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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的優秀文化是民主的賢內助為儒家文化翻案兼與曉波兄商榷
編者按語﹕本刊鄭重向讀者推薦這篇文章，並希望引起討論。有不同觀點的文章，甚至是完全相反立場的稿件，本刊一樣會予以發表，只要你是在說理。是時候了，是到了辨析中華文明和馬列文化之根本區別的時候了。
一 五四以來，多數專家學者對傳統文化抱有一種深刻的偏見和誤解，認為傳統文化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的，祇有徹底打倒砸碎，中國才有望走上民主新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强力掃蕩和文化大革命的肆意摧殘，中華文化的廢墟上一片狼藉。 在這個問題上，許多民主文雄、民運志士也持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敵對主義的態度，把特權腐敗的根源、把制度造成的罪惡和專制本身統統歸因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反特權反腐敗反專制的同時，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衰微無力奄奄一息的儒家文化踢上幾脚，如我所尊重的劉曉波兄，就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認為它閹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沒有人性，祇有奴性，早該後繼無人了。余杰甚至牽怒於書法，把官場腐敗怪罪到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對此我祇能說，精神可嘉，目標有誤。 不錯，西漢以來，儒學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當然有與君主專制臭味相投賦性默契的一面，但在整個封建時代，真正受到重視的是法家，統治者往往表面上標榜儒家，暗地裏推崇法家，外儒內法，明儒暗法，各取所長，各有所用。較為寬容、開明的朝代，儒學佔上風，暴虐、動亂的時代，則法家領風騷。 當代中國專制主義的主要文化背景，由亞西方的馬列主義（明）與傳統中最惡劣陰暗的法家文化（暗）結合而成，現代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學說苟合古代陰毒的法、術、勢等帝王思想封建糟粕，集古今中外凶殘欺騙陰謀陽謀厚黑之大成。所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一黨專政，比起以儒家學說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君主專制更加變本加厲，專制程度更高、範圍更廣。野心家陰謀家造謠造假專家們張揚著所謂的社會主義文化，撕去了儒家那一片薄薄的溫情面紗，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中國就命定了落入更為邪惡的僭主專制魔掌和更為巨大的災禍深淵，惡之花迎風怒放。 關於儒學與民主之間的關聯問題，曾在學界引起長期爭議，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蕭欣義先生將新儒家有關於此問題的各種觀點綜合為四派：一是主張徹底打倒，推倒重來；一是認為民主人權不合東方國情；一是强調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學。最能涵蓋全面、切合事理的一派認為，儒家思想中有濃厚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祇不過在長期專制政治壓制下，滲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權的成分，甚至質變為專制的護身符，因此不能籠統談反對或接受，而必須首先釐清種種混淆。對此已有不少儒學專家予以闡釋，在下也在多篇文章中談及。
二 儒家文化中除了包涵著濃郁的民本思想外，還蘊含著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人道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具體表現千姿百態，概乎言之，可歸納為維護人的權力、肯定人的價值、以人為本位，體現為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人道主義思想中，自由、平等居核心地位，而東方傳統的人道主義的基礎主要是博愛、仁愛。 在中國人文文化中，人道主義傳統既以理論的形式分布於歷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作為一種實踐活動體現於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中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以儒家的仁愛精神為理論基礎，以政府、宗族、家庭為依托，以存養鰥寡孤獨、賑災救荒、撫恤殘疾者為實踐內容。《禮記-禮運》篇描述的大同社會，就是一種充滿人道主義理想的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人道觀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强調「博施於民而泛而眾」，反對殺戮生命和淩辱人格；在政治上孔子主張德治，以禮義道德教化萬民；孟子的人道觀體現在「仁政」思想上，例如，要讓百姓有生存之產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要讓百姓過上安逸的生活。後世儒家繼承並發揚了孔孟的仁愛思想。唐韓愈的「博愛」，宋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與孔孟一脉相承。這些人道主義思想，滲透到封建朝廷的仁政政策和人民的日常倫理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把人道觀變為實際的人道行動。 中國古代人道主義實踐表現為以家族為基礎，以政府為主導力量的社會性特徵。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才出現救濟院之類慈善機構，1780年瑞士才創立了殘疾人福利院；在中國，周代就有專司「寬疾」職責的官吏，歷朝歷代都有由政府劃撥經費、由專人管理的專管鰥寡孤獨殘者的社會慈養機構。 同時，在個人道德實踐中，人道行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褒獎和社會的普遍支持。例如，在古代，一個人是否品德高尚、孝順父母，往往會影響到他的社會地位。一個有孝行有道德的士人，會廣受推崇，還可以被舉入仕。這就激發培養了人的仁愛之心，使人道主義深入人心（當然，因有利可圖，道德行為背後往往染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成為假道學偽君子，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不贅）。
