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王道文化

　　　　　是怎样形成的﹖

孙 云

一、什么是王道？为什么要探讨王道文化﹖

　　王道，是中华民族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宗教的，以人为本、以天下为目标的独特文化认同。她倡导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她追求的是：能而不强﹐不霸而王。

　　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如科目不同的自然科学文化﹐军事文化﹐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和众多学派流派的哲学宗教文化等。但是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来区分的话﹐人类的文化只有两种：一种是服从于丛林法则的霸道文化﹔一种是崇尚和平和谐的王道文化。霸道文化的教化会使人趋近动物﹐而王道文化的熏陶则使人接近完美。

　　从当今世界存在国家间的矛盾和各文明间的冲突来看﹐王道文化不但具有探讨的必要﹐还需要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王道文化形成的不易和她追求和平和谐的宝贵。这不但是因为今天人类已进入了核子时代，更重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她本该名实相符（冷兵器时代的争霸称王战争虽然会使人口大量减少﹐但还不至于毁灭人类本身；而核子战争则会毁灭人类﹐据说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已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

二、解决现实世界的纷争需要探讨王道文化

(Samuel P. Huntington) 所写的《文明的冲突》一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传播﹐它也确实反映了现今世界的部份现实，也就是说提出了问题﹐但是它不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而且还有混淆文明和野蛮以及为丛林法则正名的错误。中国特定的历史所形成的王道文化却正好弥补了人类文化的这一缺陷。她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著名的四大发明之外的﹐一个被忽视了、但意义却更伟大、影响更深远的文明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王道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伟大的第五大贡献。

　　有两点需要指出：

　　1) 萨弥尔亨廷顿所划分的文明区域都是以宗教来区分的：象反省忏悔的基督教和行善积德的的佛教等﹔唯独我们中国的儒家不属于宗教体系。可他并不区分这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视同仁。这看上去似乎很公平﹐其实他无意之中提升了宗教文化的层次﹐却把中国发达的﹐早在二千年前已经摆脱了宗教束缚的先进的人文文化给降了格。

　　2) 亨廷顿在书中认为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挑战来自中华文明。他感觉到了中华文明的力量﹐但又不作认真的研究以分析她的性质﹐只是把她看作与宗教相似或更具潜力的文明。这就不但给“中国威胁论”者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把本是和平先进的中华王道文明当成了落后低级的霸道文化。同时也混郩了中华王道文明和中共专制政府的区别﹐为民主列强推行“亲共反华”政策开了方便之门。

三、研究宗教的冲突和宗教的发展需要探讨王道文化

　　宗教的冲突和迫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因为宗教文化是以上帝的意志为意志﹐所以对其他的宗教教徒﹐她常伴随有以上帝的名义而发动的宗教战争或宗教迫害。象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及十字军东征等。

　　因为，作为不同于宗教的以人为本的王道文化是通过修身养性来提升自己的素质的。这里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过去人们一提到儒家所倡导的“仁”﹐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仁者爱人”﹐其实这是舆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造成的误导﹐抑或是中共批儒的水准不够造成的。孔子曾就何为“仁”何为“智”分别问他的三个学生﹐子路答“智者使人知﹐仁者使人爱”﹐孔子给他打的分数是“下士”﹔子贡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打分是“中士”﹔颜回答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给了“上士”的最高评分。确实﹐一个不自知自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人和使人爱的。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中华王道文化的自知自爱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宗教文化。有一个犹太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人的仁慈同化了犹太人》(Chinese Kind Killed Jews)。此作者到中国河南开封宋朝时犹太人的聚集地进行了实地考查﹐他看到了他们犹太人特有的小毡帽和犹太教寺庙的遗迹﹐也向一些老人询问了他们祖先的生活习惯﹐但他发现这些犹太人的后裔除了鼻梁骨略高一些之外﹐其他外表长相和生活习惯都已完全汉化而无从区分了﹐可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发生排犹和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同样的信奉犹太教﹐同样善于经商聪明智慧的犹太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遭遇和在中国的和平的被同化，说明了自知自爱的中华王道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人民：心胸宽广﹐充满人性﹐并且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深入人心。这才是宗教冲突和宗教迫害在中国的历史上极为少见，宗教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而当今的中共马列邪教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本土宗教的迫害，更是史无前例的根本原因。

