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弢不完成《鲁迅传》说起

陈 家 骅

编者按语：陈家骅先生是文艺界的一位前辈，也是中共法西斯文艺统治下，一位备受欺凌和迫害的老编辑和老作家。他的回忆就象是渗透了血泪，读之足可以颤抖人心；他的回忆也拖带着时代的痕迹，甚至透着些许被污辱和被损害者才有的善良与荏弱之心……他在回忆那些为中共所迫害的共产党自己人时，他的善良和荏弱，就不免要为那些在后来也曾遭遇赤祸的灾难制造着们，仍然留下一掬同情之泪……而这，恰是我们今天在反思中，犹要予以注意的。因为，事实和明天，才是我们反思的真正目标所在。

似乎刮起了有关鲁迅逝世的一些掌故，闻之无法平静，引起我的一想法和回忆。

一九九二年，唐弢先生在北京逝世时，我己于年前到了美国。友人传来消息，他没有写出[鲁迅传]。我一个格楞，手中的紫茶杯震翻在地。长夜瞑想，我的心仿佛百爪抓挠，痛苦万分。

唐弢先生以研究鲁迅为素志，苦苦经营了六十来年，陆续写下了几部有关鲁迅方方面面的论述。他精通鲁迅的著作，暸解鲁迅的历史，熟悉鲁迅的门徒和追随者；他参加了[鲁迅全集]初版的编校工作，是几巨卷[鲁迅全集。补遗]的收集者和编辑人，是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数度出国作鲁迅研究的专题学术演讲。他不仅和鲁迅有过文字因缘，且多有交往，是公认的鲁迅传人。唐先生既是鲁迅研究专家，又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象他这样一个多面手的才子，化了十年之久，居然写不出鲁迅传，岂不令人深思？

唐弢孜孜不倦，才气横溢，博通古今，近百年的文化文学史，都储存在他的脑海之中；六十年来的文学斗争史，他更一清二楚，成竹在胸，如数家珍。以写鲁迅传而论，任人都没象他这样的优越条件，他是公认的不二人选。可是竟没有写成，他缴了白卷。

一九五○年的冬天，雪峰和唐弢担任上海一个文艺杂志的正副主编，我在他们的治下。当时在筹备阶段，人员少得可怜，忙不过来时，有些事唐先生也不得不插手过问。杂志决定明年创刊，发出征稿信不久，稿件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有位作者寄来稿件时，附笔要求编辑部介绍一部鲁迅传记供他参考。我向唐弢提到这一问题。先生说：旧的未及再版，新的还未写成。我知道当时流传的[鲁迅传记]，创意不多，罗列了一些资料而已。横竖随便谈谈，斯时编辑部仅我们二人，人员还在物色之中，还没落实。我趁机要求唐弢写一部[鲁迅传]救急。唐先生毫不犹豫地爽直说：“看情况，看情况”！可见五十年代初，他己有这个打算。实在除了他之外，更无合适的人选。写作[鲁迅传] 非他莫属。由他写来，得心应手，将是部极有文学价值的皇皇巨著，鲁迅的形象会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而[鲁迅传]将金光闪闪鹤立于世界名著之林，不消说鲁迅将永远与世长存。但是不几年，政治运动改变了一些人的美好幻梦，形势大变。混淆了是非，颠到了黑白，一切乱了套。原来封之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屹屹可危了；实在什么也不是；什么家，什么家，不过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手法，当然当不得真。对这一点，我想，唐弢心中雪亮，看得最清楚不过了。不必扯得太远，只要想想当年和鲁迅并肩战斗的那些闯将，他们在推动鲁迅向左方面不遗余力，“功不可没”。可是仅仅几年，他们统统被革命革得体无完肤。尤为可悲的，他们没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幸运，他们有的被关在监狱里，有的羁押在农场中，那有行动的自由？特别怪诞的，就是那些过去曾被鲁迅口诛笔伐的作家群，当年远走他乡，反而成了文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仅此一端，就成了唐弢写作鲁迅传的拦路虎，很难说得清楚，更难恰到好处。触及这些人物，鲁迅的光辉在哪里？不触及这些人，还有什么鲁迅的战斗精神！如此这般，鲁迅实在是个不禁推敲的悲剧型人物！他的一些所谓战斗光芒，已给现实砸个粉碎，已经在批判他的门徒之时，荡然无存，消失净尽！才子唐弢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于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别无选择，也无法选择；他宁愿缴白卷，也不愿为了完成任务而写作[鲁迅传]。那不仅仅抹煞了良心，且要为人诟骂。明明是被革命革得毫无光泽的一个可怜的人物，怎能把他写作圣者？写成文学的教宗？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现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还有一个模糊的“伟大鲁迅”。唐弢先生不愿从这些人的心底，把模糊鲁迅的影子，连根拔去。他既无法把鲁迅写成万世师表，也不愿把鲁迅写成个倒楣人物。于是他缴了白卷，没有写出[鲁迅传]，如此而己。

