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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人物 周祥 自传
《周祥自传》连载之三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到组训组办公，黄组长常跑各学校，或到单位走动，很少坐办公室。组员陈若渊，也有很多外务。在办公室整日办公的只有我一人。江西支团那时还是筹备处，组训法令全缺。我草拟各种组训法令规章，到年底已成寸厚小册了，精印装订成活页本。黄组长每日下班前一定来办公室签字，随手带来牛肉干，分配我一些。 民国二十九年元旦我被升为组员，和陈若渊一样，另来了一位由妇干班毕业成绩优异的女同志曹金英。她是一位胖女青年，口齿伶俐。她来了以后，办公室显得热闹些。我们三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名叫琼若轩。琼是金英的原名，若是若渊，轩是我的别名瑞轩。虽未义结金兰，实际名异义同。我们相约读书写心得并日记，又互勉每周写篇短文；开始实行认真，渐渐因工作出勤出差，最后金英工作调动，读书会逐渐散失。 记得我到职才二月，即着手筹办招考干部工作。我经办一切考务，考生大致分二大来源。书记胡轨是战干三团政治部主任，受蒋主任之托，挑选一批干部，蒋主任亲自谈话。另一面是招考，其来源是助理书记彭朝钰引来的吉安帮，其次是组训组长引来的临川帮，其三是干事刘已达从泰和推荐来的三女二男共五人。所有参加考试的都经过我办手续报名，笔试二场后放榜。这五人中有一名程伟，经叙谈是南师二期同学，其他四名住小旅馆，程则寄我宿舍。因我一人房间是间小教室改的，加张床位有余，横竖我是独身。刘干事荐的人一个也未取。总务组组员马咏沧写榜，我发现戴琦和她的女友罗贤贞、汤晓云、我的同学程伟均名落孙山。我告诉黄组长谟熙，刘干事推荐的人全墨。由于说客临川桂昌宗在临川见过戴琦，已向黄组长一再推保，黄颇有印象。经我面告榜上无名，黄可能是和好好先生，向书记陈宗滢请示后，即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我。我送给马咏沧，加在榜的末了。她们于是变成革命女干部了。 青干班训期为三个月十二月开始，次年三月结业，再实习三个月，即为团的正式干部。在三个月训练期中，每周小组会讲课，我被指定为小组指导员之一。 支部每周举办周会，这是我的专责之一，多半是蒋主任亲来主持，因为工作关系，主任对我印象不坏。当时在专员公署工作三个科员级的游鲲、王志刚、韦安仁和支部的我，称为青年四杰。民国二十九年蒋主任也是行政专员，经常下乡巡视，常带韦安仁和我为随从人员，韦副官业务为主，我则工作任务为重。下乡都是赤足草鞋，一日走百华里以上，随地在摊贩或小餐馆进食。今日的蒋总统、当年的蒋专员，是非常的平民化，到赣南各县各地巡视，决不打扰地方政府。 有一次，蒋专员带韦安仁。到信丰县乡下巡视，当晚宿在区公所，晚饭后，在他临时休息处举行了会议，大概九十点之间，他要我们早点休息，以便明早起赶路或工作。当夜月明如皎，我在草地上和保安大队长商量，明日一早动身步行去游山，此山可通湖南、广东、福建三省，是共党游击活动之地。我为蒋专员明日登山的安全而顾虑。我和吴大队长站在坪中央，正是皓月当空，蒋专员从宿舍走出来，询问我们为何还不就寝。吴失言为明日警卫问题。蒋专员说不要派任何警卫。我即暗示吴不要多言，并说随即就寝。当时我密嘱吴大队长派三排人成为三梯队，第一梯队以蒋专员的视线为距离，二、三梯保持适当距离。黄昏蒋专员抵油山脚，饮泉水并休息。第一梯队不知蒋专员在山脚休息，继续前进，被他发现，不仅未见责斥，反将落伍兵士枪枝，亲自代背。山顶上有一庙宇，正在修理，工人吃剩残食，蒋专员饥饿，随便就食。未几枪声大作，三排人应敌，此地区是共匪首领曾山的窝点，二三小时的对峙，互有伤亡。天未明，蒋专员即从后山下山返回赣州。假如那次不是我小心要吴大队长派人，其后果真难以想象。此事只有韦安仁和我最清楚，现韦已作古。