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讲演录之二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丧失的第四个表现：

民 族 意 志 的 沉 沦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三）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当代的中华儿女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识，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民族自尊，已经丧尽了自身的民族自信，那末，我们就自然就会丧失由这一切所形成的民族意志。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自身的民族意志吗？

　　答曰：当然。因为，倘使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不存在民族意志，那我今天要说的，岂不是成了“空穴来风”？

　　那末，什么是民族意志？

　　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所凝聚而成的，自我保护心志和自我进取心志。

　　为什么要说“心志”？因为，有心才能有意；有志方能有绩。有意、有志，方能有志者事竟成。孔子说“诗言志”。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学诗，可以帮助我们生发觉悟，可以帮助我们合乎人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社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而这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做一个可以“代民立言”的有志之人。这样说，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学诗、写诗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了！中国的“诗文化”为什么又是那样地丰富和瑰丽了！中华民族民族意志的形成，该是有着怎样久远的历史和怎样深隧的文化渊源了！

　　可见我们的古人，对于心志的理解，是多么地透彻和高远。而心志作为中华民族民族意志产生的民族基础，又该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了！否则，我们就很难明白：华山之下、夏水之旁的一个小部落，何以就能形成一个包揽中原的东方大国？何以便能够逐渐地形成这样一个磨难重重、却又生生不已的伟大民族？何以于耶稣降生四百八十年之前，孔子就已经编成了《春秋》？耶稣诞生前一百年，司马迁也已经写成了《史记》？只因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脱离了茹毛饮血之后，走向了文明发展之始，就开始有了心志，所以，我们的民族，才成了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民族，才不会害怕“恶流横空，千流倒转”，而终能引项向前。

　　但是，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呢？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同样是“一在自我保护，二在自我进取”。所谓自我保护，则表现为志在民族传承上面；所谓自我进取，则表现在为志在民族发展上面。因为，有了传承与发展，就不会夭折和灭亡；不会停滞或倒退。而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便是一句十分形象的说明。

　　今天，在海内外，一些有意和无心要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所谓“人士人物”们，大概对我说的这几句“褒奖自己民族的话”，又要“大不以为然”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先说中华民族志在传承的事实。

　　第一是在国事上。

　　首先，中华民族不论今日怎样挨骂，中华民族至今均不曾灭亡，这是一个事实。否则，当今的一些人士人物们，在马列子孙将中华民族已经“杀够了、骂够了”之后，也就不会再“接着骂和接着杀”了，因为“挨骂挨杀的对象”，就象世界上许多同样富有文化的古老民族一样，已经死了。

　　其次，就中华民族的上古时期、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民族形成期”而论，只因周平王是在其舅申候勾引外敌犬戎谋杀了其父周幽王之后，才继位为王，被众诸侯视为篡位，所以，虽平王东迁，各诸侯国，特别是东部以鲁国为首的大国，均不对他行“天子”之礼，因此，周平王号令不行。而号令不行的结果，一是因上行下效而带来了各诸侯国内部的篡夺和乱权：自鲁恒公弒兄，鲁隐公自立，其后十九年，列国国内篡权谋乱，竟成风气。二是因列国内乱，才造成了各诸侯国之间发动征讨和兼并的机遇。春秋初期，虽曾拥有一百三十多个诸侯国家，却因此月消年灭，最后只剩下了十二、三个大国，就是鲁、卫、齐、楚、宋、郑、秦、陈、蔡、曹、燕、吴等。上面两种状况的形成，对周建号以来华夏民族的发展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引发了游牧部落——戎、狄、蛮、夷的乘势侵扰。在那个时候，这些虽然杂处在华夏民族地区的游牧部落，非但文化落后，而且崇尚武力。其中尤以北戎和自称蛮族的南方楚国最富有，最有武力征服的力量，和最有武力兼并的野心。当此之时，正处在自乱和内乱之中的东周列国，倘使不能联手以抗强敌，则华夏民族的存亡，特别是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便会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华夏民族却能够于此时，也就是在周王室号令不行的岁月里，因齐恒、晋文的霸业已成，而能内联诸侯，外抗戎蛮，不单以护疆保族为心志，更能以教化蛮戎为进取。其间，诸侯霸主晋国在武力上对群戎南侵的战胜，和华夏文化对南蛮楚国的同化（我在后面要说到），非但未使华夏沦丧消亡，却反而使得华夏民族，因历经春秋“抗戎化蛮”之变，而扩大了疆土，传播了文化，更使得华夏民族为形成一个有规模的诸夏民族，华夏诸国为催生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中国，扩张了疆土，传播了文明。它虽非主观之想，却成为客观之变。为其后大中国的统一、特别是大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历史的趋势。千余年之后，虽然族大国大的中华民族之中国，因东汉末年的长期混乱，三国鼎立的短暂形成，西晋一朝的政治腐败，又一次招致了已经杂居在北中国的“五胡之乱”，不单造成了十六国相卷相生、相侵相克的国家混乱局面，而且造成了四百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乱局，特别是为外来宗教文化制造了“乘隙而入”的历史机遇，但是，盖因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根已经稳固，中华民族之民族文化的枝叶早已茂盛，所以，随着隋唐的统一，中华民族的中国，还是迎来了她的又一个大中华和大中国时代。历史就是如此地证明了上古与中古时代，中华民族生成发展的“颠扑不灭”之势。

　　再就是，自中古以来，中华民族又在自己的历史上遭遇了三次外族和外国的入侵，并且当真两次都亡了国。一是宋亡于蒙，虽然她在欧亚诸国当中为蒙古人所最难征服者，抗争时间也最长；二是明亡于满，虽然它亡国的真正原因，诚如满清摄政王多尔衮所言，乃是“大清的江山并非得自大明，而是得自闯贼”。由是，汉人的江山便两度为两个外来的游牧尚武民族所一统，这似乎是该骂的了。但是，惟其有着自我传承的心志，而且拥有着足以保证传承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所以，大宋、大明的国虽然是亡了，中华民族岂但没有亡，而且将亡我者同化掉了：蒙古成了中国的一个部分，蒙族也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满人则全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国，国家居然越来越大，文化更是越来越丰富了！如果这还不能说明中华民族意在民族传承的心志，不能说明这个心志的坚强、坚韧、及其所富有的伟大包容之心，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一个民族比我们求传承的心志更强、更烈了！

