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传

──香港名报人卜少夫记实

香港   段 干 木

　　卜少夫，名宝源，笔名邵芙、庞舞阳等。江苏江都县人，清宣统元年五月初四日（一九○九年六月廿一日）生于镇江。父善夫，业中医，初悬壶于镇江，后迁南京下关，父亲去世后靠两百多亩祖田收租过日子。宝源兄弟六人，兄宝珊（毓瑚），三弟宝鼎（力夫）、四弟宝南（乃夫，笔名无名氏）、五弟宝戊（早殇）、六弟宝椿（幼夫）。幼时入读南京下关基督小学、圣公会道胜学校，同学有胡汉君、应家秉等人。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系的长兄宝珊患肺痨去世，翌年五月父亲去世，因而对中医失去信心，不愿继承衣钵，且自感宝源似一家钱庄店名，姓简名繁，失去平衡，故自动易名少夫，弟弟们也跟着改名为力夫、乃夫、幼夫。小学毕业后，先后肄业于南京益智中学、华中公学、青年会中学、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中学时代曾获南京中学生演讲比赛冠军，主编校刊《雪花》报、《活跃》周报等。民十六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为预备党员。民十八年，考入座落上海吴淞炮台湾之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一学期后由同学陈时章诱导，转入中共创办、设于虹口窦乐安路之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陈望道，民十九年八月被查封，民七十八年十二月复校）中文系，教授有夏衍、沉西苓、阳翰笙、钱杏村等人，鲁迅经常莅校演讲，同学有张爱萍（中共建政后官至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结识不少左倾文学青年，向报纸副刊投稿，写新诗、散文、小说，曾在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刊行之《现代文学》月刊发表〈蓝色的病〉〈春天坐马车〉等日本“白桦派”新感觉小说，又投身话剧运动。于就读一学期后，先后两次东渡，短期留学日本。民十九年，任嘉兴《民国日报》编辑主任，投身新闻事业。因出身纨裤，从小腹有鳞甲，恃强凌弱，民廿二年九月与友人陈尧圣去南京夫子庙吃茶，嫌人力车夫跑得不够快，用手挥扇骨殴打车夫脊背，用力过猛身体前冲，把车夫压倒在地，他扑在车夫身上，幸自己眼镜未打破，然白夏布长衫已撕破。

剿匪总部情报科员

　　同年前往南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机关报《真实报》编辑主任，参加由蒋中正委员长发起之新生活运动，兼任南昌行营辖下之怒潮剧社、革命青年同志会机关刊物《青年与战争》周刊编辑，与万子霖、陶涤亚“都是同一运动中献身奋斗的青年”，又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及南昌行营调查情报科（军统的前身）科长邓文仪之秘书，自言：“直到南昌军机烧毁，发生徐培根案，邓文仪下台，戴笠接收调查科，我才离开南昌到南京，为拔提书店翻译《墨索里尼传》”。

　　民二十三年，任南京《新民报》编辑兼副刊主编（社长陈铭德），又主编《新闻学》周刊。二十四年夏，任南京《扶轮日报》采访主任；七月七日，与徐天白（品玉，笔名白云、二无、少夫人，是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由政府分配到上海警察局任机要秘书，长年佩枪）订婚。十一月一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发生“刺汪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凶手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幕后主使者为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是日在现场采访四届六中全会新闻，与各报记者被软禁五小时。二十五年春，任南京新京日报（前身为京报，创办人陈立夫）采访主任（社长石信嘉），兼为该报撰写〈人物特写〉；同年与包天笑、谢六逸等联名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旋第三次负笈日本，入读明治大学新闻专攻科，同学有宋越伦。在学期间担任江苏同乡会（中国国民党在东京之分支组织）会长。