　　随着现代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特别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她既为宗教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制约了宗教的排他性﹐而作为不同于宗教的、以人为本的中华王道文化，对各宗教间的新关系和新发展也将提供借鉴。

四、对“中国威胁论”的批判需要探讨王道文化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基本上是起了负面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害怕中国民主化之后强大起来进而会威胁到他们。他们总是戴着他们习惯的“霸道”眼镜，来看我们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的崛起。北约可以为了波斯尼亚和科索伏而投入战斗﹔美国也可以二战解放伊拉克﹔而对我们中国：过去﹐他们不仅不支持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还要支持腐朽的满清政府和扶持各地方的军阀以阻扰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美国率先支持蒋介石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算是例外之例，值得我们感谢和赞许。而如今﹐某些西方政客却推行“亲共反华”的政客谋略﹐甚至指使他们收编的“世界公民”，拋出“要民主的到西方来﹐要专制的到中国去”这样一种挖墙计谋，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利是弊，显而易见。

　　任何国家都可以宣布不会侵略别国﹐但实际是否如此﹐这就要从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表现和现在制定的方针政策上来作判断。探讨王道文化的形成过程﹐认识王道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表现﹐我们就可以解答一些疑问。比如热爱和平的王道文化的中国在古代也侵略过周边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但它是国君好大喜功、或穷兵黩武的个人意志的表现，却不是人民陶醉于侵略意志的“霸道”反映。隋阳帝攻打高丽(不过他没打嬴)﹐人民没有称赞他是明君﹔唐太宗李世明也攻打过高丽﹐虽没有成功﹐人民却推崇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君王；对“霸道”成功的杰出代表秦始皇﹐中国人向来就以暴君之称来否定他。如果说中国人热衷于霸道的话﹐那就应该非常崇拜秦始皇才对。所以，从文化层面来看：无论是自然顺随的太极武功﹐还是兼顾前后的牌九娱乐﹐更有包藏宇宙哲理的围棋艺术和深入华人骨髓的对“天人合一”的认同﹐在在显示了中华文化是“上顺天理、下合人群”的俗而不俗的人的文化。从社会习惯层面来看：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君子动口不动手”“和为贵”等等﹐都是经过了春秋战国争胜斗狠之后对“礼﹐忍﹐让”的回归。另外就拿从军来说吧﹐中国有句话叫做“好男不从军﹐好铁不打钉”﹐撇开它本身对错不管﹐中国男子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普遍都羞于从军当兵的不争事实﹐怎么也不能讲中国人是好斗尚勇喜欢侵略别国的民族。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那首著名的脍炙人口的民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再不要一天天谈爱情”所表现出的鼓动性﹐便与深讲“信义和平”的中国人大不相同了。

　　正是既经历了春秋战国血雨腥风的洗礼﹐饱尝被霸主征服的屈辱和痛苦﹐又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推翻了暴秦的关东六国人民﹐建立了统一的汉朝天下﹐并经四百年的大融合而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这才使得上古形成的王道文化在汉代通过儒学的丰富和完善而流传下来。如果秦朝的统治不是十五年而是四百年﹐那么今天我们“民族栏”里所填的，可能就是秦而不是汉了。族名的不同还是其次﹐可怜的是我们可能还不知自己是已亡之族﹐可能还以征服者秦人自居﹐可能还想去征服别人。环顾世界正是如此﹐多少民族被征服了﹐多少民族被强迫同化了﹐他们还不自知﹐还想用霸道去征服别人。四大文明古国﹐到如今﹐唯独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绵延不断﹐原因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其结果也正如老子《道德经》所写的“就其下﹐而成其大。”

五、对比现代“民主”与春秋“变法”需要探讨王道文化

　　春秋时期凡是成功“变法”的国家无一弱国﹐但同时他们又威震邻国﹐伺机争王称霸。同样﹐日本明治维新君主立宪以后国力强大了就向外扩张﹔民主选举出来的希特勒德国在解决了内部问题之后就立即推行侵略战争。