　　特别是中华民族所遭遇的第三次入侵，就是日本帝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面对这场侵略，前半期足足有四年半，我们只能孤军抵抗，何况日本侵略者又与中国国内的马列子孙、北方的苏俄共产势力和残余军阀中极少数最坏的军阀相互勾结，遥相呼应，更被马列子孙们扰乱破坏始终。但是，面对旨在亡我中华的顽敌，中华民族意在传承的意志岂但不灭，而且坚韧不拔。民族大义之下，那些在抗战前和局部抗战期间都曾想作壁上观的绝大多数残余军阀们，这些在辛亥之后一直以持枪称乱为能耐的残余军事割据势力，竟全部能够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秋，一致团结抗战，奋勇杀敌在前。一时间，中华民族，中国境内，除掉那伙口喊心非的马列子孙们以外，可以说，无不达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打出了未有的民族威风。否则，直至珍珠港事变前的整整四年半孤军抗战，非但无法坚持下来；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的三年半苦鏖苦战，怕也是无法打得下去的。与“一个在组织、装备和训练上几乎比我们要先进一个世纪”的狂敌的抵抗中，中华民国不仅没有亡国，中华民族更没有亡族。用美国史学家易劳逸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后来的内战中被中国的马列子孙打败，从而掩盖了她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丰功伟绩，那末，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都会将她领导的伟大卫国、卫族战争，当作一篇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大书特书的……所以，如果有谁还要说我们中华民族没有意在传承的伟大心志，我们就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中华民族“有生无死、即死即生”的悠久历史是怎样形成的了！

　　第二是在文化上。

　　由于企图亡我之敌，纵使有武力亡我国家，却没有“文力”来亡我文化，所以，他们才会最终地败下阵去。更因为我们在文化上反败为胜，而使得我们的民族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因为，说到底，文化──民族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底气和底力所在，才是一个民族赖以凝聚、存在和发展的“功底”。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或者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源头在哪里？她，又是依赖着一种怎样的环境而形成的呢？因为，没有形成，何来发展？而文化、特别是一种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非依赖于“自由”不可。一个思想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的民族，要想创造灿烂的文化，实际上绝无可能。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几乎毁灭了自己相对自由的上古文明，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中华民族在其“大民族”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逐渐形成。而它所依赖的便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西周一朝，特别是东周的春秋时代，以及其后的战国时期。如果说，西周的建立，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末，春秋时期，则将西周一朝所形成的封建贵族文化，也就是史家们所说的“王官文化”，发展到了“极优美、极高尚与极细腻”的高度。特别是其后的战国时代，更有所谓“游士”、也就是一批有着政治抱负的平民知识份子的崛起，将贵族的“王官之学”，推向了平民的“百家之学”，进入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阶段。而也正是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原来世袭的封侯建国，已逐渐地为新兴的统治者或瓜分、或取代、或霸持，由是，封建政治的严格等级非但已经被冲破，学术的贵族藩篱也已经被冲决，儒学的创始者孔子，便因时代赋予了他身怀抱负的自由，研究政治的自由，创始学识的自由，记史订史的自由，讲学传学的自由，和“敬鬼神而不事鬼神”的自由，因而，才使他成为我们民族“真自由派”、而非“假自由派”的开山学祖，和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奠基之人。比他稍后的欧洲先哲苏格拉底，却因为“窥探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而被法官用一杯毒药处死（伯奈特：英文版《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80页）。

　　孔子稍后的墨子，虽曾师孔子的儒学，却又因他要做下层民众的思想代表，他的反儒的思想学术，却也非但为时代所容，而且为后世所传，甚至得以学术大宗的历史地位，且与孔子并列为“前二子”。孔、墨“二子”之后，虽因战国的纷乱和各国政治的自由，使得游士派知识份子，或仕，或不仕，或倡苦行，或倡为我，或愿为人养，或不欲为养，但他们都为战国的“后三子”——也就是既有联系、又有对立的后三派学宗——老子、荀子和韩非子之各家学派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过渡阶段。华夏民族因此而不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体系，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规模；不仅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境界，而且结出了民族文化的硕果。可以说，秦前三代的华夏文化，终于为秦以后的中华文化，奠了根基。如同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足足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直至今天一样，此后的二千余年，无论中华民族是盛还是衰，国家是兴还是亡，这个被后人称做中华文化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均未因“时难年荒而烟灭”，亦未因“国运昌盛而虚化”，而是以它的深沉、遒劲、坚韧和绵密，非但能够救我民族于沉溺之命，而且能够救我中国于患难之时。也就是说，盖因前秦三代萌发、造就、奠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才有了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力量与文化功底，才有可能历经数千年，虽颠仆不止，却生生不已……

　　那末，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

　　先秦的贵族文化和贵族文化向民间文化的转擅，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民族文化的自由化和多样化的形成，我就不再说了。我想说的是，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那些朝代更替之时，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样地克服了千难万阻，而获得了传承的。

　　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个中国历史上人人皆知的坏事。因为秦始皇得罪的是文人，所以，他已经被骂了两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那些仍然不敢大骂毛泽东、不敢真骂共产党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既“有名”、又有“自由”的“自由派”们，也仍然在用秦始皇当作他们的“出气筒子”。就象你只要大骂西方的马列洋教，他马上就要骂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只要你骂毛泽东，他马上就要骂秦始皇。其实，正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所“骂”的那样，“毛泽东实在比秦始皇坏了一百倍！”（《世界日报》古今上下版，2003年7月11日）