军闻社长漆高儒，若干年前曾就油山遇险写了一篇文字，说明蒋总统经国冒险犯难倒是真的，但是其中经过没有核实。因那时漆在赣州，只知有伤患运至赣州，遇险详情，既未亲身经历，只是以耳代目，不仅语焉不详，且有不实之处。 匪首曾山曾在信丰靠山区。我随蒋专员清乡，当发现一匪干，围追其后，被其逃脱。后匪伪政权成立，曾山曾一度任江西省长。倘那次被吾人捉住，曾山的个人历史将是两样。从信丰回赣州，是一个月亮皎皎的夜晚。戴琦从外县调来伤兵之友社来工作，已经有一些时日，彼此常来往，已谈及婚嫁。因徐玉兰和程京震结婚，订在九月十五日，我们决定九月一日结婚。我们依照蒋主任的号召，战时节约，以荣会形式婚礼。我以最新式请帖用短文表示我们的共同志趣，为参与革命抗战建国运动而献身奋斗。证婚是蒋主任挂名，正遇出巡，由主任秘书周灵筠代表并盖蒋主任印章。我们是利用星期日，星期一照样上班，在战时我们没有婚假，我们真正是为国家而牺牲。算来这时到支团服务刚刚一年。 快到新年的时候，一日蒋主任在专员公署办公室约见我，要我去吉安当分团主任。我说我来支团工作，仅仅一年，我想在主任身边工作再长些时候，再到外县工作。他说，你不愿意去，那我去好了。我知道他不高兴，我随即说主任言重了，我惟有遵命。他转喜，而命我准备，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到吉安到差。支团部助理书记彭朝钰，组长江海东，招待所负责人蔡希曾，吉安主任杨虞贤，一概免职去重庆。中央派来工作人员只有组训组长黄谟熙留职。 我于元旦日携了新婚妻戴琦及一男勤务兵方直东去吉安到职。前任主任杨虞贤，是我同班同学，以后他参加了康泽将军在星子办的特训班。我也曾参加，因家庭反对半途而废。这次康将军派了五位学生：彭朝钰、江海东、杨虞贤、蔡希曾、程京曾到江西支团工作，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一夜之间被蒋主任全部解职。我到达吉安分团部时，杨已离部多日，各股长都是新派的，从干训班毕业，虽然新旧主任不衔接，工作仍在进行中。 我接事之后，将附设的中正小学加以充实，学生已达千人，规模相当大。又成立国术班，防空服务队，有一位年已七十的国医名邬传凤，其身手矫健若四十的人，除教国术外，并领导防空服务队。他是跌打损伤中医师，空袭伤患全由他义诊治疗。另又成立新生活运动服务检查队，实行战时生活节约运动，雷厉风行。吉安青年会蔡智传以前曾与蒋专员有过接触，他对我的工作有所肯定，我并不知道，只有各机关为战时各种工作开会时，我觉得蔡先生对我的工作有好感。 年终时在泰和召集全省各分团主任开检讨会时，蒋主任亲口讲评。他说吉安有小上海之称，吉安分团是那里黑暗社会中的一盏明灯。我顿时觉得受宠若惊。 吉安分团部设在原吉安师范学校原址的最后栋，中间住了些民家。他们如何住进来，我也不大清楚。因为这是我未当主任以前的事，。我的卧房前段房子，住了二位瘦高男子及眷属。那位年长的常常穿著旧玛古呢军装，人也很帅。他的儿子曾任过我的录事，因他的钢板字写得不错。有一晚，我卧房失窃，叫了警察来看。他说我的勤务兵方直东有很大嫌疑，将他带去，从此未回来，可是窃案未破案，想方直东是枉死了。后来我入夜特别留意小偷，有二次我在黑暗中发觉人影，追赶时总是向后墙沟地隐逸。我再三考察推理，就是那穿玛古呢父子嫌疑最大。我因赴重庆受训，回部时，内人戴琦又去重庆受训。我随后又交卸调赣州支部任组长，所以未能贯彻追究。 可是方直东的枉死，是那时大陆特务人员的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行为。我觉得，我虽未杀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事经四十五年，我感心内不安。 王升专员（公署视察），史朝瀛（总务组员），倪豪（分团主任），李德廉（分团主任），王蕴（支团组员），以及我（分团主任），六人赴重庆中央团部青干班三期受训，为期三月，地点为重庆复兴关后马家寺，四围高地，中间低地，宿舍课室，操场都在低地，出校必须爬很多坡阶，一如复兴关。 