　　二十六年春，留日同学会在东京公演话剧《日出》（左翼作家曹禺编剧），卜少夫任舞台监督。自八月份于明治大学毕业回沪，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撤至香港。二十七年初任荷印吧城（今雅加达）侨报《新报》香港特派员，四月任立报（社长成舍我）副刊〈花果山〉主编，秋，以战地记者身份，北上采访武汉保卫战、昆仑关大战与滇缅战役。民二十八年元旦，与徐天白在香港铜锣湾利园山袖海堂结婚，男女方证婚人为许地山、成舍我，贺客有张光宇、丁聪、冯亦代、叶灵凤、戴望舒、路易士（文化汉奸）等。在港期间，与日本浪人打得火热，卜氏本人亦常与友人谈及“差一点落水当了汉奸”，仅因条件谈不拢而幸未加入汪精卫的“和运”。

　　婚后，徐天白与少夫约法三章：一、不得再与任何人恋爱。二、不得与正式有夫之妇尤其是黄花闺女发生暧昧关系，人知之，败汝行；人不知，丧汝德。三、不得带花柳病入门。然其征歌选色、偎红倚翠一如既往，天白有言“丈夫丈夫，一丈之外即非我夫！”，友人张九公当面调侃卜氏“是流氓，是酒徒，是色鬼！”

　　民三十年，任贵阳中央日报资料室主任，兼编副刊〈前路〉，期间奉召至陪都重庆入中央训练团新闻事业专修班受训，妻徐天白任贵阳花溪女中国文教员；同年出版《战地记者讲话》。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继赵效沂为重庆中央日报总社采访主任，妻徐天白以黄苗之介绍入财政部任职。

　　十二月廿七日晚去中央社串门，由编辑傅剑秋处偷看到中央宣传部之“宣传指示”，知悉中美、中英新约业已草成，定于翌年元旦正式，旋于是日凌晨亲自写下独家短讯一则。此独家新闻见报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Causs）立即向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政府疏于保密违反外交协议。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闻讯大发雷霆。廿八日晚，陶社长召开编辑会议，卜少夫自请处分，“惟以记者立场，我无错误，亦无责任”。稍后，最高统帅将“新约泄密”案交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侦讯，卜应讯时拒绝供出消息来源，陈博生认为：“这家伙太莽撞，连带害了许多人”。

贪图名利　泄露机密

　　民卅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正式宣布英美废除在华特权。下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出裁决，认为采访主任有闻必录，登载与否责在编辑，将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卜少夫则罚俸三月。稍后，陶百川恳请叶楚伧出面保释袁氏，不了了之，陶百川则引咎辞职，由胡健中继任社长。同年，任中央周刊社编辑。民卅三年，继胡春冰为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编辑主任，继升副总编辑。

　　民卅四年一月廿日，与在重庆志同道合之年轻记者十人，共同发起创办中国第一本新闻杂志，每人凑出法币五千元作为资本，相约主动以笔名供稿，不支稿费，而由经理部门记录每期稿酬，积累作为增资。卜氏被推为总编辑，黄绵龄为总经理。依路透社中国分社经理赵敏恒的建议，刊物宗旨以内幕新闻为主，在刊头宣示“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八月，抗战胜利，由于各创办人工作有变动，不能群聚于陪都，而是分散于世界各地，所以原有总编辑、总经理轮替之议无法实行。九月五日，由重庆复员南京，此行任务为筹备南京中央日报复刊。九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与徐铸成等应邀观礼。同月，南京中央日报复刊，任总编辑；十月十五日，《新闻天地》渝版结束，由渝迁沪，出版第八期；十一月，改任上海申报副总编辑兼副刊〈自由谈〉主编，专管国内外之新闻采访与报导；同年妻天白任职上海美国新闻处。卜少夫于副总编辑任内，曾率领上海记者团访问台湾，指挥采访南京制宪、行宪国民大会及在上海举行之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更就近利用申报职务上之便利，网罗部份年轻记者为《新闻天地》撰稿，使杂志内容丰富多采。