唐弢没有写出[鲁迅传]，他缴了白卷，震惊了大陆，是文学界的大事件，也使世界文坛目瞪口呆无法理解；我觉得，这样做，在唐弢出于保护鲁迅，这应该是唐弢一生中下的最巧妙也是最完美的一着好棋。也是他妙想天开、最痛快的一着高棋。鲁迅作为文学界的神只教宗，是他的一大批追随者所塑造的，所谓伟大的什么家，那是毛所钦定的。在政治一言堂的昏天黑地下，鲁迅己经面目全非。唐先生那里甘心把鲁迅形象毁在他手狸！我想这就是唐弢抵抗了万千压力，不写[鲁迅传]的根本。这正是才子之为才子，比他人聪明高超的地方。也就是他三四十年来，没有倒下去而顽强地生活着的主要原由。日昨有人和我谈到唐弢的政治面目。这不是三言二语可以讲明白的。总之唐弢有苦衷，他身不由已。如果他一边倒，我想，早己在一九八三、四年，就把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的[鲁迅传]问世了。唐弢接受了任务，按兵不动，不露声色，直到逝世，才发现没有完成[鲁迅传]。太妙了，实在妙不可言！任人都不可能如此稳扎稳打。如此这般该有多大的智慧，唐先生是值得钦佩的！

前些时，有人写文章说：唐弢之写不成[鲁迅传]，那是因为字斟句酌，追求文字的完美而耽误了。我看这话当不得真，值得商榷。请问：谁写文章不字斟句酌？谁写文章不追求完美？况且唐先生下笔千言，字字玑珠，文字美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绝技，他是不必斟酌什么的。所斟酌的，不过在于把鲁迅放在什么角度？放在什么地位？把雪峰、黄源、丁玲、萧军、胡风等等放在什么地位？把所谓“乏走狗”等等的那些大家，又放在什么地位？如比等等，他左右为难，在迷魂阵、八卦阵中再也走不出来！

写[鲁迅传]作为一个任务，公主拋绣球，落在唐弢头上，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当年先生己经七十高龄，又有病魔缠身；可是以十年的岁月来计算，还有什么时间不时间的问题？所谓耽误云云，只是打打太极拳的没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我倒庆幸唐弢没有写出[鲁迅传]，否则不仅劳而无功，且抓一把疥疮在身上，真是不得安静了。如果随着“伟大”的路子，即使削足适履，硬加枝叶、画蛇添足，改头换面，文章是做出来了，那会带来多少反弹！禁得起推敲？如果淡化那些桂冠，着力写一个文学家的鲁迅，能符合要求？实际上以鲁迅有些政治替代文学的复杂历史，绝不可能光光写成一个文学家的鲁迅的。

