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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 的 社会政治 影响
之一：
王炳章 给中国大陆同胞的一封信
孙文（孙中山）于公元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创建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孙文和早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民主的共和国，她永垂史册，世界公认。 今天，我们大家达成共识，在中国大陆推翻中共之后，新的民主政府叫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也是中华民国之后，中国大陆就回到了民主宪政的时代，已经实现民主宪政的台湾，独立的要求很容易就说服了，大家自然回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推翻中共之后，重新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有利而无弊。 目前，我们正在中国大陆内部策划和组织力量，发动中国大陆内部民众起义。很快我们将宣布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我们将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一同努力，重建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只要你们目前还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和其他外国国籍，只要你们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你们将成为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的最光荣的公民。在中国大陆推翻中共之前，你们将有资格向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申请取得一切中华民国公民的权利（有部分限制，例如已经取得外国永久居留身份或难民身份者例外）。 请您在下面的表格签字。中国的民主未来一定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未来很快就要实现，让我们共同来努力奋斗。 王炳章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日 （2001年10月10日） （转自《营救王炳章》论坛原为机密文件，现予公开，2003年4月5日上网）
中华新同盟会（大陆）新世纪文告元旦的钟声已经敲响，随着这钟声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二十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苦难，世界目睹了从苏联、中共国到红色高棉上演的共产主义悲剧和闹剧。东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冷战，象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把毁灭性战争的阴影悬挂在世界人民的头上。然而，在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里，世界范围里兴起了民主大潮第三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葡萄牙、印尼、苏联、韩国、东欧各国、南美大部分国家等几十个专制、独裁和威权政权，在第三波里象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倒塌。第三波同时也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失败。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把世界带入了新的纪元。 中国曾经在民主浪潮的第一长波里赶上了末班车。十九世纪末，中国百年第一伟人孙中山先生创造了集东西方智慧于一炉的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同盟会，在二十世纪初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几千年帝皇专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可惜，中华民国多灾多难，先有袁世凯称帝，后又有张勋复辟，接着又有北洋军阀的混战，孙中山不得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革命。可是，当孙中山离开世界的时候，中国的民主革命大业仍然没有完成，他很痛心地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民主制度在全国建立已成为可能，但是紧接着的内乱和外患打碎了中国人的民主梦。这个内乱，主要就是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这个外患就是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革命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孙中山在“孙越宣言”第一条明确无误地宣告：“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宣言中也明确指出：“对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 然而，苏联背信弃义。中国的共产革命，在苏联的指挥、支持下，在日本侵略造成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苟延残喘，最后用暴力把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并且在大陆用马列主义建立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使中国形成了五十年的国家分裂局面。 