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侨 人 物

周祥自传之四

纪念周祥先生逝世一周年

　　到台北以后，遇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他住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抚顺街汽车驾驶学校一间房子里，当时分出一间浴室给我一家四口居住。学校三周均是稻田，只有正门前是大操场，可以练习汽车驾驶。一周后，陈主席、台湾省政府主席诚，发表我为台湾省三十八年度大专毕业生就业训练班第二分班主任。学生计一千八百人，班址设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省立师范学校。学科分党政首长及各科，军事干部由军中挑选，体育由台北工专体育组主任负责。牛炳镒曾于我任台北工专训导主任时，为体育组主任，又有机会同事。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就业训练班主任是省府主席陈诚兼任，副主任是教育厅长陈雪屏兼任，教育长崔垂言，教务处长张公甫，训导处长汪道渊，第一分班主任邓传楷，班本部设在和平东师范学院，第一分班学生计八百人。一个月紧张生活，匆匆过去。结训时，我亲手转发一千八百张工作派令，每一张年轻人的脸孔泛出一片喜悦，感人场面，毕生难忘。这证明陈辞公在党国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表现了惊人的魄力，掌握了全体台湾青年的人心。

　　班务结束以后，教育厅长陈雪屏派我为教育厅专门委员，在青辅会办公。仅四个月，教育厅直接派我为省立台北工专教授训导主任，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到差。校长是顾柏岩先生。我从台北商职请来程京震任讲师兼生活管理组主任，魏运约任讲师兼课外活动组主任，牛炳镒任教授兼体育组主任。训导处人事健全，朝气蓬勃。工专还附设工职日校和夜校，处内人员全兼三职，虽兼职不兼薪，全无怨言。这完全是经国先生在江西支团所培养的革命工作精神的表现，因为程、魏和我，都是江西支团的干部出身。

　　蒋总裁在草山设办公室，谷正纲、张其听、蒋经国、陶希圣、唐纵、郑介民等都在。一个星期天，经国先生约我到草山见面，并亲自引我参观总裁办公室，都是日式塌塌米木屋，一栋连一栋。那时，经国先生是调查室组长。因我在赣南是他下乡时的随从秘书，经过大陆撤退，来台后未经他的照顾，我就当了班主任，继而教育厅专门委员。继而教授兼训导主任，他知道了表示很高兴。一日，金门前线紧张，经国先生约干校同学在中山堂集会，我和罗才荣陪他二楼走廊站着聊天。他询问我听到社会上有什么消息。我说，台北市有二位候鸟人物洪轨、蔡孟坚。台湾安稳，他们定居；不安稳时，他们就走了。现在两家到香港去了，说我们将是“囊中之鳖”。他讲演时特别运用了“囊中之鳖”这句话，引得全场大笑。因他擅长讲演，尤其讲词中常穿插故事笑话，引人入胜，非常幽默而有趣。

　　民国三十九年，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就是台湾大学三所学院：师范、工学、农学。台北工专，算是一所有名的专科学校。

　　蒋总裁决心改造党。首先在中央成立改造委员会，各高等学校中设立知识青年党部，台北工专成立第五知识青年党部，这自然是台大、师范、工学、农学三学院为一、二、三、四。我被命为委员兼书记。中央组主任是谷正纲，总干事李焕。李氏殷勤努力，常到工专来和我联系。偶尔随便吃吃便饭，每见亲如手足。

　　一日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约我到圆山饭店午餐，无他客，只有我们主客二人。饭后，随他步行下坡。他告诉我，即将发表我任总统府战略委员会办公室秘书。我问现任训导主任是否要辞职，他说无须，可兼职。所以三十九年这一年，两个实职每日要兼顾，还有许多工作，真是够忙的了。

　　暑假中文课程举办三十九年度大专毕业生就业训练班。比去年的规模要小些，陈厅长雪屏兼班主任，顾校长兼副主任，我兼任训导处长，省党部组训处长黎元誉，台北商职训导主任刘兆田，都参加为训导员。是否如去年一般结训时每人发工作派令？因非我经手，记忆不清。