　　秦始皇确实是该骂的，但是，他该骂的地方，和他那个过于短暂的“二世王朝”，却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影响不大──因为，既然已经给人骂了两千年，也就是给人“否定”了两千年了！说明后人从来就是不认同他的，甚至只将他当成了一面“反面的镜子”。尽管如此，倘若我们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其原因，以及他的具体做法，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末，一些偏要用骂秦始皇来代替骂毛泽东的人，便站不住脚。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起于“议政冲突”，起于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博士们“称说诗书，引据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极斥之，遂牵连而请焚书”。并且这是在秦统一中国八年之后。也就是说，是因为被灭亡的六国旧贵族知识份子，也是为秦王朝所厚待的上层知识份子──博士官们，要“废除进步的郡县平民政治以复辟落后的分封式贵族政治”，才引发了这一悲惨的历史事件。这是与毛泽东开朝即始便“大杀天下”所绝不可以相比的。而焚烧典籍其主要者，是“六国史记”，即“非秦记皆烧之”；其次才是“诗书古文”；其所坑者也有限制，即：“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百家语”不在其内；而“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鲸为城旦”，却未枉杀；其宗旨，则是“重禁议政，轻禁挟书”，所以，他坑的便是八年来岁岁月月都在逼迫他要复辟封建的四百六十个为他所厚待的旧贵族文人。这与二千年之后自登基始便要年年杀、月月杀、天天杀，甚至要一次又一次地“引蛇出洞”，一次又一次地要发动政治运动，以进行大规模、和史无前例之“焚和杀”的毛泽东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也许，这就是秦王朝虽焚书，但“史官、博士官却未废，真实的著述既未中断，汉初群臣也多有学问”的原因。当然，这又是毛家洋教王朝的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们所不能想象、所更不能相比的了！更是那些至今还在“以大骂秦始皇来维护毛泽东”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们，所永远也站不住脚的地方。

　　我之所以将焚书坑儒的事情说了这许多，目的，不是要辨识这一历史事件，更不是要和直到今天还在对中共“小骂大帮忙”的“精英”们辩论，是因为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对中华民族在她文化传承中所遭遇的第一个“鬼门关”，和秦以后的中国知识份子又是怎样才解决了秦后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作一个必要的铺垫。因为，毫无疑意的是，正是秦始皇的焚书，才为大汉一朝“存亡续绝”我优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一个及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所以，秦后汉初，中国知识份子们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过口传耳记，将秦以前的文化典籍，予以恢复。这就是汉代“今文今学”的诞生。其后，由于不断地发现了秦前的文化典籍，于是，对秦前文化典籍的辨伪和注释，便又诞生了汉代中期之后的“古文今学”。而也正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相继产生，才将许多被秦焚灭的中华文化遗产，从死中救活了过来。然而，岂但是救活，更就此又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成了一位有见识有发展的大儒，司马迁则成了举世罕有的史家……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得以传承，中国先秦的进步文化典籍也因此而得以保存、传扬和发展。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两晋南北朝和五胡乱华时期，一方面是政治的腐败，一方面是因民族混战所造成的混乱，这样，不仅胡人落后的文化曾伴随着它们的淫乱气质和嗜杀作风，入侵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而且，乘虚而入的外来宗教──佛教，也就在五胡乱华的漫长乱世之间，扩张在我们的中华，其影响之速和播流之广，迄今尚无一家宗教能够与它相比。虽然，它始终只是一个剧烈影响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巨大旁支，却从未成为主流，但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轻看的。特别是它和传统道家思想对两晋南北朝士人风气和性格的影响，就更是不能轻视。因为中华文化和文明那种向上的、富有创造精神的元气，就曾在政治黑暗、佛老畅行之间，几乎奄奄一息。但是，历经了几乎四百年的乱世之后，一旦隋唐统一，社会重入安定发展之时，由三百年混乱时代所带来的，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干扰和破坏，非但只需要一句“前无古人”的响亮诗句，就能够号召起一家“古文运动”，使诗人们擦亮了眼睛，使得南北朝的浮糜文风迅速地得以扭转，更在文坛上起到了革面洗心式的作用。特别是唐代中期之后佛教“禅宗”的出现，就不仅是用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对传入中国的佛教进行了一次磨洗，而且将西来的佛教经典，进行了一次向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学”的转型，从而使播流中华的佛教因拥怀“儒心”，而成为与中华文明相镕相透的真正中国式佛教。唐后，两宋则干脆在承袭唐一代古文运动和“禅宗变佛”的基础之上，不仅否定了魏晋，而且要否定两汉，直接把民族文化的踪源定盘在秦以前的三代之间，以重归孔孟为号召，将代表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学，信仰化、理想化、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了。于是，中华民族以宋明新儒家理学为宗旨的民族文化，便在遥遥七百年间，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传承。

　　此后，元人灭宋，虽不知中华文化之贵重，却以他们浅薄的理解，将中华文化的内容当成了政权赖以统治的工具，将汉民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汉法”，并要“以汉法来治汉”，一方面践踏士人的精神和品质，一方面却又开启了以宋注《四书》为经典的科举考试之途，并流传明、清两朝。虽然对中华文化迄无建树，却既没有坑，也没有焚。经典子集，照样在民间流传，更在民间作为汉人的精神支柱，而得到了处处留心和时时在意的保存和保护。然后，明虽亡于清，但有清一朝，由于满族统治者，一方面要全面继承汉文化，一方面又要“留头不留发”的凌辱汉人，于是，知识份子中的有心志者，则为卫护和传承汉学，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而鄙弃科举，自沉于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疏通和考据之中，从而将满清一朝竟做成了整理“族故”而有大成就的朝代。

　　至于辛亥前后由西学东渐而产生的，对于我们民族的自我轻易否定，甚至是自我侮辱，却又因为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对东西学皆有专长的优秀中国知识份子，他们便以既要保存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又要消化吸收进步的西方近代文明为宗旨，意在融合和贯通东西文化，不仅传承民族文化有功，而且借鉴西方文明有绩，做出了不小的成就。要不是事后国难年年，国乱当头，马列洋教因一战而屈我民族文化、灭我民族文化长达五十余年之久，我们今日又何需再来重新认识自身的民族文化，并为了传承它、发展它而痛心疾首，而大声疾呼，甚至还要面对所谓“自由派精英们的虎视眈眈”呢？

