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论战之二：

辛灏年其人其书

前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会会长      李 云 汉

转自《近代中国》2003年7月号

　　2001年6月17日，是美国的父亲节（Father's Day）。前一天晚上，女儿接我夫妇去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帝国”自助餐厅（Empire Buffet）吃饭，同时受邀前来参加者有女儿女婿的同事好友王又新、陈莉明夫妇和郑伟全家，共有四对夫妇，共五个半大不小的男孩。是好友餐叙，也是为我们提前贺节。饭后，陈莉明交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谁是新中国》。她说“这册书先送你看看。著作人曾听说你主持过国民党的党史会，很想有机会和你见面谈谈”。凡是谈论中国现代历史的新书，我都喜欢阅读。因此很高兴把这册书带回家看，至于是否见面，那是以后再考虑的事，先了解书的内容为宜。

　　我的习惯：阅读一册书，先从了解著者的学术背景开始。这册《谁是新中国》的著者，是辛灏年(Xin, Haonian)，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读过书内的“作者简介”和“后记”，才晓得“辛灏年”是笔名，著者的原名是高尔品，他的简历是：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中国安徽巢县人，1947年生，11月2日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大陆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六四”之后，曾数次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并愤而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嗣后，曾两度应邀赴北美讲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新文学”。1994年春，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同年底，应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赴台作访问研究。1995年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访问学者，翌年２月被哥大聘为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1997年后担任哥大访问学者。辛氏曾于中国大陆出版十余部文学历史著作，具有广泛影响。1994年来北美后已发表中国现代史专论20篇，并应邀在美、加十几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中国现代史反思”系列50场，次次引起震动。

　　辛灏年这册书，有一位美国学者和两位中国学者写过“序”。美国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他开头即说：“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认为著者的思想已得到“热烈的反响和接纳”。两位中国学者，一位是谢功果，他认为辛灏年“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这本书“是理的汇聚”，也是“情的凝结”；另一位是郑义，推崇辛着“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不但建构了“民主革命史”的体系，而且使“历史事实”得到“再发现”，并认为“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论年龄，辛灏年足足比我小了20岁。他是在抗战胜利后第三年（民国36年，1947年）出生的人，受的是中共统治下的教育，与我一直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教育与政治制度下成长、工作，并亲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６年国难，８年对日抗战，４年国共内战，50年台湾建设与趋向没落的背景，完全不同。我以一个背景完全不同，却都同样关怀并投注于中国现代史的“老者”身份，来阅读并评价辛灏年这册《谁是新中国》，确有不少异乎寻常的发现与感慨。

　　书名《谁是新中国》，著者说“为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建议”，这说明《谁是新中国》这个问题，是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共同关注、共同探索，也有相当程度之共同认识的中心问题。问题的核心是：“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者的答案是：“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第348页）。在自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著者特别指明他所视为“新中国”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与蒋介石两位先生先后创建与捍卫的中华民国，而非假藉中华民国名号进行毁灭中华民国阴谋的“中华民国”。著者于卷首特别声明：

　　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难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有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拋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著者写这段话时间是1998年11月，他的书出版于1999年6月。出版后不到一年——2000年5月，他所担心的情境在台湾出现了——中华民国国号已被盗用，而中国国民党则于选战败北后欲振乏力，著者看到此种情形，悲愤之情恐难自己！

　　内容上和结构上，《谁是新中国》包含四部分；一为导论，含两章，陈论世界各国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历程及趋势。二为上卷，主题为“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含８章，占307页的篇幅，析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起源、发展、成功的条件，中国国民党捍卫、建设中华民国过程中的困难与成就，凸显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位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三为下卷，含７章，占276页，主题为“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以批判笔法，析论中共的建立，对中国民主革命参加、破坏和背叛经过，假抗日以图存扩张，发动内战“打江山”，终于在中国大陆复辟了专制制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毛泽东。四为总结，谨占３页又半，主题为“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其对中国前途的论断是：“中国的统一，前题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著者认同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定位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上卷，第１章），其历史意义在于“创立了真正的新中国——中华民国”（91页）。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流中，居于“分水岭”的明显地位，他说：

　　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50年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1919年。……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1911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上卷页95）。

　　否定毛泽东的一些钦定教条，大陆学者中非只辛灏年一人，但态度之坚决及言词之锐利，应以辛氏为首选。他在“后记”中透露：他在海外使用的笔名辛灏年，系“取‘辛亥年’之谐音”（６７１页），其对辛亥革命竭诚肯定的热情，可以想见。一个一直在中共统治下成长的文学家兼史学研究者，有全面的、直截了当的，丝毫没有保留的向中共一向所坚持的史观挑战，绝对是一位勇者的表现，也是经过多年对历史反思所获致的结论：拆穿骗局，回归历史的真实面。