全班受训人员约一百五十人，男三分之二，女三分之一，都是全国各支团调来的，也都是带职受训。在这三个月中，我是尽全力吸收训练的精华，所有的活动，尽量参加，实习分团工作职位，须参加竞选。我参加的结果，得高票当选，数十位女同学全体投我的票，把四川大学毕业的在四川支团工作的彭家瑞同学刺激得有点嫉妒。演讲，辩论比赛，我都侥幸获得第一名。 结训时，我们江西六位受训的同学特赴南温泉一旅舍休息，并办了义结金兰手续，成为异姓兄弟。 青干班的全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是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蒋中正兼任，副主任是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兼，康负实际责任。结训时，康召见我个别谈话。他说，江西支团有少数干部不识大体，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蒋主任和康处长都是当今的青年导师，为干部的不能造成你们之间的误会；青年团要从干部着手形成整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对内外的敌人战斗，获取胜利。康同意我的意见，并征询我的意见，调我去昆明西南联大分团工作，并限立即动身。我说我返江西吉安办了交接即来重庆转昆明到职。返回吉安后，终以小家庭拆散，两地分离为苦，乃放弃去昆明带职求学机会。 未几，妻戴琦奉中央令调训，我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奉调支部第三组组长，史朝瀛第一组长，李德廉第二组组长，王升助理书记。我们三期同学负责整个支团工作。 筹办虎岗夏会营，调高中毕业生千名集训，蒋主任兼营主任，蒋纬国任大队长，王升大队指导员，李德廉训导组长，我是教务组长，所有中正大学，厦门大学的名教授都网罗来了。课外活动，成立了电话修理、汽车修理、电器修理、机械修理等各种小组教学，由学员自由报名参加，其他体育运动，田径、游泳、篮球、排球、乒乓球一律齐全，各位学生吃得好，玩得够，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结业的一天晚上从虎岗到赣县城，举行了一个不夜之天的活动，所有筹备工作均由我计划推动，在赣县城内举行了一个活动叫做“万人舞蹈”，总指挥蒋纬国，通宵达旦。从此江西流行数句谚语：商人的吉安，官僚的泰和，青年的赣州。 江西支团原是筹备处，奉中央令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干事成立正式支团的干事会。一日黄昏时，蒋主任临时召集王升、李德廉、许素玉和我到主任公馆座谈，由蒋夫人亲做俄点享客。我们请示干事候选人如何产生，他说我们都可做候选人，当时我们都很惊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得真实。我任代表大会宣传组长，大会宣言是我写的，记得蒋主任只改了一个字。大会向中央提出一个大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李德廉负责政治、军事，我负责经济、社会。 全省代表大会除了选举干事外，还选取了出席中央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代表为王升、许素玉、李德廉、周祥。学生代表胡美璜，他是胡家凤之子。工人代表是大钨矿工人王进富，只有十八岁，什么也不懂。我们到了重庆向大会报到，江西代表孤独地住在一栋学生宿舍。各省代表都很活跃，只有我们江西代表由蒋主任领我们跑步，到党国元老吴稚辉住宅晋候，到蒋委员长侍从室参观二次，所以有侍卫人员结识。以后，被委座派来赣州侍卫蒋主任时，我们已成故知了。 后来我们听到一点内幕消息，中央组织处长康泽，和书记长张治中意见不一，又和我们的蒋主任也不投缘，所以大会一切消息，江西代表是被封杀的。