　　民卅五年，兼任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讲授〈采访学〉、〈副刊编辑学〉等课程，学生有何锦玲、刘昌平、马克任等人，尝替吴嘉棠至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短期代课，学生有沈彬、华严等人。卅六年秋，应广东省政府之邀，与京沪新闻界周培敬、罗寄梅等七人畅游海南岛、香港，历时月余。同年第一次去北平、沈阳采访，辞去两校教席，《新闻天地》月刊除上海直接印行十三万份外，尚有沈阳、济南、重庆、广州四个航空版。卅七年一月，《新闻天地》自第卅一期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卅八年三月，由第五十九期起，再由半月刊改为周刊。同年四、五月间，与冯有真、吴绍澍、费开民等在四马路大西洋西莱社吃晚饭，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卜少夫坚决主张到最后关头随政府撤退，曰：“如果谁相信共产党的话，谁便死无葬身之地。共产党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那一套，永不适合中华民族！”

　　五月上旬野火逼近上海时，夏衍劝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仍辞去申报副总编辑职务，十五日挈眷搭乘中航班机飞往香港。十九日，黄绵龄于结束《新闻天地》沪社业务后，乘坐最后离沪之“中兴号”客轮前往基隆。廿七日，上海陷共，申报易名为“解放日报”。上海版《新闻天地》自卅五年三月至卅八年五月出版至六十九期，由报导国共内战消息迅速准确而一纸风行，销量由七千份增至十二万八千份，外加台北、北平、沈阳、重庆、兰州、济南、广州等地印行的航空版，号称发行二十万份。六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令接管新闻天地社。

免费乘机　免费印刊

　　卜少夫从上海携卅万港币赴港，气势如虹，那时这笔钱可以买下一整条横街的房产。六月十八日，《新闻天地》在香港复刊，其后在台北、北美、西欧、东京设立办事处或发行点；八月，六弟幼夫由香港前往台湾，入中华日报从事采访，四弟乃夫滞留杭州侍奉老母。卅九年夏，正当海南岛弃守之时，由港赴台，表示《新闻天地》坚定反共立场，愿与国家同患难共存亡，《新闻天地》遂由最高当局批准交国民党的《香港时报》印刷机构东南印务出版社承印，此后数十年从排字、拼版，到纸张、印刷、装订，卜少夫分文未付。

