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雪文章两篇
走 马 观 花 看 标 语
走在神州大地,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繁华都市,必有标语点缀其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标语,这个党文化的标志,已成为中国的“国粹”。标语包围着社会,无处不在;标语诠释着生活,无所不能。标语是走向、趋势、依据、座右铭、指路灯、风向标,甚至生死簿;令人闻鸡起舞、忍俊不禁,痛定思痛。 本人在此采撷一束,奇文共赏。 在京广铁路沿线河南境内一村落的墙上,大字醒目标语: 不许越级上访 想必当地矛盾激化,有人上访。是不是可以逐级上访呢?列车过郑州,在与铁路线平行的国道上,赫然写着: 严禁党员上访 打击集体上访 遣返个人上访 看了这条标语,我不知道还有甚么人可以上访;倒吸一口凉气,真为那些执拗者揪着一份心。 京广列车进入湖南境内,铁道旁一条标语: 卧轨是违法行为 卧轨违法么?他要死是他自个儿的事,从文革到改革,卧轨的事多了,也没见铁道部起诉哪一个。不远处又一条标语: 集体卧轨严重违法 这回我信了,卧轨的确可能违法。集体卧轨已然影响铁路交通了,火车总不能一往直前,撂倒一大片吧。 生男或生女 丈夫是关键(妇联) 这是内蒙古赤峰至锦山的公路上所见,有落款。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农村尤为严重。这标语从女人心理说到男人生理,为媳妇们伸冤、正名,言之凿凿,可怜当地妇联一片苦心! 一人结扎 全家光荣 家家结扎 全村光荣 这是内蒙古喀喇沁旗卫生院所见。据说这里属贫困地区,农村适龄男子一半打光棍,为了“全村光荣”,不知他们在不在结扎之列。 结贫穷的扎 上致富的环 这是同一处的标语。把计划生育工作细致入微到可操作的程度,从微言讲出大义,并升华到脱贫致富的境界,可歌可泣,你不得不佩服当地父母官的政治觉悟和治国水平。 地处昌平的北京王麻子剪刀厂门前的标语是: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没工作 这标语颇具预见性。2003年7月31日,北京各大媒体报道:百年老字号北京王麻子剪刀厂宣告破产。那里的职工今天努力也没工作了。 去避暑山庄游玩,路上看到承德水泵厂门前的标语: 下岗工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想,下岗工人大概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居然属于国家的宝贵财富,尽管他们往往没有任何财富。 2002年5月,我骑车经过北京骑河楼国家民政部门口,看到有上百人在那里静坐示威,大多是中老年人。人人套了件半截袖和尚领的大背心,上面墨写的贴身标语, 前胸是:李鹏还钱 后背是:还我血汗钱 在大陆,诚信缺失,道德沦丧;银行坏账成堆,企业该着三角债,人与人之间借钱不还司空见惯,但时任人大委员长也被追讨,倒是新鲜。一打听,其实不是李鹏欠债,是他儿子搞非法集资坑苦了投资人。子债父偿,见怪不怪。也不知日理万机的委员长是否还得上。 在北京东四闹市区的灯箱上,有一条标语: 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北京青年报 这是当街撒了个弥天谎。就在中国境内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这是天大的新闻,北京青年报充耳不闻,不着一字,守口如瓶。当然,也得体谅编辑记者,他们被上级指令一箭封喉,有话说不出,有劲使不上,搓手跺脚干著急。 还有的标语,虽曾风光一时,而今羞羞答答,街头不见踪迹,人们只能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它的影子。中共十六大开幕,一条红底黄字横幅标语环绕会场: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标语屡经检验,名不符实,物转星移,今非昔比;连党都不好意思随处张扬,丢人现眼,遭人耻笑了,只得关起门来自吹自,活象祭出的招魂幡。 我家院门口,是单位班车的停站点,大轿车车身喷涂着时下最流行的标语: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车子启动,标语移动,招摇过市。每日“清早起,看标语”,我不得不思索——共产党何曾与时俱进了?哪回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被逼无奈,才跳河一闭眼。谁听说美国总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了,他是民选的,四年到期,敢不与时俱进;他执政要顺从民意,敢不开拓创新。可见,极权国家风行的标语在民主国家那里全成了没用的废话。 最短的标语只有三个字,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十分警醒: 后悔迟 它短得有理由,这里接手的都是刑事重案死刑犯,受教诲的人命也短,只能匆匆一瞥,对镜自照,赶赴黄泉。 要说最长的标语那就没谱了,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最爱贴的: 五讲四美三热爱 若一条条铺排开来,能填满一整篇文章。其实,《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往往就是横行全国的标语;以史为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瞬时,横扫了多少国人,冤魂遍地,六月飞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说,《人民日报》一发社论,全国人民准倒霉。 国人嗜痂成癖,既使那些实用性的安民告示,也要凝炼成传神的标语,语不惊人死不休。高速公路旁: 横穿公路 压死白压 真是迎头棒喝,掷地有声。哪怕你是在超市悠闲地购物,偶一回头,也会发现货架上冷不丁冒出一条标语: 偷一罚十 一个社会,标语越多,思想越少;标语越多,行为越偏执;标语越多,越不合逻辑,越荒唐可笑。中国缺的是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永恒的、有万钧之力堪称镇国之宝的标语,譬如: 自由 民主 人权