　　一日奉总政部通知到阳明山参加讲习会三日。原来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要我参加政工人员考核工作。会毕后，我被派为小组长，负责考核八十七军全体政工。军长徐汝诚，对我的工作，尽力配合，一切顺利。全部考核表格，均经个别面谈，谨慎妥为填报，侧闻某些弊端，亦忠实报闻。顾校长知道总政治部派车派人要我赴各部队工作，也从未向我查问。

　　一日黄昏，我在校花园散步，到校门口遇总政治部副组长江国栋。他邀我到他家稍坐。他临时住处是工专房子，我帮忙由工专给他借住。他秘密告诉我，蒋主任有意调我到总政治部工作，职务大概是某组副组长。颇久无音讯，他又告我，有人破坏了，破坏者谁呢，百思不解。但我也不在乎。相信凡人都有他应走的道路，东边不成西边就，天无绝人之路。未久中央党部通知，十一日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十期受训，同期受训有李焕、楚崧秋、瞿韶花、杨有壬、秦孝仪、夏功权、陈仙舟、郝柏村、欧震等一百二十人。每人有学号，我的学号是一０一０一，数十年来从未忘记。一期至八期所调训人员，都是现役高级军官。自九期开始，调训党政教育人员。院长是总裁兼任，主任是万耀煌，秦孝仪和我连坐。那时，他是中央秘书处总干事。受训时，总统侍从室通知，每周院长训话时，他要记录。第一周训话记录，院长亲改后示我，几乎改了三分之二；第二周示我，改者不及一半；第三周改者仅十分之一。孝仪国学根基深厚，为人聪明精细，总统蒋公对他赏识，其来有因了。

　　一个月的训练，一会儿过去，返校未数日，工专左方宽马路隔邻一招待所住的省党部主委倪文亚先生约我到他家吃便饭。倪夫人做得一手江浙好菜，倪先生常夸他不愿进馆子，证明馆子的菜饭不如夫人手艺高强。餐后倪主委告诉我，要调我去县级任改造主委。我不愿去县级工作，再三推辞，最后他说总裁将征调，不得拒绝。越数日，总裁召见决定：勉以大陆失败的党，必须从头改造。那时，陈雪屏先生是中央第一组主任，瞿韶花是总干事。当我被发表为桃园县改造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李总干事焕，瞿总干事韶花都向我推荐人事。李所推荐的雷君，瞿所推荐的董君。我任董为二组长，雷为四组长。二组管学运，四组管调查。雷、董自恃中央有背景，暗中表现不十分合作。雷与调查站、保密、特高、保安等情报单位，常常制肘，颇令头痛，但又不便向李焕说明。雷和李是小时同学同乡，我不便说他。他已向李进了谗言，也说不定。

　　那时经国先生秘密筹组青年救国团，常常晚上开会，我从桃园赶来台北参加，李焕负责筹备，后来我被隔离。救国团成立，一概没有我的份。救国团建立桃园县组织，由驻军政治部主任王致增兼任，事先我全不知情。一日，王致增自恃干校研究部出身，向我提出要求：主委特支费，全部交给救国团。这简直荒谬，被拒后王视我如寇仇。因不断主持地方选举，难免恩怨，王从中搬弄，也许阴险过度，闻吐血而死。