　　变法的原因：外因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大国强邻的虎视耽耽。内因是国内平民向贵族政治发起了挑战﹐要求权力的重新分配。

　　变法的内容：鼓励农耕﹐奖励军功﹐限制商贸﹐开垦荒地。

　　变法的目的：富国强民﹐争雄称霸。

　　民主的原因：蒙古的西征给欧洲带来了忧患意识(类似近代英国打开中国的国门)。

　　宗教的改革使欧洲摆脱了政教合一的束缚。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平民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而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

　　民主的内容：议会制度﹐自由贸易。民主的目的：人民的自主与国家的富强。

　　“变法”和“民主”都能使本国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国家富强﹐但这是对内的；对外部世界来说她并不具有什么安全上的保障。这也是当今民主国家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不愿看到中国这个大国真正民主的又一个原因。然而“以人为本﹐以天下为目标”的王道文化在经历了春秋的大洗礼之后﹐却早已越过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格局﹐所以就有了二千年前封建中国的“有教无类”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主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的对比﹔就有了犹太人几乎在全世界遭到歧视﹐而在中国却被和平同化的对比﹔就有了世界各地宗教冲突不断﹐而在中国宗教和平共存的对比(当今中共治下的大陆除外)﹔就有了世界其他古文明都已中断不复存在﹐而唯独我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至今的对比；而从反面来看﹐古代的尊王攘夷和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同样可以找到当代的翻版──所谓“人权高于主权”。

　　“变法”和“民主”既相似又不同﹐他们的最相似之处都是顺应不同时代潮流的竞争机制﹐所推行的范围都是在一国之内﹔他们的最不同点是“变法”的国家君王是世袭的﹐而“民主”国家的总统或首相是民选的。从这儿可以透过贵族政治﹐平民政治﹐民主政治的演变﹐看到人民自由度的延伸和权力的扩张。“变法”的国家与邻国的战争责任是由君王自己承担的﹔而“民主”国家与外国的战争责任是由国家承担﹐总统或首相负责﹐并通过民意来调节的：这个调节的衡量标准就是国家利益。所以﹐在“民主”的国家只有因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下台的总统或首相：如英国首相张伯伦及二战时日本内阁的更替等。没有因事件本身的非正义而去职的：如殖民扩张﹐贩卖黑奴等。他们共同的盲点是：一国的利益与天下的利益相冲突。而王道则是以治理天下为目标﹐以天下的利益为依归。

　　有一个情况是需要说明的：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是否属于民主国家﹐为什么我把他们归于民主国家。这要从民主国家的定义来判断。只要一个国家(包括君主立宪)的总统或首相是真正人民选举产生的﹐所谓一人一票﹐是民意的真实反映﹐那她就是民主国家。而二战的战胜国把日﹐德称为军国主义国家以区别民主国家，是为了掩盖民主制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并不一定是和平的这样一个表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使得民主国家在国际争霸中有本钱竞争﹐有能力取胜(包括军事上的)。德﹐意﹐日是在国际争霸中战败的民主国家﹐而英﹐美﹐法只是在国际争霸中获胜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从民主列强对中国民主化的假支持、真阻扰来看，也能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即：假如民主国家一定不会侵略别国﹐那就应该赶快让中国改变成民主国家﹐这样，中国的威胁就不存在了。

　　通过比较我们知道：如果英﹐法在他们的扩张中失败或者美国在西部的开拓战争中失利﹐那他们将得到德﹐意﹐日同样的指控﹐只是不具有二战的世界意义罢了。德﹐意﹐日轴心国挑起的二战就是为了争夺国际资源﹐重新分配国际市场的份额。所以希特勒称他的对外侵略是为了“德国的生存空间”﹔日本至今还认为是为了“解放亚洲”。这正是“春秋无义战”在当代的生动再现。只要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民主制度对内对外的二重性﹔只要有一定的客观冲突的外在条件(象这次美国解放伊拉克所引起的利益冲突)﹔只要后起的民主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达到足够的强大﹔那么善良的世人想要避免战争也就常常是“一厢情愿”。