鉴于日本入侵造成的危难，鉴于共产党的武装叛乱，同时也鉴于孙中山先生继承者们自身的局限和错失，他开创的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中共一直把它武装夺权建立的中共国称之为新中国，可是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实际上是中共一党专政下的封建极权国家，其极权专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它甚至对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都实行了专制。毫无疑问，中共推翻的不是专制皇朝，而是推翻了专制王朝才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取而代之的乃是以人民和共产革命的名义复辟了的封建专制体制，因此它根本就不是新中国。 对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民主革命兴起而又遭遇挫折和失败的世纪，也是共产主义革命兴起和苟延残喘的世纪，更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作殊死搏斗的世纪。今天，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整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的立场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祸水，它是一个残害中国人民、使亿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主义。 事实上，共产党早已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它早就拋弃了马列主义，现在保留下来的那么丁点共产术语，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愚弄人民、为其统制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遮羞的破布帘。与此同时，随着台湾社会民主实践的成功，孙中山先生创导的三民主义及其在中国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正在重新新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华人的认同。面对二十一世纪，追求民主、自由、科学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新世纪里，我们将继承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结束共产一党专政，推进并完成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事业。 今天，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是：驱逐共虏，还我河山，再造共和，振兴中华。驱逐共虏、还我河山，是要象当年驱逐鞑虏一样，推翻共产党从苏俄引进的红色王朝，把它们建立起来的暴虐的极权体制彻底砸烂，把那些喝中国人血的共产匪徒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掉，让国家真正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重建民国。再造共和、振兴中华，就是要回归孙中山铺设的民主道路，完成民权主义的目标，建立具有四大民权、五权宪法的民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五千年华夏文明传统，复兴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科学、社会生活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振兴中华，绝对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需要宣传、需要行动。今天辛灏年先生的巨著“谁是新中国”，不但给迷失了方向的中华儿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那些有志于投身民主革命的志士武装了思想，等待着中华儿女的是团结奋斗合力推翻共产极权暴政，完成国人的百年夙愿。 华人同胞们，海外侨胞，华夏子孙历来都有赤心报国的优良传统，大家起来，向共产极权暴政宣战，还我河山，走向共和的伟大历史目标，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成功。
驱除西洋马列、恢复中华民国一、“恢复中华”口号在技术层面上的价值在同中共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恢复中华民国”这个口号在技术层面上的价值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共产党肆无忌惮地利用民族主义愚弄中共国人时，使用这一口号不但可以揭露中共假民族主义的虚伪本质，而且可以制中共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近十多年来，中共大打民族主义牌，玩所谓“爱国主义游戏”，个中的秘诀就是要把“异端”、“外种”的标签硬贴在反对它的对手身上。抗共民主运动如果能洞查这一阴谋，就应该毅然接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把“异端”、“外种”的标签归还给吃俄国人奶水长大、而后又利用日本侵华发迹的中共党匪。一旦，民主运动对共产卖国“画象”成功，就等于先赢了一大半，往下的文章就好做多了，尽力痛打就是了，而且愿意出手帮着锄奸的人有的是。中华民族有着比任何民族更加悠久的锄奸传统，中国人的锄奸意识历来高于御寇，孙中山当年开中华民国之先河，就是看准了这一形势，并大力推动此一“画象”活动，终于最终取得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伟大胜利，堪称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典范。 谁都知道，那时的国民革命者，完全是从外国（主要是从西洋列强各国）的制度得到启发、进而寻求救国真理的。他们不仅学习西方制度，而且还从西方朋友那里获得资助，甚至遇到危险时还托庇于列强的保护。孙中山当年在伦敦从事革命活动，清驻英使馆曾将他秘密逮捕，就是因为有英国人的帮助和英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清政府才不得不老老实放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这些国民革命者无疑是“投靠”洋人的走狗，他们的外异性有如秃子头上的苍蝇，想都不用想。