　　著者对孙中山、蒋介石两位先生，有由衷的推崇。他在《谁是新中国》的首页，表明此书之撰着，是要献给两大群体和两位伟人。两大群体，一是“半个世纪以来，用智慧与痛苦、鲜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书主题的——中国大陆人民”；一是“一百年来为推进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而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所有先贤和先烈们”。两位伟人则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共和制度的创建者，现代中国的开拓者，和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领袖——孙中山先生”。和“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台湾民主繁华基石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先生。”

　　对孙中山先生的推崇，史实俱在，不会有太多的争论，称颂蒋介石先生为民族英雄，在大陆学者有关著作却不多见。著者在本书上卷共八章中，以整整五章的篇幅来论述蒋氏的历史功勋，而于第六章附文〈民族英雄——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首段，即以抗战胜利一事举出了“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的四项理由（２８７至２８９页），大意是：

　　——宋之岳飞、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都是反抗外敌侵略的人物，然未能挽救亡国之祸，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使国家免于危亡，且赢得光荣胜利。岳、文、史诸人均被称为民族英雄，蒋“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亡了国，苏俄虽未亡，但“其沦陷的土地即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戴高乐等人都能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中的实际指挥、建设及“持久战”大战略等作为，“就更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相”。若与“一心只要‘日蒋火拼’，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毛都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作一个区区的民族英雄都不够格吗”？

　　著者自承于本书上卷中为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作“辨析和辩护”（作者自序），但对孙中山、蒋介石两先生和中国国民党也有若干批评。他批评孙中山于决定及推行“联俄容共”政策时“出现了严重的失误”（１５５页），失误之一，是孙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至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著者亦毫不隐晦的指出“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思想阵地先败”、“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反被指为独裁”、“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困惑党人民心”，“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等大端（３１１至３２２页）。对中国国民党，著者着眼于中共的指称国民党为“反动”；他从历史上看到中国国民党一百年来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帝制，创造共和；二是“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三是领导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建立了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共以维护中华民国，数度获得成功，最后却惨遭失败；六是在台湾实施民主宪政，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与国统，从而将台湾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民主繁荣境界（３４９页）。他的结论是：

　　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罪行，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３４９页）

　　尽管著者对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有着比较完整的了解，但关于引用的历史文献和原始史料不足，本书上卷也出现了一些错误。举例言之：

　　——把同盟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后二词，次序颠倒了，写成“平均地权，创立民国”（８２页）。

　　——把１９０６年的萍（乡）浏（阳）醴（陵）之役，误作为“萍、浏、丰起义”（８８页）。

　　——将革命先烈禹之谟写成“禹之模”，陈可钧写成“陈可君”（８９页），又列有“刘神终”一名，未知何所依据！

　　——廖仲恺，写成廖仲凯（１５９页），虽一字之差，然亦不可疏忽。

　　——著者提到：“国民党‘一大’所选的２５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１１名（一名候补）”（１５７页）。错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２４人，其中中共党员仅３人：谭平山、李守常（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１７人，有７人为中共党员：沈定一（玄庐）、林祖涵（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本书下卷，论述的主题是“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著者不同于一般中共革命的作者，他不以中共的建立与发展为主轴，而系以中国民主革命为主轴，而以中华民国为主题，来评论中共的“叛国”阴谋与行动，且看其全卷七章的标题：

　　一、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二、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三、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 上

　　四、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 下

　　五、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六、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七、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著者是在抗战胜利后出生，完全接受中共教育的陶冶，对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的作为有直接的体验，但对中共早期活动的理解，则系由于后来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反思。文字上，他指责中共为叛、为伪，所叙述的史事则有所依据，绝大部分都合于事实。他在上卷中即批判过马克思（Karl Marx）“剩余价值观错误”（４６页）及“对资本主义认识错误”（４８页）；也谈论过：何谓“国共合作”“何谓新三民主义”（１６５至１６９页）。他认为中共声言曾有两次“国共合作”—— 一是１９２４年之参加国民党，一是１９３７年之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参加抗战，著者则认为两者都不是“合作”而是：

　　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与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与虚假归顺（１６５页）。

　　总之，在著者心目中，中共的专制统治，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逆流”（自序）。郑义的序文中，则点名著者的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专制复辟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是民主，“专制复辟”必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８页）他也曾善意的提醒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３４９页）

　　读过辛灏年这册近７００页的《谁是新中国》之后，确有不少感慨。这样强烈认同中华民国国统法统和中国国民党的著作，不来自台湾，而出自中共统治下大陆青年学人之手，能不令中国国民党人于欣慰中感到愧怍而深刻的反省！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于北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