　　现在，我再来讲中华民族志在发展的事实。

　　第一还是先说国事上的发展。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自东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应该说是我们族史和国史上的一个极重要发展时期。因为，这个发展的动力，一是来自人民怨战，潮流趋统。而“书同文、车同轨”等等的大进步，又只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利，而非有害。二是由于战国时期平民学术思想的迅速发展和兴盛，和平民得以干预各国贵族政治的实际经验和贡献，才造就了为秦所颁定的，“废封建贵族政治和置郡县平民政治”──这样一个在整个专制制度范围内之相对先进政治制度的出现。虽然它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楚、晋等国局部地实行过。此后一千四百年，直到明太祖废宰相始，其间历朝历代王室和政府的关系，虽然没有上升到“君主有宪”的高度，但王室和政府的相互制约，却使得历代王室难以象明清两代的皇帝所称：“祖宗家法，干纲独断”。而汉初虽然不得已而仍有“封候建国”之举措，但是，它只是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倒退。因为，汉高祖虽有封建，却不废郡县。此后，历经文、宣两帝而直至汉武帝，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歇过。但在历经了九十年“反封建和要封建”的反复较量之后，汉武帝终于以颁布“推恩令”为手段，而最终地废除了“封建”。自此，封侯建国，才成了中国的历史，而由郡县制所标举的平民政治，亦终于得以稳固和发展。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就是现在常有“精英”们说，自秦以降二千年，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专制独裁。但是，如果满脑袋“洋教”的“精英”们当真也能够虚心地了解一点自己祖宗的的历史和文化，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从“封建”而走向“郡县”，固如我在前面所说，已经是一大进步；而自汉始，由皇室、外戚和军人所组成的政府，却能够渐渐地变化发展成了士人、也就是由平民知识精英所组成的政府，这自然又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其后，士人政府在频繁的朝代更替、特别是魏晋乱世之间，因形成了等级门阀制度，而至于妒才嫉能，造成平民士源的枯竭，直至必然走向腐败和腐朽。但也正因其腐败和腐朽的出现，直至祸国，才因隋唐的统一，而由门阀士人的专政，迅速转变成了科举竞选。于是，一批又一批民间知识精英，便通过科举竞选，于反掌之间，就能够跻身朝堂。唐宋以降，该有多少好宰相出自“寒们”、甚至是“贫下中农”之家……生活在马列王朝的中共精英们，其实只要稍稍了解秦以下二千年间中国君主王朝一再进步发展的政治历史，大约在你们不敢“小骂”共产党的专政独裁之时，也就不会“大骂”死去祖宗们独裁专制的“劣根性”了。

　　我要说的第三件事，就是辛亥革命对我们民族的的伟大发展意义。而之所以称它为伟大发展，就是因为它爱民族，敬民权，犹惜乎民生。而且，它“爱民族”，非只爱汉家一族，而是爱我中华所有的民族。孙中山提出“驱满”，只是要驱除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而非在驱除满族一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就更是说明他的民族主义，乃是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敬民权”，自然又是他要从我们老祖宗提出的“民为邦本”出发，再将其“维护君权”的本相，引导向真正地维护民权和提倡民主；而犹惜乎民生，就更是将全体国民的民生都包容在他的民生理论之中，而绝不为某一个阶级去谋生活的幸福，这就使他与任何一个被阶级化了、被社会集团化了的偏激经济追求，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划开了一个鲜明的界限，从而消弥了人为地“制造社会等级”、甚至是“制造阶级斗争”的可能。

　　朋友们，这个革命，这个革命的宗旨，这个革命的历史性追求，和这个革命“作为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革命”（历史剧《走向共和》台词），它对于前朝统治集团和统治基础的“善待”，对于我们这个老大的民族来说，难道不是发展，竟然还是倒退吗？难道不是应该，而是不该吗？辛亥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混乱，说到底，无非是进步力量和种种旨在倒退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罢了。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辛亥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巨大发展的一个开始，作为中国“走向共和”的开端，它之必然要遭遇形形色色反动势力、甚至是革命名义下之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倒算，就历史发展的客观状态而言，也就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认清她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捍卫它的成果，并为了继续发展它的成果而努力。

　　这虽然又为中共一朝的精英们所反对，所痛骂，却无疑为中华民族志在发展的心志所肯定。

　　第二再说文化上的发展

　　在举例说明民族文化发展的几个简单事实之前，我以为有必要先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这样一个评价，那就是：

　　首先，在我们数千年文化文明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并发展了一个在全世界都能够堪称是“最为文明开化”的“神教文化”。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其次，就是在我们数千年的文化文明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开明通达的儒家主流文化。或者说，盖因这个儒家文化又形成和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操守为标准的君子文化，和以自由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在各种文化均能共存共兴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上，儒家文化才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或曰主流的民族文化。

　　再者，就是从我们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脉络上来看，除掉当今的马列洋教复辟王朝以外，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一直都在享受着相当的和相对的自由政治环境，一直都在表现着相当的和相对的自由发展趋势，从而文学成果辉煌。

　　第一，我要先说我们中华儿女理当引以为骄傲的、“最为文明开化”的“神教文化”，及其形成和发展。

　　应该说，我们的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健康和相当文明的“神教文化”，或曰“神教观念”。这一神教文化或曰观念，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神教文化的主流，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在她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之前，无论兴衰存亡，都从未采用过“教政合一”这样一种极端反动体制的根本文化原由。

　　为什么？因为自上古时代开始，我们的古人就只信天上的上帝，却不伺奉天上的上帝。而“上帝就是上天”，所谓“天、帝、神”合一。而他们的统治者，就是上天的儿子，也就是“天子”。西周以下，所谓“天子祭天，诸侯祭土”，所谓“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说祭天是天子的事情，而人民虽享受着上帝所赐予的福运，却无需去祭祀他，因为有天子作代表了。如此，既然天子已经成为上天与人民沟通的“媒介”，人间社会也就“无需任何的专门神教人员和专门的神教组织来代表天，来帮助上帝和人民进行沟通”。换言之，就是专门为“上则加冕皇冠、下则教化灵魂”的专职教会和教士，便没有了存在的需要。由是而“教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也就失去了它建立的宗教和社会基础。如此一来，我们古人眼里的“天下”，便是由“上帝、天子和人民”来共同组成的；而宗教，不过是天子对上帝的一种“祭礼”，没有那末重要。这是其一。