清政府当年要是有中共今天这样巨大的宣传能力，他们完全可以说：“林则徐遗恨绵绵，关天培尸骨未寒，革命党就丧心病狂地去同不列颠外贼勾搭成奸，地地道道是十恶不赦的卖国逆贼。”那样的话，孙先生当年在大清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比今日海外某些人好到哪里去了，国民革命也会因此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正统资源，此种民众认识上的劣势如果不能扭转，则革命成功的机会是很微小的。 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武昌起义者们不讲革命艺术，实实在在地喊出“实行民主，振兴中华！”或“师法西洋，改造中华！”之类的口号，那就非砸锅不可，那十次辛亥革命十一次都会失败。然而革命党人头脑很清楚，他们比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聪明，他们喊出了对清廷最具有杀伤力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鬼才相信国民革命者真的想“反清复明”，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句口号却实实在在地把外异性的标签牢牢地贴到了满清朝廷身上：三百年前你们是洋人！我们才是中华正统。 外种滚蛋，正统回归！对于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古国来说，还有什么比回归正统更崇高更神圣的事业呢？“恢复中华”的口号一出，国民革命者立即在道义上取得了优势，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一下子就壁垒分明了，民主运动只要证明我是汉人、你是满人，谁都会立即明白，是鞑子就是异类，就应该被推翻、被驱逐，用不着再多费口舌。当年的国民革命者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发扬了自身的优势，轻而易举地给自己的事业打上了无可争议的正统烙印，从而在一开始就“赢定了”。
二、“爱国主义游戏”并非共产党的专利其实，“爱国主义游戏”的秘诀人人都懂，只要设法把对手套牢，任何人都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寻找对手的外异性。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爱国主义游戏”并不是共产党的独家专利；也就是说，外异性乃是“不分贵贱一碗酒、你有我有全都有”的东西，谁都套得上，谁也甩不掉，真可谓是爱国不分君贼、捉奸不分你我。在此，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华“爱国游戏史”，由此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非专利”特点。 比如张作霖，现时的人提起他，总觉得有亲日汉奸味，殊不知人家张大帅也有很地道很上乘的爱国表现：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步步逼近中原时，他老人家断然下令出兵苏联驻华使馆区，将藏匿在帝国中东铁路大楼内的共产头目李大钊抓获，并从重从快地审判、处决了李。张作霖的这一锄奸行动，毫无例外地博得了民众的拥戴，一时间张大帅英勇捍卫国家主权的形象十分高大，而李大钊却暴露了他投靠俄共、挟苏自重的汉奸嘴脸。尽管党匪一直供李大钊为烈士，但它们至今不敢将李当时被杀的细节晓谕年青一代。 中共国成立，爱国主义游戏依然不改旧规。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向毛泽东提了点“意见”，竟然使毛头痛得“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是困不着觉”。细究起来，概因彭德怀举起了一面共产党喊得烂熟却从不打算执行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彭德怀铁心要来一次“为民请命”，他想借道义上的优势迫使党匪大头目改弦更张，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然，从毛这一方面来看，彭德怀恶毒之极，他在这场争斗中抽尽了道义资源，没给毛留下任何高尚的借口：要么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堂皇承诺，要么把“为民请命”的人给宰了。在当时，毛泽东要想解决彭德怀问题，难度确实很大。于是，毛搬出了爱国主义绝招，大喊一声：“彭德怀里通外国”，一下子就把庐山会议上支持彭的人给镇住了，彭德怀再怎么喊冤枉也无济于事。接着成立的彭德怀专案小组，也就只能在毛预先设定的“爱国”框子里尽全力去证实领袖“英明”的洞察力了，查清彭贼叛国“事实”、彻底打倒红朝“海瑞”的政治任务岂有不取得“最后胜利”之理。 后来，毛摧毁刘少奇司令部也是用的同一战术，戚本禹写了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为攻刘檄文，很快就把同毛平起平坐的国家主席搬掉了。共产党再往下的路线斗争就更戏剧化了，林彪挣扎了几个回合后竟死在外国领土上，这是绝对的叛国投敌，说什么也洗不掉当汉奸的罪名。再过几年，到清除四人帮时，华国锋也毫不客气地把“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屎盆子扣到了江青头上，因为这位毛“爱人”喜欢服进口药、看好来坞电影，而且又专门让美国女记者写了本“红都女皇”史。接下去，英明领袖华国锋也中箭落马了，罪名则是惊人地相似。据说，他想进口大量的外国设备来发展中共国经济，这就触犯了“洋罪”，按当时的说法叫搞“洋跃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必须搬掉借用帝国主义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党主席，让反对搞“洋跃进”的邓总设计师来掌权。苍天有眼，经历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中共国人都可以作证，将华国锋与邓总设计师两相对照，究竟是谁搞了“洋跃进”？ 讲到这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能看出点儿名堂来了：这“爱国主义游戏”规则，根本不管你做没做什么，也根本不管你将来打算做什么，而在于你究竟会做还是不会做，在于你究竟能不能把外异性的标签贴到你的对手身上。中国的反共民主运动，要是明白了“爱国主义游戏”规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明白了它的杀伤力极大，而且一直都在有效地运行着，任何人想躲也躲不开，想绕也绕不过，那就只有挽起袖子来挖他共产党的老底了。