唐弢和鲁迅是种亦师亦友良师益友、忘年交和门徒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为了保护鲁迅的尊严，他豁出去了。不过这个豁出去，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而是甘愿少写一部作品，牺牲一部佳作巨著。他不写这部[鲁迅传]，他默默地罢写了。丢掉了这个烫山芋。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秘密到过上海。在原名中苏友好大厦，召开了一次不多人参加的座谈会。我们杂志的编委、五四时代的著名作家魏金枝参加了这次会讥。会上，魏先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有关胡风集资创办出版社未成，出不了书的一段经历，此时此际准备批判胡风。这次座谈会上，有一位老翻译家提出：假如鲁迅在世，他的处境如何？当时政治气候还比较正常，大倒其楣的人士不多，一般还没感受到紧张和压力，所以有人敢于在毛泽东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回答很直率。据说，毫不拖泥带水，似乎正候着有人提问似的。他说：可能仍在写作，可能巳进了监狱。当时听到秘密传言，吃惊自不待言；但以为听错了，没有进一步去探究深思。可是接着鲁迅身边的大将，一一被揪出来了，可说一网打尽，才恍然大悟。毛那次发言，胸有成竹，无异是有意宣布和吹风一般。就是说，任人都逃不了阶级斗争的筛子。即使鲁迅亦然。这时我的心头冒出了“好冤枉”三字，忍不住暗暗为他们叫屈！

唐弢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也是文学界的知名之士，上下三等人士都有交往，接触面甚广，一切知之甚详，可说无所不晓。历来被约写稿，往往一挥而就，倚马可待，从不耽误约定的时刻。而这部[鲁迅传]怎么写？实在难极了。他迷茫了。即使咬碎金笔杆，也难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鲁迅形象。这里也反应了唐弢的良知。当他无法还鲁迅一个真面目，又不愿为定下的调子依样画葫芦，于是干脆搁笔罢写，缴了白卷。在大陆这是不得了的事端，他勇敢的默默吞下了苦瓜。当然政治大气候的变化，也给他助力和选择，巴金扬弃假大空，提倡说真话（编者按：巴金虽然在“允许他提倡说真话”的时候，开始说真话了，但他还是假话多，真话少，五本《真话集》，至少有四本讲的仍是假话。），也是对他的直接冲击。为他的罢写助了有力的一臂。是巴金先生强有力的一臂。他是很尊重刊物主编巴金先生的。唐弢在文学界耕耘了一辈子，写作六十年之久，居然没留下一部杰出代表作。不是他不为。而是不能为。譬如冯雪峰，好容易挤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看过原稿者，无不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处境如此，这位老中共、长征战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泄气了，不愿付印，含着泪把原稿愤怒地付之一炬。可见文学界多么艰难。生不逢辰，听听也让人心痛欲绝，酸泪滚滚。老舍、徐转篷投河，以群、梁文若跳楼，傅雷夫妇用了煤气，等等，他们都是屈原式的人物，到现在还没尊重他们，这既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文化智识界的悲哀（编者按语：把他们比做屈原式的人物，委实太过。他们都曾说过假话，写过假文，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造过孽，作过昧心的事。有的更是马列子孙，非我中华儿女。虽为自杀之辈，应予同情；但他们也曾逼人自杀，参与毁灭中国的新文学，制造中共的假文学，怎能与深怀爱国主义精神、拥有伟大文学作品的的屈原相比？）。