　　其二，春秋末至战国初，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的诞生，成形和发展，又正确地传承了和大大地发展了我们古人的神教文化，从而根据实际的人间生活，逐步地和开明地调整了“上帝、天子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孔子因认识到“天道远，人道迩”，而更加重视生命、人生、国家和社会，那末，他进一步说出的“敬鬼神而远之”和“祭神如神在”之类的话，则说明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已经更加地占据了他的视野和胸怀。而郑子产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将上帝和人民的关系进一步地拉近了，“合一”了。所以，孟子才会说出“民贵君轻”的话，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推此心足以保天下”的话来。如此，“上帝、天子和人民”的关系，便被逐步地予以了调整。而调整后的关系则是：上帝既要听人民的声音，上帝还要考察他的儿子——天子，是否能够“保民而王”，如果不能，他就会发出革命的号召或命令，也就是“变革天命”，亦所谓“皇天上帝，改元阙子”了！

　　到了汉代，由儒家学术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五德终始”理论，已经认为上帝会用“灾异示惊”、直到要用“变革天命”来更替不能“保民而王”的天子和朝代。东汉光武帝开元的帝号取名为“更始”，便是由此而来。它不仅对“要递万世而为君”的家族永久独裁思想予以了否定，在理论上建立了“为保民而能够、甚至是必须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而且，由于改朝换代的命令乃是“天命”，其过程才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所谓“天命难违”。因此，在中国，宗教便不是这一变革天命的动力和权力所在，这就使得可以乘变乱而发展的宗教，却不能于变乱之中获取正宗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成就“教政合一”的宗教专制统治。这与西洋因宗教左右政治，由宗教来左右变革，甚至形成千年“教政合一”之极端反动的政治制度，直至不反对教会神权就无以进步的历史相比，中华民族之神教文化，及其发展的进步性，就更显得开明开化了。

　　其三，由于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逐渐地朝着“视上帝于无形”和“上天更爱人民”这样一些思想和要求发展，所以，从总体而言，我们的古人也就愈加地“重人道而轻神道”。而“重人道却轻神道”的结果，则是“重学术而轻宗教”。春秋以下，因重学术，而重师道；因轻宗教，而轻教道；即便是怀有一定的儒家理想、却又要广布神仙迷信的汉代阴阳家们，就算他们自己已经“得道成仙”，却也乐意被人尊称为“天师”，一般的传教者，却只能被称为“方士”或“道士”。所以，中国才会有所谓“师道尊严”的传统，而无“教道尊严”的传承。因而，在中国，宗教要想爬上比“师道”还要尊严的地位，甚至要爬到“天子”的头上，以教权代替王权，更由教权来加冕王权，从而形成“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体制，也就更加没有了可能。何况，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儒家，是阴阳家，还是后来的佛家，盖因中国人重学术而轻宗教，即便是宗教，也常为知识份子当作学术而予以研究，因此，各派学术乃至宗教，都不会成为一个严密的人间组织，只可能成为一种松散的社会集团。一旦命逢乱世，即便有人要利用宗教思想来建立严密的“宗教组织”，以实行政治造反，则只要“天命已改”，这一类旨在造反的严密宗教组织，也就如鸟兽散了，即使余波流连，而涟漪终会消失。所以，一些“政教合一”的民间造反势力，虽能于乱世之间得以短暂的存在，甚至是迅速的发展，却既不能维持长久，更不能成为正统，只是造成了一度的纷乱而已，对于撼动旧王朝虽然有利，对于建设新天下却无功。就不要说是在当代了。

　　其四，中国的神教文化起源于上古，初成于春秋末季，在战国时期基本上已经“成形”，也就是已经形成了她自己的传统特征。如果我在前面已经叙述了这一传统神教文化特征的形成，那末，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正是在春秋战国，中国文化、包括神教文化的形成期和成熟期，恰恰又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最为自由的历史时期。因为，那时，中国尚未统一，各诸侯国尚处在客观上“谋统”的自由发展时期。以诸夏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文化，尚处在自身的发展成形期，和对杂处的犬、戎、蛮、夷等游牧部族予以文化浸润的时期。所以，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就必然地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而这个自由发展，既有力地形成了后来中华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又相应地形成了反儒的墨家文化。如果说，儒墨两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注意，这里是说民族、而非某个王朝的正统文化）立了根基，墨家文化的出现，则为儒家文化的反对派文化留下了“合法存在”的地盘。而孔、墨“前二子”之后，战国时期“后三子”──老子、荀子和韩非子的出现，就更为“中华民族各派民族文化的自由生存发展权”，奠定了传统的基石。这就是秦汉以下，不论何种思想文化流派曾遭遇过何等坑焚的命运，曾得到过何等至尊的地位，这个地位也不能叫它的天子和政府来为它而“杀尽百家”，却仍然要予其它文化流派以合法存在。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虽因恐惧六国旧贵族要求复辟封建制，害怕人民造反，没有、也不可能“杀尽百家”（因他只禁百家之书，却不杀“藏、读百家”之人），却使得要想“万世而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那末，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也只是“独尊儒家学术和治儒的学者”而已，更不是要将儒家学术和儒家学者捧到政府和皇帝老子的头顶上，由他们来加冕，亦由他们来“霸政、霸权、霸思想、甚至是霸文化”！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正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和之后，阴阳五行学说，神仙道家迷信，不仅诱惑了晚年的武帝本人，而且，正是在两汉，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才走上了发展的歧途呢？所以，即便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也不过是“视儒术为可以安邦治国的主流学问”而已。因此，将君主制度、平民政府定了型的大一统汉家朝廷，也就不可能推行“教政合一”这一足以窒息一切生机的极端专制统治了。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人民，特别是各种层次的知识份子，还是都能够传承和享受着中国人所早已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