　　我们不要认为法﹐德﹐俄的反对美﹐英对伊拉克动武是出于正义﹐更不要天真的相信美﹐英是为了解救伊拉克人民于水火。恰恰是这个犯了众怒的胡森﹐给美﹐英的全球战略找到了动武的口实。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主动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但美国在世界多个核大国存在的情况下也不敢随便主动出击。这就形成了“谁掌握了世界的资源﹐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这样一个新格局。由是，对拥有丰富资源的弱小国家的争夺，便成了当前国际争霸的新形式。

六、建设明天的新中国需要探讨王道文化

　　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民主呢﹖是中共在“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烟幕下所继续维持的一党专制吗﹖当然不是。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简单复制吗﹖也不是。在我们比较了“变法”和“民主”之后，便能够知道﹐如果我们解决不了一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矛盾﹐就会重演春秋战国的历史。

　　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在经历了近代民主列强的侵略﹐共产专制的复辟﹐现时又遭受欧美民主政府“亲共反华”政策阻挠下的转型﹔是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王道文化底蕴的中华大地上的转型。这就决定了我们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同于任何其他的民主国家：他们只是在补上中国二千年前春秋战国的争霸这一“课”﹐还未尝到它的恶果﹐并且正在回味它的甜头﹔而在爱好和平的中华王道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则必将把人类的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推崇民主﹐因为她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符合人性 (在一国之内)和更加完善的竞争机制﹔我们不迷信民主﹐因为她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存有盲点。

　　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是集二功于一役的民主转型﹐她有两大任务：一、推翻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二、 建立崇尚王道文化因而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民主中国。同时我们中华民族还肩负着向世界推荐﹐传播王道文化的重任。其间，还有这样几个误区我们必须理清：

　　一、《中国可以说不》：在中共专制统治的大陆出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当然不是民主制度学术自由的产物﹐只是一个可以为中共假民族主义利用的对象。如果此书的作者是为了表达一种对国际强权的抗争勇气﹐那他们必须先要知己知彼﹐要知道那些强权是怎么强的﹖为什么中国强不起来﹖当代真正的国际强权都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她是由民主这个好的制度作保障的﹐所以她们不但军事强大﹐经济﹐文化都是全面高度发达的。而中国之所以强不起来，是由落后的中共一党专制造成的。如果作者们想依靠落后的中共一党专制去抗衡拥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国际强权﹐那就象要骑着自行车追赶汽车。所以与其对国际强权说不﹐不如先对共产专制所不﹐这才是正道。

　　二、《超限战》：在中共专制统治的大陆还出了一本《超限战》﹐欧美别有用心的军事专家还评论是一本真正有战略思想的书﹐有些糊涂的国人还沾沾自喜。大家都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人肉炸弹了吧﹐这就是没有先进民主制度作保障的国家所发动的《超限战》。中共就是要用中国人民的人肉炸弹去维护它的集团的既得利益﹐但它却死也不肯改变为它带来了既得利益的落后的一党专制统治。而民主列强们却正好可以用此不自量力的《超限战》来证明中国对世界的威胁。

　　三、“中共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松绑已经变好了”：中共一松绑中国人民的活力就解放出来了﹐这并不说明松绑好﹐这恰恰说明捆绑中国人民是罪恶。捆绑害苦了中国人民﹐捆绑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正应该推翻“予中共捆绑中国人民以权力的专制制度”﹐同时再也不给专制复辟以任何的机会。

　　同胞们，是清醒的时候了﹗因为：

　　我们中华民族是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伟大情操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伟大气节”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拥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高雅自信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怀有“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畅达精神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拥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潇洒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怀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美好情怀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拥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无比豪气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怀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雄心壮志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是坚信“仁者无敌”的民族。

　　本人仅以此文作引玉之石﹐望各方大家﹐前辈先贤为弘扬我中华王道﹐复兴我中华文明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