　　省主委倪文亚调职，上官业佑接任。又值省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省调查站郭站长密令桃园分站董瑞芝，要争取省代表团。董某自恃有力量，小组开会时，他亲自到我办公室来表示他一定当选。他问我的看法，我也很直率地说，恐怕你的票不够。开票结果他落选了。他愤愤而退。这叫骄傲必败。董某从此与党部作对，向上密报我任用匪谍，包庇匪谍。中央一组派专门委员陈建中来县调查，调阅用人案卷，证明我无责任而消案。但观音乡小组长丘桶，被董瑞芝诬为匪谍，被捕于警总。丘桶是党的农民干部，平日热心党务，对党国忠爱。那时民国四十一年，才光复八个年头。他在日据时代曾参加过农民协会。仅凭这一点，董某硬冤他为匪谍。据传曾用酷刑逼他诬攀我为包庇，丘宁死不诬，又谎诱丘即将释放，但要他求我担保。一日，桶亲弟来我家中跪地不起，求我担保。我说三天以后，你再来听我消息。于是我去台北警总找熟人打探，根本是死刑待决。我乃委婉向桶弟解说，不数日丘桶即被枪毙。这明明是董某草菅人命，不过上级决策也失之过严。桶之死，我总觉得我有伯仁之疚。

　　桃园县党部改选，上官主委派周世光委员来县督导。四情报单位结合作梗，警局萧复权局长暗中派三部汽车跟踪我的车，凡我所到之处，刚走即受其威胁，加上上级督导周世光与他们暗通讯息，故意报告上官急令停止选举。上官急派他同班同学刘清源接任，我被调台湾省党部视导。上官故意令我与内调站起冲突，又故意派周民光与情治人里应外合，逼我离职，以便安插他的私人。想来实不甘心，逼不得已，只好采取反制。未几，上官下台，由郭澄接任。郭主委特别重视我，凡选举困难地区，都派我去督导，如嘉义市议长选举纠纷。主委丁幼泉，虽自恃而个性强，我所提处理意见，他都配合尊重。

　　一日，李德廉自金门前线回来，到我办公室看望，相约去日本进修。我内心已准备了数月去美国，曾找过经济部次长徐鼐未果，因此对李之邀约，当即同意，由他和萧昌乐联络。未几，日本入学证已寄到，报请郭主委准予补助二万台币，再向中央副秘书长周宏涛请帮忙，特准结汇美金五百元。与德廉同到救国团见经国先生，准许了我赴日本，德廉未准。又办出国护照是一大难题，找了中央五组上官主任。他当面交了杨志巩总干事，由一民俗团体给了名义，派赴日本考察。日本使馆准许了以半年为期。记得是民国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的日子，乘了ＣＡＴ的飞机，由松山机场起飞，王升，潘振球很多友人到机场送行。第一次出国，经过重重难关，进入机场，虽已松了一口气，但新的恐惧，又从心中滋生。下午抵达日本羽田机场。萧昌乐来接机，本来很顺利，昌乐问我带了美金没有，引起海关人员注意。随即，海关人员将我引入一室搜身检查，在皮包中发现中央军校毕业证书，日人看见校长蒋中正，肃然起敬，对我的检查也停止。不过对我五百元美金支票，也予以登记，所以这支票不能卖黑市，只能在银行兑换。官价是三百六十对一美元，黑市则是四百日元对一美元，对于穷人来说，因一语不当，吃亏二千日元，确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昌乐兄准备一辆汽车，事后才知道是蔡孟坚先生私人用车。车子从羽田机场直开到世田谷蔡公馆，蔡先生也不在家。午餐时间已过，用人准备了便餐让我用过。也许是昌乐电话安排，车子将我从蔡公馆送到六本木留学生同学会馆。李同学接待我，他将床铺给我，他每晚在台球桌上，铺临时床铺睡觉。全会馆住了三十来人，当过县长处长主任委员的人，一旦落魄如此，百感交集。次日即设法与侨领汪少庭联络。他请我到日比谷中国餐馆用餐，我请他帮忙找住处，他即答允通知我三日后搬到广尾桥东京支部空了一间四叠半大小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左边大房间是支部女干事罗琦单住，右边是支部秘书杜万龄，他的房和我住的一般大小。他原住留学会馆，搬来不久。原来东京支部秘书不久前与留学生冲突，大使馆文化参事张伯谨幕后主使留学生闹场，将何秘书逐回台北了。张伯谨支持杜来支部代理秘书。杜是警察出身，在日本警官学校留学。一日晚上，他特要和我谈话，问我这支部秘书工作应该怎样做法，他承认他不懂党务工作。实际上党部中央文件，由罗琦收，党部经费由汪少庭掌管，由海工会汪仲让总干事操纵。