三 孔子提出的以「仁」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譜系。《論語》把中庸、禮、義、智、信、勇、忠、恕、孝、悌、溫、良、恭、儉、讓、寬、敏、惠、敬、和、愛、友、善、遜、廉、正、聰、莊都劃歸此一譜系之中。孟子以仁義禮智為「四德」，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倫，視仁義為最高道德典範。 不可否認，在封建專制統治下，傳統道德模式受到別有用心的扭曲和利用，產生了許多負面作用，成為桎梏人性、束縛人民的工具。但傳統道德並非是專制統治者的專利，其中一些道德富有永恒的魅力，一些內容值得加以借鑑和改造。孫中山就主張對舊道德賦予新的內涵，作出新的闡釋。他曾沿用儒家道德範疇，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達德」。他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對此說得很具體：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字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的；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在我心目中，孔子是個平易、慈祥、高貴、富有人格力量、具有哲學智慧的小老頭兒。他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以仁、智、勇為根基，達到「不憂、不惑、不懼」的境界。他有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他以仁、智為人格核心，展開忠恕的人格立場，推崇「殺身成仁」的人格態度。 比起孔子來，孟子更為可敬可愛。政治理論上，他繼承了孔子的仁愛思想，策劃了一套更有平民品格和民本思想的「仁政」。在人格上，他是一個「善養吾浩然之氣」、富於狂狷魅力的豪杰之士、「不召之臣」、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作為儒家「亞聖」，對歷代知識份子（士大夫）、對我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這一筆巨大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去挖掘、開發。即使從功利的角度看，一些異議份子民運志士對於民族、文化遺產表現出的虛無主義態度，也容易招致民眾的疑惑反感，無異於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其實在具體生活和鬥爭實踐中，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崇高道德和高貴精神，往往與歷代仁人志士一脉相承，也與他們深惡痛絕的孔孟之道千古遙接互相輝映。
四 對於傳統文化，全盤打倒、一概斥為醬缸垃圾，或僵屍迷戀、無條件讚美，都不是科學的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儒家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和深厚的道德資源，如果祛除某些封建糟粕，諸子百家，也都各富營養。如墨子的兼愛：「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如道家以正治國的政治理想，法本於道的法律思想，少私寡欲的倫理思想和逍遙玄遠的審美思想，都各極其妙。包括法家，那種相對嚴格地依法辦事、不畏强暴的精神，也是值得鏡鑑的。 在向世界先進文化特別是西方政治文明學習的同時，我們也應很好地珍惜、發掘、繼承、復興我們自己傳統的珍寶，在民主自由等普適性價值的觀照下，對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寶藏進行一番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去劣取優的工作，以探索和創造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文化。 至於文化與制度的關係，異常錯綜複雜，許多思想人士和民主鬥士都是文化決定論者。他們祇强調文化對制度的必然性，而忽略了制度對文化的能動作用；祇强調制度是文化的產物，而忘記了文化也是可以由制度改變的。這就容易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現實都有難以改變的必然性的結論，無意中給專制政權推遲和抗拒政改提供了理由：瞧，一切都是文化的錯嘛。你們要民主要自由，可咱中國沒有那樣的文化背景呀。一些黨用文奴甚至把一切官場腐敗、社會弊病、政治疾患一古腦兒推到文化身上。文化成了受氣包替死鬼。當今官場腐爛道德崩潰，主要是制度造成的，但同時我認為，這與儒家價值體系被我黨全面摧毀不無干係。 我也明白文化乃制度的大背景，許多問題靠單純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也讚同文化的養成比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制度層面，更帶有根本性。但是，文化的建設，觀念的改變、民主自由等普適價值的養成，也需要制度的創新、配合和引導，需要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需要突破蒙昩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籬籓，讓真正的先進思想文化獲得完善有效的傳播渠道，有適合民眾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傳形式，讓民眾獲得精神滋潤和思想啟蒙。不然，一面濫用權力壓制思想言論自由，阻絕先進文化的吸收傳播和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禁止真理的自由探討，一方面又將一切頑疾卸責於文化，豈非南轅北轍，豈非是文化的「難以承受之重」？結果必然是阻礙人類精神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改革，造成社會的停滯不前。 而且，如果片面强調以改造文化去推動制度的進步，而忽略創新制度來推動文化的發展，就像傾西江之水以濟涸轍之魚，未免緩不濟急。文化與制度之間，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創造、互相能動的。制度與文化都是人的創造物，都需要也可以由人去改變。關鍵還是人，是社會、特別是權力的享有者能不能在創新制度創新文化的實踐活動中發揮有益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成為攔路虎和破壞者。 對於當今中國的一黨專制，儒家文化有一定責任，但不是罪魁禍首萬惡根源。它有缺陷有錯誤有醜陋的一面，嫁雞變成雞，嫁狗變了狗，被迫嫁給歷代君主，它就成了專制的幫閑幫忙。但我相信，如果嫁給了民主自由，它就會去醜揚美去惡揚善，煥發新的風采永恒的魅力，成為大家貴婦人和民主賢內助，成為中華新文化大家族的重要成員。（梟鳴天下之二三五，2003、7、9）
本文參考書籍： 一、《孟子》 二、《人道主義研究叢書》，陳明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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