徐转篷是写乡土文学的高手，公认的农民作家。三十年代，日本出版了一部[中国乡土文学选]，把徐转篷的作品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鲁迅、王鲁彦和魏金枝诸家，可见受崇敬和爱戴的一斑。他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潦倒一生，最后爬进了池塘。丁玲从北大荒回来，查问到这位农民作家，他巳横死多年。我们月刊编委、翻译高尔基[给青年作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以群；和人称超级大刊[收获] 杂志的资深编辑梁文若，他俩都以跳楼自杀来抗议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和无法承受的压迫。文学工作者的冤屈太多了，这只是上千成万不幸者中的几个例子！除了横死，大多不是在监狱便是在农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过着非人生活。当年象我这样一个青年文学编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和我同命运的更不知凡几。我前妻只是发表了一些揭露不正之风的小说，这就捣了马蜂窝，受到围攻再也无法安静，直到死去。上海某出版社有个姓张的人事员，乘人之危，落井投石，硬逼她和我划清界线，逼她和我离婚，要她嫁给顶头上司某副局长。他们一手拿了改造的紧箍咒，一手又以工作、待遇、政治地位引诱她。既把她当作贱民，赶出编辑部去劳动改造做农民；一面又捧她为才女、天使，把她看成天鹅肉，让她去做官太太。此时此际，她巳患了严重的忧郁狂躁精神病。不由让我怀疑身处人间？还是地狱的哀叹！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一九五一年九月，杂志决定推出[纪念鲁迅专号]。唐弢叮嘱我，向和鲁迅有过接触、交往的老一辈作家约稿；唐先生想要周作人写稿。不过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汉奸，有点犹豫，于是他给北京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写了信，请她征求有关方面的看法，同时探探她的意思。

许先生很快回了信，她希望广泛约些和鲁迅同时代且有过交往的人写稿，三言二语都行。她信中说：这些人不多了，也老了。她同意向周作人约稿。这就是以后周作人化名遐寿，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书的原由。周作人之突然重出江湖，是许广平促成的。外人很难知道好运怎地会落在沉沦中的周作人头上的个中内幕。当时文学界对周作人很顾忌，而许先生倒大度；我想如果去征求鲁迅的意见，以他的脾性和风格，断断不会赞成的。一定会吃闭门羹。唐弢常常给许广平先生写信，乘之知道一些都城的动向。她的直率和宽厚，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几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原来许广平先生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安逸，受人尊敬；实在有些自作多情。她过得十分艰难，可以说有点窝囊；小有小难，大有大难吧；因为事情发生以后，她默然了，眼睁睁看着一些人接受批斗，戴上帽子，送去改造。我一点也不想责怪许先生。从以后的情况发展，即使不发生这件事，我们也难逃一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在这件事上弄到如此悲惨，有口难言。

那年，孔令境教授从山东教育岗位，转到上海一文艺出版社做副总编辑。他心血来潮，要去北京看望他的姊夫茅盾。内人当时在出版社任编辑。于是那个晚上，孔令境来向我们道别，也作为大家认识的一个契机吧！孔令境到达北京时，正巧毛泽东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当口。要求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改进工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巧得无可再巧，茅盾也参加了宣传工作会议。看到孔令境，他十分兴奋，大喊太巧太巧了。要孔令境回上海后，好好参加整风，参加鸣放，向党提意见。作为作家，孔令境作品不多。而在文学界颇有影响。他既是茅盾的小舅子，又在三十年代编辑过一本[作家书信集]，鲁迅替他写了序。所以孔令境各方面的人缘不坏。他主动找上门来看我，正反映了他老成成熟的一面。不怕见笑，我没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孔令境在北京时，去拜访鲁迅夫人。许广平也参加了中共宣传会议。她对孔令境开门见山：听说了吧，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回上海后好好在出版界推动一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向应毛主席的号召。这时许广平正担任着所谓民主党派抓新闻出版的[民进]的主席，要出版界鸣放，正是她帮助中共整风的权力范围。

茅盾和许广平不约而同地要孔令境参加鸣放，且当了件重要的大事。孔令境这位新官，正愁上任没有新的点子，现在有机会可为整风效犬马之劳，就把鸣放放在工作日程上，真有不虚此行之感。

孔令境要回上海的前两天，许广平约他再谈一次。许广平告诉孔令境：好好在出版界发动一下，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到下面，并指定“某某”鸣放。许先生指名道姓的“某某”，竟是内人。孔令境似乎做了钦差大臣，又似乎奉了上方宝剑。回沪后，要求各出版社的朋友鸣放，并来我家传送口信。许广平为甚提名我妻子鸣放？我好疑虑，我们并不认识。我忽地觉察到，可能是唐弢向她推荐的。我找到唐先生。我想证实一下。还未开口，还未提出疑问，不料答案己经送过来了。先生说：你一向沉闷，政治不开展，这次要好好参加鸣放，积极帮助整风。他和茅盾、许广平一样的口吻，尽在不言中，无疑给我猜中了。我的她，正是唐弢向许先生推荐的。因为她从写一般性的小说散文，转变触及生活型的小说，颇获好评，正出于唐先生的鼓励和关心。他向许先生推荐她，是很自然的，已无疑议。怪不得几天前，北京的[中国妇女]杂志社，特派陈姓记者来采访我们家庭生活的谜底，也豁然开朗。