　　其五，两汉以后，虽然中国乱纷纷了四百年，西传东来的佛教，乘机扩张，上与名士清谈相接，下与神仙方术相近，可是，在南方，即便有三位皇帝曾“为佛舍身”，粱武帝一人就曾三次“入寺为奴”，然而，这位笃信佛教的皇帝却从未将实际政治和政务，与“信佛、扬佛”混为一谈，甚至能够开台打擂，与反对佛教的学人辩论，就是辩论输了，也不抓人杀人！这该是具有着怎样宽阔的思想文化胸怀！

　　但是，几乎与中国的魏晋时代同时，即在纪元后412－444年，在欧洲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利亚的一位大主教圣赛瑞利，是一位人神一体论的拥护者，也是一个狂热分子，他曾利用身为大主教的职位，几次煽起对犹太人的集团屠杀，加害于住在亚历山大利亚城中大片犹太侨民区中的居民。而他的名声竟主要是借着施加私刑于一位杰出的贵妇人希帕莎而获得。在这个愚顽的时代里，希帕莎热心地依附于新柏拉图哲学，并以她的才智从事于数学研究。但是，有一天，她却被从二轮车上拖将下来，剥光了衣服，拉进教堂，遭到读经者彼德和一群野蛮、残忍的狂信分子的无情杀害。他们用尖锐的蚝壳把她的肉一片片地从骨胳上剥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了熊熊的烈火……”欧洲中世纪宗教专制统治的残酷，在此可见一斑；至于欧洲中世纪末的科学家哥白尼和加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所遭遇的残酷命运，就更不必说了……这不仅为中国古代开明开化的神教文化所不能想象，而且是直至一九四九年前的数千年中国都不可能发生的宗教惨案……

　　中华民族科学的神教文化，不仅在迷佛的粱武帝心中，影响深重，而使他难越雷池一步，更不曾想要“以教代政”，而且南朝的士人，亦不过是将佛教纳为“清谈”，重在“义理”之辩，而非关政治之实。在北方，石勒、石虎兄弟，虽因宣称“朕生自边垂，君临诸夏，以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却也没有走向“以佛代政”或“佛政合一”。到了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他们的两度“毁佛”，虽因佛、道冲突而起，却意在抑制佛门的“肆意猖狂”，却也没有将道家推崇到必须“以道治国”和“道政合一”的地步。道教还是道教而已。北魏武帝的重臣，倡导反佛者崔浩的被诛杀；北周武帝时，大臣卫元嵩上书要武帝“宗周却佛”（指中国上古周王朝），要“以城皇为首塔，即周主为如来”，他的目的，也不过是要抑制佛教对当下社会的不良影响。彼时，出身于五胡的北周武帝，之所以会赞同他的建言，甚至会说出“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的话，只能说，他在文化上已经为中华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的毁佛法，才是抑制佛教，而非“与道教的合一”。

　　佛教信仰因乱世而入中华，亦因中华乱世而大获传播，进而发展、坐大，直至成为“有教义、有地盘、有财产、有僧众的民间‘教政合一’式封建势力”，但是，从南北朝而至隋唐，中华民族从扬佛而终于走向了“平佛”，即从对佛教的夸张、厚待、甚至放纵，走向了终于能够以平常心待之，直至将它汇入中华的主流文化──儒学，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教化力量。唐代中期佛教“禅宗”的出现，就是佛教儒化、即中国化的一个结果。此后，不论宋、元、明、清视佛教是尊还是贱，佛教终不过是宗教自由之中国的一家宗教而已。

　　可以说，直至二十世纪，在马列夹带着欧洲千年宗教专制统治的鬼影，浸透着苏俄现代“教政合一”极权统治的鲜血，入侵中国，对我们民族施行了疯狂的文化侵略、无耻的武装颠覆、和残忍的宗教屠杀，实行了“五千年中国从未有过的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统治”，则中华民族便能自始自终地向这个若大的地球宣称：吾国自古以来何有宗教战争？更哪有千千万万、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第二，我在前面说过，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文明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开明通达的儒家文化，它既是“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又是“以操守为标准的君子文化”，还是以“以自由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不论它自身有着怎样的缺陷，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有过何种负面的影响，它还是以自己“王道文化”而非“霸道文化”的优秀文明素质，自始至终地占据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地位，岂但影响了我们民族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势将以它的“开明、通达、知新和通变”，来影响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当前，在中华民族必须于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亟需下决心“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关键时期，它就显得尤其地重要了。而马列和中国的马列子孙对他的既烧且焚，既批又杀，和中华民族半个世纪以来之整个文化道德的日渐“趋下”，甚至是日渐“崩溃”，恰恰从反面告诉了我们，今天，重新宏扬我们民族的主流文化对于我们民族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对于我们必须“推倒马克思象下的中国”，必须重建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的尤其重要性。

　　显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就儒家文化来作专论，这是我要写的另一本书。但是，我却可以在这里，对以王道文化为“品流”的我们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作几个简单的和事实性的说明。

　　一个事实是，我曾在前面说过，在春秋的内乱和兼并时期，齐恒、晋文曾藉霸业之成，而北抗群戎，南抗蛮楚。其时，对于华夏民族与列国而言，最大的危险却来自南边的楚国。因为，当时的楚国地广势强，又富蛮夷之性，它曾宣言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也就是想乘乱侵略中国了。但是，南蛮楚国虽因乘机征伐，而灭掉了汉阳一带华夏姬姓诸侯国众多，但是，它却在对北方华夏民族征讨衅乱的过程中，受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响，竟然渐渐地变“嗜侵略”而为“爱和平”，变“乱中国”而为“入中国”了！也就是说，由一个彪悍的蛮夷而逐渐觉醒，并逐渐“善变”为一个“要知华夏文明、欲加华夏之盟”的“盟国”了，也就是说，蛮楚终于为华夏文明所同化。据历史记载，后来，楚庄王虽曾攻打过陈国，却因申叔时谏言，便恢复了陈国；虽攻打过郑国，却又能够在打赢之后自行退兵而不占领；于楚晋邲一战中，它曾将宋团团围住，却只因为有人告知宋国国内已经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况，楚王居然能够以华夏文化之“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时的南蛮楚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致莽莽楚天，终于变成了我华夏民族的美丽南国……