小公共汽车上的“天安门母亲”
这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难以忘怀。 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进入“敏感”时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从友谊宾馆出来,上了小公共汽车。小公共招手即停,很是方便。停了几次上人,车上的二十多个座位差不多都坐满了。忽然,司机大声问售票员:“喂,我违章了吗,怎么后面的桑塔那老跟着咱们,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从后车窗望去,一辆深蓝色桑塔那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小公共汽车后面,如影随行。这时,坐在后排座上的一位妇女告诉售票员说:“别理它,跟我的,买菜它跟着,上医院它跟着,我去哪它跟到哪。”车上的人听了都很是吃惊。我看那是位文静的知识女性,不到六十岁,声音清亮。售票员疑惑地询问。她告诉售票员:“我儿子六四时被枪杀了”。车里一片寂静,大家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谊宾馆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有一位六四难属丁子霖老师。难道她就是丁老师?我不知道。豪爽的售票员劝慰着:“伯母,脑袋掉了就碗大个疤,过二十年又一条汉子”。 乘客们震惊过后,脸上都充满了同情;人们或是劝慰,或是愤愤不平地议论着,都对跟踪的轿车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驶中的小公共正是当今社会的缩影。乘客之间并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压下闪现。在这个暂时封闭的空间里,恐惧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没了。人们的目光和表情都传达出一种默契和共识,黑白分明,都明了正义在哪一边。其实,在北京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朋友圈子里,人们都无数遍地议论过六四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专制高压下,政府剥夺了大众公开的话语权,却剥夺不了渗透进每一社会细胞的大众民间的话语权。政府骗人民,人民骗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杆打狼两头怕,但谁更怕谁?政府更怕人民。因为政府同六四镇压栓在一起,同罪恶栓在一起,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没有前途。 这辆小公共汽车成了一个正义的精灵。尽管车后面紧跟着恐怖,但这辆车“反了”,人们无畏地自由表达。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许多人怀疑自己的认知,愿意听党的话,把一切罪恶都记在“四人帮”头上。六四使亿万人大彻大悟。现在,即使你一个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党面前,就象车里那位柔弱的母亲,也敢看小了它──党;因为人一旦为正义武装,人就是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那些卖身投靠的“知识精英”们总会出来打圆场,说:“六四很复杂”。这就跟说“法国大革命很复杂”“辛亥革命很复杂”一样,纯粹是没用的废话。那些所谓的“中国通”们,说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忘记了吗?你看专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门母亲”的心上,噬啮着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群体。这种丧尽天良,只会强化所有中国人的记忆,并使记忆爆炸。 车在北太平庄停下,“天安门母亲”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车。我看到桑塔那象只狰狞的鳄鱼掉身又尾随追去。望着母亲的背影,我知道她没有泪水只有坚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好妈妈,多保重;您虽然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了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 (本刊曾推荐该文予“红朝谎言录”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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