三、以中华正统立场讨伐外来异物共产党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民主运动同中共玩“爱国主义游戏”的胜算非常之大，比起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清廷来说，中共的外异性实在太多、太现成了。满人入主中原近三百年尚且洗不掉洋异气味，共产党攫权这才多少年？中共原本就是洋胚洋种由西洋人植入中国的异物，它身上的异端洋夷记号可以一大把一大把地抓：党旗上、宪法上、军政体制上、文件上、大小头目的讲话上，乃至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到处都是，到处都有。反共民主运动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在中华正统立场上，讨伐那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外来物──共产党。 首先，应该要求废除中共国宪法总纲中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因为那是不折不扣推崇洋人的条款。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从先秦诸子、孔孟之道一直到程朱理学，那一派、那一家不是博大精深、上通苍穹下贯地核的高级学问？到什么地步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请两个德国和俄国的洋人到中国来瞎掺合，瞎多嘴。以大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为本，我们早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绰绰有余（笔者写到此处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充满民族自豪感）。如果硬是要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中国人知道该怎样做，根本用不着去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总之，绝对没有在宪法中保持这一堆“洋垃圾”的必要。 其次，应该要求取消学校中所有强制性的马列主义课程。站在民族立场上问一问，为什么这些西洋人耍嘴皮子的玩意儿比咱们五千年文化还高、还重要？马克思读过“诗经论语”吗？恩格斯了解杜甫李白曹雪芹吗？列宁晓得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吗？斯大林知道“四库全书”有几册吗？如果没有，凭什么说他们的学说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呢？ 再有，应该要求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这制度完全是从苏联照搬来的，是具有共产极权特色的特务监军制度。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军事史，从来都没有这等怪异的洋玩意儿。 讨伐共产异物，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有许多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反共民主运动要自觉地站到爱国主义、大中华主义的立场上来，要有一种“袭中华正统、舍我其谁”的气概，要把维护中华利益的调门提得最高最高，让共产党没法招架，让它不得不号召全党起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毛土匪为了应付社会舆论指责中共背叛民族利益就曾不遗余力地提倡过“国际主义”，反对过“狭隘的民族主义”，结果反而使中共党效力俄国充当汉奸的嘴脸更加暴露了，并因此使它们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地步。 在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海峡对面现今的国民党政府，它们在同中共的周旋中之所以处处被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国际支持上了，它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同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台湾国府一直都在设法同大陆中共国划清界限，它们企图说服国际社会认同两国分治的现实，却认识不到这实际上是一种舍本求末的笨法子。国府方面从没有想过，台海危机的真正原动力来自中南海内的护权要求。逻辑地说，消除台海危机的最佳途径就是表现出你动摇中共政权根基的能力。然而遗憾的是，台湾那边许多人都认不清这一点。 中共政权以什么为本？只有一个字：“权”。在中共八十年的历史上，你找不到哪一个历史事件与权力斗争无关。毛泽东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特别善解毛意的林彪元帅替毛阐述得更加明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中共半个多世纪来的一切行动都以政权为依归，“江山易变，党性难移”，什么领土完整，什么民族利益，全是筹码，用得着时加上，用不着时丢开。权，就是全，就是一切。与共产党打交道，决不能忘记了毛的“教导”，权才是它的命根子，抓住了这个要害，你就一通百通，一切疑难都会迎刃而解。 反共民主运动千万不要客气，要抓住机会充分利用中共的“嗜权如命”特性！你绝对不会失望的。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势力，只要你有能力在权力得失问题上让共产党有所感觉、有所牵连、有所顾忌的话，中共就会以非常友好、非常诚恳的态度与你协商，甚至赞同你的一切做法，哪怕是在此之前共产党曾经多么坚决、多么自信地宣称你是坏蛋、是匪帮、是残渣余孽、是妖魔鬼怪，那也没有关系，它迟早是会同你“同流合污”的。