　　如果说蛮楚吸收华夏文化的时期，还是我们民族“王道文化”的形成期，是儒家文化赖以形成的雏形期，儒家文化也正是从这里才吸收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营养，那末，春秋末期，随之而形成的儒家文化，就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理论上，将我们的王道文化儒学化了，从此，儒学成了中华王道文化的核心部份，中华王道文化也以“儒学为体”了。所以，在春秋列国内乱、战国各国纷争的时代气氛之下，孔子便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随后，孟子则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到了汉代，贾捐之则在劝进皇帝的“罢弃珠崖书”中称：“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至此，中华文化重教化而非重杀戮的主流文化──儒学，已经在国家、民族、政治等各个方面，处于明显的主流地位。

　　另一个事实则是，时至汉武帝前后，通常都是在吃了匈奴的败仗、或遭遇到匈奴的威胁之后，才会用“和亲的办法来安抚匈奴，解决边患”；但到了我们的盛唐时代，唐太宗却是在打败了土番的侵略之后，仍然要派公主去“和亲”。如果说这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行为，已经表现出“孔子曰仁、孟子取义”的儒家文化内涵，鲜明地突显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文明水平，那末，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更早体现了儒教文化以“仁义”为标帜的特质，彰明了依照儒家文化处理民族问题的文明方式。这个方式，还是“重教化”，而非“重杀戮”。就是将我们只愿以“文德昭之”的汉民族文明文化，具体地演化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文明原则”。这个文明原则，应该说一直表现在我们民族自身追求发展的道路上。也许，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但是，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主要不是靠“武打”，而是靠“教化”而得到的“广土众民”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民族历史上；主要是建武装以自卫，却很少以发动侵略来施行扩张的历史行为；无不在在都表现了我们的文明成熟之早，和民族文化的成熟之深。当然，这个“深”字与儒学的关系，明眼者自然“一见便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我已在前面指出，除掉当今的马列洋教复辟王朝以外，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一直都在享受着相当的和相对的自由政治环境，一直都在表现着相当的和相对的自由发展趋势，从而文化成果辉煌。对此，我只想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的轮廓和本相，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原来是一个搞文学的，既从事文学创作，又作文学研究，虽然水平不能说高，但也不能说完全不通。但是，我年轻时代阅读的第一部文学史，却是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因为，共产党“以俄为父”，我们也就在任何方面必须“以俄为师”和“以俄为学”了，甚至和现在那些高唱“俄罗斯是优秀民族”、“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共产式“精英”们一样，以为俄国文学真是了不得，实在能够作我们中国文学的楷模。但是，待我稍长，并且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论着之后，我的看法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无论就文学史的源远流长而论，还是从文学作品的深刻隽永而言，哪怕就是将被人吹上了天的贵族托尔斯泰，拿来跟我们的落难作家曹雪芹比上一比，托氏也不能与曹氏一比，或者说得谦虚一点，顶多也只是“风采各异”罢了。再后来，当我不仅懂了一点真文学，而且懂了一点真历史，直至多少懂了一点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之后，我才能够对中国文学为“何能够源远流长，为何能够成就辉煌，为何能够深刻隽永”这样一些文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自己的一点见解。

　　什么样的见解呢？

　　第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就有一个自由的文化环境作它的历史和社会基础，特别是如前所说，由于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为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反动专制统治，哪怕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时期都没有。因此，必须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的文学创作自由，也就因为深享自由而获得了自己创造的自由天地。这既是欧洲千年教政合一统治几乎完全窒息了文学生命的原因，更是中国文学史之所以辉煌无比的根本缘由所在。是中国文学无论世道是盛是衰，文学家们都能够“一唱三叹”，或快其胸臆、或流连自伤的原因。即便是魏晋时代，司马氏要假“名教”以揽权，阮藉、嵇康却也能以老庄的“自然”相对抗。彼时，虽然崇尚清谈的南北朝，其文学“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但是，陶渊明则能以“一枝独秀”而唱出了山光水色间的“雅好慷慨”，虽无建安文学的气魄，却有人生自然的品级。就不说魏晋一代虽然“艳曲生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于北朝的“天苍苍、野茫茫”和南朝的“浮艳轻靡号宫体”之间，竟然是横空一鸣地诞生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样一部旷世的文艺美学巨著，他那“明道、宗经、征圣”的吶喊，岂但是对于魏晋一代文学发展的批评和臧否，而且为后来者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就是号召中国文学回归“思无邪”、“怨而不怒”和“好色而不淫”的正途，廓清了理论的通途。

　　第二、中国文学的数千年发展，虽因没有教政合一的残酷和痛苦桎梏，而获得了极大的创造自由，从而成果辉煌，但是，却也因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乃是深藏着要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持高度负责任感的“儒家”思想，因此，文学的教化作用，虽然不为政权所要求、所强迫，却成为文学家们自己所自觉担任起来的职责。并且，他们也象儒家通人一样，怀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修养，既在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怀拥着经世致用的抱负；又在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咏叹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和感慨……所以，孔子早已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魏文帝也才会说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年寿有时而尽，荣禄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便是在告诉我们“文学与经国之志”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便是“文学的社会功用”，便是“文学的教化作用”，便是“文学虽然是自由的文化事业”，却也与社会文化文明的关系甚大。