　　由于《新闻天地》的通讯员广泛分布于大陆各省大中城市，故五十年代初期，该刊的大陆政经军事报导远胜于中外的官方通讯社。然而，随着雷厉风行的镇反、肃反运动的开展，为《新闻天地》撰写航讯的笔杆子陆续被捕被杀被关，其报导与评论重点逐渐由大陆转向台湾。到《七十年代》、《争鸣》等政论刊物面世后，《新闻天地》在香港报摊极为罕见。《新闻天地》在台湾非但未能畅销，卖刊收入连办事处的经费都无法维持，所谓内销乃是每周空运几百本到台北，由驻台办事处分寄党政机构、国营事业、传播媒介以及达官贵人，从赠阅过渡到订阅，且动员公司商行刊登广告，动辄以揭露隐私迫使对方就范──自动掏钱赎稿或者为卜氏饮宴付钞。卜少夫需索的层次比一般台湾报刊高出一筹，其需索对象多数是政府高层机构，迫使他们在每年预算中留出一笔可观的“政令宣传费”。卜少夫的理由是：他办《新闻天地》在香港孤军作战，与共匪针锋相对，功在党国，党国岂可不照顾他？在反共旗号下卜少夫混了四十年，公私兼取，党政通吃，于是行政院侨委会、新闻局、国民党中央海工会、文工会尽皆源源不绝地为他输血。民五十九年因向港府疏通开辟港台航线有功而受聘为华航顾问后，享有长期免费机票服务优遇，故半个世纪往来港台数百次，自诩“我若意志不坚中途变节，对于反共事业的震撼远远超过美国与我国断交，远远超过徐蚌会战的失败，我有此自负，也有此肯定”。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国军弃守羊城，中国国民党南方工作组组长沈之岳奉令主持爆破广州海珠大桥，成功后潜返香港。当时香港政府与澳门政府都以钜额奖金通缉沈之岳，而沉却在公共电话亭中打电话给卜少夫，约卜到一家饭店喝茶，“我接到电话大吃一惊，乃约好时间地点，且以彼此左手拿报纸为见面信号……他竟然信任从未谋面的我，我没有出卖沈之岳，亦从未对人谈起这段事……我们在九龙漆咸道饭店的咖啡座谈了三十分钟。他并无任何事交办，告诉我还要逗留两天。我劝他速离开，不要用正常交通管道。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正式通过启德机场移民局检查，乘民航机回台北的。以后来往中，我从未问他为何那次要与我见面？我想，唯一的原因是向我表示有胆、有勇气，让我认识他，要我替他宣传。四十年来，我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此事”。通常香港警方不会协助中共追捕国特，然此案非同小可──是役沉之岳飞穗指挥国防部保密局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用四百箱黄色炸药炸毁了广州最壮观的海珠大桥，死伤平民五百，沉毁中外船舶百余艘，造成灾民三千，那时英国已决定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故对邻近地区钜大伤亡案的主谋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民国卅九年七月，《新闻天地》推出英文版半月刊，因营业收入不够挹注印制成本，于半年后停刊。四十年三月七日，卜少夫与成舍我、左舜生等十四人发起创刊《自由人》三日刊，旨在同“第三势力”对抗，出任该刊总经理，总编辑为成舍我。同年八月，卜少夫赴日本冶游，自辩曰：“我不敢自况是蔡松坡先生，时代冲击与拂逆，每每引起无限惆怅，寄豪情于声色，盖有其难以自遣之痛”。一日去苗剑秋家游宴，蓦地惊艳，必求一夕之欢，代价为三百美金。酗酒倒地不起，入赤坡山王医院急救，疗治两个月勉强带伤返回香港。东京之行，本欲对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作一专访，又想透过盟军总部，在南韩的中共志愿军战俘营中开辟《新闻天地》的销售市场，麦帅未见到，反留下一笔风流孽账。

　　民四十一年，独子凡生于香港。四十二年七月廿九日，蒋总统“召见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及第一组主任唐纵，闻有申斥之声，据（秦）孝仪兄言，这与日来《自由人》《新闻天地》及英文《中国日报》所载孔祥熙、宋子文被开除党籍一节有关。昨天把周宏涛叫去，也是为此，并怪他不先报告。后来陆军侍从武官文立徽兄告我，据副官言，蒋公夫妇一天没有讲话，连吃饭时都闷不作声”。九月，《新闻天地》受到当局处分，不准其结汇，一时对主力内销台湾之《新闻天地》影响甚大。

　　为了立功赎罪，民四十二年十月三日（第二九四期）至十二月十九日（第三○五期），《新闻天地》连载八万字演义体文章《第三百六十一行买卖》，作者为自始即参与“第三势力”活动之焦大耶（本名朱渊明）。文章虽对有关人士姓名第二字代以×字，但一般关心时事的人都能确认当事人全名，诸如张发奎、张国焘、许崇智、刘震寰、上官云相、张君劢、左舜生、翁照垣、陈济棠、王正廷、易君左等一百多人，且牵涉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顾问、名记者何义君与美国特使吉塞埔。作者对屈滕于美元的国府前军政大员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将他们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嘴脸描绘得神形毕肖，跃然纸上，自然得罪了不少政客。其中，身任“自由战斗中国”同盟副秘书长的立法委员、李宗仁秘书程思远以诽谤罪入禀香港法院控告《新闻天地》，“尽管《新闻天地》所载确有其事，可惜无法找出有力的举证。我政府当局甚表同情，行政院长陈辞公也接到报告，却碍于法令规定，政府没有这笔预算在财政上作实际的支持，《新闻天地》不敢打这场官司，只好赔钱了事”。