一九五四年，唐弢从苏联讲学回沪，对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学的变化，很感兴趣。曾和我谈过二次。我的她，对苏联干预生活的幽默讽刺作品觉得新鲜。她就写了几篇触及生活的小说，不想竟受到欢迎。我想唐先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吧。我知道唐先生对她颇为好感。我心中有了底。是唐先生向许先生推荐的！我没有再问，何必多此一举，明人何必细说。

她有两篇小说逼着要交稿，我正忙于发稿，我们都抽不出时间鸣放，也没有精力。而我们又和政治无缘。可是许广平先生当了一件大事。当了重头戏。既给孔令境电话，又托人直接送信给孔令境，催促他好好动员一番，这是毛主席自己号召的。并且每次提醒孔令境，不要忘了请“某某”发言。可是我的她毫无兴趣。她和我说；我们和政治沾不上边，与其参加大会鸣放，不如争取写篇东西。何况也没什么想说。

一天夜半，孔令境突地来敲门。他的额角汗流如雨，只求一杯泠水润润喉，降降温。他说：奉命而来，许先生来电话，她决定来上海参加鸣放大会，听取意见。他要求我内人决定下来，千万发一次言。孔令境加重语气，不为他老总，也得顾全许先生的面子。孔令境可怜巴巴的模样，她不忍了，动摇了。孔才急急离去，她对我说：没办法了。我原想说：情面难却！想想实在亳无兴趣。只好不着边际地啊啊的了，她沉思了一下，构思了以一个青年作者的苦闷为题，说说没时间写作的心里话。她说：不涉及政治，不接触具体的人和事。虽然我说，好吧，心里不无疙瘩，我并不赞成，勉勉强强，勉为其难吧了。实在逼不得已，毫无办法，无可奈何。次日孔令境来了电话，告诉我：许先生马上要到上海，她要亲自掌握会议，倾听发言，并向中央汇报。孔令境说：许先生难得到上海来，届时和她好好叙叙。

孔令境兴奋地告诉我：听说鲁迅夫人来主持出版界的鸣放大会，到会人士特别踊跃，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不仅一椅难求，简直到了无法插一脚的地步。开会时间到了，没见许先生的影子。为了争取时间，没等候她，大会如期进行了。我女人在热烈欢迎声中，第一个发了言。她言简意阂，受到赞佩。北京赶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表，当场把她的发言稿要去了，据说，以后登在鸣放的专刊上。可是传来霹雳惊雷，许先生之所以不来主持大会，因为有关领导人阻止了她。不让她南下。不过孔令境弄不清为了什么，还是把有关材料向许先生输送，意想不到是，以后一一作了罪证。孔先生目瞪口呆，只想跳黄浦江的了。不几天，反击所谓右派的社论出来了，一棍子把参加鸣放、帮助中共整风改进工作的人士，一一打入十八层地狱。孔令境成了上窜下跳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凶恶敌人。自然他想不通，特别连累了好些友人，他不服气，他说上了当，受了骗。但是他抵抗不了泰山塌陷般的重压，心一横，教授离家出走了。他有口难言，在逃离家庭之前，一再表示了没有是非，只有阴谋诡计的他的看法。途中他两次来信，向我们大吐苦水。

上海新闻出版界“揪出了”一些右派份子后，在批判我的她时。把她获得一致好评的几篇小说，归结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责问她：你们既非党员又非团员，允许你们写作，你们的条件多么优越，你们还有什么“苦闷”可言？！