　　第三，虽然儒家文化要求文学应重视自己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然而，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不论是哪一朝和哪一代，也不论是任何一个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都没有象欧洲千年宗教专制统治时期，文学必须成为和只能成为“黑暗统治的颂歌”，也不象近代德国的文艺家席勒那样，要求文学去做“时代的传声筒”，更没有象没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那样，要求文学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从诗经始，虽然“上有名教”，却又“下有人生”，从而为“人的文学”和“文学的社会真实性”，留下了偌大的地盘，从而才能够发展着、深藏着对于“真实人生”的表现和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所以，即便是魏晋时代那些被指为“平典似道德论”的文学，即便是那个为改变风气、而希望端正文学社会影响的“唐代古文运动”，哪怕是在理学过严的宋代──特别是当民族斗争已经带来民族存亡和国家兴亡的重大危机时，中国的文人们，虽然在自己的文学里面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欲要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和为国为民的人生理想，他们也同样没有将文学纳入“为政治服务”的死胡同，从而为政治而消灭文学。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家们，“有条件”将真实，也就是“真实的思想、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文学表现”当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才会被后人称做是“周以后的诗经”；哀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才为后人称为“诗史”；岳飞的“满江红”虽然是一篇爱国爱族的壮丽篇章，但是人们在吟哦它的时候，谁都会从“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中，感受到文学本身的巨大感染力量。所以，即便是中国的文学，从诗经的“怨而不怒”，终于发展到了红楼梦的“怨而大怒”，但是，文学还是文学，它既不是政治的传声筒，更不是“任何一家政治和任何一项政策的螺丝钉或工具”。宋以后的所谓文以载道，也主要是要求对于文学思想性的重视，而不是在强求对于政权的忠诚。否则，要是和一九四九年之后一样，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为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服务，必须做无产阶级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甚至只能做党和政府的“驯服工具”，则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搂梦，还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等堪称伟大的文学戏剧作品，也就不可能问世了。这，大概就是中国虽然为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了数千年，但是，一是儒家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质、而非政治特质没有规定文学的政治工具性，二是中国文学从它发轫之初就极其重视它自身表现的人生真实性和社会真实性，才为我们中国的文学留下了这样一个“虽要为社会、却更要为人生”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文学史的辉煌历史，实非“偶然”二字可以解释，更非所谓的“精英”们可以随便否定。

　　第四、中国文学的自由，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自由，还来自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多教并存”的好制度。对文学而言，这个好制度之所以为好，就是因为它不仅为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大好的思想自由环境，而且，为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形成和文学形式多样化的形成，带来了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条件。因为文学的风格和形式，常常就是品尝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的艺术性之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标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就因有赖于这样一个条件，中国的文学才能从诗歌、散文、传奇、戏曲、戏剧直至小说，都能够成就非凡；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才会不论是命逢乱世，还是命遇治世，都有它可以发展的广阔天空，或自由之一隅。所以，汉赋虽因大一统王朝的声威而形成了自己铺陈扬丽的夸张风格，汉代文学却又因“缘事而发”而能够产生尽情歌唱人民悲苦的乐府和古诗，从而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为世道和为人生”的活力。东汉末年直至三国之后魏晋南北朝，虽然“三曹七子”已去，“建安风力”殆尽，但是，回应司马氏黑暗统治和南北朝之乱世的，既有“古曲横吹”的北国胡音，也有“粉艳绮靡”南朝“宫体”；虽有“巧而碎乱”的文人“小赋”，更有清灵俊秀的山水诗文，就不说那个已经“独成蹊径”、还要“上下而求索”的五柳先生了。然而，正是这个乱纷纷的四百年，又为中国文学形式的多样化形成，和中国文学之“北雄南丽”风格的融合，特别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后世文学风格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条件。其后，不论是重内容、重品位的建安风骨，还是重情采、重形式的的南朝文风，或是重义理、重思辨的玄歌禅诗，甚至是仙风道骨式的道家风采，他们都在唐以后中国文学的辉煌发展中，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做好了有心无意的铺垫──满身仙气的李白，骨沉气郁的杜甫，高雅恬适的王维，雄风四溢的王昌龄……等等，等等，无不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色彩斑烂的风格。至于宋以下，就更是随着文化的普及和文学的普及，而愈来愈出现了文学风格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从而，无文化的蒙人虽然亡了我大宋的江山，却产生了汉文学之戏曲艺术的高峰期；而同样是少文化的满人虽然灭了我们的大明，但有清一代，却将汉文学在戏剧和小说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红楼梦的出现，实在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成就，推向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颠峰地位……其后，“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终于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和新的社会生活基础，短短的十数年，新文学在各个方面的非凡发展成就，足为后人景仰。要不是马列洋教在苏俄新沙皇帝国的枪炮声中和俄罗斯文学的死亡声中猖獗东来，才在中国的新文学阵营中制造出了那一个所谓的共产革命文学，以“文载共产革命之道”，复辟了已经为新文学所扬弃的落后“文以载道”思想，直至将文学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螺丝钉”，从而在其后长达五十余年对文学的专政和专制中，造成了真文学的死亡，则中国新文学的兴旺，又该当何论，也就不容一辩了！

　　我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讲“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丧失的第四个表现──民族意志的沉沦”了！因为，当我们在国事和文化上，了解了自己民族几千年求传承、求发展的的“心志”之后，再来看一看我们那个还处在“洋教专制复辟政权”之极端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再来看一看这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并且也没有可能出现的残暴“教政合一”政权，看一看五十余年来中华民族求传承、求发展的心志已经被阻绝、毁灭到了一个令人怎样伤心惨目的地步，从而扪心自问：我们又是怎样地在传承着和发展着自己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和我们为自己民族及自身民族文化求传承、求发展的“心志”究竟何在？面对这样的咭问，我们是否只能满面汗颜，满心羞愧，直至对马列及其在中国的子孙们，满怀着“族恨与国仇”的巨大痛苦呢？

　　至于昨天那些自号是“改革派”的知识份子们，和今天又自号是“自由派”的知识份子们，他们直至今日都不敢彻底否定和大胆批判马列和共产党，甚至还在发了疯似地继续否定着和谩骂着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行径，特别是他们面对着中国人民反思现代史的巨大成就，面对着中国人民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道路的重新推崇，面对着由真正的史诗“走向共和”、“孙中山”等历史剧所大胆表现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民之“民族意志和民主意识”的轰然觉醒，居然还在变本加厉地对孙中山及其民族民主道路予以百般的诋毁和诬蔑，就更只能说明，所谓民族意识的丧失，所谓民族自尊的丧尽，所谓民族信心的破灭，所谓民族意志的沉沦，总而言之，就是所谓“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丧失”，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集他们于一身”！因为，只有他们，才自号是当代中国的“精英”，即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代表，所谓“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是也！。虽然这个“当代中国”，只是一个“马克思象下的中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