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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雜誌 特稿
浸著血淚的上書 蔣彥永醫生上本届「人大」「政協」會議書
（2004年3月6日北京「兩會」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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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語﹕中國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改良運動，中共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於今已經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後的春天，當中共的所謂人大、政協在北京開會伊始，著名的蔣彥永醫生，繼去歲大膽揭穿中共專制統治者隱瞞SARS病情之後，又獨自一人向「兩會」上書，要求將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運動正名為「學生愛國運動」，從而引發了今年海內外紀念八九民主改良運動和六四死難志士的第一個高潮。雖然它難有結果，但卻振奮人心。因為它標誌著，中國人，還沒有忘記歷史，甚至正在更加深入地反思著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無數慘痛歷史中的那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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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出於對既愛民主，又愛中國的黃花崗雜誌的信任吧，在北京，有獲上書者，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夕，就將上書及其附件用傳真傳給了我們。而我們，也在查實之後，遵囑在兩會召開之後的第二天，首先將它們在黃花崗雜誌等海外網站上依次地發表了。其結果，便是海外要求平反六四和要求為八九正名的聲浪勃然而起，和各種簽名紀念活動的迅疾展開。 現在，本刊第九期印刷出版，在紀念八九民主改良運動十五週年專輯中，再將蔣醫生的上書文件予以發表，亦是想為歷史留下一個可以視作根據的記錄。似乎應該說明的是，曾為黃花崗雜誌首發在網站上的蔣醫生上書，其標題﹕浸著血淚的上書──蔣彥永醫生上本届「人大」「政協」會議書，是為本刊所加。除此全文未作任何改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 1989年，北京學生針對當時的政府腐敗，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廉政的正義要求。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北京市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但少數維護腐敗的領導却採取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手段，用坦克、機槍等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瘋狂鎮壓，造成了數百名無辜青年慘死北京街頭和數千人民致傷致殘。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制謊言，並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１５年過去了，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為「８９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肇事者的心虛。既然是風波，何以要動用數十萬軍隊去鎮壓？怎麼能用機槍坦克去殘殺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議，要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我是解放軍３０１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８９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６月３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１０點鍾，我在宿舍裏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裏。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３０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１８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１０點多開始到半夜１２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８９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７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１８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２０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４、５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到快１０點了，老兩口睏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我檢查這位傷員，祇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祇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脚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却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裏，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强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涌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却的。 約在１２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碎片和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他算是幸運的，祇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員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３０１門口，就不再有傷員送到我們醫院來了。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况。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北京的戒嚴是從５月１９日開始的，當時進來的部隊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攔，無法進到城內，就分別駐進沿復興路的３０１醫院、裝甲兵、炮兵、通訊兵等部隊單位。進駐３０１醫院的部隊，經過我院廣大醫護人員和他們的交談，漸漸瞭解了學生運動的真相，於是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會參加鎮壓學生的活動。那時，每天清早６點左右，從西郊機場有一架直升機沿復興路由西向東慢慢飛過，與駐在各單位的部隊負責人（在我們醫院裏是一位團長）進行聯繫，讓部隊隨時做好出發準備。部隊在這段時間裏整裝列隊，等直升飛機飛來，那位團長用通訊設備與之聯繫：報告部隊已隨時做好準備。飛機一過去，官兵們就又分散和醫院的同志交談、聊天。就是因為這批部隊已經不可能被用來鎮壓學生了，所以到５月底，６月初，這批部隊就撤離了。據說後來參與鎮壓學生的部隊，是緊急從山東等地調來的。那些部隊中不少是去過越南戰場的，在戰場上和敵方對峙，開過槍，打死過人。他們被運往北京時，在火車上沒有報看，沒有收音機聽，完全是被蒙在鼓裏。一到北京後，就被告知：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要他們去鎮壓。在這種情况下，無知的戰士，聽從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慘事件。 在６月３日晚上，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都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種使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慘事。我當時也以為不知是哪個部隊的頭頭在胡來。我和當時到急診室來參加搶救的廖院長說，是否可以和上面通電話，告訴他們在我們面前發生的意外情况，請上面趕快制止。廖院長也和我們一樣，不斷流淚，不知如何是好。６月４日上午有一輛坦克開到３０１醫院門診樓邊，從車內抬下了兩位昏迷的戰士。我當時還在急診室，從送來的人員那裏瞭解到，兩位戰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長商量，我們對面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應該知道如何處理這類毒氣傷。我們一面打電話聯繫，一面想辦法把他們從地下通道轉移到我們對面的３０７醫院。我和廖院長等其他院裏的同志，都為老百姓和戰士受到這樣的傷害，感到十分悲痛。 ６月９日鄧小平召集各單位領導講了話，緊接著就開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學、腦內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說院裏托他先找我談，讓我說清５月中旬和醫院進修生上街去天安門的事。我告訴朱說：這事你不必管，院裏誰管這事的來找我談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來找我。他告訴我，上面從一份錄像帶上看到我和醫院進修生進城，他們乘一輛卡車，打著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聲援隊的大旗，敲鑼打鼓地駛在復興路上；我在一側騎自行車跟著他們進城，讓我把此事說清楚。我告訴他，那天是星期三，我們科原定下午進城參加北京外科學會的學術活動，我已訂好了車。當我們去車隊時，被告知路上全是遊行隊伍，所以不能發車。此時，我看到在３０１大門內有不少進修生，他們都穿著白大褂，準備登車去天安門聲援學生的行動。他們見到我後，請我和他們同去。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告訴我他們要安營扎寨。我就說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去，我騎了自行車，在他們卡車的一側，一路走，一路聊。到禮士路，汽車已無法通行，他們下車步行進城，我繼續騎車到了天安門。因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廣場轉了一圈，就趕快返回醫院。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心的同志就祇好如實地去彙報。此後談到六四的問題，我始終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為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如我們的兄弟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那時的院長秦伯益教授當上面領導來找他談話時，很坦然地表示他對待六四問題沒有不妥之處：如當時戒嚴部隊無法進入城區，就分散進入沿途的一些軍事單位，根據軍事醫學科學院擔負的任務，秦伯益院長提出，如部隊要進入，應擔負起保衛該單位安全的任務，否則如部隊駐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進，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結果部隊就沒有駐入；關於給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送水的問題，當時院內群眾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並派了車，因為很多國家單位都那樣做了，等等。考察的結果，秦的職務被免去了。一個副院長是我的同學唐佩弦教授，他和領導談話時說，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祇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却對學生運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唐的副院長職務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像。在這漫長的１５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有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２０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祇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１９９７年我去吳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訴我，他在那次全國政協會上要求發言，會議主持人要他先送發言稿，後來沒讓他做大會發言，他祇在文藝組發言。他說：他先肯定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２０年來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這一功勞。接著指出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是有錯的；現在鄧已病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六四。８９年時鄧已高齡，瞭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別人反映。當時北京市的陳希同打了假報告，聲稱學生後面有國內外反動勢力在煽動，所以鄧是上了陳的當，受了陳的騙。現在陳已經是個貪污犯，主要罪責是陳，應該使六四恢復本來面目。吳告訴我，他發言後，到會的沒有一人對他的意見表示反對（當然不會有人說出反對的理由），但是，會上沒有一人附議。這使他傷透了心。因為他知道，在場的都是一些很有頭腦的知識份子，在私下裏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會上却都不敢說心裏話，這實在使他傷心透頂。他的夫人新鳳霞和我說，她總是勸他不要再去提意見了，提了也沒有用，而吳總是不聽，一有機會就要提意見。吳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我後來還去找了雷潔瓊老師和吳階平老師，他們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師長，我把我在６月３日晚上在３０１醫院搶救傷員時的所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表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瞭解得那麼具體，但都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他們現在無能為力，將來一定會解決的。 我在１９９８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１９９８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彙報我去台灣的情况（楊是一直分工領導台灣問題的主要負責人），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３０１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地告訴了他，還把我１９９８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 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對於光遠、杜潤生、李銳、李昌四位老同志開了批判會，有人並打算做出不讓他們四位黨員重新登記的決定。但後來陳雲同志給中顧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體中顧委委員宣讀。大意是，這件事再不能這樣做了，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教訓已經很多，難道將來還要再給他們平反嗎？薄讀完信後說，這個問題算了，不再談了，到此為止。陳雲同志的這封信已很明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雲同志這一重要意見是否已向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作過傳達。 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１７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１９９５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過去的。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１６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强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為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協常委、１６届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絕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祇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為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减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我經過反復思考，覺得有必要寫此信給各位領導。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 信如收到，請告我。
我的地址：萬壽路朱各莊２６號，５－１２０４
北京３０１醫院外科 蔣彥永
（黃花崗網站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首發）
「蔣彥永醫生上書」附件
說明﹕ 附件一﹕一群老共產黨員「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和附件二﹕北京兩會期間出現的傳單「我所目睹的六四」 ，因黃花崗雜誌網站已用特稿形式發表，此處從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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