　　一天，昌乐找我说党部是非多，劝我不要住党部，又说德廉已得经国先生准许，马上要来东京，邀我同去租房子。他带工作读书，不了解我的困难。住党部，我不须付租。但昌乐看好霞关町水上日式楼上八叠房子，强求我和德廉合租，月租八千，他替德廉代垫，我住了将近一月，德廉始来。

　　本来，昌乐托蔡先生转请大东大学吴主惠教授为德廉和我取得入学证。李与我相商结果，决重向明大研究院申请。昌乐、秋泉陪我们到明大申请。他们要李申请政治科，劝我申请经济科，二人都获准并缴费。手续办毕，由秋泉领我们到日本面馆吃日本面，十五日元一盘，仅点点心，都未吃饱。德廉对秋泉的不近人情，非常介意。很多年后，大家同在日本工作，常常提及此事。而我对此小事则从未介意。入学后，秋泉渐渐流露，德廉邀昌乐和秋泉密商，如何阻止我习政治，要秋泉劝我经济；始发现我对李一片至诚，他对我却是虚假利用。经稍稍注意，他的虚假给我看破，渐渐影响彼此的感情。我遇机会与秋泉二人在一起时便询问说：“为什么德廉反对我选政治科呢”？“他怕你各科将站在他前面”，他回答。我明白了，他根本在嫉妒我。从此心底有点寒意。研究院经济专攻科主任三神博士，是德国留学博士，他的夫人是德籍人。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给我毕业，并授了我硕士学位。有一位教授是共产党，我选了两个学分，他不给我成绩。三神主任以主任身分要求，他不买账。好在我在二年中多修了四个学分，少两个学分，并不影响毕业和得学位。毕业后，三神主任推荐我到东京大学他的好友处进修博士，因工作太忙而终止。

　　德廉忽患肾结石病，入东大附属医院割治。我是监护人，我穿了医护服入手术室，站在凳子上看医师动手术。医师是很有名手术专家，年龄接近六十。事先我陪德廉到过他的家里，送了八万日币私房钱。手术很成功，德廉回病室，我每日去探视，病号牌上登记血型为ＡＢ型。我每次去看他，他虽卧床不能起身，总想方设法稳藏名牌，不让我知道他是ＡＢ型。其实医师动手术时，曾询问我的血型，顺便告诉我：他是ＡＢ型，如需要输血，问我可不可以捐血。德廉对我这样的亲密友人，于危难中尽心尽力救护他的人，仍不忘对我做假。我认破之后，心中真不是滋味。后来退院，他的太太高倩宜来了，我只好搬家让房子给他住。我搬到欧阳正宅处暂时借住。

　　中央第三组派了总干事汪仲让来东京整理党务。汪是我同期受训的同学。因我当过改选主任委员，对党务熟悉，郑主任授意汪仲让要找我负责整理东京党务，并要我拉德廉帮忙。东京支部因闹纠纷，全部解散，重新成立整理委员会，我拉了德廉任常委，中央派我任整理委员兼秘书，负实际责任。重新举办党员登记，组织学生分部，成立分区、分校小组，定期召集小组长会议，整理委员会，从左倾势力方面抢回东京中华学校，改选宁波同乡会、理事工作人员，会长全部由支持本党人士当选。经过二年整理，党员由一百余人增至八百人，所有东京学校侨团，均由党员或亲本党人士担任。经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委员十七人，候补五人，由委员选举常委五人。