　　“为了《新闻天地》刊载《三百六十一行》这篇揭发第三势力当年在香港活动的长篇连载，其中牵涉到程思远，他控告《新闻天地》毁谤，时陈诚任行政院院长，主张《新闻天地》与程法律周旋到底，因之缠讼近两年，所有法院律师等等费用相当浩大，在一次老总统询问《新闻天地》近况时，我随便提出，老总统对《三百六十一行》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亦认为由于《新闻天地》揭发，第三势力未能在港成立而瓦解，对国家有贡献，于是当面关照秦孝仪（老总统召见时，只有秦一人在旁作记录）。秦孝仪事后即通知陈建中，陈与我联络后，由党部补助《新闻天地》……”。

　　民四十三年，任香港联合书院新闻系教授。四十五年八月，与岑才生、唐君毅、陈孝威等廿二人随香港文化新闻工商界访问团赴台，一行获蒋总统暨夫人在士林官邸设茶会招待，并由蒋经国亲自陪同乘军机飞往金门前线实地视察。四十六年一月，香港第一次举办以反共为主题之“图书与作家手稿展览会”，作为《新闻天地》代表之卜少夫被筹委会推选为理事兼义务秘书。七月，新闻天地社出版袁昶超着之《中国报业小史》，由成舍我撰序。秋，前往马尼拉，在菲律宾发行《新闻天地》航空版。

同情汉奸　引荐入台

　　一九五七年，引荐汪伪中宣部次长胡兰成去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任教，“少夫自发的为我联络，我遂有台湾之行”，胡兰成在台恣意招摇，文化界人士鸣鼓而攻，其汉奸历史被揭露无遗，遂被迫辞职黯然返回侨居地东京。

　　民四十七年，陆铿在中国大陆第二次入狱，罪名之一系昔年与卜少夫、丁中江等人创办《新闻天地》。民四十八年五月，香港新华社掌管新闻宣传战线工作的金尧如到北京出席中共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会议，在汇报中总结经验时以自己在一次社交酒会中请友人引介向卜少夫碰杯为例，认为“若不顾场合，不顾耳目，不顾他人处境，一味以单纯的任务观点执行上级指示，急躁冒进，唐突隹人，坏了好事，又害人匪浅……”。主持会议的廖承志副主任也加以肯定，他说做国民党人的统战工作不能单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必须照顾对方的政治环境和不利条件，否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是对卜少夫一人而已。在座的陈毅副总理兼中央外办主任也加了几句话，他说，统战工作的目的是争取对手又化敌为友，团结起来，共同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所以不能抱单纯的利用观点，要看大处远处，作长期规划，后会有期嘛！总有一天如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嘛！陈、廖二位对卜少夫先生亦表示闻名已久，甚为重视。廖公说，卜少夫是个大记者、名报人，抗战期间活跃于战场上。他的《新闻天地》还在办吗？对他既要重视，也要保护”。事实证明，陈毅、廖承志对香港新华社所作的指示，以长期规划统战利诱卜少夫，是收到了全功的，在共产党眼中，贪财好色、嗜酒如命之徒，迟早都会落入他们的彀中。事实确是这样，在港台新闻文化界中，纵情声色恣意淫乐者，无出卜少夫之右。卜少夫的小学同学胡汉君对他的评价是“朝秦幕楚，水性杨花，（情妇）不是以十计，而应是以百计”。他的结发妻子揭露他六十年代“竟向一个卖笑之酒妓动起真情来……留台七八个月返港，容色黑瘦憔悴，一日梦呓曰‘darling，你在台北可想我？’……后更在其办公室中发现彼姬来信一束，说明少夫去信并赠送金钱衣物手表种种，少夫无言可以自辩，惟频呼痛苦不已……向一卖笑妇人输其真爱，我欲哭无泪……一向拈花惹草我素不禁阻，惟独欲重新青春一番去谈情说爱，何况是人尽可沽之酒妓，此非风流，毋乃下流”。“对欢场捞女，他特多同情，不论她是因何堕混，或是她贪图享乐自甘下贱者，皆视同姐妹”。同时又将台北皇后酒家的红酒女貂蝉认作红颜知己。“对欢场女儿往往表现得一派痴情，摆出一副认真神态，他所喜欢或有过特殊关系的，就不喜欢朋友去碰她。当年他在台北有一个酒家的红颜知己海燕，颇有情深一往之慨，我作了一副嵌字格对联赠他：‘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俩人名都嵌入，卜少夫见后不以为忤，反而击节赞赏”。更有甚者，上门去找台北名妓、老鸨何秀子，“不仅与别人畅谈何秀子，还艺高胆大的来写何秀子，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用何秀子做《新闻天地》的封面”。说起他的喝酒打牌，更是末流的酒品牌品，严灵峰说：“大家想要了解他，最好同他喝酒或是搓几圈卫生麻将。他如果同你拼酒，一定先要你干杯；打起麻将来，他的牌品和技术都不太高明”。徐渠成为文曰：“卜少夫打牌，赢了肚子痛，输了要打到天亮。”