还捏造她的作品是丈夫写的。阴险的为处理我做了伏笔。没多久，把她赶出编辑部，送农村开河筑坝种田养猪洗脑去了。当然也没放过我，不过四五个月，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七日，送我去农埸劳动教养。我俩一个去农村，一个去农埸，叫八岁六岁三岁的三个苦难的孩子怎么办？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肠断了，心碎了；于是忧郁狂躁精神病也找到了她。

我不想活了，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是为了在煎熬中的孩子，我咬牙切齿地活下来了。

许广平先生的一片热忱，碰在铁剌上，可见作为鲁迅夫人，日子并不好过，想帮一下忙，累及好些人，这不仅是许广平的悲哀，也是鲁迅的悲哀。就在全国范围内的狂批滥斗中，和鲁迅一起战斗，当年怒目向国民党猛烈开火的那些战友，一一倒下去了。可以说一网打尽（编者按：他们当年可以向给了他们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派”开火，如今他们却为绝对不给他们以任何自由的“共产党进步派”一网打尽，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飞蛾扑火，还是咎由自取？难道当真说不明白吗？）。

难忘鲁迅，也难忘许广平。眼前飞过一个幻象：他俩在九泉相见时，受了不少冤屈的许先生，责怪丈夫鲁迅：你怎么搞的，你可有眼睛？心里老大不舒畅的鲁迅，反问说：我是上了当，受了骗，但是你呢？许先生怎么回答呢！真的，难怪鲁迅，他是盲目的。而自己恰恰在双眼目睹之下，脑袋清醒之际。她只能痛心疾首地责怪自已，连累了多少人！这对夫妻九泉相会的镜头，是我听到许先生遽然逝世之际做的一个梦，十分清楚亳不含糊。不过是否合情合理？只有请高明者评论的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类似的梦，是我感情脆弱的敏感者的老黄历了（编者按：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一个为什么要上当受骗的理由。这个理由难道不值得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沉痛反思吗？）。

在尘世中，我是个最苦最苦最苦的人：青年针剌、牛马中年、老年呜咽，几次想离开不人道的人世。仔细想想，我为甚要走绝路？于是滞留在美国了。每每沉思回颤中，一当想到许多不幸的先生，特别我最想念而为之不平的，无过于鲁迅和雪峰。雪峰是刊物前期主编，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曾代表延安中共，秘密来上海和鲁迅联络。他不仅推动了鲁迅向左，也推动了大批文学文艺界人士向左。当然受到国民党的追究，陷身上饶集中营（编者按：冯雪峰身陷国民党监狱，绝不仅仅是因为推动鲁迅和大批文坛人士“向左”，而是作为一个正在外敌指挥之下实行武装叛国叛族的政党派往上海进行颠覆活动的重要人物，何冤之有？）中共当权以后，鉴于一些不得体的做法，他表示了：中国没有出路，中国青年没有出路的这一个意思，这就一棍子把他打下去了，再也不得翻身，以致痛苦死去。（编者按：无可怜惜。因为他是制造“中国没有出路和青年没有出路”的“先驱、干将和罪人”之一。）虽然以后情况发展，不仅青年没有出路，中、老年的命运尤为悲惨。我想以后他是感到了这一点的，否则决不会把写成的杰作烧成灰烬！（编者按：是否能够称之为杰作，“无棺”可以论定了。但以马列洋教思想对他早已化血为肉的影响而言，特别是以他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创作方法”来说，怕是难以写得出真正杰作来的。）

我原以为对雪峰、黄源他们之被处理，只是因鲁迅而卷入宗派主义吧了！因之我曾经为他们悲哀过，也为鲁迅悲哀过。噩梦醒来，才发现人人都有痛苦的经历，个个都有一段难念的经。无疑，我是所有悲惨中的最悲掺的一个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懦弱迟钝对政治无知无识的无能的人，面对的恰恰是怀有阴谋阳谋绝招的多位“先知”和“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