说白了，你就是让中共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支持中国的任何一部分独立，只要能同它的“权”搭上关系，那全不是什么难事。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毫无原则的权力怪物，你用不着鼓励、用不着用绳子去拽，它自己会抢着去干的，排除万难也会去干的。 要知道，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南宋、不是吴三桂、不是满清、不是张作霖，甚至也不是汪精卫，而是一个敢于领取卢布作为暴动经费、敢于在中国国土上用打砸抢烧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敢于面向全中国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汉奸政党。共产党匪连这样一条任何人都难于接受的底线都敢跨越，它们还有什么原则不能拋弃？还有什么面子不能撕掉？如果当年愿意为毛泽东周恩来们拨出经费的不是莫斯科而是东京的话，也许现在中共国某个地方已经建起了“中华大日本共和国”了。朋友，当你想到这一切，然后再听到中共大小党官口口声声誓言保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时，你肯定会觉得恶心、觉得滑稽、觉得他们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音符都透着浓浓的西洋马列馊哈气。
三、毅然高举中华义旗、民主终将取得胜利现如今，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一直都在抱怨中共“矮化”了它们吗？这儿早有现成的、也是很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共在国际社会里“矮化”中华民国，国府就不妨转移一下战场，到大陆民众中去“外化”中共政权，还你一个异端外种的本色。中华民国有天然的权利指称中共为外贼叛逆，因为中共不只一次地宣誓效忠国民政府，而后又干起背叛的勾当；毛泽东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对蒋介石的景仰和忠诚，甚至在中共已决定背叛国府时，毛仍于大庭广众之中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中共国完全是凭借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起来的，对付共产党的“统一”牌，国府本来就站在道义的一边。台湾方面完全可以说不是我不想统一，你中共才是分裂的始作蛹者，只要共产党废弃了西洋马列邪教，恢复了中华民国法统，两岸的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必须承认的是，“中华民国”具有天然的正统性，这是历史已经赋予了的，决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在以中华民国名义外化中共政权方面，不单是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所有的中共国人、海外华侨、民运人物，只要是愿意举起“中华民国”大旗的，都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可能因来得非常容易，容易得使你惊喜，使你不敢相信。当然，这首先需要感谢国民党人，是他们在失去了绝大部分国土之后仍然能够百折不挠、兢兢业业地实践三民主义，才终于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所以，连中共极权也不得不承认台湾的进步，不得不去寻找所谓“来自大陆的黄金”之类可笑的论据，来掩饰它在舆论宣传上的尴尬处境。 在这里，无可掩饰的基本事实是：中华民国原来定下的、以后走过的路子根本就是正确的。早在五十多年前，甚至还要早，中华民国就已经在努力建设市场经济了，就已经在努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了。是共产党的倒行逆施，才把中华民族这个良性建设过程粗暴地阻断了三十年。最后，共产党山穷水尽了，中共国民不聊生了，共产党政府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了，共产政权本身的生存也因此陷入了危机，中共头目这才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放弃自己作过的孽，偷偷效法起中华民国来了。然而，它们在宣传上，至今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厚颜无耻地把这种“前朝政策”命名为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 其次，我们也应该感谢共产党近年来的“爱国主义”努力。这一努力，本来是用来巩固其权力地位的，表面上看好象也确实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但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副作用，共产党却没有想到，这就是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杀伤力。在中华大地，民族主义正在膨胀、正在发酵，任何政治势力只要一旦被贴上了“外异”的标签，那就是注定的输家，而且会输得极惨、极惨。如今的共产党，站在逃到西方的民运分子前面，还人模狗样地拥有正统地位，但要是站在中华民国面前，这外异性尾巴就藏不住了。中华民国用过外国国旗么？中华民国“坚持”过外国的什么“主义”么？中华民国把洋人条款写入自己的宪法了么？中华民国请洋人印制本国货币了么？等等等等，数卖国行径，共产党真是样样不缺，处处领先。 可以说，不管是谁，台湾当局也好，民运分子也好，一旦举起中华民国的大旗，就等于坐上了正统的宝座，就可以痛斥共产党的叛逆卖国行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大陆废除西洋邪教制度。站在中华民国立场上对共产党说话，再用不着去苦心孤旨地去说明“民主是当今世界之必须”，去划清“狭隘”民族主义与“正当”民族主义的区别，去界定学习各国先进经验与崇洋媚外的不同....所有这些全都是费神耗时、艰涩难懂、使不上劲、派不上用场的“新八股”。对于亿万中国民众来说，反共民主运动只须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作号召：如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黑乱脏丑全都来自于西洋邪教，马列主义乃万恶之源、乃众邪之首，只有废了它、除了它，中国才有希望。 