　　如此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自有报应：民四十八年九月十三日，《自由人》三日刊停刊。同年与张国兴、李秋生、徐吁、马义等人作印度之游。五十年八月，代表香港文化新闻界出席阳明山第二次会谈。五十二年一月，友人贾亦棣因丁中江案牵连，被港府羁押于港岛摩星岭道政治犯集中营，卜少夫在台北《联合报》撰写香港航讯〈军火间谍案的牵连与控诉〉，贾亦棣获释返台后，应卜之约，在《新闻天地》第八○六期发表〈中共特务和我同囚在香港集中营里〉一文。民五十三年访问炮火下之越南西贡。五十四年六月，为了筹措《新闻天地》经费，创办《旅行杂志》，任社长兼主编，因而常获多家航空公司赠与免费机票至世界各地观光旅行，“甚至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外面过”。同年秋，任香港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发奎）。

冒名顶替　居然获奖

　　五十五年秋，向《联合报》总编辑刘昌平自荐出任《联合报》香港特派员，“我请他推介一位香港特派员，他说我自己来替你们作吧，我可能是面有犹豫表情，他又说：讲私人关系，我们是师生；但讲工作，你是总编辑，我是特派员，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必介意”。这同十四年后运动侨选立委席位一样，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藉以弥补吃喝玩乐的钜额支出，自己有家刊物不去全力搞好，反而为别人打整份工，这正如他的旧上司陶百川所说“舍己之田，耘人之田”。

　　民五十六年，香港左派掀起文革式暴动，高叫“收回港澳，解放台湾”，到处放置炸弹，宣称要炸死白皮猪（英警），吓死黄皮狗（华警），弄得香港人心惶惶，有办法的人千方百计移民欧美，股市下跌，美元跳升，生产萎缩，市面萧条。“对台湾来说，香港万一被中共攫去，立即威胁台湾。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台北《联合报》当然需要这类新闻，那时《联合报》的采访主任是采访政治新闻的于衡，他与卜少夫、欧阳醇私交不错，常为《新闻天地》写台北政坛的内幕新闻，赚了《新闻天地》不少稿费。基于这点香火缘，于衡便把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中央通讯社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加以改写，一律冠上“本报驻香港特派员卜少夫”之名。事实上，卜少夫与《联合报》驻港记者王会功从来没有撰写过香港暴动的消息。那时候我负责与卜、王两人联络，他们不但不知道新闻，连已经在报上刊出的旧闻也不清楚，最后无计可施，我只好与香港《工商日报》的突发新闻记者梅元钦联络，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当日发生的重大事件新闻，这些新闻依例也一律冠上卜少夫之名。从版面上看去，似乎卜少夫出生入死在香港采访暴动新闻。其实，真正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新闻的是《工商日报》梅元钦，他曾经在若干采访场合被左派暴徒袭击，被左报记者围剿。他与其他香港非左报记者一样，每天早上出去，不知道晚上能否回来，因为左派暴徒都把他们视为“国民党喉舌”与“港英走狗”。那时候卜少夫仍然经常出入舞榭歌台，照常打麻将与吃喝饮宴。有一天晚上，香港因暴徒放火砸抢，并爬上港督府贴‘造反有理’标语，使香港市面入黑之后陷入死寂萧条中。而那天晚上，卜少夫则与《快报》社长邝荫泉等人在酒楼豪饮后雇不到回家的计程车，差一点露宿街头。但是，那天晚上的香港新闻在台北《联合报》第三版出现时，仍然是‘本报驻香港特派员卜少夫’专电。