　　我和德廉本约定同时返国。忽然，他要先返，我因党务移交，一时无法提前。后来知道，李从昌乐处知道中央有意作组织新部署，所以不顾约定，提前早回一月。当我返国后，一切已作决定。我两年的辛苦，却做了他的阶台。我有被出卖的感觉。他参加工作，是我一手拖他进，他又没有出钱出力，今建立了一点成果，全部给他夺功。我认他为好友，他却当我踏脚石。我决心不再去东京，拟留国内工作。可是德廉再三再四来我家，好劝歹劝要我去东京共事。他一再拍胸表明东京工作全由我决定，他决不插手。

　　郑主任说，你们二人待遇一样，而我是负实际工作，李只管督导联络。我满心不悦再来东京，未携家眷，仅我一人，李则带了太太。约莫半年光景，忽接长途电话，妻戴琦在中央妇工会工作，代表妇工会参加东部昆阳演习，军车出车祸。次日回国，妻躺在家中床上，不能动弹。门牙由鼻左旁穿出，脸部破相，左脸鼻窝结成肉疤。到东京后，在医院多次动手术，三年后始复原，但费医药手术费很多。因公受伤，中央党部却未付分文，全由我自费。连我接妻去东京时，在妇工会所借数千元，亦于我由海外返中央任职时，在我生活费中扣回。党对党工没有表示半点同志爱，令人寒心。

　　妻躺在床上，我一面筹路费购机票，一面在家里整理结束台北的家，真是忙得晕头转向。戴琦在立法院里的同学请了一部公车，曾任都昌县长的吴秘书，也来家送行。一家二大二小四口人，匆匆搭机去东京，台北家具都送了谢树楠，所有日记书籍瓷器一大网篮，存在谢家。后据谢说，全部漏湿腐朽，仅还了一本湿损日记。树楠平日讨好人，实对朋友不忠。到台湾他在南部仅谋得一小学代用教员，我一下提拔他为我改委会书记，后任詹纯铿主任机要秘书，此人ＡＢ型，太过自私，二年前八十二去世。

　　到了东京，一时无法租房子，暂在我办公室日卷夜铺，二楼地板，没有潮湿顾虑。嗣在天现寺靠河岸独一所一楼房子，租金是八千或一万，现已忘记。住不一年，一位女地产士向我游说，搬到离办公室很近广尾商店街口叫五十岚的一房一厅，虽小一点，但便宜一半租金。后来又加了中间的六叠米房间，算是不小了。约莫住了二年，房东要收回，乃搬到同尾华侨丁老板楼下餐馆，楼上一大间，以布隔成三间。住了近三年，才在富士见町商店街购了一间餐馆，楼上自住，还分了二间租人；楼下开面店，雇了厨师、助手、小姐三人，由琦管理，我下班回家帮忙。面店开了一年多，大厨跑了，就关了门。

　　党所是一所旧的木板房子，几经会议，终于决定重建，发动党员捐献，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两层出租，两层自用。东京党务，奠定巩固基础。

　　全日有六个支部，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仙台，都有党所。东京横滨长崎都有余房出租，以补助党务费用。六支部半年集会一次，首由我举办，会后并招待到温地旅游，以后成为范例，六支部轮流举行。既可交换工作经验，又可加强联谊，对党务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每暑期举办华侨青年暑期训练，每期二百余人。多年下来，同期受训男女青年，很多获得男婚女嫁机会。暑期训练，青年参加踊跃，各地侨领都鼎力支持、热心捐助。所以推行党务，掌握群众的需要，极为重要。

　　成立各种中日亲善协会，如日华横滨、千叶、山形、秋田、青森、仙台、长崎、福冈、鹿儿岛、大阪、神户、名古屋、静冈、东京青年等亲善协会。东京青年亲善协会每年分别组团赴台湾救国团考察。每团出发前集会讲习，每次请我讲话。小渊惠三会长是最年轻众议员。国防部长蒋经国访日时，我特别介绍与经国先生见面。蒋部长看到小渊年轻，特现身说法，当年他任中央改造委员是最年轻。时间一瞬即逝，年轻最怕骄傲，要好好把握时间，否则将一事无成。