因为我们的票是被弃置的，蒋主任对我们也没有指示，所以一支毛笔圈选，我们只是随意圈了几人而已。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是在一念匆促之间，战后合并也是在匆促一念之间。党团之不和，间接助长了敌人的胜利。事后痛定思痛，胜利冲晕了头脑，是其中一大原因。 由重庆返东南，回到了赣州，蒋主任命我当第三组组长，主管宣传业务。属下有一主任组员，组员三，助理三，服务员若干。有一服务员马浜，后在香港成为名作家，专写历史小说，笔名南宫博，现已作古有年。又有一服务员是一画家，马歇尔来中国为战后国共调解人，九上庐山见蒋委员长，那名服务员为马歇尔画了一张人象，马歇尔甚为高兴。 三十二年江西支团部迁到泰和，和省政府相配合，这时蒋干事长经国辞职，由詹纯铿继任。我仍任第三组长，我建筑青年活动中心、电影队、平剧队等。青年报仍在赣州发行，不过名义上受我督导，实际上等于独立王国。我直接办了江西青年月刊，计百余页；江西青年通信社，发行甲乙两种稿，业务颇发达。每周还要为江西民国日报写一篇专论。年轻的时代，不知道疲劳，也不怕忙，经常不休不眠。抗战已进入后期，蒋委员长在重庆号召青年从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筹备江西青年从军促进会，我任总干事。我第一个签名从军，妻戴琦时任女青年班主任组员，在青年馆召开群众大会时，呼吁青年从军。她左手戴了一颗纯金戒指，因顾虑我从军危险，右手随意将左手金戒指，取下又戴上，结果金戒指丢了也不知道。可见她因为从军心理有些紧张，后来想起，实属一个笑话。 几日签名者数千人。三十三年四月，赣东上饶莲荷，黄维将军办军训班，刘溪清奉青年军政治主任命办政工干训班，刘是主任，詹纯铿是副主任，我任辅导员。三个月第一期毕业，在江西黎川成立青年军二０八师，师长黄珍吾，黄埔一期，政治部主任詹纯铿，我被发表第一科之长。江西支团干部大都分发二０八师政治部。詹纯铿在莲荷协筹干训第二期工作，我率部分毕业学员到黎川筹备成立政治部，一切大致就绪二个月后，詹才就任主任。全师共约一万二千人，均为大专中学生，闽赣各半。 师的直属部队共计三千余人，初到秩序有点纷乱。每日黄昏时，由黄师长珍吾主持会报，第一团长王大钧，第二团长王永树，第三团长陆澄清即直属营长，政治部由本人代表。政治部管军风纪，在会报前我照例到直属各营连巡视一遍，看见任何部队士兵违纪情形，用小本当场记录时地人事。当主席要我发言，我不顾虑各部队长情面。各部队长初不以为意。每次师长要我报告，我照例将时地人事逐件报告。师长黄珍吾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军威严，每次会报根据我的报告作讲演，各部队长渐渐感到头大了。各团部队，我也抽时常去视察，三个月下来，各部队对我的视察，特别注意。 直属部队每周一晨八时，在师部前大广场集合，首由师长黄珍吾训话，次由本人作一周时事报告。对日抗战后期，物资缺乏，数千人大集合，讲话没有麦克风。黄师长声音洪亮，我报告也要提高嗓门，在土高台上，尽力大声叫喊，讲完下来，汗将所穿上衣湿透。每周时事报告，我都作了充分准备，报告以后，从师长到士兵，反应相当良好，因此，我对国际国内时事脉络，相当熟悉了解。 黎川县费县长，是保定军校前辈，和江西省主席曹浩森是同学。师长黄珍吾以黄埔一期自恃，费县长以保定出身不买帐，两人在师部互相拍桌吵架，僵持不下，詹主任纯铿作和事佬劝散。詹主任，黄师长分别约我谈话，要我即刻准备赴江西省政府晋见省府主席曹浩森，三日撤换黎川县长。黄师长并要我接任黎川县长。我当时向黄师长表示，我向曹主席建议换费县长，但我不便荐自己接任。次晨师部派来美国最新军用小吉普车，由黎川出发，下午三时许即抵达临时省府所在地宁都，浩公亲自接待我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我很婉转地将黄师长与费县冲突经过，作了详细的报告，就退出他的临时办公室。记得那时我穿草绿军服，脚上穿了一双长统马靴，精神饱满。浩公是保定出身，是北伐以来有名的儒将。