应该指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根本无须承担“光复大陆”的义务，大陆的反共人士也无须把自己隶属于台湾当局的某个部门。说实在的，大陆人民并不指望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回来执政，大陆的问题终究要由大陆人民自己解决。“中华民国在台湾”，本该提供很多支援，虽然这种支援也完全符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的利益，但却不能代替大陆人民完成中国大陆的改造。说到底，中华民国的理念与制度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政治资源。 当前，反共民主运动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具有正统力量的政治资源。回想十年前，没有几个中共国人能提出“走中华民国道路”这样的主张。那时候，由于中共当局的长达几十年的封锁消息和愚民宣传，“中华民国”在大陆民众心目中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形象，以至只要一谈到民主运动，一般人就会把它同共产宣传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挂钩。然而今天，，随着中共极权的日益腐败没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共产暴政的不可改造性，也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移向了海峡对岸，特别是投向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对中华民国的兴趣正在受共产愚昧的华人圈中与日俱增。 近年来，海内外涌现出了一批象辛灏年教授这样的学者，他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发掘并整理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共产卖国资料，它强烈地撼动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提高了中华民国从来就具有的道义价值。海内外所有从事反共民主运动运的个人和团体，千万不要低估这一发展趋势，千万不要迷失中国将来发展的基本方向，毅然举起“驱除西洋马列，恢复中华民国”的旗帜，必将获得最大量的政治民心和政治资源，并由此奠定民主在中华大地全面开花的胜利基础。
我们还有一条更好的路… 《谁是新中国》影响了台湾留学生
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芝加哥侨学界邀请辛灏年先生赴芝城参加纪念“六四”死难烈士的活动，并邀请他讲演。没想到，讲演会还没有开场，辛先生刚要走进会场，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轻人却迎面拦住了他，问道：“您就是辛灏年老师吗？” 辛先生连忙答应说：“我就是。” 这位年轻人立即说：“那我能够请你签个名吗？”说着，他已经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了一本书，原来是一本《谁是新中国》。 辛先生有些奇怪这个操着一口台湾国语的年轻人，怎么会找到这里来请他签名，正要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本书的，因为台湾不卖这本书，这个年轻人居然已经将书的封面打开，将笔送到了他的跟前，甚至已在含着泪水对他说：“辛老师，是你，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 辛先生十分诧异地抬起脸来看着他，正在书的扉页上签字的笔，不觉也停住了。 这时，年轻人仍在含着泪水继续说道：“我是台湾的留学生，刚来美国读大学不久，无意中，在书店里发现了您的书，我就站在书店里看了三个小时，然后我就买下了它……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就在我和我的台湾同学们已经决心走‘台湾独立’这一条路的时候，你的书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道路，使我们发现台湾人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可以走，就是和你、和大陆的同胞，一起走‘大中华民国的道路’。并且，我还认为，这才是台湾人民最应该走的一条正路，一条大道……所以，这就是我在报纸上发现你今天要来芝加哥讲演的消息时，我就决心要赶来见你的原因……” 辛先生十分感动地听着他的话，在走进会场的时候，眼前不觉浮现起几年前自己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演“谁是新中国”时，那一群来找他“辩论”的台湾留学生们，后来也与他“异途同归”的欢乐情景，眼前这个留学生对他说的话，实在与他们跟自己分手时说过的话太象了！ 还没有开讲呢，他的心已经觉得有点烫烫的了。 没有想到，当他讲完了“现代中国学生运动之比较”，场上的掌声经久未息之时，这位台湾留学生又走到了台上，不仅又拿出了他的那本《谁是新中国》，而且还突然抖开了一面偌大的中华民国国旗，那青天百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辉映着这个年轻人的满眶晶莹泪水，令人心动心跳。此时，伴随着他那“我们还有这一条更好的大路可走”的洪亮宣示的，已然是那一阵潮水般的掌声…… 辛先生的眼睛也湿润了。从他“自我流放”到美国，虽然在中国大陆留学生请他讲演的讲堂上，曾因他讲演“谁是新中国”，而不止一次地引发过如此激情的掌声，但是，由一个台湾留学生对《谁是新中国》一书所产生的认同和激情，和由这份在当今台湾已经罕有的激情所催动起来的，对于中华民国的重新推崇，在他，还真是第一次…… 台湾留学生杨杰伦与大陆学者辛灏年成了“忘年交”。 二零零四年的元旦，这两个“忘年交”又在纽约相会了。年轻的留学生带着他的同学和弟弟来看他的辛老师，而他的辛老师，如同在大陆留学生身上所看到的希望一样，也在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华民国的希望，和全中国必将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改变“马克思象下的中国”，拋弃分裂主义的台独道路，还我中华，走向中国民主统一的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