　　“于衡为了表示他处理新闻得当，同时也为了讨好卜少夫，居然在香港暴动结束后，替卜少夫申报‘嘉新水泥公司’设立的嘉新新闻奖。于衡甚至特地打电话给主持新闻奖的人，请他们重视《联合报》的表现。果然，那一届新闻奖颁给了卜少夫，并请卜少夫到台北领奖状及奖金。

　　“卜少夫得奖的消息在港台两地传出后，一片哗然。知道内情的人向嘉新公司反映，认为《联合报》于衡不但欺骗读者，也欺骗了嘉新新闻奖的评审人员；香港方面更是吵翻了天，几家报社的记者公开发表声明，指证卜少夫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一个暴动现场采访。快报社长邝荫泉并指证，香港最危急之夜，卜少夫正在酒楼打麻将饮宴，差一点回不了家。

　　“卜少夫自知此奖不好领，因此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捐出奖金给新闻系学生当作奖学金。也就因为此事，《联合报》以后再没有报领嘉新新闻奖，而卜少夫再也不提他此一‘光荣事绩’。当然《联合报》上层的人对卜少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隔多年我去香港，香港新闻界还对此事有十分激动的反应，尤其是在暴乱中多次冒生命危险采访的《工商日报》记者梅元钦最为强烈，他甚至因此憎厌《联合报》，并祸延我这个在《联合报》工作的老朋友，与我从此断绝往来”。

应世本钱　不知所云

　　“一九六七年港共在香港暴动，港府颁布戒严令，一时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老总统关心留在香港的一些反共人士安全，特邀请了钱穆、左舜生、胡家健和我回台北，并在阳明山官邸以茶会款待我们，一方面征询我们的意见，一方面也安慰我们。茶会前后，建中兄对我说，香港局势不会扩大恶化，他认为中共不会让香港成为一个死城死市的”。所以，卜少夫在《新闻天地》的“每周评论”栏连续发表〈左派造反的惨败〉〈香港左派败得惨！〉〈毛共坐视港共就死〉〈港共将与江青偕亡〉〈港共梦幻的破灭〉〈看港共的垂死挣扎〉等义正辞严社评，还以本名在《新闻天地》发表〈毛共暴乱中的呈现〉（第一○○七期）、〈奉劝费开民兄〉（第一○○八期），〈大公报〉社长费开民当时任港九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委员，俨然暴乱的指挥官）、〈扫荡匪巢擒匪首〉（第一○一四期）等文，又在第一○二四期发表〈香港暴乱前后〉，揭露毛共幕后支持港共之阴谋与狰狞面目。卜少夫的善于做戏，表现于他在《新闻天地》第一○一○期撰写的《我接到两封恐吓信──警告偷偷摸摸寄发无头信的毛共鼠辈们》一文中：“我卜少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反共，我要打倒毛泽东，我要打倒共产党！”在民国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一三期《新闻天地》上，他则转过身来向总统蒋公表忠心曰：“公开在战斗、赤膊上阵的忠贞人士、本乎良知良能、爱国情操，克尽神圣天职，也不介意政府作什么安排或什么奖励。爱国反共是自动自发的，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本份，如存有交换条件、存有期待保障，那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反共”，进而呼吁“台湾的精神、物质以至军力支援，共同保卫香港，此其时矣！”直至十三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六七年在香港发动大暴乱，到处是炸弹，一时风声鹤唳，谣言四布：民兵要来了，解放军要来了……于右任老先生来信劝我先回台湾避避锋头，我回信只有十个字：出门二十步，便是一大海。因为那时我住在铜锣湾海滨高士打道，隔一条马路对面的现在海底隧道以及新填地那块大土地，都是维多利亚海峡的一片海水”。