　　德廉回国任五组詹纯铿主任的副手。他与杨志巩一同横过马路去开会，给机车撞倒后，起来以为无事仍去开会。会后已近黄昏，觉得首晕而去医院检查，不久去世，真是死的冤枉。蒋廉儒问我何以至此，我说这是掩蔽自身缺点太过的结果。

　　民国四十六年秋天，郑彦叶主任为了改进日本党务，特新设二位专人，由海外直接派德廉和我，二人分工同酬：他负责督导，我负责全东京工作。未久他得目疾，几停工作二年。他的工作，全由我兼负。忽一日，我知道他夫妇忧心数日，甚至哭泣；最后，宣布目疾好了，开始出来工作。原来一目失明，决定严格保密。他和杨志巩同横过马路，杨不知他一目失明，一目视度不良。当机车直冲而来，杨能急避；李因视力不良，给车撞个正着，当时脑微血管破裂不觉。数小时后，已来不及挽救，因而误死，真是人生一大惨事。

　　我在东京闻讯，特请大使陈之迈在中华学校大礼堂为其追悼，化行兄访美过东京，特邀他参加。所有追悼过程化行亲眼目睹。在追会时，高倩宜从台湾来电话，找周祥庚道谢。明明是我主办的追悼会，她找周祥庚道谢，她的无知，我本可原谅。但后来探知，她的丈夫撞车而死，她恨我。这就不可以原谅了。所以，德廉死后，他的遗孀高倩宜和我家等于绝交了。其实，德廉和倩宜结婚，完全是我夫妇为他俩促成。本来德廉和一位北方女子论及婚嫁。一日，德廉自金门前线回台，到桃园县来看我，那是民国四十年的夏天。他将他与北方女子论及婚嫁的事告诉我。我问北方女子喜欢谈政治否，他说不喜欢，请我夫妇另为他介绍。刚好桃园县府职员高为政女士来我家，顺便介绍，他俩一拍即合，迅速亲密。后来，桃园内调站董某向情报机关报告说高为政有匪谍嫌疑，因而李高断交。琦又介绍高倩宜，我夫妇为其约会请客，费时费金，终成眷属，最后反而成仇，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十全大会回国，蒋廉儒、楚崧秋，特别设计和我接触。因为日本共有十来位代表，我是特派员总负责人。蒋楚在龙芳的遗孀家里安排了一席宴会。柯正雄、张美瑶等男女大红明星作陪，又楚崧秋以中央日报社长身份设宴一席，王惕吾、余纪忠作陪。他们成功了，过了海，桥就拆了，这就叫做“政治”，说来也可笑。回日本工作时，多了一个“十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头衔。后来访大陆时，家乡和中共的档案，都登录了这个头衔。看来我把中央候补委员不当一回事，我们的敌人倒是真把它当一回事了。

　　陈之迈大使只任了两年。在两年中，我和陈大使同去出席过大阪、横滨、山形、仙台各地日华亲善协会。在大阪会后，前日本首相岸信介、陈大使和我，三人在一家割烹屋，实际就是日本古典的艺伎馆，艺伎陪酒，岸、陈都是善饮，我是点酒不尝，在那里消磨了时间二三小时。在山形正式晚宴后，所谓二次会，县长、议长、参众议员陪到割烹屋，艺伎陪饭，陈大使甚是高兴，最后艺伎送他到旅社，次日我询他艺妓漂亮否？他说他的眼睛在晚上视力不良，不知道，也算笑话一椿。在横滨，陈福波委员，甚为出力。

　　山形大久保会长亲选蒋总统对日本以德报怨专著，国内秦孝仪、王升同时协力提助资料，我则协助写作。稿成，由秦王二任参阅，如有意见则寄我转大久保会长参考。是项工作，几乎费了一年的时光。我身边现尚有该着稿本一大册，已成为很有价值的文件，有机会将携该文件去台湾，交由政府保管。

（全部回忆录至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