那时他没有儿女在身边，见我是一位二十余岁的同乡晚辈，加上曹周两家世谊，视同子侄。他在门前目送我离去，走了很远回首，他仍在门首遥望，这种长者的亲情，令我毕生难忘。当日深夜返回了黎川，向詹主任黄师长复了使命。逾三日，黎川新县长是陈铿阳，由湖口县调来。他是一位任了十余年的老县长。湖口都昌两县接邻，读书人彼此都熟。我在军中任政治部第一科长，主管民运，和县长接触机会正多，一见如故。陈县长要我把他家视如己家，公余随时在他家用餐，加上内人戴琦是黎川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书记，和县政府工作，关系密切，分团主任魏运约，又是我过去下属好友，所以我做军中民运工作，可称得心应手。 二０八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大部份是三民主义青团江西支团部工作人员调来的，主要工作人员如科长、督导员、连指导员，都是经东南政工班受训毕业的。工作人员工作精神旺盛，意志集中，求好心切，故青年军十个师政工考绩，二０八师政工绩效，居然名列前矛。民国三十四年初秋，日本无条件投降未几，二０八师奉命移福建。我奉命留守，因南昌光复，留守处移南昌。未久，曹主席发表我任南丰县长。南丰位于宁都南城之间，是曾子固的家乡，文物茂盛，农业富饶，尤其南丰橘，世界有名。 八年抗战刚胜利未久到任，民生雕蔽，百事待理。抗战刚结束，中共叛乱又起，征兵征粮，仍难停止。国家整编军队，驻南昌近郊八十八军叛变，经临川、黎川、南丰、广昌而去广东。我习军事，这回算是用上了。足足两夜三天在办公桌边，未曾上床。桌上排着军用地图，左手执着电话筒与省军事指挥部通话，右手执着电话筒向保警队指挥作战，缴下轻机枪、驳壳枪、步枪、手枪不少。叛军本想进南丰县城向商家抢劫，因戒备森严，绕道沿山区到广昌。所有叛军武器，是在南丰山区所截获，得省方予以嘉奖。 征粮、购粮是当时要政之一。我到任后照例兼粮食处长，副处长张某是省粮食局派的，我未更换，继续留用。张某个子魁伟，五十余岁，貌似忠厚。我那时未及三十，一般传言是“小孩子县长”。接任约月余，一日县议会议长及议员多人在我办公室公洽，张副处长亲捧一大堆田粮移交清册，趁多位客人在坐，匆忙中要我签章会报。他一照面表示公文紧急，我即警觉他有居心。我接过一大堆清册和公文向手边桌上一放，口说缓些再说。退出未久，客人仍未走，他又来催促。我板起脸也说，要你急什么，经喝退了，他不敢再来。当晚我仔细检查各乡存粮清册。次日星期日，我带卫士亲自下乡查仓，发现存粮颗粒无存，当即将管粮人员一概送县拘押，共拘押一百余人，限期数万石粮归仓，否则决不放人。张副处长吓得面无人色。未几，所有的粮一律归了仓，重检无误后始放人。从此老油条的干部不敢欺瞒小孩县长了。 一日，县绅刘默远来看我。他指手划脚，半命令口吻，要我派他的胞弟为南丰县城琴台镇粮库主任。未得我同意就走了。听说他是骑在历届县长的头上。我前任的汪县长，对刘的话，是百依百顺的。我是向来没有这些习惯，何况青年团的干部跟着蒋主任经国天天喊着革命。刘绅士这一招，正是革命的对象。刘默远曾在军阀时期任过江西省财政厅长。他的子女多受高等教育，他的女婿是英国留学生。他的家财很大，田地很多，果园甚大。听说抗战八年期间，他的田庄果园所用的工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年轻人。他不仅不给工资，连伙食都是工人自带。照蒋专员经国在赣南治理的标准，有杀头的资格。我当然没有那个胆量去依法杀他。可是县议会刘议长向我检举刘默远有一汉奸嫌疑案搁在县府未办。经查果然查出，由经办承审员研究后，呈省保安司令部请示，复示拘提送省法办。深夜纠集警察局长详研以后，严密部署，清晨将刘氏拘捕，押在警局拘留所。午间，省地政局长刘已达到，由车站迎来县府，经过庭院时，默远向局长鸣冤求释。刘局长疾走而过，未予理会。次日以车押送省府。他的背景是省府民政厅长李中衮，越三日即由李厅长保出。李是江西ＣＣ的首席人，对江西三青团的人，他也无可如何。只有放放谣言，指责骂骂而已。自从头号土劣被驱逐以后，政府威信大增，政令风行草偃。