　　对于卜少夫的作秀，不畏权势的刚直人士从未被蒙蔽过。曾跟随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亲涉缅甸丛林十四个月，直至菠萝遍地的香港左派大暴动一直出生入死实地报导的元老记者曾恩波，就对卜少夫从来不假以颜色──自民国五十五年至七十七年，在曾氏出任港九教育新闻文化影剧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委会主任的廿二年期间，都坚拒把卜少夫安插到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庆祝双十国庆酒会以及新年春茗、九?一记者节宴会的主席台上。

　　民六十年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斯时联合国已通过决议排斥中华民国，按纳中共为会员国。卜少夫在友人所设晚餐上边喝边谈，醉后情绪激动，大骂联合国的姑息气氛和尼克森的忘恩负义。在《新闻天地》上也作了类似表态。民六十四年三月十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以荣誉奖状颁赠予资深党员、《新闻天地》社社长卜少夫。四月五日，蒋公病逝台北，卜与余鉴明等十余人回台北参加丧礼。同年六月廿三日，申报的老上司潘公展在美国逝世，卜少夫发表〈为潘公展先生憾〉一文，提及“民卅八年三月上海已人心惶惶，汤恩伯在布置大上海保卫战了，潘为公子在九江路都城饭店举行婚礼，饭店里的花篮已无法容纳，摆满了附近两条街人行道，车水马龙冠盖云集，那个排场可说为沦陷八年胜利三年大上海一件盛事，足以笑傲王侯。这种踵事浮华不顾时局多艰的举措，颇为不智。他远在上海陷共前一个月──四月初就悄然离沪走避香港，他之早走，影响了一部份人心，也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我是五月十五日从龙华乘机飞广州），他当时在上海的地位与所负的责任，应该留到最后，他也不愁不能撤退。对这两件事，总统多少有些不悦，因此廿多年来，有各种各样机会，也从未想到有这位同志……直到他一瞑不视，却从未有机会踏上我们反共复国的圣地──台湾的土地”。对此，幼夫的军校同学陈贤文直指是“诽议”。此时《新闻天地》几乎在港九报摊绝迹，其发行最主要是寄赠台北党政机构、国营企业以及海内外的旧雨新知，经费来源端赖每年三次分别在香港、台北举办的寿宴和报庆的募捐。《新闻天地》的十一位创办人之一、参加过两次缅甸战役的老记者乐恕人，一九七八年坦言“在经营上，新天本身是一个烂摊子，没有成为企业形式，一切由卜少夫决定，一切也没准；多少钱进来，多少钱出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另外说到内容，读者对近十几年来的评价是很低的，一般批评是不充实、不精采，好象每一期拿过来，信手翻翻，无啥意思就扔开了”。另一位创办人陆铿，被中共特赦释放后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卅日出境到了九龙，在旅馆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找一本《新闻天地》，“打开一看，只皱眉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少象样子的文章，有些‘文章’简直不知所云，甚至无法自圆其说，天哪！何至于如此？……少夫坦承这些年来确实没有办好，精力也没有集中，有时连稿子都没有过目”。连心慈面软的老立委、名作家陈纪滢都拋出金玉良言：“盼望少夫于游乐之余，多把精神放在您那应世‘本钱’的刊物上……近若干年来，不但内容无所改进，即文字上也不可读，这完全是缺少经营之故”。民六十五年三月十日在新天撰文《海外两重人格的人》，指责“五类心智畸型的人”是投机无耻的“文娼”，说“最无耻是这类人，过去反共，后来恐共，现在又媚共，而媚共又不敢挺身而出彰明昭著，却躲躲藏藏，扭扭捏捏，丑态真令人作呕。主张双方和谈，有意无意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