人？很长时间内，孙中山在中国被看作一个不幸的先驱，一个失意的空想家。作为一个过渡人物，孙中山占据历史舞台的时间仿佛仅仅是一个穿插，以等待真正的英雄人物登场。毛泽东以铁拳和他的学说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和制度稳定，发动了经济现代化运动。但是，不论毛泽东的百年诞辰庆典多么热闹，人们的观点终将改变，随着21世纪“大中华”的崛起， 共产主义的实践终将不过变成孙中山所预言的革命和现代化的一个过渡期而已。

译者注：

　　本文是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中国历史学家Marie-Claire Bergere 女士出版于1994年的专着《孙中山》的引论。译者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英译本转译，有适当删节。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