过去大街向午常见一仆在前引路，一仆手撑高大商用大凉伞在后，中间一老人慢慢走方步，招摇过市的奇景不见了。 县政工作，千头万绪，民、财、教、田粮、田赋、检察、税务、役政。中央、省委办、地方自治，责集一身，权力有限。我乃采取最新办事方式，每任委办或自办，一事一案一卷，凡一事开始，立案一卷，工作完毕，一卷即清理结束。故民国三十六年春天卸任，两个月所有田粮税务，一律结清会报，开民国以来，江西八十三县县政新纪录。记得民国三十三年我在黎川青年军工作时，江西支团的同事杨玉宏，在黎川与南丰之间的南城县任县长。当我由黎川赴南昌时经过南城，他带一秘书在办移交；等我由南昌去南丰赴任，再经南城时，他一人在办移交；等我由南丰卸任，两个月移交清楚以后，三经南城时，他还在办移交。他做一年县长，办了三年的移交。我从三十四到三十六的三个年头的移交，仅仅两个月，即清结前后任会报了。所以行政三联制，分层分级负责，一事一案一卷的方法办事，确实有良好的效果。可是当我移交会报以后，四经南城时，他一人还在那里办移交，我计算他做县长一年，办移交已三年矣。 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决定合并，江西支团的干事，变成江西省党部的执行委员。江西支团部的业务，由省执委会下新设青年运动委员会接管。我任执行委员兼青运会主任委员。那时南昌大专学校学生响应上海北平闹学潮（所谓反饥饿运动），青运工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南昌的学运，算是在平安中渡过。稍后因公到南京，特别到政治大学访问，学潮的遗迹仍在：如对蒋夫人、蒋经国先生的侮辱标语文字，很多仍残留。足见中共地下工作，做得非常凶猛毒狠，具有麻醉青年的独到工夫。中国共产党走过五十年时程，昔日那种对青年的魔力，现在完全消失，共产祖国苏联，也给时代巨轮辗得粉碎。共产党带来人类极大的灾害，促使全人类觉醒。中共忙着改头换面，借着中国文化蔽羞，尚且苟延残喘地撑着，但是迟早要被传统文化与时代巨轮所淘汰。 民国三十八年新年，蒋总统宣布下野，全国人心浮动。徐埠会战失败以后，共军力图渡江。三四月，白崇禧部队纷纷经南昌后撤。我本供职省府新闻处副处长之职，对前方战事消息灵通。我与同事李德廉商量后，拟将江西省各大专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游击总队。因我是青运会主任委员，由我兼总队长，准备动用保安团队的装备。提经省执行委员会讨论，方主席兼省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对动用保安团队装备，不敢负责。组总队不成，省府南移离开南昌，我也包车携眷赴福州。王升家眷一妻二子与我同车抵福州。因事先与省银行总经理吴仕汉洽妥，妻戴琦本在省行工作，急调福州分行。分行在福州苍前山设有招待所，同车朋友徐贵庠一家，向玉梅女士等，均随同住招待所。陈元同学家住福州，大概陈元设法，王升眷属、徐贵庠一家与向玉梅先后搭便船赴台湾。我因妻戴琦在分行工作，未急赴台。至六月福州局势紧急，地方由萨镇冰出任维持会，街上要冲，均装大木栅门，人心惶惶。蒋总统侍卫张毓中从台湾来了福州，他的太太在分行和琦相识，一见如故。张毓中在凤山轮代购到三张大人一张小孩的票，时大雨滂沱连日，几经艰苦，才登上了凤山轮；无卧处，又费了二十元袁大头银元，水手让了卧铺位给我。遇台风，船颠簸得历害。我晕船，呕吐不停，如得大病。好不容易挨到基隆外海停船，头晕乃止。晨，登船顶呼吸新鲜空气，忽有一官长走过来，向我立正敬礼。原来他是宪兵团长，数年前是宪兵连长，驻赣州。一次，蒋专员将支团部人员与军警编成临检小组，我是小组长之一，刚好宪兵连长是配在我的小组。多年不见，他任宪兵团长驻上海。他由上海撤退到台湾，我正没有台湾入境证。他知道后，立即送来制服和名牌，我临时做了他的上尉书记官；一会儿登了岸，退还制服和名牌。次日赴台北，从此未再与宪兵团长会过面，至今我怀念不已。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